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毛主席，而不是苏联、而不是所谓的共产国际！不惜诋毁毛主席也要给共产国际翻案的精苏分子们，赶紧死了这条心吧！
“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军进抵长江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而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斯大林
这是关门主义。在“第三阶段”把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持续到抗战的王明“左”倾路线理论依据。毛主席第一个站出来纠正了这个错误！
关门主义这一点，共产国际洗不白！
“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征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推翻现存的政权，工农独裁制，组织苏维埃。)”。——共产国际决议案
共产国际否定农村为中心，对“工农”泛泛而谈，把主要任务空谈为搞政治教育、争取和组织工农群众，这个“主要任务”是错误的！
这个“主要任务”和林彪他们认为的“主要任务”差不多。他们丝毫不提中心任务是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力量。这就是共产国际的谬论！
反对农村为中心，这一点，共产国际洗不白！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调：“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主席和他们这群空谈教育和争取群众、不谈扩大农村政权力量的共产国际信徒划清了界限。
“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因此，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共产国际决议案
共产国际总是鼓吹打通和大城市联系，污蔑不和大城市联系的农村游击战争是“散乱”、“不相关联”、“必致失败”。
共产国际在根本没条件和大城市打通联系的情况下盲目鼓吹主要任务应该打通城乡联系、把城市吹捧为“无产阶级中心”。
城市是少数人的地盘，不是中心，农村人口多、群众多，想要革命的无产阶级应该去那里，农村才是无产阶级中心！
主要任务不是和所谓的城市打通联系，而是先大规模发展农村根据地自身！搞毫不掩盖的城市中心论，不顾实际强调必须打通城乡联系，把农村运动主要任务非要定为打通城乡联系，把实事求是的以做农村工作为中心污蔑为“必然失败”，这一点，共产国际洗不白！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调：“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和发展才是促进高潮的最主要因素！最主要任务是扩大农村根据地，而不是打通城乡联系。
“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可是这里也暴露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青年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中央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调动群众也薄弱(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广州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应当认为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共产国际决议案
说来说去，就说没有说到根本——根本在于广州暴动压根就不应该搞！大城市压根就不应该打！但是共产国际就是不认这个错！
不认为打大城市就是盲动主义，再多的检讨也是没有根本意义的。照搬大城市中心论还不承认在中国当时打大城市本身就是错的，共产国际胡说八道！
不否定广州暴动打大城市本身就错了，这一点，共产国际洗不白！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强调：“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决议案事·并非科学的，无事实可加的，但在当时确是正确的。”——斯大林
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在当时确实是完全错误的！斯大林就是不承认这个决议案在当时也是完全错误的！
不承认这个反对农村为中心、不否定广州暴动打大城市本身就错误的这个决议案压根就错了，斯大林这一点洗不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的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六大政治决议案
延续了那个叫斯大林的人的三阶段论，为之后福建事变没很好利用埋下隐患，这是王明路线的源头。
这个错误观点来自斯大林，他洗不白！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这里，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将要表显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将要决定‘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会如何由宣传口号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六大政治决议案
鼓吹城市的“领导作用”可以“决定胜负”，丝毫不提农村的领导作用。
实际上城市敌我力量悬殊，城市领导作用不能决定胜负，无产阶级必须把自己指挥部转移到乡村，乡村才可以决定胜负。
乡村人口最多，无产阶级在乡村发动主要人口、形成多数人口的大规模政权，对城市形成压倒性优势，实现压过城市的乡村的决定力量才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指导下写的六大决议案这里城市中心论显而易见！
六大决议案里面的这个错误观点也离不开共产国际讲的城市为中心、主要任务为“城乡联系”而不是农村工作的谬论！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调：“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和发展才是促进高潮的最主要因素才是决定因素，城市不是决定因素。
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这一任务，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一任务的成效，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六大政治决议案
还认为农民运动仅仅是“之一”而不是决定力量！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就是决定力量！
这个决议案是根据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写的！共产国际洗不白！
“农民是受无产阶级的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六大政治决议案
还认为农民仅仅是之一而不是最主要力量！农民就是最主要力量，没有之一！
这个决议案是根据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写的！斯大林洗不白！
“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特别注意大生产大工厂中党的支部的建设和发展，因为这里是工人阶级主要群众集中的地方。”——六大政治决议案
可见，虽然六大报告不认为城市暴动是主要矛盾了，但是还没有把主要矛盾放在农村，还在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
在发展党员方面，重点还放在城市，在这里发展党员、特别是大工厂里面发展党员。
而毛主席把工作最重点放在农村，主要也是在农村大力在农村发展党员。和共产国际不同。
“因此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很多百万的士兵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为中国共产党目前最严重的任务。”——六大军事决议案
最严重任务是发展农村的革命力量，在农民之中发展革命力量，而不是在军阀里面发展。军阀在城市，把最严重任务放到在军阀里面夺取军队，显然就是把中心放在了城市。
不以农村工作为最严重任务，以城市军阀工作为最严重任务，这一点洗不白！
“俄国1905年后农民暴动还在发展，但不能(动)摇到整个政权。”——斯大林
这是照抄俄国，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俄国城市无产阶级力量相对雄厚，是资产阶级维系生命的主要基础（俄国资产阶级主要靠无产阶级养活），无产阶级积攒的实力也足以抵抗资产阶级。所以农民暴动不用充分发动、只需配合城市斗争，就可以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
在中国，供奉帝国主义享受的资金、维系帝国主义统治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地主对农民的榨取、剥夺。帝国主义和傀儡买办（很多是地主出身）控制的工人数量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无产阶级力量极度薄弱、数量极少。敌我差距极其悬殊，在城市不可能夺取政权，就只能先去农村。农村占当时中国人口90%以上，无产阶级只占0.5%。
所以，想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能以农村为中心、不占城市、大规模发展乡村政权，把乡村革命根据地规模发展的比城市还大，对城市形成压倒性优势，这就瓦解了阶级敌人主要的统治基础。农村的实力以及规模已经远远大于城市了，压倒性优势都形成了，决定性力量都形成了，就可以动摇敌人的整个政权了。
即使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还在城市，中国地主赖以供养帝国主义、维系自己买办利益的主要劳动力和资金来源丢了，农村劳动价值创造者——农民被拉走了，帝国主义也待不下去了，没多少人养活他们了（城市工人数量极其有限，帝国主义压榨中国的主要来源在农民创造的价值）——帝国主义在中国主要的捞钱途径被阻断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就瓦解了，就被动摇了。这是可以动摇敌人统治政权的！
所以，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档案原文就是如此——引者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 ——斯大林
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给林彪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对农村建立长期革命政权没有信心提供了“理论作证”。
斯大林说知道中国是半殖民地，但是实际上对半殖民地怎么进行革命还是没有搞懂。如果真的搞懂了，就会明白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农村红色政权也会长期存在和发展。
他这里否定了农村根据地政权可以持久存在、长期发展，意思无非是要让我们中共抓紧往大城市赶。这无疑是荒唐的。
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不强调应该以敌人薄弱的农村为中心长期扎根发展，却口口声声讲农村呆不久，错误显而易见。
对广州打大城市百般辩护、对农村问题百般夸大、污蔑在农村“不能持久”，这就是吸引我们去送死！
毛主席就不信斯大林这一套，早在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就提出了要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叶得出了和斯大林完全相反的结论——农村根据地政权就可以持久存在！毛主席讲：“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毛主席这里讲的，才确确实实是真理！
“假使我们(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时才可说高涨。现在(我)不能同意你们的主张:革命高潮快要来了。”——斯大林
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什么时候可以说高涨？农村根据地发展的规模大了、力量大了，比城市力量和规模大了，才可以说是真正的高涨！
主要城市抓不住，把农村规模发展大、把农村力量发展大、发展的比城市力量还强，照样可以说高涨了！高潮到来，革命力量上升，旧势力统治受到威胁，不等于大城市占领与否。
毛主席明确指出：“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这里，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农村的红色区域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比大城市重要得多！
农村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具有决定的意义。
所以，高潮到来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扩大农村政权力量。所以，革命高潮到来，不等于掌握了主要城市，而在于在农村逐渐发展的政权力量规模超越了城市。
高潮快要到来的标准还包括什么？还包括阶级矛盾的激化！
毛主席讲：“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农民的游击战争如没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决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即使有(取得)胜利也不能巩固。故城乡的关系不能建立则胜利无望。假使我们视为潮流高涨了，则我们应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为中心。简单地(说)，为什么资产阶级还能坐在城中，因为他们有力量(的缘)故。”——斯大林
斯大林这里胡说。他否定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可以改变社会性质，否定了井冈山和苏区以及之后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农村和城市没直接联系，在农村建立的根据地照样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性质。
潮流高涨了，不是能抓到大城市作为中心了，而是作为革命中心的农村力量比城市还大了——不是把城市作为所谓的中心！
这时候，即使资产阶级还坐在城里，即使还没把大城市抓住做“中心”，农村的力量压倒了城市，革命的高潮也就到来了。
而且，潮流高涨了就要应该立即抓大城市作为“中心”吗？不能！潮流高涨就要打大城市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潮流高涨了，也应该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先打农村和弱小城市，后打大城市，而不是先打大城市这种敌人力量强大的地方。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讲：“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主要任务就是在农村扩大根据地，高潮到来就不是先抓大城市作为中心，而是农村的革命力量规模超过了城市。
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毛主席也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讲：“（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而不是盲目的以大城市为中心。即使潮流高涨，也不能先抓重要城市，即使要做城市工作，也是要打那些一定能打下来的，而不是所谓的大城市、重要城市。
“广州暴动是否是盲动主义?不是!盲动主义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军事阴谋，广州暴动则不是。广州暴动的结论是，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想巩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图。他们向国内外作一次公开的反抗。一方面是想巩固自己的革命势力，另外开展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的局面。”——斯大林
仅凭不承认打大城市、搞广州暴动是根本的军事路线错误这一点，给斯大林送一个 “城市中心论坚持者”的名称，就丝毫不为过！
没有一个否定城市中心论的人会认为广州暴动不是盲动主义。斯大林还不认为打大城市错了！
斯大林怎么说什么也不承认广州暴动的方法完全错误呢？！这个辩护给了王明路线盲目攻打大城市精神依据！
“如我们有些地方可作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战争。但农民有一缺点:有小部军队，有了土地，便不想进取了此便是工农间的矛盾。”——斯大林
可见斯大林反对持久的在农村扩大根据地，认为在农村呆久了就“不进取”了。
对农村过分强调困难，对打大城市的、盲动主义的广州暴动百般辩护，污蔑农村革命根据地力量“不能持久”、“不利于进取”，这不就是想吸引我们打大城市吗？！
“其（农民运动——引者注。）最重要在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结果在(是)建立红军，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给国内外仇敌以经济上的打击。”——斯大林
“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争的分子成立广大的红军。这是这一时期革命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
可见，斯大林这时候认为吸收农民作为军队最重要，甚至认为吸收农民参加军队比变革土地生产关系还重要——因为吸收完了几万军队之后的任务就是攻打大城市。
他的吸收标准——几万。
只要军队数量超过了几万，他就要你立即进攻大城市，而不是继续以农村为中心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
可见他吸收农民、拉队伍，目的不是继续扩大农村根据地、以农村为中心开展土地革命。
因为他认为拉完几万队伍打大城市“更有意义”。
斯大林的公式是：
“在农村吸收几万红军、拉完队伍，比土地革命还重要——吸收完几万军队直接去打大城市，这个更重要、更有意义——比在农村继续搞土地改革和扩大农村根据地还有意义，有了几万军队之后，就当然要先干这个，后再关注别的”。
吸收了几万军队之后去打大城市不是更有意义，而是更有危险、更有灾难、更会被阶级敌人消灭！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我们已经吸收了几万军队，但是去打大城市、打赣州了，损失惨重！
只有吸收了几百万军队之后，才真的会有打大城市的把握。解放战争的时候，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我们吸收了至少五百万的军队，才最终得以打下大城市。几万军队还远远不足以打下大城市。
更有意义的是什么？是占据农村。农村不仅仅是敌人的薄弱环节，而且是中国最主要人口的聚集地，更是地主阶级被帝国主义输送供奉帝国主义的资金的来源。
占领的农村，把主要人口多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政权范围之内，才对革命起了决定作用，才更有意义。
毛主席的公式：“吸收农村军队很重要、搞土地革命更重要——大规模扩大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农村为中心的土地革命更有意义——敌我差距悬殊，大城市打不起，更有意义的是打农村扎根主要人口聚集地，扩大农村革命力量，形成对城市的压倒优势，比打大城市有意义——吸收几万军队之后打大城市不是‘更有意义’，而是更有危害！”。这才是正确的！
“然而谈正确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中国工人运动，现在已经脱离一九二七年严重失败之后的消沉状态。无产阶级的罢工经济斗争，是在发展着这种斗争，表现着转变到政洽战斗，游行示威的须向。这些过程已经在工人运动之中，引导到共产党的巩固，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很有成绩的领导今年‘五卅’‘八一’‘九一’的罢工和示威。”——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
这是1929年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写的，还把城市工人运动置于农村根据地建立之上，还鼓吹城市中心论、鼓吹半殖民地的大城市工人运动“最重要”，胡扯八道！
斯大林1929年鼓吹“城市中心论”、把城市放在最重要位置，还是洗不白的！
“现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要取得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这一个任务也还没有解决。共产党还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
这也是1929年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写的。还把城市工人运动放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务”，还没把农村根据地扩大放在第一等重要任务，这就是共产国际，这就是斯大林，这就是城市中心论！
把城市工人运动放在第一位，不把农村根据地扩大放在第一位，共产国际这一点洗不白！
“党应当肃清自己的队伍，去掉暗藏的托洛斯基派和取消派。然而党内主要的危险，现在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这些倾向:是要削弱反对改组派的斗争，是要承认改组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对于农民战争的估量不足，是对于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加以阻碍，是减少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独立作用和领导作用。”——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
看看，看看！这就是“共产国际”的“左”倾谬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左”倾、是在势力悬殊情况下盲目加紧城市斗争，而不是右倾！这里还强调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搞关门主义！这一直是王明路线的理论依据！
共产国际在这里胡扯什么右倾最危险，而不是反“左“，这一点是洗不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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