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主任，为何如此痛恨“小镇做题家”？ -

我就好奇，如果杨主任也是一个从底层奋斗上来的北漂，那么岂不也是个“小镇做题家”，怎么当上了记者、文人、名流，忽然就开始厌恶自己的出身了？开始嘲讽那些和你一样努力的寒门年轻人了？自己拼命挤上了电梯，衣冠楚楚人模狗样了，就要把所有的“泥腿子”都挡在门外？资本真是可怕啊，它们能够轻松驯化出“乏走狗”，冲着无产阶级兄弟龇牙咧嘴狺狺狂吠。

　　首先声明，我不是饭圈人士，我对易烊千玺也不太熟，其实他考不考编，和我没关系，一开始，广大网友对于这件事，只是问一个程序是否公开公正？这不过分吧？

　　就算有人质疑“一个年入亿万的流量明星，为什么要考编”？也不是什么过分的问题吧？难道中国富人、明星、名人的生活和工作，普通老百姓不能问？不能质疑？难不成他们是封建时代的皇帝？

　　那位《中国新闻周刊》杨时旸杨主任，靠着嘲讽“小镇做题家”，以一己之力，把这件事情拉到了阶级对立的高度，实在是令我佩服。

　　杨时旸把寒门出身、来自于农村、靠读书考试、一辈子循规蹈矩、遵守有序规则的普通当代劳动者，都定义为“小镇做题家”，贬低我们这群人“出身低贱、眼光狭窄、心胸狭隘”，“没见过世面”，“见不得明星们过得好”......字里行间，充满了刻骨的歧视。

　　瞧不起“小镇做题家”？按照你们的讲法，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共和国的铸剑人，也是来自于落后农村苦学成才的“做题家”......甚至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近代最伟大的那个人，也是从韶山冲那个小山村读书走出来的“做题家”。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做题家”。

　　今天是人人平等的新世界，扯什么“小镇做题家”？

　　从前，教员说“六亿神州皆舜尧”、“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教员说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说我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但杨主任说我们只是“小镇做题家”，活该没有前途。

　　杨主任在他的神文中讲“科学家和演员是平等的，社会收入分配自然有市场去调节，有法制去监督”——他把明星艺人和科学家相提并论，认为“颜值也是一种稀缺资源”，“颜值”在市场上，就是比读书考试做实验搞科研的能力之前。

　　易烊千玺的颜值我不评价，但按照杨时旸这套逻辑，乌克兰才是人类的“地上天国”，“欧洲妓院”的妓女、代孕妈妈最有价值，火箭科学家反而穷困潦倒，被小流氓欺负，笑贫不笑娼嘛。

　　杨时旸《中国新闻周刊》文化部主任，同时还是个影评人，他的百度百科介绍中写着：杨时旸是多家媒体专栏作家，以报道为业，以评论成名。除了媒体人的身份，杨时旸还是影评人。专栏作品散见于《腾讯·大家》《北京青年报》《南方人物周刊》《新京报》等。

　　从他的自我介绍来看，这人是相当自恋的，他自诩：“以报道为业，以评论成名”“跟访过无数当红明星”“中国最毒舌的独立影评人”——说白了，他就是靠吹捧影视明星吃饭的，在流量明星当道的今天，这是一笔好生意。

　　其实这职业古已有之，中国古代从来不少一种无耻文人，靠捧戏子名角花魁的臭脚，混一口饭吃。

　　但杨主任又要故作清高，装出一身傲骨的样子，在他的自我简介中，其文字作品是“最冰冷的理性和最热切的好奇”锻造来的，其对世界保持的探求与清醒，用的也是“最锋利的语言写最真诚的句子”......这和那些自诩“当代鲁迅”的公知们没有区别。

　　他写过很多文章，立场是一以贯之的，总是站在普通人的对立面，专门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谈。

　　比如，他曾嘲讽天津大爆炸中的志愿者；

　　“基本上都属于空有一腔热情，毫无专业技能的书呆子型。他们算是上帝人格和圣母人格的隐性基因携带者，中二症的另一种表征，善于在灾难到来的时刻，营造出一种把自身投入大事件的忘我感”。

　　再比如，他曾嘲讽质疑杨超越落户上海的普通网友：

　　“那些酸来酸去声称自己寒窗苦读几十年不如一个明星的，你还真就不如一个明星。那些天天动不动就提寒窗苦读的，你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迷梦还没醒吗？”

　　又比如，他曾讽刺嘲讽质疑演员明星偷税漏税、天价片酬的普通人，甚至在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整治影视圈之后，照样阴阳怪气。

　　当时国家多部门联合发文加强对影视行业的整顿，针对“阴阳合同”、天价片酬、偷税漏税等现象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受到普通人的欢迎，但杨主任并不高兴，发文《重拳整治影视业：整谁？治谁？》来含沙射影。他甚至说：“片酬高就一定要批判吗？要不要回到越穷越光荣的时代？”

　　2018年，针对影视行业偷税漏税问题，国税部门进行了一轮补税。杨主任也发文谴责《补税、删帖、下九流：契约精神在哪里？》，形容明星们以各种方式钻空子逃税是“契约精神”，而政府追讨税款是“违约”。

　　我不知道杨主任是什么出身，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当上《中国新闻周刊》文化部主任的，我只记得，他曾写过一本小说，叫做《杨天乐买房记》，讲的是一个北漂艰难生活的故事。

　　小时候，我听我语文老师说：真正的文人、作家、记者、艺术家、电影家，天生应该是左派，因为他们的精神是独立自由的，只有他们能够站在弱者和穷人的立场说话，如果一个文艺从业者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成为了精英主义者，就等于念了一辈子佛经却天天嫖到失联。

　　是啊，你看雨果笔下有着忠勇正义的底层人卡西莫多，大仲马笔下有着穷人出身的基督山伯爵，甚至就连《红与黑》中妄图挤进上层社会的于连，也是持同情惋惜态度的......

　　但在当代中国，你很难看到一个左翼的作家、导演、编剧和记者.......当代的中国作家、记者、编剧们，热衷于把寒门子弟、底层人民污名化，小说和电视剧里令人厌恶的主角和反派，永远是寒门子弟——《人民的名义》中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祁同伟，小官巨贪藏着几个亿不敢花的赵德汉，《欢乐颂》中琐碎、狭隘、懦弱被一大家子人拖累的樊胜美，《双面胶》中无耻自私的凤凰男李亚平，《致青春》中的渣男陈孝正......你看看，他们中间有一个好人吗？

　　东晋南朝，是古代最瞧不起寒门子弟的时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庶族出身的官僚，连和士同席吃饭的资格都没有；陶侃官至太尉，被贵族骂做“溪狗”，桓温军功卓著，穿个盔甲都被贵族嘲笑；那么南朝贵族们最后又是什么下场？

　　所谓“小镇做题家”，就是农民的孩子，他们的祖辈受剥削受压迫做牛做马，终于有一点希望了，就拼命帮助“亲人”，他们为红军、八路军、新四军送粮食、做鞋子、送子女上战场，冒着被还乡团反动派剥皮活埋点天灯的危险，支援共产党和人民的军队。

　　他们的父辈为了新中国兴水利、修道路、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河流改变了模样，他们的父辈种庄稼、交公粮、上河工、免费义务劳动，支持了国家的工业化……他们的父辈还为了生存，背井离乡去做农民工，爬脚手架、拌水泥、掰钢筋、在泥泞里打滚，流血流汗断手断脚，用自己的青春和健康，建设了大城市。

　　他们的祖辈父辈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财富、资产、资源、人脉……他们只是一分钱一分钱地攒起来，把孩子送去读书、做题、上大学……

　　他们大多数人，就像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单纯、老实，他们信奉努力就有回报，信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们遵守秩序和规则，他们以为只要老老实实工作，一丝不苟完成步骤，遵守所谓的“游戏规则”，就能达成正当的目标，得到公正的回报。

　　就像祖辈们种地一样，农民从来不怪罪天时、种子，只会怪自己不够细心、不够勤劳；就像父辈们打工一样，农民工从来不怪老板包工头言而无信，从来不嫌工资少工时长，只要有钱赚，拼了命都会去干……做题，其实和种地、打工一样，需要大家都遵守规则。

　　“做题家”这个名字倒没有讲错，他们确定是全中国最老实、最守规矩的一群人，一切都是按照解题步骤来的……读书、考试、上大学、考研、考公、考编、面试、进企业、996、买房、结婚、生孩子。他们就像当年的工人农民一样，是中国的基本盘。

　　所谓“小镇做题家”，就是寒门子弟，从物质精神极度匮乏的农村里走出来，从千军万马独木桥的高考中厮杀出来，上学时爱党爱国尊敬师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工作的时候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这高楼大厦，这万千道路桥梁，这世界第一的工业国，这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哪一点和寒门子弟没有关系？

　　他们没有好的资源，没有开阔的视野，没有优秀的人脉，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但99%的他们依旧在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社会的发展而努力，他们也有信仰，他们也有理想，他们也有希望，为什么在你们笔下，他们就不得不去死呢？

　　人都有欲望，也都有追求，人有求之不得的痛苦，也有上下求索的快活，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寒门子弟确实遭遇了很多困境和痛苦，但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口，轮不到你们这群无耻之徒来指手画脚借题发挥，也轮不到你们来贴标签下定义，这个世上没有那么多祁同伟，也没有那么多陈孝正李亚平，你写的，不过是你幻想中的“寒门子弟”，你龌龊内心的自我投影。

　　你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却要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可笑之极。

　　对了，这位杨时旸杨主任，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这个“独立中文笔会”，是一个公开承认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组织。有很多反华分裂分子在上面写文章，而杨主任的文章，也堂而皇之挂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