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写了篇文章《我国对外舆论宣传中亟待补充的一个元素》，指出对外宣传应该理直气壮地讲意识形态。有些朋友就此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细节昨天的文章中没有涉及，今天再进一步探讨一下。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我们改进外宣、在外宣中表达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搞世界革命吗？不是的，目前国内外的条件都不具备，没有意义也空耗资源。改进外宣的本身目的，还是为了国家利益，是建立起国际话语权，建立起与我国综合国力相配套的对外话语权。
过去六十年代我们支援世界革命，取得了超过自身经济实力的影响力，也同时试图撑起一个超过自身经济实力的负担，最终不得不在八十年代全面战略收缩。而这次收缩又收到了很谦卑的位置上，以至于当时间到了2021年的国内外大环境下，过去的韬光养晦也显得不合时宜了。
综合过去七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取过去两种模式的优点用之，服务于当下的国家战略，应当是未来比较可行的道路。
既然外宣在目的上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世界革命，那就没有必要在物质层面去输出革命，而只是表达我们的意识形态，通过这种表达来树立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和优越性，扭转冷战战败之后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低潮，从而争夺话语权和解释权。
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求其上者得其中”。埋葬资本主义目前还是不现实的，但通过树立起另外一套共产版本的“普世价值”，来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国七十年来的逆天改命之路，以及党的建设这套杂糅的东西，能为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西方国家解决实际的国内问题吗？我认为或许有点借鉴价值，但复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就算连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之路，也是充满了各种磕磕绊绊，甚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就有可能中途夭折，虽然此后还会再起，但那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就是另外一幅场面了，有些机遇就错过了。
但问题是，现在西方那套“普世价值”就能解决问题吗？不是也解决不了吗？不但解决不了，甚至它本身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就是个问题。现在随着去工业化，连西方国家自己的国内问题都越来越不容易用这套普世价值掩盖下去了。
既然西方的“普世价值”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并不影响它们利用这套话语权获得实际利益，那为什么我们的新普世价值就不能呢？毕竟要真把中国这套治国理政套路学一学，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解决个10%-25%的国内问题，还是有可能的。这就行了，就有优势了。大家比烂嘛，不要求完美无瑕，能比对手强点，这就是在思想市场和舆论市场上能更为客户提供价值的产品了。
第二个问题，对外宣传中公开讲意识形态，会不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反感？这个可以灵活变通。我们的外宣过去是“以守为守”，现在要转变为“以攻为守”，但本质上仍然是“守”，既目的不是为了改变别国政治（可以作为手段存在），而是获得中国应有的国际舆论影响力。
可以将“不干涉别国内政”，修改为“不主动干涉别国内政”，外宣的时候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有些海湾王爷国，国内政治腐败，宗教泛滥。我们在国内宣传的时候，要敢于理直气壮抨击宗教，但在外宣的时候，就不去攻击对方的宗教和国内政治。你国内腐败和我有什么关系，只要国家利益层面双方友好，各取所需就是了。
但如果对方对中国不友好，主动挑衅中国国家利益，干涉中国内政。那么作为反击，外宣就也应该去挖对方的黑点，甚至可以考虑捕风捉影，风闻言事。这个时候不需要“公平公正”，需要的是利剑，是有攻击性的武器，是可以凭空制造政治筹码，转化为实际利益的的工具——比如美国凭空制造出的新疆“强迫劳动”话题、“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等等，他的宣传工具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凭空编个故事，我们就要花大量资源去应对，去处理，去邀请外媒来参观，去澄清。那凭什么每次都是我挨打？你能造谣，我为什么不能？美国西方、印度、土耳其这些国家国内的污点多的是，我们也可以主动制造议题，外宣配合。
第三个问题，内外宣适度隔离的考虑。我们自己的媒体，是不应该对本国人民撒谎的，哪怕是用谎言来增强民族自信心，也是不行的，会反噬。国内媒体应该对本国人民讲实话，客观介绍国际上的真实状态，不溢美不隐恶。不能学习美国和西方，通过歪曲竞争对手的国情来麻醉、忽悠本国国民，通过洗脑来维稳，这是不行的。
但是在外宣层面，如上所述，它本身就是一个斗争工具，你让他完全“公正客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那面对肆无忌惮黑心无良的对手，可能就会面临战斗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建设好几个完全对外的媒体工具，这些媒体不对内播报，甚至可以不用中文。选用熟悉西方或所在国舆论环境的、热爱对外宣传、政治上靠得住的人操刀，不搞官僚式的KPI考核，目的就是建成一柄话语之剑——国家需要什么对外宣传目的，就能拿出什么相应的宣传材料。可以允许有两分证据就说五分的话，可以允许春秋笔法，暗示，引导，偷换概念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外宣的东西，就可以只精确针对所在国，不需要在国内进行传播。
需要说明的是，舆论攻击本身不是目的，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以战止战”。不能只有你能凭空制造政治筹码，然后让我剖腹证粉。这样你肆无忌惮，我天天被动应付。那不行，我也可以展示出“对等攻击”的能力，从而告诉对方，不要玩阴的，我也可以这么弄死你。
这部分如果真的实施，还需要更细节层面的策划。
第四个问题，宣传在口径上应相对有一定自由度，也就是大方向不错就行。我们现在不止外宣，连内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面对尖锐的、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官方媒体上基本很少能看到敢于直面本质的、深入的分析。也不是不提及，但是总是浮在表面上，含含糊糊的，笼笼统统的。比如现在年轻人讨论的躺平、996、三胎、内卷等等，官方媒体说起来，也只能说到社会压力大，要积极向上，是一种社会信号等等。不太容易往更深的层面论述，因为再往深里说，无论观点如何，必然将涉及到目前在政治上比较模糊，还没有定调的一些东西。连上面都没定调呢，你一个官媒如果发了，这算什么，是不是官方放出来试水的？代表官方立场转向？各种猜测都来了，既然这么麻烦，那还不如不疼不痒，按部就班的来说几句四平八稳的话好了。
但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有难度，很容易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难题里。毛主席那时候就开始说政治家办报，但真做到很难。这里面既涉及到能力问题，还涉及到媒体人的真正思想和立场问题。
总之，外宣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个全方位立体式的问题，其中诸元素互相牵扯，互相影响，很难单独抽出一个线头就能完全解决。但做出有限的优化还是可以的，先把一些容易改的东西逐步修正。那些比较棘手的困境，就只能留待以后通过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提升来缓慢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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