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倾向性，今天的很多人已经都讨论过了。在这一方面，笔者不想多谈。但是笔者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有政治倾向，而且还有浓郁的时事政治色彩。在这里，笔者以俄语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情况为中心谈一下这个奖项的时事政治性：
西方人自己认为，欧洲文学有三大高峰，第一个是传说中的希腊时代，其代表作是荷马史诗;第二个是文艺复兴时代，其代表作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第三个是十九世纪，其代表作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在诺贝尔奖设立的时候，托尔斯泰是公认的欧洲文坛的领袖。但是，其却连续多年一直到去世，都没有获得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宣称，托尔斯泰虽然是公认的“文学比赛的桂冠”，但是其作品中“否定了一切形式的文明”，赞美了“原始的生活方式”，“提倡无政府主义思想”，“任意改写《圣经》”，“对于他那种罕见于一切文明样式的狭隘和敌意，我们觉得无法忍受”。也就是说，不给托尔斯泰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不是因为文学原因，而是因为政治原因。
其实，评奖委员会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是。当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活动正在俄罗斯如火如荼地展开，托尔斯泰虽然并不赞成革命，但是其主要的谴责方面是反动派对于革命的镇压，因此如果是把奖金颁给托尔斯泰，其实也就是纵容了所谓的“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敌视”的革命活动。
俄语世界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在1933年，评奖委员会把它颁给了号称最坚决的反共分子，流亡的白俄作家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评奖委员会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宣称蒲宁“虽然和前辈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但是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正统”。也就是说，颁奖给蒲宁并不是出于文学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正统主义的考虑。但是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自打耳光的现象，如果要说代表俄罗斯文学正统的话，难道托尔斯泰不是比蒲宁正统的多吗?如果要是仅仅出于正统主义来授予蒲宁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蒲宁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二十年代初以前写的，为什么一直延续到1933年才给他奖呢?
白俄作家蒲宁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时事政治性的作用，1929-1933年，西方爆发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到1933年时也就是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同一时期，苏联则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两相对比之下，社会主义出现了难以遏制的感染力，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高涨，被人称之为“红色的三十年代”。在这种情况下，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作家蒲宁，或多或少都可以冲抵现实中革命浪潮的兴起。
在后来的诺贝尔奖颁发过程中，这种时事政治性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帕斯捷尔纳克，其获奖时间是1958年。很多人仅仅看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反共立场，然而忽略了一个问题是，反共的作家多的是，为什么到1958年的时候才授予帕斯捷尔纳克文学奖呢?其实如果要是带有一点时事政治敏感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57年的时候，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对于西方世界起了一个巨大的冲击作用。当时毛泽东主席的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表示，这是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甚至西方世界自己很多人也认为，西方在从东方的竞争中落后了。因此，为了弥补这种软实力的损失，重建西方的舆论优势，在1958年授予一个苏联反共的西方粉诺贝尔文学奖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是不是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倒是无足轻重。
帕斯捷尔纳克
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肖洛霍夫，其获奖时间是1965年。如果要是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就会知道。1964年，苏联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极力主张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苏联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为斯大林平反还是延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路线，带有很多不确定性。而肖洛霍夫是紧跟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路线的代表人物，如果要是在这个时间颁发给他诺贝尔文学奖的话，可以为苏联的内部发展定下一定的调子。果然，苏联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高度评价肖洛霍夫的文学成就，自然也就谈不上为斯大林平反的事了。于是，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危机的种子便在这时候生根发芽了。
第四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索尔仁尼琴，其获奖时间是在1970年。如果要是对于历史有一点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在六十年代末的时候西方的形势非常不好，由于越战走向失败以及国内的社会矛盾激化，出现了大量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而1970年又是列宁诞辰100周年，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纪念列宁的活动，红色革命的幽灵在一次徘徊在西方世界的头上。因此，把一位攻击革命最尖锐的索尔仁尼琴树立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
1970年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建立的雕像
第五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布罗茨基，此人的名言是如果俄罗斯成了瑞典的殖民地，就可以享受先进的西方文明。其获奖时间是1987年。众所周知，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倾向已经初露端倪，“回归文学”的浪潮也已经开始，但是苏联社会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在1987年这个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对于文坛上的一些乱象进行了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授予流亡美国的这位俄语作家，极度崇拜西方的布罗茨基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就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特别是其文艺政策的最大支持。果然，布罗茨基刚刚得奖，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就支持文坛上的自由派刊物发表布罗茨基的作品。随后，苏联“回归文学”的浪潮从个别刊物席卷全国。这为苏联解体制造了很好的舆论环境。
第六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白俄罗斯的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其获奖时间是2015年，距离上一次俄语世界获奖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颁发给俄语世界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没有必要通过颁布给俄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来引导俄罗斯的国内舆论了。而2014年至2015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乌克兰与叙利亚等问题上与西方叫板，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大国雄风。在这种情况下，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一个靠丑化苏联与俄罗斯军队成名的女作家难道不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吗?
有的朋友可能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多了?其实不光是俄语作家的情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代表着一种鲜明的时事色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0年波兰发生大动乱，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立竿见影的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流亡美国的波兰反共作家米沃什。甚至就华人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两位作家来说，也是有鲜明的时事政治色彩的。像1999年中国取缔邪教圈圈功，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马上就在2000年把奖金授予了内容主题全都是攻击中国“践踏宗教信仰自由”的作家高行健。而2012年十八大的时候，中国的前途还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把奖金授予莫言，就好像1965年时把诺贝尔奖授予肖洛霍夫一样，可以起到强大的舆论引导作用。幸运的是，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上西方国家的当，相反，习总书记还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上公开批判了追求在西方获奖的现象：
“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因此，如果我们了解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时事政治性，就会明白让某些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绝对不只是一个简单地文学艺术性质的评价。
在当前世界大乱，而在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日益显露的这种情况下，授予一个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以引导中国国内舆论搞乱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就当前的形势来看，高行健一类的纯公知模式的作家不一定能够得到欣赏，如果要是给予一个体制内身居高位又激烈反共的作家，效果会大得多。
事实上，不仅仅是诺贝尔奖，西方控制的舆论机器还有很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9-1992年连续设了四个文化年：1989年是阿赫玛托娃年，1990年是帕斯捷尔纳克年，1991年是曼德尔施塔姆年，1992年是茨维塔耶娃年。这可以说是比诺贝尔文学奖还要高得多的荣誉称号，对推动苏联解体起了很大作用。这四个人也是越往后的越敌视十月革命。而影响要比他们大得多的马雅可夫斯基1993年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联合国却没有设文化年进行纪念，显然也是跟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态度有很大关系。关于这些人在苏联时期受到所谓“残酷迫害”的真相，以及苏联文艺界和平演变的情况，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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