【原编者按】这是一篇读者来稿。特别说明：这是一篇我写于2018年的旧文。当时冯天瑜写了一篇文章《儒学现代价值及限定性——兼议普世价值不可忽略》在网络上和微信群里广为传播，本人看后，写了一篇批判文字，一直未有发布。这两年来发现他越来越活跃，在过去的2020年疫情期间称赞方方日记是一次启蒙，最近又突然借批判《大秦赋》来指桑骂槐，影射称赞“百代都行秦政法”的人。今决定发布旧文于此，供有识者参考。冯氏《普世价值》一文附于文后。
说起武汉大学著名学者冯天瑜教授，不少年长的人都很熟悉。在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他曾经积极批孔反儒，写了《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文，轰传一时，深受主席赞赏，有“小冯比老冯(冯友兰)强”之誉。改开后冯教授已羞于再提此事，逐渐转而大谈普世价值、新启蒙。近来，他的一篇文章《儒学现代价值及限定性——兼议普世价值不可忽略》在学者们的微信圈里传播甚广，并在爱思想网上发表，得到不少知识分子叫好。表面看来，这篇文章旨在反思儒家文明，其对儒家文明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和他当年的“批孔”似乎倒是存在一定继承关系的，细看则不然，完全天差地别。正如当代人都反对社会阴暗面，但是提出的解决方案却各自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冯教授今天的批儒和他当年的批孔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以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批孔，现在却是来了一个大转向，站在了自由派公知最喜谈的“普世价值”立场在批儒。这就需要好好辨析一下了。
普世价值到底是否存在?一直是个思想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得说，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即使普世价值存在，对现实也没有多少用处。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事物的普遍性，但是认为普遍性是蕴含在特殊性之中，脱离了特殊的内容来抽象地谈论普遍性，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普世价值即使存在，它必定是表现在一个个有着具体内容的价值理念中，脱离了内容的特殊性来单独讲普世价值基本上是一堆正确的废话，而且这些有着各自特殊性的具体内容根本就无法统一。冯教授将普世价值阐述为：自由、人道、非战、民主、权力分治互相监督等等。显然，都是如今的自由派、宪政党们喜欢大讲特讲的一套。估计他和自由派公知一样，都很痛心疾首于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些普世价值，所以需要对他们进行启蒙。其实这些理念大多数人早就有了，根本不需要冯教授们来操心，本来今天几乎所有人、所有国家都没否认过自己要追求民主、自由，可是大家对民主、自由的理解未必都和自由派一样。
自由派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我也不反对这个提法，可是要注意的是，被他们视为民粹的毛左们其实也是讲民主的，也是讲人民监督政府的，而且一直在讲要让大多数人参与管理国家的。不过人家所说的民主不是自由派所崇尚的西方议会制、三权分立制，而是“文革”的道路。于是在自由派眼里，这就成了法西斯、极权主义。而且不仅毛左，连国粹派、新儒家们也是讲民主宪政的，不过是儒家宪政、儒家共和。那么在自由派眼里，只有英美式的民主才是民主，其余都不是民主。然而，在另一部分人眼里，他们的这套民主是假民主，是有钱人的游戏。冯教授在该文里认为儒家从未谈过民众自治，所以不是民主，可是当今很多自由派、宪政党们也将群众的大民主指摘为“群氓政治”、“民粹主义”，主张“精英民主”、“贵族民主”，那么这是民主吗?这么多追求民主的人如何统一?
自由，这是一个最有误导的概念，似乎人人都明白“自由”的含义，尤其是自由派，其实最有欺骗性的就是他们。因为所有人都同样追求自由，但不同人对“自由”的理解根本不一样。一个人只要不侵犯他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当代许多人的信条。自由派也认为这是自由的底线。可要判断一个人是否侵犯了他人，在不同人那里答案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裸奔到底是否是个人自由?在公众场合放屁影响了他人没有?等等，自由派能拿出一个统一标准吗?吸毒的人似乎也没有影响他人，但是必须剥夺他吸毒的自由，并且要进行强制戒毒。因为，表面看吸毒者吸毒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但他的行为为毒品提供了市场，间接伤害了无数家庭，所以每个吸毒者都是贩毒的帮凶。
自由派很喜欢强调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任何自由选择都是依靠一个前提条件下进行的，脱离了这个条件讲自由选择会很有欺骗性。因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是在后天的环境中外铄而成的，当外在的意志已经内化于心的时候，人总是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可事实上他的行为可能只是体现着外部一个更大支配势力的意志。毛主席曾经用《法门寺》里的贾桂为例说明人的主动行为其实很多是来自外在强制的内化。贾桂做奴才已经习惯了，让他站着做人反而很累。如果让他自由选择，他必然是选择继续跪着当奴才。在无产阶级看来，最人道的做法恰恰是强迫贾桂站起来做人，哪怕这个过程很痛苦。如果在帮助贾桂站起来的过程中，有人嚷嚷这是没有人权，要求给予贾桂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等于认为“个人有选择不要自由的自由”，这就是一个悖论。面对这种悖论，到底是否该给予他这个自由?不知自由派能否解决这个困境?但至少在笔者看来，支持贾桂自由选择的人属于一个想继续让他跪着的阴险文人、剥削阶级的御用师爷。同理，在强制吸毒者戒毒的过程中，如果有人嚷嚷这是没有人权的做法，那就是在把吸毒者再次拖向深渊。在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人和鲁迅先生等思想家眼里，近代的中国老百姓就如一个毒瘾深重的瘾君子一样，需要用大气魄、大手腕进行医疗、改造，方能让他们重获新生，但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眼里，这是迫害、是侵犯了自由。这之间的分歧根本是所站立场的区别，无法统一。
和平、反战，也不能抽象论之。只要还存在阶级压迫，阶级斗争就有激化变成战争的可能。对于被压迫阶级为推翻剥削压迫和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就决不能用抽象的和平主义来控诉之。笔者只知道一点：在世界和中国还存在着如此鲜明的不平等之时，大讲和平反战无异于耍流氓。自改开以来，一些学者和文人用所谓的史学研究和伤痕文艺否定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和起义，却对与西方国家主导特别是美国主导的战争赞不绝口。如北美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将美国描绘成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领袖，美国发起伊拉克、利比亚战争之时，许多自由派公知都是高调声援美国。可见，在自由派心里，和平反战的标准也是因人应时而异的，不知冯教授是否也是如此?
就普世价值本身而论，其实也不是只有自由派、宪政党们在讲。他们所不屑的国粹派、战狼派、民族复兴派们也一直在讲普世价值，只不过人家要将全世界统一于中华文明的价值之下。在他们眼里，华夏文明的理念才是全人类应当共同遵循的普世价值，儒教应当成为世界宗教。近年不就出了个“战狼学者”杜钢建写了一本《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么?杜教授在书里认为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出自华夏民族，所以西方的文明源头也是中华文明。“老顽童”何新这些年一直在致力于证伪西方历史的考据事业，以此宣扬中华文明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人家对于塑造“中华文明的普世价值”之热忱执着丝毫不在自由派和冯教授之下。普世价值派批判民族主义者，殊不知自己正是一群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也是在将一种具体的文化价值包裹上了“普世”的外套灌输给所有人，而国粹派、民族主义者们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普世价值派。自封建王朝开始，孔老二的一套就被奉为“万古不灭之明灯”，古代人也是讲普世价值的。所以，普世价值又如何能真正批判得倒孔老二的孝子贤孙们?最终双方是要沆瀣合流的，自由派大咖秦晖多年来极力宣扬“西儒会通”就是明证。
普世价值之所以存在这么多理论漏洞，说穿了在于其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的普遍人性论。这种学说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或者是追求幸福快乐，由此导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为满足这些人类天性的行为不应当受到压制，当自由发展，社会制度的设计就应当以满足人性的这些需求为最高目的。由此表现于政治理念上便是以自由、人道、民主等为基本诉求的普世价值。这套价值如今甚得小资追捧。可是，这套人性论本身就是漏洞百出的。中国几千年前孟夫子那个著名的“鱼与熊掌”的论述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人当然都喜欢熊掌胜过鱼，可是在不同人那里，什么是鱼、什么是熊掌的答案都是不同的。在有的人眼里，生存是熊掌，在有的人眼里，道义才是熊掌(其实就连道义的内容也是因人而异的)。大家都在“舍鱼而取熊掌”，可取舍的内容完全不同。同样，“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人的本性是追求幸福与快乐”等等，谁也不能说这些话错了，可是没有意义，因为在不同人那里，“利”与“害”、“幸福快乐”的内容也完全不同。有西方著名学者都承认，利益本身就是一种看法，“休姆的看法是，当人们根据他们的利益来行动时，利益的本质主要表现为一种主张。......这种根据利益的微积分演算提出问题的方式，决不能使人摆脱困境。在共同利益(当然也有无数对立的利益)范围内，人们能够得出完全互相矛盾的结论。”小市民们把跪舔老板、乞讨残羹剩饭当成幸福快乐，革命者把和老板们的斗争当作世界上最大的快乐。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不同的生产方式下的人追求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其价值导向完全不同，由是形成阶级理想的差异。双方各自追求着自己的“正义”，资产阶级的“正义”是最大限度地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正义”是消灭资产阶级。双方如何在“正义”的大旗下和平共处呢?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过“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普世价值”的实质：“共产主义者认定，这些永恒真理无论如何都不是基础，相反的，是他们自身形成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产物。”不要说马克思恩格斯了，就连布朗基这个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对“民主”、“自由”这些辞藻进行过尖锐的揭露：
“‘民主主义者’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模糊的、庸俗的、没有确切意思的词，这是一个有伸缩性的词。什么样的主张不能隐蔽在这个招牌底下呢?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民主主义者’，尤其是贵族老爷们。你难道不知道基佐先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吗?那些阴谋家就喜欢这模稜两可的字眼，因为这个字眼对他们有利，他们非常害怕清楚明确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取消‘无产者’和‘资产者’两个概念的原因。”
想树立一个普世价值来获得所有人的认同，或者像秦晖那样强调“共同的底线”，实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大讲抽象的普世价值、普遍人性，本身就有很大的欺骗性，当一部分人将具体的事物转换成抽象的东西，并且变成普适性的东西大讲特讲时，往往就是在玩弄诱使所有人为一部分人的利益去奋斗的瞒天过海把戏。宣扬普世价值，本身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洗脑的阶级斗争手段。无产阶级不讲什么“普世价值”或“宇宙真理”，而是立场鲜明强调哲学的党性，强调自己的学说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武器，只有剥削阶级才会搞模糊的普世真理来欺骗人民。
我也赞同“中西文化的会通”，但这“会通”不能是抽象意义的，而是始终要明确这会通是为何种阶级服务的。比如我们在明确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目的以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本土文化蕴藏的求平等、反压迫的思想，包括数千年来的农民起义传统，都是可以会通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中西会通的思想结晶。但是，不要指望这会通的产物可以成为什么“普世价值”，在另外一些人眼里，这些根本不能算是价值。在冯教授的文末，他对“可与西学精粹对接、交融，共作新创”的中华文化优秀成果进行了一个概括，在他概括的这些民族优秀人物和“千古之文化哲思”中，从老子、孔子一直讲到孙中山，却将曾经赏识自己的毛泽东主席及其思想摈之于外。或许在冯教授心中，毛泽东主席已经算不上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比不上孔子、魏源、孙中山这些人了，毛泽东思想也算不上中华民族的优秀成果了。
附：儒学现代价值及限定性——兼议普世价值不可忽略
https://www.163.com/dy/article/DUI4TG140521MLQK.html
近有先生与余讨论儒学现代价值。 我想，所谓鉴古以知今，这个问题还得从古代道来：
余基本同意对儒学现代价值的正面期待。然须注意今哲“死亡之吻”的警告。其实，这并非只是一个当下问题，反顾历史，从两汉以降两千年间，儒学一再遭遇此种不祥之吻一一被权贵利用，以至官方化、教条化，因而扭曲以至僵死。这在西方也有同例：生动而深刻的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学说，在中世纪被教廷造成桎梏人心的教条，成为欧洲中世千年黑暗的文化原因之一。这除了统治者居心叵测、私心自用外，也与儒学本身弱点有关。儒家优点不少，此不具论，但毛病也不轻，一如孔子罕议性与天道，少作形上探讨，以至儒学缺乏本体论建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中外学者多有议及，此不赘。又如儒家因急于用世，素来依附君主及权贵(与出身底层的墨家大异，也与超世道家不同)，太史公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曰，治国不难，不得罪巨室，皆此之谓也。儒家虽同情民众、重视民力保护、肯定民众的基础性社会功能(卓越宏论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学也有倡导独立之大丈夫精神的高议，史上亦不乏卓异的践行者(苏武、诸葛亮、文天祥皆是)，然而一旦涉及治国，儒家则只讲论治民术(孔子把自己的各种政治没计归结成〝何为则民服〞一一这是孔圣本人的名言)。请问诸君，能从孔孟到汉儒、宋儒那里找到几条主张民众自治的言论吗?孤闻如我者，一直未曾发现。信奉孔孟的士人当官(贪官尚不在此列)，无非是研讨、践行〝为民作主”，做得好的颂为清官、能吏，赢得万民伞的迎送。但在中国史上，好象找不到一位请民众当家作主的官员。汉代郡守称“牧”(如荆州牧、徐州牧)，以民众为无识无权之牛羊，由皇帝派出的官员牧之、宰之。明清(直至今日)官员皆喜被称“父母官”(老百姓也期待为民作主的父母官，从未想过自已参与作主)，治者历来宣布民众所得皆上边的赐予，下人只有叩头谢恩的份儿。(汪洋前几年在广东讲了纠此偏误的话，至今为人称颂，称颂得对!)历代统治者愚民以便治民，是儒法两家共同的政治设计。直到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辈方略陈人民自治之义，但也无法实施，只能以“待访”自期。
今日研儒、弘儒，若忽略此一要点，不求民众自治(法制下的民主制，非指无政府主义)，仍难以脱出君主臣奴、民众则在顺民与暴民间徘徊之窠臼。 大众不能成为人格自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全然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思想权、发言权、选择并监督及罢免官员权等等)，则国家无论叫什么动听的名号(朝鲜最全了，好象是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都与现代文明无关，必致民困国衰。
深通国学又接受西学洗礼的严复，于清末谴责君主专制的首选对象，并非法家，大加挞伐的竟然是鸿儒韩愈，痛斥韩愈名篇《原道》之君主臣奴、民又为臣之奴的观念。严复作此批判选项，原因盖在于韩愈自视(许多人也认可)为孔孟嫡系传人。而由孔子至韩愈的思路，恰是宗法皇权制的治国基旨。谭嗣同把君主专制称之门“秦制”，此不错，但严复更为深刻，他尖锐指出儒家(周制)和法家(秦制)同为秦汉以降皇权专制社会(不宜称封建社会)的精神基石，故必力破之，方有望建设近代国制。其实，严复之前千余年，汉宣帝便不加掩饰地宣称：吾家“霸王道杂之”，将此义讲得率直而通透。
儒学不乏善良(比苛酷的法家可爱)，且富于伦常智慧，对国民道德建设贡献不浅(以仁义理智信教化朝野，连一些不识字的庶民都不乏品格高尚者)，但儒学于文明的政制建构，可资取用的资源不多。而薄弱于政治建制，再好的伦常在政治实践层面，也只能是无根浮萍，作用有限。
儒学的伦理学说及古来的实践经验，今日当加借取(当然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救治时下的道德沦丧，如青年啃老成风，老人碰瓷索赔，商品假冒伪劣，不讲诚信等等(恶名已播传域外，令人闻之痛心)，而以儒家道德中之良品灌输之，或许会有纠偏扶正作用。但企图凭借儒学普治天下诸大端(特别是社会制度层面)则过之。有人甚至主张请出孔子后裔(衍圣公)充任通天大教主，管理全国伦常、国政，这对儒学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讲得文雅点，这样做是画饼充饥，难听点是痴人说梦。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以改善文化生态，是当下要务之一。但不宜认定主要依凭儒学(那种认识只会重蹈董仲舒一汉武帝〝独尊儒术”故辙，而这正是儒家首次遭到的死亡之吻)。儒学后来有所发展，恰恰不是因为独尊，而是魏晋间汲纳玄学(佛、道等)，隋唐更广为援佛入儒，宋明则将儒释道综汇之，方成就了影响千年的新儒学。现代又有学人融会西学，达成儒学第三期(此尚在过程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未获解决，如内圣与外王如何安置等等)。
若要求得中西文化杰构的会通新创，中华文化可贡献者不菲，然当求之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后世的某些曾被贬称“异端”的学说(如阮籍、嵇康、邓牧、李贽)，并引入外学与中学的融铸品，而不可以儒学专之。
拙意以为，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孔子的“三人行必有吾师”“有教无类〞;墨子的兼爱、非攻、为正义死不旋踵;孟子的民贵君轻、士虽无恆产也要有恒心;《易传》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辩证互动观;庄子的主客参校观;荀子〝载舟覆舟〞之谠议，对生物与非生物、植物与动物、人类与动物差异的精准概括;《吕氏春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呐喊;苏东坡〝横看、侧看〞说;朱熹对格物致知的新阐发;陆游〝绝知此事须躬行〞的名言;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黄宗羲的君臣同事观、公非是于学校观、工商皆本观;顾炎武的区分天下国家观、风俗入文化观、进山采矿以求实证观;王夫之的势一理一天合一历史观(批评人主心术决定论)，文化中心多元、文化中心转移观;戴震的由字入道观;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材〞及〝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的否定之否定论说，魏源的“师夷〞说，孙中山力倡的〝天下为公〞说，等等，皆为足可传之千古之文化哲思，经现代诠释(无须牵強附会)，可与西学精粹对接、交融，共作新创。前述皆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普世价值的非凡贡献，外人也普遍承认。不知何故吾国有人将〝普世价值〞(自由、人道、非战、民主、权力分治互相监督等等)全部拱手让与西人，进而将普世价值视作思想敌人，加以严密防范。(据说有令不许用普世价值四字)，此实乃绝大的误判!是将中国自外于人类文明大道的错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经深度参与了、并将继续参与人类共认的普世价值的创制，这是中华文化的荣耀，它们可以自救吾国，又奉献于世界。
虽前路艰险，但余对吾国前景充满信心，原因之一，是我们有坚韧的历史文化支撑;余且相信，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必会恢复对中国的尊重与热爱，因为我们有优美的文化传统，这传统必将发扬光大!
冯天瑜 戊戌桂月 草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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