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昔日“反华媚洋殖殇大本营”南方系媒体矩阵的主力军，也是近十年来逐步取代南方系而蓬勃发展的上海系媒体矩阵（澎湃、界面、第一财经、东方早报）的幕后推手，二十余年来堪称劣迹斑斑。
随便举几例：
2012年7月，《东方早报》社长陆炎被免职，副主编孙鉴亦被停职——这个《东方早报》，就是2003年时南方报业开启北进步伐的产物，于当年度5月28日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和上海民间财团共同出资打造，是南方系将阵地从珠三角转移至上海滩的头炮。《东方早报》早期的中高层最初绝大部分都来自南方报业集团，随后经过改组，南方报业从《东方早报》撤出，但他们没有止步，而是继续北上、与光明日报社等合作创办了《新京报》。在《新京报》，南都老人程益中兼任总编，时任光明日报社直属报刊社工作部主任的、2019年被逮捕的戴自更，兼任社长。《新京报》的主力也是来自南方报业集团。这个程益中，2003年曾因经济问题被查处，当时引来包括《亚洲周刊》等大批国内外反华媒体的声援，向中国有关方面施压……至2016年12月，上海报业集团决定从2017年1月1日起《东方早报》休刊，《东方早报》原有的新闻报道、舆论引导功能，全部转移到新媒体运营项目——澎湃新闻；
2014年9月，南方报业旗下《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沈颢和总经理陈东阳涉嫌违法被警方带走，这个陈东阳曾任《南方日报》计财处会计员；
2021年12月，“官二代”艺人杜雪儿因走私毒品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毒品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其母杜明明此前曾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杜明明父亲杜导正则为此前被取缔的右翼反G杂志《XX春秋》社长。
…………………
想想张雪峰为什么不建议年轻人进入今天的媒体业。
一方面，媒体这个行业殖化传统源远流长、媚洋文化尾大不掉、逆向种族主义倾向根深蒂固，可谓“一入殖门深似海”，一旦捧起“新闻专业主义”这泡沾着人血的屎当饭吃，从此人不为人，徒为行尸走兽…
另一方面，媒体业这个领域，裙带至上、门阀为先、圈子文化盛行、山头主义弥漫、抱团趋势显著。坐拥信息传播权力，却不思进取、不事劳动，要么家里蹲搬运，要么公款旅游磨洋工。
这届巴黎奥运会已经一览无余，一千个记者问不出十个“人问出的问题”，然而一翻他们的微博，个个咖啡红酒卢浮宫，铁塔剧院塞纳河……
纳税人养你们去前线是干嘛去的？
面对帝国主义场外压迫，一不抗议、二不表态、三不斗争，反而以殖为傲，甘当帝国主义舆论帮凶走狗，明里暗里教化新一代00后运动员紧随他们那一代「殇人」的价值观，“切不可开罪洋大人、洋组织、洋媒体”……采访运动员时的嘴脸要么高高在上的爹味，仿佛“能被我采访是你的荣幸”；要么莫名其妙的钻营恶臭八卦，除了恋爱、CP、私生活，就是废话文学反复说…
侮辱全红婵这其实算是个典型事件，其言语之间不过是在暗示：即便是中国体制培养出的最塔尖的皇冠明珠，也不过“疯疯癫癫”、“白痴”而已，最终还是得经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唯有“学点英语”，才能不那么“白痴”……
老实讲，这种作态已毫无保留的体现了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自信、活泼、开朗、大气，真的是严重触及甚至戕伤了上一辈「殇人」们的心理底线这一事实。
且实质上，自信、活泼、开朗、大气这些性格特质，其实本就应该是稀松平常的，但由于上一辈的「殇人」们自80年代一路走过，其脾性暗面实在过于阴冷肃杀、自我矮化、以跪为荣、自甘贱民………
因而，只要新一代的国人哪怕稍微自信那么一点点，都会伤害得他们五脏俱焚痛不欲生。
看到全红婵、潘展乐们微微“嘚瑟”一点就受不了了？就要觉得“不照顾洋大人感受”了？
纵向比对80年代之后兴起的“惊诧友邦论”、“中美夫妻论”、“无限和平论”等，我们可以肉眼可见地析出事实：庙堂鸽派、江湖跪族、温室萌新，80年代之后这三股势力长期妖言惑众，同时擅长祭出戕责国人的三大棒：旧阶级斗争思维、旧冷战思维、旧民粹主义。
用古词作，则为“义和团”；
今令，则“战狼式XX”。
总之，我们不可与海洋文明交恶，非但不可交恶，连融入都融入不得，非屈膝岸边、叩首迎合不为“开化、开放、开明”……
中国当代以来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极力鼓吹“融入西方世界”，跪洋卖国主义是他们的救命稻草——所谓融入世界，这个“世界”在李鸿章们所处的东亚格局里是日本，而在最近三十年的后冷战格局里则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这种人的潜意识里，美西方集团是世界规则的天然制定者和利益的第一受让人，因而中国要做的就是仆从和服务。
这就是毛主席当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为这部分人描摹的：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文人阶层在经过「去革命化」三十余年后，大抵是烂了，烂得透透的。
包括涌入了大批文人而形成自由化阵地的媒体群。
居庙堂之高的文人阶层、处江湖之远的媒体群魔、驭境外之炮的西方资本，这三股势力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合流，成为了在舆论场上重新压迫中国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毛主席早于1967年即一针见血：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去年以来，张雪峰对底层学子好心提点却遭到一群高校叫兽的集体围攻，恰得应证。
这一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权倾庙堂。
不过，文人弄权的结果一定是政治走向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历史上但凡较有作为的时代，无一不是求贤如渴与鄙视文人并存——有商鞅、张良、孔明、刘伯温，亦有许攸、祢衡和杨修。
社会想要前进则必然开动车轮，而车轮滚滚就必然产生震荡。那么这种震荡，一定会在文人阶层中进行着严格残酷的遴选与改造。
其兴衰胜败的标准在于：文人们能否在实践中体现价值、能否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四体不勤、不事劳动、亦或是攀附旧权贵或外族势力。
一旦与时代、民众和实践相脱节，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指责全红婵“秀金牌”的“友邦惊诧”论调，其本质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修正主义于外交领域的典型体现。
以毛主席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本文结尾吧：
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
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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