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血岂容大资本豪饮！
——电影《长津湖》现象批判
胡 澄
在新中国建国72国庆之际，《长津湖》大张旗鼓地上映，各媒体大肆其情地吹捧，一时间各影院枪炮齐鸣、大打出手、血肉横飞！在一片狂妄之情的躁动下，一幅阿里影业的报喜招贴画在四处传播——电影里的那些“志愿军”个个面含嬉笑，在五个亿、六个亿的金色金元的照耀之下，面向镜头，喜气洋洋！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招贴画上那“五个亿”、“六个亿”的文字竟然是用志愿军的破旧军装和洒满志愿军烈士鲜血的阵地焦土组成。由此可见，这些编导与制片方们对志愿军，对那段悲壮的历史没有丝毫的敬意，制作这部影片绝不是因为志愿军多英勇，而是因为他们“卖相”好。
这幅招贴画把大资本的残暴、狂妄、嚣张、恣肆暴露无遗，志愿军先烈的碧血竟化为大资本筵席上的盛宴美酒！种场景真是把正直的人们的心灵击碎，令人悲愤不已。这真是一种非常荒诞的历史悖论——当年那些英勇的志愿军战士，就是为了反抗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大资本的扩张、侵略与压迫而远赴邻国与强敌英勇作战，壮烈牺牲。可是现在却又被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大资本从历史中翻弄出来鞭尸取乐，碎骨谋财！当年的志愿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抗击并战胜了残暴的国际大资本“联军”，为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为被欺凌的新生人民共和国与伟大的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而如今却被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大资本食肉寝皮，肆意凌辱，并作为文化商品，向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贡奉乞怜，这就是《长津湖》此类电影的所谓“现象”的真相。如果我们昧于光鲜浮躁的现象表象，而看不到这种现象的本质，那么我们将有愧于先烈英魂，有负于战死沙场的19万志愿军的英勇牺牲。
一、《长津湖》紧密配合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扩张
第一，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最本质特征。
在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对于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的剥削、剥夺、控制与殖民手段，已经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等转向以文化为主，这就是当前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鲜明特征。对此，革命导师马克思早有预言，他说：“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生产和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一卷，第99页）西方正直的进步学者把这种压迫剥削现象称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这是一种文化霸凌行为，这是一种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大资本依托不平等分工形成的优势，将自身文化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弱势国家，控制其他国家的文化，从而控制、宰制被压迫民族与第三世界国家，以达到帝国主义永久的统治全世界人民的目的。
而当代中国的某些电影就是这种文化霸权的产物。某些影片导演就是为这种文化霸权提供服务的文化买办，他们有意地去迎合这种霸权，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西方霸凌文化视角，效仿好莱坞的“奇观化”“奇异化”和“东方主义”（所谓“东方主义”是一种以西方“优越”视角鄙视东方的主义）的奇异性来满足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优越感和窥探欲。现在这些导演为了迎合西方霸权的认可，竟然把魔抓伸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惜以志愿军的血肉为祭品向美帝国主义输诚而拾获自身的荣耀。这是有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的，中国百年来屡受帝国主义欺凌，长期处于是不自信的心态，打破了这些人的文化自尊，加之在十八大以前的几十年来我们在文化上、政治上、历史上对以毛主席带领党和人民军队开创的伟大的革命史、反压迫史、反帝国主义史主动切割的行为与理念，更加增长了他们这些导演的价值偏好，到如今编导出这么一出《长津湖》的闹剧！
第二，《长津湖》是怎样配合、迎合、献媚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
《长津湖》的“艺术”（其实谈不上艺术，只是技法、手段而已）特色就是整体上去“价值化”与细节中的“奇幻化”、“奇观化”，总而言之就是“好莱坞化”。这部影片把好莱坞式风格的个体宣泄、个人英雄、感官刺激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把志愿军先烈的英勇变成了好莱坞式的令人兴奋的暴力场景，将抗美援朝这段惨烈的历史中蕴含的厚重的悲壮，沉痛的怀念变换成“卖惨”的商品以赢得市场和票房，这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所操控的产物。这部影片与历史无关，与艺术无关，但是它还假装着与历史和艺术有关，这是他们最大的“买点”！人们在近三个小时的所观看的只是虚拟的历史，虚幻的战争，奇异的打斗。以前，娱乐界以“抗日神剧”来消泯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以赢得利润；而今，娱乐界又以“抗美惨剧”来消泯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以赚取票房。真实的历史与壮烈被三个小时的枪炮轰鸣和血肉横飞所替代，一同替代的还有悲壮感与崇高感。伟大的抗美援朝历史在这些资本与市场的变幻中变成了供人观赏娱乐的皮影戏。更为可恶的是，这些荒诞的战斗场景，被导演演绎成了以奇幻的“人海战术”赴死，以“冰雕士兵”的“沉默”奇异场景取景，作为取阅于、取媚于、臣服于西方“文明”的蒙昧形象，而被西方“优势文明”所“敬礼”的低等文明。就这样，伟大的抗美援朝历史，在大资本、大霸权、大导演共同演绎之下，在与市场与霸权的合谋之中，这段伟大的抗美援朝历史丧失了正当性、正义性、完整性与艺术性，变成了只是以低劣的手段迎合市场、迎合票房、迎合观众、迎合资本、迎合霸权的素材。下面从几个具体情节来分析。
战争目的“小农化”。用片中“兵团司令员”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毛主席刚把地分给你们，美帝国主义就要把地抢走。”其实美帝国主义哪看得上你那一亩三分地儿，它要的是颠覆社会主义奴役整个世界，让被压迫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奴役化，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永世不得翻身，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抗美援朝的历史缘由。对于这个大背景，影片却不着一墨。片中“兵团司令”的政治水平恐怕连当时的共青团都领导不了，竟然还敢当“兵团”的司令，这就是这部影片的政治水平！
连队士兵“黑帮化”。片中的“士兵”伍千里，满面痞气，流氓成性，在奔赴前线的火车上与“雷老爹”逞性打闹，猴跃猫窜，哪像一位人民子弟兵的气息。而连队内部关系也是黑帮化，什么“雷老爹”是老大，我们都要服从他。以江湖伦理代替了共产党军队的纪律与情感。这就是这部影片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
革命导师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5年版，第四卷，第343页）而在影片中的士兵们脱离了“阶级”立场，更看不出“历史潮流”的倾向，整个就是一帮兵痞流氓在厮杀斗狠，不是一些英勇的“战士”在英勇奋战，而是一帮凶残“战狼”在斗狠厮杀，这是对人民子弟兵的侮辱。在片中的战争场景中，飞机坦克，血肉横飞，枪炮轰鸣，打来斗去，死伤一片，哀嚎遍野。丝毫不见我军的战略奇谋与人民子弟兵的战术素质与政治素养。说白了，这就是一部现代式的武侠打斗片。有些媒体竟然无耻地恭维说这是一部“史诗”，史诗是对民族、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与对价值观的执着追求。这种没有价值追求价值判断的打闹剧是你娘的什么样的史诗？！
整体基调“亲美化”。这才是这部影片的最关键所在与导演最着力的巧妙之处。这部片子可以让“志愿军”士兵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成为美国飞机随意屠杀的“丧尸”。这部片子可以让美国军队败而不乱的美国军官向冻死的“志愿军”敬礼。在此丝毫看不出导演、制片方对于冰雕战士一丝一毫的的崇敬，有的只是好莱坞式的奇异化表现，这完全是受控于大资本逻辑的向壁虚构，这完全是为了满足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优越感而刻意构造的奇观化场景，着意在美国军官的“敬礼”中赢得导演那点可怜的“文化自尊”！你们可以如此谄媚，但是不要强拉上那段伟大的历史给你们背书！片中这种叙述表现基调，这是多么符合韩国美国军史对于志愿军神秘主义的叙述啊。这让不明历史背景的观众们产生疑问：对于美军这样一支“优雅”“文明”的之师，我们凭什么要与他们拼死血战？这是这类影片所回答不了的。这是与电影《金刚川》里美国空军在空中喝着小酒，敞着舱盖，就可以悠闲的虐杀中国士兵，最后慈悲怜悯的收起炸弹，不再屠杀中国士兵是同一个基调与价值倾向。这类影片把美国人的优雅、优势、优越、悠闲表露的淋漓尽致，完成了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征服与控制。这种《长津湖》现象，是国内文化人与导演在大资本的诱导控制之下，配合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与被压迫人民，包括在这些影片中不置一词的朝鲜人民进行的非物质的征服、非暴力的镇压、非经济的剥削与非枪炮的屠杀。这是配合文化帝国主义继续完成美帝国主义对于朝鲜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对于东方民族的控制与压榨，确保他们永远奴役第三世界与被压迫民族。这些导演用这些影片为大资本谋利益，这些导演用这些影片为美帝国谋霸权，这些导演用这些影片为自己谋尊宠，这些导演用这些影片为共产党挖坟坑！这就是这些影片和《长津湖》现象的本质与罪恶所在。
二、两个“东方”之争
对于《长津湖》《金刚川》之类电影与现象，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要秉承共产党、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奋起与之奋战。这事关共产党和子弟兵的历史；这事关社会主义文化权利的争夺；这事关民族文化自主权控制权的抗争；这事关人民共和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巩固与加强；这事关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以文化方式从根本上控制动摇中国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损害我国文化主权的安全的图谋。这正如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是当今资本主义的工具，而电影正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性角色”。他们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往往借助的是中国的东西与中国的买办，而《长津湖》就是这类杰作。
这正是美国进步学者萨伊德在其揭露文化帝国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名著中《东方学》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帝国主义是通过一系列的文本来控制他国，为其控制殖民地，压榨被压迫民族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维护，而文学艺术则是这种“合法性想象”的文本角色。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前用战争的方式在以中国为代表的站立起来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不甘心失败，改用文化文化帝国主义手段，在意识形态上遮蔽、改写、矮化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党史、军史与文化，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来占领社会主义国家与东方民族的文化领域，实现西方文化的霸权宰制。中国的公知们紧密配合文化帝国主义，以西方的“东方主义”视角来解释历史，拍摄影片，创作艺术。这就是为什么在《长江湖》这类影片中，导演不敢、不愿、不能以社会主义的文化权来阐释表现东方民族与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原因。在《金刚川》中是以美国空军的“慈爱”放过中国士兵不死，在《长津湖》中是以美国军官的“敬礼”来悲悯中国的士兵冻死。对于这种“文化邀宠”的行径，中国正直的电影评论家早就指出：“陈凯歌们除了艺术的‘真诚’之外，他们向西方邀宠的努力还是实实在在有的。”（颜纯钧，《当代电影》，1993年第三期）时光过去了将近30年，现在竟然发展到用志愿军烈士的血肉向西方帝国主义献祭。对于这些文化霸权的行动，就连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看不下去了。他说：“如果我们把自己看成是有政治责任和文化责任的知识分子，我们就有许多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84页）
其实我们的前辈，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早为我们做出了卓越的榜样，创造出了不朽经典，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作家魏巍和他的代表作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在这部文集的最后一段，魏巍以一种高昂的精神状态，把一个崭新的冲破了帝国主义封锁与压迫的东方形象表述了出来：“这只巨流行进着，行进着，越过了一道道水，一道道山，他们行进在枫林烧红的山野，行进在社会主义的东方。”（《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1页）就在这部书中还有著名的篇章，如《这里是今天的东方》《勇士镇守在东方》，无不表述着站立起来的东方人民的自豪、自强、自尊与自信。而魏巍同志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小说，就是描写抗美援朝壮丽历史的巨著《东方》。魏老用史诗般的气魄揭示出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关键和以达到胜利的全部力量。反映了战争发生和进行的时代，从而达到了强烈而真实的历史感，感染着读者进入历史与现实之中，获得了浓烈的感情和深刻的历史认知。
这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培养出来的人民作家，以魏巍同志为代表的那一代文艺文化工，以无产阶级的使命与担当，塑造了一个卓立于西方视角及“东方主义”之外的一种巨人般的“东方”形象，充满着时代感与历史感。这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党树立文化自信的典范与渊源。这种自信不是在向强敌的摇尾乞怜中得来，这种自信不是靠敌人的“慈爱”施舍中得来，这种自信不是从敌人的“敬礼”中得来；这种自信是在与强敌做顽强斗争的胜利中得来，是血和生命的结晶。这两种“东方”的对立斗争与殊死搏斗，是阶级斗争的真实表现，翻译成“精英”能够接受的学术话语就是阶级斗争的“在场感”。革命导师列宁说的好：“什么是阶级斗争？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外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列宁选集》，1975年版，第一卷，第43页）现在这种阶级斗争就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与文化帝国主义的斗争。
以魏巍同志为代表的那一代文艺文化工，以无产阶级的使命与担当，以卓越的无产阶级的美学形态和范式，创造出了一大批反映抗美援朝伟大精神红色艺术经典，其中就包括电影《英雄儿女》《上甘岭》，这批作品是“社会主义东方”在文艺创作体制、作家艺术观念、文艺生产方式、美学呈现范式和文艺流播路径方面产生卓越典范，与《长津湖》这类“东方主义”的作品有着本质区别与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别。目前我们所作的重要任务就是遵循志愿军与老一辈文化战士开拓的“社会主义东方”的红色价值路径，与《长津湖》这类“东方主义”的殖民文化血战到底！这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我们的嘱托：“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无产阶级已经或者正在形成统一意志，这种批判含有文化性质。”（《狱中札记》，操雷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现在这些先辈的枪与笔交到了我们手上，我们要奋斗！我们绝不能容忍大资本借用文化与电影来翻天变色，我们绝不能容忍文化买办用光与影来遮蔽历史，辱没先烈。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陈涌同志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老革命家彭真同志非常犀利的一段话，彭真同志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是错的。如土地改革、解放战争时期，还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陈涌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6页）与《长津湖》《金刚川》一类电影现象的斗争，就是当今的在文化上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抗美援朝反帝斗争的继续。我们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在哪里？这个“底”就在魏巍同志的巨著《东方》中志愿军战士说的一段话里：“关于这个问题，我确实搞不清楚。这次入朝，我看到朝鲜人民的苦难，就更觉得帝国主义可恨，我就想光看到自己的国家解放了，还看不看不到帝国主义还在全世界捣乱，怎么能算觉悟高呢？现在我明白了，这个底就是帝国主义统统完蛋，一切反动派在地球上统统消灭，共产主义彻底实现。也许建立共产主义我赶不上，可是豁出我这一百多斤，给共产主义清除清除障碍，垫垫地基，我还是有用的。”（《东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73页）这就是我们的“底”，现在不是讲究底线思维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底线。我们热切地看见有许多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已经加入到斗争中来了。如著名影评家郭松民，对《长津湖》的批判已发至三评，如著名学者张宏良，更是对《长江湖》的丑恶现象予以了彻底精辟的剖析；如著名学者司马南，在观影中间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准备斗争。这些文化战士都是抗美援朝烈士们的后来人，都是以魏巍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后来人。
这正是：大资本狂饮英雄血，“后来人”痛洒屈原泪！
历史上的屈原以长歌当哭，泪洒汨罗，现实中的战士以长文当哭，鸣叫报春。他们的呼喊之声可能被主流所湮灭，所遮蔽，但是他们那颗忠国爱党之心，天地昭昭！
三、党史军史资料要实行完全的“全党所有制”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人民子弟兵在创造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的党史、军史、国史资料史料，是全党的宝贵财富。这些史料资料与表现这些史料资料的重大题材文艺作品，如抗美援朝历史应属于全党所有。我们要用心呵护，用命守护，用情维护，绝不能让这些宝贵史料落入为大资本手中，成为他们生产利润的私有资料。革命导师在《共产党宣言》中谆谆教导我们：“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像《长津湖》此类影片的严重教训就是，壮烈的历史在他们的手中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共产党价值观念的承载作用，彻底转换成为他们为大资本索取利益的工具。那些为抗击帝国主义而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变成了他们向帝国主义霸权输诚纳贡的祭品。这种现象绝对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只有像八一电影制片厂这种人民军队的电影厂才有资格拥有这样这种军事题材；只有像执导过《古田军号》《血战湘江》《守岛人》的导演陈力才有能力拍摄这样的影片。现在拍摄《长津湖》的导演团队又要继拍摄《长津湖》的续集《水门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希望有关方面予以阻止，如果你们一意孤行，我们将以我们的方式抗争到底。
四、清除电影界的“文化买办”
《长津湖》的现象说明了文化帝国主义在国内电影界内应力量的嚣张和我们面临局面的严重性。电影——这个文化帝国主义手中用于统治控制全球的利器，是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实施实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他们对中国与东方民族的征服也从武力转向了“文力”。像臭名昭著的“范佛里特弹药量”被英勇的人民志愿军击破后，现在转换成了“范佛里特文化奖”（Van Fleet Award）。在这种“文力”弹药量的攻击下，像这样戏说历史、戏弄军史、遮蔽党史的电影在我们国家大量产生。电影作为文化工业需要国际投资，以文化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国际大资本又以市场为导向，以票房为价值，引内引导国内电影私有企业用制造视觉奇观、打斗奇异和“东方主义”的文化来满足西方人的窥视欲，遮蔽共产主义的理想价值观。而电影界洋奴买办极力迎合这种价值导向与窥视欲望，他们在文化帝国主义及洋大人的微微颔首的认可与赞许中赢得自身的文化荣耀与巨额财富。但这却让我们在电影文化上的主权、主动权、表达权、传播权输的一干二净。在他们为大资本赢得巨额利润，为自身赢得巨额流量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历史观、认同感却流失殆尽。
这不能不感叹美帝国主义的奸诈与谋略。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时代》周刊安抚中国的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给他指了一条蛰伏之路：“走？去哪里！也许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加入约翰吴和李安的行列，向好莱坞展示怎样把个人的艺术激情跟电影新技术结合在一起。但是若这样做，将意味着弃绝一直如此天才地置身于电影之中的人民、问题和风景。决心留下来吧，并且在老家进行斗争，则前景壮丽辉煌。当你明白，从这场斗争中，将产生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电影时——当拿你的手脚在香港冒险，或者拿你的自由在北京冒险时——为何不干！它甚至会使你幸福终生。”（美国《时代》周刊，1996年1月29日，岳水译文）如今，这些导演终于拿出来一大批让美帝国主义满意的电影！
在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大资本与国内洋买办的互动中，马云与他的阿里巴巴影业（就是那幅把“志愿军”放在金元金光背景下嬉笑讨巧的招贴画的制作单位）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马云的阿里影业和他投资的某某兄弟公司制作了许多虚幻历史、污染历史、污蔑党史、军史的影片，像《集结号》，像《芳华》，像《无问东西》，像《八百》等等，还有当前的这个《长津湖》！希望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巨大的决心与魄力，坚决扫出影视界的买办势力，为中国人民赢得一片明净纯朗的影视星空！为党和国家赢得文化主权！
（系党史工、红色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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