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1日，毛泽东评论墨子哲学，提出“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同日《毛泽东年谱》），这段话，道出中华文化的精髓。这是人类史上唯中华文化连绵不断，具有“质的安定性”的文化密码。
反对过与不及，当然也是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中华智慧，本质在于“平视”。
近代之前，西方皆蛮夷，唯中华独尊，这是秦汉唐宋明清辉煌文明视野积累的成见，其中自有秦皇大一统，相对东西方多数时期的零散部落民族、撮尔小国，可以有俯瞰天下的相对优势。从中世纪特别是到近代反帝反封建，付出数代人的生命、尊严，到新中国建立，国人经历过极度自尊和极度自卑，“叩其两端而竭焉”，重返中庸，不卑不亢。但当今时代的全球化，依然还在努力摆脱1840年开始的西方掠夺财富，华为余承东说，我们太相信全球化分工了。同时，还要认识过去没顾上的对我文化掠夺，可见，平视，并无一劳永逸。
当下的主流认识，即当代的一般视野，例如国学张岱年教授认为：“中国传统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完整的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到了近古时代，也没有出现西方十六七世纪盛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更没有伽利略所开创的实证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重大缺陷。……更要学会缜密分析、进行实验的科学方法。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张岱年:《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中华文化侧重系统性，没有西方文化重分析的实证科学，无论从中医望闻问切，西医化验解剖，还是通讯地址、姓名的位序，中西语法，族谱排列……等等形式，东方先总后分，西方先分后总的日常差异体现出来。这是差异，还是缺陷？
挟近代科学的巨大差距，以马关、辛丑条约以后，国人欠缺“缜密分析”，不能逻辑、定量、实证已成定见，也形成国人不善于创新，造不如买，贸工技的所谓当代“实事求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把被毛泽东称为“柯老”的柯庆施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业奇迹，把钱学森分析农田的能量变换，把国人组织起来修水利办钢铁以至大战狼窝掌的经济救亡图存，归并为本由自己挑起的浮夸狂热极左，任由“高贵者”无尽嘲讽穷棒子为改变命运的“土法上马”“大呼隆”；又指西人封锁为国人封闭僵化。一小部分人的这类政治心机、嫁祸于人的渣式操作，逆“两个凡是”而行：大凡毛泽东誉之，必将毁贬之；大凡挫折积怨，必诿诬之。当然，所谓“思想解放”的多数人，多是受信息差所累。但若反思，骨子里，依然挣不脱近代民族自卑感的残余折射。可见，平视，也并不容易。
欧几里德几何学，是“泰西利玛窦口译”，明末礼部尚书“吴淞徐光启笔受”。煌煌大作，印量称仅次于圣经，构成西方文化科技基石，译在明末，出版在清初。1840年之前两百年，满人贬汉，而西人中世纪的专制黑暗，不乏地中海海盗遗习，满人贬汉和海盗遗习相互为用，掩护了西人中心，文化霸蛮的所谓“地理大发现”，这种扬西抑华，鸦片战争后更甚，往往又因人们聚焦于近代史而被忽略。传教士的几何学口译中，据维基百科图片，居然有“庄子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原本和译本，关系混乱，引起伪史质疑。这是东升西降大背景下的视野变迁。
西史辨伪的质疑，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平视的理性深入。西史辨伪，当前是学术问题，尊重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也合唯物反映论。
但要说思想体系，当前基本形成两大阵营，一个是田野派，姑且如此称之。黄河清教授“下过乡，扛过枪，留过洋”，他的思想体系应该和陈平、温铁军、何新、任正非、金一南等这一类人相同，属于文革时期形成的知识分子。这类人来自地头、车间、营房，有广阔的、跳跃性的履历，后来有机会接触西方，正是在毛泽东倡导下，他们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实现了马克思的“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有个人“全面发展”的幸福，就可以在人生历程后，娓娓道出的生活真谛往往比“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恩选集》二，213）比如“三门干部”有更大的聪慧，洞察真伪，他们有最早的思想解放，又有更为深刻的否定之否定。相信这种类型的人才，并不如同工人福利房，成为绝唱，也许可以从今天的扶贫村官、从身怀不同专业绝技的快递保洁，从熟悉资本雇佣的青年一代得到继承。
当然还有坚决的反派，是与国际接轨，形成的金字塔象牙塔教育等精神等级结构的捍卫者，在文化上，往往和曾被“十恶不赦”的“浩劫”视为“复辟”的民国海归精英的精神还乡团产生共鸣。笔者曾认为，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确已经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各级重点再到清北，然后再进入“藤校”式的“雁阵”模式，其中高精尖被西方资本收割，回国的寥寥可数。而这些高精尖中又有极少完成特别是藤校自然科学和工商金融科学的培训，跳入华尔街投资界龙门。气象学博士朱云来先生读完会计即丝滑进入瑞银，离开时，其官员称不知其身世，欲盖弥彰。受这类尖顶尖影响，国内一部分高官子女进入金融界一度成为潮流。另一方面，中美非军事形态战争白热化后，如任正非言，高代价的进口技术，打开后发现是中国鸡下的蛋，人们开始正视中国的精英教育是资我还是资敌，反思教育价值观是人民（奴隶）史观还是精英史观？
新时代后，有所好转，但社会意识基本矛盾依然尖锐。捍卫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虚伪秩序的一类人，西方史是天，天不能塌。要他们平视西方，是缘木求鱼。
1964年1月5日，毛泽东与日共领导谈话时说，“我主张你们要把爱国主义的旗帜紧紧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让资产阶级夺取这一旗帜。”（同日《毛泽东年谱》）这个主张富有深意，区别在哪儿？
改开以来，有个谋生糊口的公司不断蜕变壮大，举世瞩目。当华为不卖给摩托罗拉，就发生了质变：对外识破令体制内部买办感激涕零的全球化分工陷阱，对内冷眼审视资本与劳动关系。华为坦承他们管理的主要内容学的是美国，对待国外先进，是僵化、固化、优化三步曲，看似新奇，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十大关系中对外开放，对自然科技具体要求的运用，也是对列宁的“人类知识的总和”的开放。华为的不让雷锋吃亏，重视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丰富和深化了对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实践，从企业微观角度，也创新了自苏联、中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华为现象是偶然的，但反映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在世界的必然性。
华为率二十万员工，单挑美国及其盟国，单挑美国垄断科技资本的现行秩序，体现了胸怀，脊梁和眼光，迄今取得的成就，跨越了东西方，是实至名归的、由现代工人阶级为主角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代表，如今成了各条战线的旗帜。也是当下“两个毫不动摇”的生命力所在。相比一众注册开曼，或庸庸碌碌，唯资本马首是瞻的公司，华为鹤立鸡群，造福人类，真正做到了平视西方。这就是毛泽东要夺取爱国主义旗帜的意义。
今天的西史辨伪，主要是解决我们自身平视西方问题。未来，西史辨伪的主体，是觉醒了的西方人，“自有大儒为我辩经“，这就是人民史观、奴隶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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