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政治局专门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集体学习，有关中国文明历史研究的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特别是何为“最早中国”仍有争鸣。目前，有二里头说、陶寺说、良渚说等不同理解，各家各派也众说纷纭。
何驽先生长期主持晋南地区陶寺遗址发掘，长期关注“地中之国”的文化意义。在本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的“中国”概念，不是民族国家范畴里的“中国”，它最早代表作为“地中之国”的天下观与正统性。尽管目前关于“中国”的最早文字记载见诸《何尊》铭文，但是“中国”的概念与内涵早于《何尊》。他认为，周王朝之所以在定鼎镐京后，继续在黄河中下游营建成周，关键就在于：伊洛之地是夏都故地，居于“天室地中”，相较于镐京，更具有中原王朝的正统合法性。那么，如何确定真正的“地中”呢？
何驽指出，周公营建成周，实际上是分出若干测量小组，携带八尺立表和一尺五寸土圭，在伊洛平原上测量夏至日立表正午的影长。一般认为，影长与土圭等长则为真正的“地中”。那么，周代的“地中”标准又来自哪里呢？
他分析，周代承袭夏王朝日影一尺五寸的“地中”标准，商代建都也多援引夏王朝标准论证合法性，由此可见“地中之都”便是真正的“中国”。那么，夏代的标准又来自何处呢？
他根据在陶寺中期大墓中发现的圭与表认为，在陶寺时期，先民已存在地中观念，已在都城选址的实践中利用圭表寻找地中，为都城的正统性寻找理论依据，也就是陶寺时期已存在“中国”观念。他认为，考古证据链已能初步证明陶寺遗址为尧舜之都，那么帝舜“之中国践天子位”的“中国”就应该是陶寺——帝王所都的地中之都。地中观念一经诞生，以中土为基点的政治地理五方天下观便应运而生，因此从逻辑上讲，中土之国亦可称为“中国”。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在陶寺文化最早出现，所以认为，从现有考古研究看，陶寺就是最早的“中国”。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九）》，原题为《再论“最早中国”及其判断标准》。篇幅所限，选文有所删节，仅代表观点，供诸君参考。
再论“最早中国”及其判断标准
随着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逐步深入，最早中国成为持续火热的话题。我曾经总结过以往有关最早中国考古论述的学术观点，有以许宏先生为代表的“都城考古视角下的中国”观点，以韩建业和李新伟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观点，以曹兵武先生为代表的“精神文化视角的中国”观点，我们则坚持以地中观念为核心基础的“精神文化考古视野下的中国”观点，因而陶寺遗址是“最早的中国”。
孙庆伟先生认为，二里头最早中国与陶寺最早中国的观点，在论证时都是依据各自遗址中相关的特定内涵而立论的，都根据各自遗址考古发现而“量身打造”若干条都邑判别标准，就必然导致何为“中国”的各自表述与无序竞争。他认为，正确理解“中国”和“最早的中国”，必须回到相关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而不能仅以特定的考古材料或学者个人标准为准绳。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文献线索，孙庆伟先生认为，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标志着“最早的中国”出现，然而在黄帝、颛顼、帝喾尚未得到考古确证的情况下，陶寺遗址“堪称考古学上的‘最早的中国’”。
张国硕先生分析认为，古代“中国”一词的含义比较复杂，主要有地域、都城、国家、华夏族群文明等四种意义，考古学界还有“文化圈”意义的“中国”概念，他认为，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的标准，应遵循“中—国—优”的思路，即地理范围局限在黄河流域，社会形态须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包括邦国和王国），文化发展占优势地位。那么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陶寺文明为“最早的中国”目前最具有说服力。
韩建业先生认为，陶寺遗址“最初中国”实际上只是先秦时期“地中”或“土中”的含义，最早的中国只是文化意义上的，就是和现代中国传统上绵延接续、地理上大体吻合的一个超级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不同于政治意义上的最早中国。
各家观点有不同的视角，以致对最早中国判定的标准各异，关于最早中国的考古探索便很难形成共识。因而，在已形成诸多最早中国考古观点之后，亟需讨论的是最早中国判定的考古标准是什么。只有在对最早中国判定的考古标准形成共识之后，关于最早中国的考古探索才能继续下去。
已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这些早期文明遗存处于当代民族国家——中国的地理范围之内，……它们不能等同于当代‘中国’，不能称为‘最早的中国’，也不能为当代中国所独占、独有、独享，它们是东亚最早的文明，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之一，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如何能简单直接地将某一考古学文化与当代民族国家——中国联系起来呢！这种思维方式恐怕是具有太明显的当代民族国家意识和特定国家历史认同的倾向了！”
我们认为，学界有关“最早中国”判别标准的讨论尽管分歧很大，却都很有启发，考古探索的“最早中国”当然不是当代民族国家概念下的中国，尽管二者有着历史发展的血脉联系，因此，最早中国的考古判断的标准固然不能套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准。
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认为中国概念仅仅是当代民族国家引入中国后才形成的，它有着漫长的孕育、诞生与成长、变化的过程及其历史文脉，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具体概念存在差异。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确实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或王朝以“中国”为国号，但是，自西周《何尊》金文有“中国”之称之后，“中国”一词在历代文献中屡见不鲜，尼雅古城出土的汉代织锦射褠“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表明汉代依然认同“中国”概念。不变的内核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中对中央政权和王朝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最早中国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考古探索是具有理论依据和客观依据的。而最早中国的考古判别标准，不仅应当放到历史语境当中去，更应放到当时的大历史背景关系之中，不仅要回归到政治与文化层面，更应从精神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角度去讨论，由“已知推未知”。
▍西周《何尊》铭文“中国”含义
《何尊》铭文释曰：
“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何尊铭文之“宅兹中国”
《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迄今出土文献中最早出现“中国”二字，从上下文看，显然是指周王“宅于成周”，也就是西周初年的东都洛邑。周人为何将成周即洛邑视为中国呢？这又必须借助《史记·周本纪》并结合《尚书·召诰》《洛诰》《康诰》《书序》文献线索，梳理出周成王时营建成周洛邑的大历史背景，才能弄清周人称成周为中国的理论依据，进而表明周人的“中国”概念的内涵。
《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正义》曰：“武王答周公云，定知天之安保我位，得依天之宫室，退除殷纣之恶，日夜劳民，又安定我之西土。我维明于事，及我之德教施四方明行之，乃可至于寝寐也。”
武王接着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集解》：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索隐》：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正义》：括地志云“自禹至太康与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则居阳城为禹避商均时，非都之也。帝王世纪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阳翟是。”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也。”
武王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正义》：粤者，审慎之辞也。言审慎瞻雒、伊二水之阳，无远离此为天室也。于是，周武王“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
《史记·周本纪》上述记述中，周武王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周王朝虽已战胜殷商，建立了王朝，但是由于偏居西土，远离天室地中，毕竟显得政权不正统。武王勘察山川地望后，觉得伊洛盆地乃夏王朝的中心故地，距天室地中不远，比较理想。于是周武王在洛邑建一个据点而去。这段历史，与《何尊》铭文周成王追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相呼应。足见，周人认同的洛邑为天室之位，是夏朝故居，这里就是中国。那么，天室与中国如何关联？
《尚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传：言王今来居洛邑，继天为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势正中。孙星衍疏：土中谓王城于天下为中也。
武家璧先生认为，上古盛行盖天说，以为大地是平坦的，故认为普天之下最高的“天顶”即“天之中极”，只有一个。对应于“天之中极”的“极下”地区，就是“土中”或“地中”。《逸周书·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周公）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所谓“自时中乂”就是躬自践行“土中”致治之法，密近“天室”以“绍上帝”。于“土中”建国（都），称为“中国”。
武先生还梳理出周成王时营建成周洛邑的大致过程。周成王七年三月，召公奉成王之命，先到洛汭周居“相宅攻位”，就是看洛汭周居的风水，并用正朝夕法定正南北方向，五日而成。召公定洛汭周居的正方向后之次日，周公抵洛，再次相宅，既定宅，即开工建设洛邑。历时九个月完工，经历夏至、秋分、冬至等重要节气，因此只有周公才有可能最早践行“土圭”圭表测影法，以“求地中”“致四时”等。当然这已经是“边施工、边论证了”，显然是为了确定成周的正统地位的政治需要寻找理论依据。
唐代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登封告成实测得到1.5尺地中，建周公测影台，附会周公测影的历史故事，显然是认同周公测影故事与周公相宅、定宅、营建成周洛邑之间的关联。暗示周公相宅洛邑其实就是测影寻找地中。
《尚书·洛诰》隐晦称为“卜”。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经文中“惟洛食”之食，颇为费解。张道勤直解道：“服食，指可作服食之地。或释食为食墨。据《尚书》伪孔传：‘卜先必墨画龟，然后灼之，兆顺食墨。’孔颖达疏：‘求其兆顺食此墨画之处。’食墨则吉。
后人多从其说。但孙星衍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伪孔传》以为龟兆食墨，非也。食墨不必尽吉。且《周礼·占人》云：凡卜，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体，不宜占墨也。’他引用《洪范》‘惟辟玉食’，认为‘食为玉食此土’之义。兹从其说。”对于“惟洛食”的解释，貌似“食墨”说最贴近占卜行为逻辑，但是孙星衍的驳论似也有理有据，且出土的商周卜甲卜骨上基本不见墨线，足见“食墨线”的解释不足为信。《占人》所谓的“史占墨”当非墨线，而另有指称。根据古代墨块制作方法，第一步就是焚烧植物得到炭粉作为墨的原料，可以推至“史占墨”有可能是将卜骨卜甲灼焦炭粉刮下来，据炭粉量判断吉凶，称为“占墨”。然而，若将“惟洛食”解释为“服食”之地，显然将洛邑等同于一般诸侯的服食之邑，与洛邑都城的地位不符。且经济地理方面适合服食之地绝不可能只有洛汭一地，因此服食之地说难以服众。于是我们认为“惟洛食”另外大有玄机。
《周髀算经》明确记载“古时天子治周，此数望之从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夏至）日中无影。”“日中立杆测影…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郑玄注引郑众曰“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考工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注曰，土犹度也。
武家璧分析认为，周公寻找地中的方法是制作一件长1.5尺的玉石“土圭”，夏至日平置八尺立表的正北侧，当夏至日表影与土圭相等，土圭之外无日影时，称为“日中无影”，由此判定地中。我们可进一步认为，测量八尺立表夏至日正午阴影，被1.5尺土圭尽食，就是夏至晷影与土圭等长，即为“日中无影”。
南宫说建造的周公测影台位于河南告成登封战国阳城内，古称颍川阳城，由石表即石碑及碑座组成，夏至日正午，石表的阴影与碑座北侧底边等长，碑座北侧底边尽食石表阴影，做到“日中无影”，当地学者多年实地观测结果确认，每年夏至午后北京时间13：06～13：08时段，周公测影台处于无影状态，围观者无不叹服。中国多地古代建造的“无影塔”，也是遵从这套原理，做到夏至正午时分，塔影尽食塔基实体。山西洪洞万安镇历史上有座“无影塔”，近代圮败，三十年前拆除。当地学者于2016年夏至日在万安无影塔原址进行模拟实验，证实塔身的倾斜面只要小于77.12度，基座直径大于影长的两倍，塔在夏至午后北京时间12：34就没有影子。
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公卜洛，实际上是分出若干测量小组，携带八尺立表与一尺五寸土圭（度量用的标准玉圭，简称度圭），同时到河朔黎水、涧水东、瀍水西、瀍水东诸地，测量夏至正午影长，唯有洛汭夏至晷影被土圭“尽食”即“其景适与土圭等”，此谓“惟洛食”。唯有符合地中的夏至晷影，才能将其他选址或其他政治中心排除在正统地位之外，才能服众。
接下来我们要追问，周公是如何设立1.5尺晷影地中标准的？这就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周公原本不知道什么地中标准，也不在乎什么已有的地中标准，唯揣摩周武王与成王的意图，执意要在洛汭营建洛邑，于是实测洛汭本地夏至晷影几乎接近1.5尺，对外宣称1.5尺夏至晷影是地中标准，其余选址不合。二是周公知道夏王朝故都旧居原本就有1.5尺地中标准，但他并不知道是在今河南登封告成王城岗城址实测的，他实测洛汭基本符合这个既有的标准，于是判定洛汭为地中，定宅营建洛邑。
从严格的晷影测量技术角度说，1.5尺夏至晷影的实测地点在告成，唐代南宫说测量确定1.5尺实测点并命名和建立周公测影台已足以说明问题，南宫说通过精测认为周公测量的1.5尺晷影地中是告成，而不是洛阳，因为洛阳本地的夏至晷影实际上比1.5尺长一些，或正因如此，《隋书·天文志上》误引《周髀算经》作“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冯时先生已指出过。
这说明，隋朝一方面认同成周即洛阳天地之中的地位，一方面认为洛阳地区的夏至影长不是一尺五寸，应是更长一些，而《周髀算经》确实记载了夏至影长为一尺六寸的数据，隋朝便误以为是洛阳实测的数据。换句话说，周公在洛汭实测，不可能得到1.5尺晷影的地中标准，反倒有可能是先有1.5尺夏至晷影的地中标准，然后按图索骥去“寻中”，再附会或凑到洛汭。
陶寺遗址之观象台复原图
陶寺城址的选址也是先有1.6尺晋南垣曲地中标准，再附会陶寺本地地中，通过测影时使用的圭尺上的玉琮游标内侧刻度误导观众，声称陶寺为地中。而且，《周本纪》明言周武王已知伊洛地区是有夏故居，靠近地中天室，那么有夏故居的天室地中之所以被认同，必定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先。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告成王城岗实测的早期夏王朝地中标准——1.5尺夏至晷影。经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周公卜洛是先已知夏王朝地中的标准1.5尺夏至晷影，再套用在洛汭，以说服众人，为洛邑的正统性与合理性提供宇宙观方面的理论依据。
通过周人营建成周洛邑的动机与过程，反推出以告成王城岗城址为基点的嵩山地区即天室地中“区域”，外延至靠近天室地中区域的伊洛平原，都曾是有夏之居，被周人视为“中国”，其理论基础就是地中标准观念，地中之都成周洛邑即为中国，天室地中区域也可称之为中国或“中域”。
▍商文化中的“中国”概念
偃师商城属于商王朝的早期都城之一，在二里头遗址的北侧，仍然占据洛阳地中的核心区域。然而，郑州商城作为商王朝早期最大的都城，却偏离了洛阳地中的核心区，向嵩山东北麓偏移，纬度与洛阳基本相同，因而从理论上说，夏至晷影的地中标准，郑州与洛阳差别不大，仍处在“嵩山文化圈”的东缘。这说明商王朝早期也是认同洛阳地中的观念，只是不那么严格局限在洛阳地中核心区，而似乎更青睐嵩山文化圈天下之中的大观念。足见，商代早期也认同在地中建都的意识形态。
商朝中期的洹北商城和晚期的殷墟，远离了洛阳地中和嵩山文化圈，脱离了传统地中区域，难以服众，故作《尚书·盘庚》三篇以劝说。另一方面，殷墟卜辞中常有“王立中”言，肖良琼先生早已指出“王立中”即圭表测量，商代晚期商王屡次圭表测量立中，除了制定和校正历法之外，很可能也还是为了反复演示地中测量，不断宣传殷墟为“地中”的正统性。可见，尽管商代中晚期出于政治或环境原因，迁徙后所建殷都远离了传统的洛阳地中和嵩山文化圈，但是商王将“地中”意识形态强行套在殷都，“王者居中”的意识形态没有变。
《诗经·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注曰：“商邑，京师也。《笺》云：极，中也。”这同样表明，商王朝都城被视为天地之中。足见，商文化中，“中国”概念虽非显性，但至少遵从“地中之都”的观念。
▍夏文化中的“中国”概念
许宏先生最早称二里头文化为“最早中国”，他的立足点是二里头文化为中原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从周武王和成王营建东都洛阳的地中理论依据和天室地中意识形态来看，显然是因袭夏人既有的地中与天室观念。二里头遗址被中国考古界和先秦史学界主流观念视为夏王朝晚期都城。我们也曾论证二里头宫城内2002VM3出土的绿松石龙牌很可能在祭祀仪式中作为“禹”的化身仪仗；宗庙祭祀禹时跳万舞，龙牌又作为伶官舞动的道具，绿松石龙牌后简化为绿松石铜牌饰，继续作为“禹”的化身仪仗和万舞的核心道具，为二里头遗址作为夏王朝晚期都城考古证据链又增添了重要的一环。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不仅印证了周人所认为的“有夏之居”确有历史根据，更说明二里头遗址作为夏王朝晚期都城，其选址仍然受到洛阳地中标准的指导，坐落在伊洛地区。
然而，天文学计算和唐代南宫说等人的圭表测量实践证明，八尺表夏至影长一尺五寸地中标准实测地点在今河南登封告成。南宫说实验性的实测地点“周公测影台”，位于战国“阳城”城址内，东距王城岗城址约1.5千米。学术界许多学者认为，告成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事实表明，西周初年，周人视洛阳为地中天室的观念，秉承《周礼》中记载的夏至影长一尺五寸的标准，绝非周人自创的，而是继承了夏王朝地中天室观念与地中标准。这个一尺五寸的地中标准，是夏王朝早期根据王城岗“阳城”本地夏至影长制定的。正是由于周人对于夏人地中天室以及地中晷影一尺五寸标准的认同，才真正“表现出周人希望继承王城岗—二里头历史传统的政治理想”。换句话说，周人认同的是夏人的“中国”概念——地中之都，天室中域。无怪乎《说文》曰：“夏，中国之人也。”从古文字字形角度分析，“夏”字描绘的就是跳万舞或夏籥舞之人，他们是洛阳地区地中天室、中域地区跳万舞祭祀禹的族群，从特殊族群习俗指征角度称为“夏”，从其所居天室中域角度称为“中国人”。
▍陶寺文化的“中国”概念
笔者关于陶寺文化的“中国”概念，已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展开。陶寺中期王墓IIM22圭尺第11刻度1.6尺长度，是一个特别标出来的刻度，符合《周髀算经》的数据记载。《隋书·天文志》说“成周为地中，夏至影长一尺六寸”，虽然坚持认同洛阳为地中，却把数据弄错了，暗示《周髀算经》所载夏至影长一尺六寸是曾经存在的另一个地中标准。那么这个一尺六寸的地中标准，在陶寺IIM22圭尺上得到印证。而陶寺早期中型墓M2200出土立表全长九尺，插入地下一尺，地表以上部分就是八尺表。圭表配套使用，不仅表明陶寺文化已经存在地中观念，而且在都城选址的实践中，利用圭表测量寻找地中，为都城的正统性寻找理论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陶寺当地实际夏至影长并非1.6尺，而是1.69尺。这说明：其一，陶寺圭尺地中标准夏至晷影尺六寸，是从其母体文化中心垣曲盆地（很可能是东关遗址）继承来的；其二，陶寺统治者利用横宽2.85厘米的玉琮游标，遮挡标准地中刻度1.6尺与陶寺当地实际夏至晷影1.69尺近1寸（2.5厘米）的误差，利用玉琮游标内侧卡在第11号刻度标准地中晷影，演示给他人看，宣称陶寺为地中，以图将其他政治中心城市排除在地中正统地位之外；其三，陶寺当地实际夏至晷影1.69尺，既能满足离开传统地中垣曲盆地独立发展的政治实际需求，又保证选址不超出地中晷影1寸以外，陶寺都城选址被限定在地中晷影1.6尺标准误差的最北线，这一结果，只能是像周公测影确定洛邑选址那样，通过圭表测量确定陶寺都城选址，“封邦建国”。显然，陶寺文化“中国”的概念首先是“地中之都”。
陶寺圭表说明与测量示意图
尽管晋南地区没有出土文献明确称为中国，中国传统认知认同夏文化的地中标准即伊洛地区为地中，但是文献中关于晋南“中国”还是有些蛛丝马迹的。
《史记·五帝本纪》称，尧去世后，舜避尧子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集解》刘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旷年，于是遂反，格于文祖而当帝位。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考古证据链已能初步证明陶寺遗址为尧舜之都，那么帝舜“之中国践天子位”的“中国”就应是陶寺——帝王所都的地中之都。
根据陶寺圭表所具备的天文大地测量功能，结合《尚书·尧典》分派羲仲宅嵎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和叔宅幽都，进行陶寺邦国所在欧亚大陆四表天文大地测量的历史记载，大致可以看出，以地中观念为基础的、中土为中方的政治地理五方天下观诞生，从逻辑上推导，中土之国亦可称为“中国”。
苏秉琦先生立足于考古学文化谱系区系类型分析提出，大致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晋南结合，这就是陶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是考古学家根据文化谱系研究，首次提出晋南为最早“中国”的观点。笔者则在此基础上，根据陶寺圭尺地中标准刻度、陶寺都城性质以及陶寺文化国家社会，进一步明确陶寺为“本初中国”。
▍结语
中国古代的“中国”概念，不是民族国家范畴里的“中国”，诞生于西周《何尊》铭文“中国”之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所变化，然而不变的基因是对地中、中土以及地中之都和中土之国的观念认同。因此，判断最早中国的标准，应当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观念的出现。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在陶寺文化最早出现，故曰，陶寺是最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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