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正以一种极其隐蔽（明目张胆）、也极其阴险（肆无忌惮）的方式，在我们的文化和舆论阵地上，激烈地展开着。其中，一股最反动、最值得我们所有革命同志和爱国人民予以最高警惕的逆流，就是那股正在通过小说、电视剧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为那个早已被中国人民彻底打倒和埋葬了的地主阶级进行全面“翻案”和“洗白”的黑风。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生万物》，就是这股黑风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充满了腐臭气息的典型样本。
它打着所谓“特殊年代农村生活”的幌子，干的却是“替地主招魂，为恶霸鸣冤”的勾当。在它的镜头下，那个本应是依靠残酷剥削、敲骨吸髓而生的地主老财，被精心包装为了一个“勤劳节俭”、“懂农业”、“有文化”的、甚至值得同情的“乡绅”；而那些在旧社会被他们压迫得家破人亡、卖儿卖女的贫苦农民，则反过来被丑化为了一群“奸诈懒惰”、“游手好闲”的无赖。
这种将历史进行一百八十度的大颠倒，将剥削者美化为“功臣”，将被剥削者污蔑为“懒汉”的叙事，绝不仅仅是《生万物》一部剧的“艺术创作”。从早期陈忠实的《白鹿原》，将地主白嘉轩塑造成“乡土文明的守护神”；到莫言的《生死疲劳》，借地主西门闹之口，哭诉自己“没干过亏心事”的“冤屈”；再到方方的《软埋》，从根本上否定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这，是一场由党内外的新生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代理人，所共同策动和发起的、系统的、全面的、旨在为地主阶级恢复名誉，并最终从根本上否定中国革命历史合法性的、一场蓄谋已久的舆论战争！
本文旨在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系统性地、深刻地去戳穿这套“地主翻案”论的反动、虚伪的本质。我们将深入地从经济、政治和历史等多个维度，去解剖地主阶级这个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剥削阶级，其真实的、寄生的、反动的阶级本性。我们将旗帜鲜明地去捍卫土地改革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最伟大的平权革命的正义性。我们更要向那些企图为地主阶级招魂，并妄图将我们劳动人民重新打回到那个黑暗的、吃人的旧社会的“反贼”们，发出一声最响亮的、也是最决绝的革命怒吼！
一、文艺的“画皮”与历史的真相：被《生万物》们颠倒的血泪中国
要戳穿这股“翻案风”的虚伪，我们首先必须将那些由《生万物》之类的文艺作品所精心描画的、充满了田园牧歌式温情的“画皮”给无情地撕下来，并将其与那个真实的、浸透着亿万农民血泪的、残酷的旧中国农村进行一次最直接、最鲜明的对比。
(一) 从“黄世仁”到“白嘉轩”：地主形象的百年变迁与阶级叙事的消解
在毛主席所领导的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年代，文艺是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存在的。在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地主阶级的形象是清晰而明确的。
无论是《白毛女》中那个逼死杨白劳、抢占喜儿的黄世仁；还是《半夜鸡叫》中那个为了剥削长工而半夜学鸡叫的周扒皮——这些形象，虽然在艺术上具有高度的典型化和象征性，但他们却无比真实地抓住了地主阶级那最核心、最根本的阶级本质，那就是——剥削与压迫。
然而，自修正主义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以来，特别是在所谓的“思想解放”和“告别革命”的口号之下，文艺领域便开始了一场系统性的、对革命历史叙事的“颠覆”和“解构”。
这场“颠覆”的集大成者就是像《白鹿原》、《生万物》这样的作品。它们不再从阶级对立的角度去描绘农村。恰恰相反，它们以一种所谓的“人性论”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视角，去极力地美化和渲染那个由“乡绅”（即地主）所主导的、旧的、宗法的乡土社会是何等的“和谐”、“有序”和充满了“温情”。
在这些作品中，像白嘉轩、宁学祥这样的地主，不再是剥削者，而摇身一变，成为了“勤俭持家”的创业者、“乡土文明”的守护者、“耕读传家”的传承者、以及在灾难面前能够带领全村人共渡难关的“主心骨”。他们的形象，被塑造得比任何一个农民都更具有“道德”和“智慧”。
(二) “小恩小惠”的迷惑性与剥削制度的残酷性
这些“翻案剧”，其最具有欺骗性的一个共同手法，就是用个别的、地主个人的“小善”，来掩盖和冲淡整个地主阶级的、制度性的“大恶”。
在《生万物》中，地主婆费左氏会在逢年过节时给佃户们一些“打赏”。于是，在一些观众眼中，她似乎就成了一个还不错的“好人”。
然而，这种“小恩小惠”，能够改变她作为一个剥削者的根本的阶级属性吗？绝不能！
我们看到，当别人家遭遇变故需要卖地时，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压低价格进行兼并；当她需要一个子嗣来继承家业时，她会毫不留情地去欺骗和利用佃户的女儿苏苏；当粮食发生短缺时，她会第一时间将粮食全部藏匿起来，而置全村人的死活于不顾。
这种在平时施以小恩小惠以缓和阶级矛盾；而在关键时刻，则必然会毫不犹豫地维护其自身根本利益的“两面性”，恰恰是一切“聪明的”剥削阶级所共有的最典型的特征。而那些翻案剧，则恰恰是只无限地放大前者那温情脉脉的“面纱”，而故意地去回避后者那血淋淋的“獠牙”。
(三) 真实的旧中国农村：一个充满了血泪和压迫的人间地狱
那么，在洗去了这些文艺作品的“美颜滤镜”之后，那个真实的、由地主阶级所统治的旧中国农村，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
那是一个经济上被敲骨吸髓的人间地狱。农民终年劳作，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所生产出来的绝大部分粮食，都要以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等各种名目被地主阶级无偿地掠夺而去。正如当年的农会干部在调查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农民辛苦一年，所得竟不能供一家三口吃三个月！”
那更是一个政治上被压迫的人间地狱。地主阶级通过其所豢养的家丁、团练，并与官府、土匪相互勾结，牢牢地掌握着农村的基层政权和武装力量。他们可以任意地对农民进行吊打、关押、乃至处死。
那还是一个人格上被肆意凌辱的人间地狱。地主可以随意地霸占佃户的妻女。在某些地区，甚至还保留着野蛮的、中世纪般的“初夜权”陋习。
我们只要去看一看我们那些最受人民爱戴的革命英雄的出身，就足以窥见那个时代的斑斑血泪。我们伟大的战斗英雄黄继光，他的父亲就是因为无法承受地主的逼债，而被活活地逼死；我们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杨根思，六岁丧父，母亲被地主逼疯后惨死，他自己则不得不签下卖身契去给地主当童工。
正是这种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阶级仇恨，才淬炼出了他们那一代人在战场上那种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钢铁般的革命意志！
而今天的这些翻案剧，却企图将这一切都轻轻地一笔勾销。这难道仅仅是“艺术创作”吗？这分明是，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最深刻的苦难记忆的，最无耻的背叛和亵渎！
二、阶级的经济解剖：为何地主阶级是社会发展的“活僵尸”？
那些为地主阶级“翻案”的“文人墨客”，例如《乡土中国》的费孝通等人，常常会从一种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的视角，去极力美化地主乡绅阶级在旧中国社会所扮演的所谓“积极作用”。他们将地主描绘成“农民中的佼佼者”、“乡土文明的守护者”、“地方秩序的稳定器”。
然而，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最锋利的解剖刀，去深刻地解剖一下，地主阶级这个不事生产的食利者阶层，其在经济上究竟是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还是恰恰相反，扮演了一个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动的、如同“活僵尸”一般的角色。
(一) 土地——资本的“黑洞”与生产力的“牢笼”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地主阶级其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就是对土地这种最根本的生产资料的垄断性占有。
在那个工业和商业极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里，土地是唯一能够提供稳定、持久、且风险最低的收益的“投资品”。因此，这就必然会产生一个致命的、系统性的经济后果，那就是：社会上几乎全部的剩余财富，都会如百川归海一般，被持续地投入到对土地的兼并和购买之中去。
一个地主在残酷地剥削了农民、获得了大量的粮食和货币之后，他所想的绝不是要去投资兴办什么能够改进生产技术的工厂，或是要去修建什么能够惠及全体村民的水利设施。他最理性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用这些钱去购买更多的土地，以便能够在来年收取更多的地租，并积累更多的财富，再去购买更多的土地……
就这样，土地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资本黑洞”，将整个社会本可以被用来进行生产力扩大和技术革新的宝贵资金，都牢牢地吸附和禁锢在了这一种最保守、最落后、也最没有前途的经济形态之上。
(二) “囚徒困境”：地主阶级为何必然抵制技术进步？
那么，有人会问，即便地主们不去投资工业，那么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也总应该有动力去投资和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吧？
然而，一个更深刻、也更具讽刺意味的经济学逻辑，恰恰相反。对于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抵制农业技术的进步，恰恰是更符合他们集体利益的一种“理性的”选择。
为什么？因为在一个交通不便、市场狭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粮食是一种需求弹性极小的商品。
如果只有一个地主采用了新技术，使得其土地的亩产量大幅提高，那么他确实可以获得暂时的超额利润。
但是，如果所有的地主都采用了新技术，使得整个地区的粮食产量都大幅地提高，那么其所必然导致的，就是粮价的暴跌。
而粮价暴跌所带来的损失，将会远远地超过因亩产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并最终导致全体地主其总收入的普遍的、灾难性的下降！这就是典型的“丰产不丰收”的“囚徒困境”。
因此，对于地主阶级来说，最“稳定”、也最“安全”的选择，就是大家心照不宣地共同地去抵制任何可能，会“扰乱”市场价格的、新的农业技术。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发展”，而是“稳定”，是那种能够让他们可以安安稳稳地收取地租的、千年不变的、停滞的、田园牧歌式的“稳定”。
(三) 寄生虫与买办：一个不事生产、阻碍进步、出卖民族的反动阶级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经济解剖，我们就可以为地主阶级下一个最清晰、也最科学的定性了。
第一，它是一个不劳而获的、纯粹的寄生阶级。它不参与任何直接的生产劳动，其全部的财富都来自于对农民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
第二，它是一个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极端保守反动的阶级。它的阶级利益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它必然会去抵制任何形式的、无论是工业的、还是农业的技术进步。
第三，当历史进入到近代，当它面对着来自西方的、更强大的工业文明的冲击时，它又迅速地与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相勾结，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的买办阶级。
这样一个在经济上寄生、在政治上反动、在民族立场上卖国的阶级，鲁迅先生用“吃人”二字来形容它，是何等的精准和深刻！这样一个早已成为了我们民族肌体上一个巨大的、正在腐烂流脓的毒瘤的阶级，我们难道不应该用最彻底的、最坚决的革命手术，来将其彻底地割除吗？
三、土地改革的伟大革命：一场翻天覆地的经济与政治解放
“打土豪，分田地”，这句在中国响彻了数十年的、最激动人心的革命口号，其所蕴含的，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经济上的“财富再分配”。它是一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最彻底的、翻天覆地般改造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一) “打土豪，分田地”：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权运动
土地改革，其最直接、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经济上，彻底地将亿万中国的贫苦农民，从那种压迫了他们几千年的、残酷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枷锁之下解放了出来。
通过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其无偿地、平均地分配给那些无地、少地的贫雇农，我们党领导着中国人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如此彻底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伟大理想。
这不仅仅意味着农民从此可以将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保留在自己的手中，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农民在经济上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他们再也无需向地主卑躬屈膝，再也无需出卖自己的儿女来换取活下去的权利。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最伟大的经济解放和人权革命！
(二) 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
土地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
在旧中国，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横行乡里，作威作福，其根本的保障就在于他们牢牢地垄断和掌控着农村的基层政权。所谓的“乡绅”、“保长”、“族长”，无一例外都是由当地的地主及其代理人所充当的。
而土地改革的过程，恰恰就是一场以贫雇农为核心，团结中农，去向这个旧的、反动的基层统治网络发起总攻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打倒了地主本人；更重要的，是彻底地摧毁了他们那盘根错节的、反动的宗族势力和地方武装（如“还乡团”）。并在这个废墟之上，建立起了一个由农会、贫农团等，崭新的、由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革命的、红色的基层政权。
正是通过这样一场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政治革命，我们党才第一次真正地将自己的领导权，如钢钎一般，牢牢地插入到了中国社会那最广阔、最深厚的土壤之中。
(三) 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基与国家工业化的唯一前提
这场伟大的土地改革，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又迅速地转化为了支持解放战争，并最终奠定新中国工业化基础的磅礴的物质力量。
在军事上，正是因为广大的翻身农民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打倒了蒋介石，他们才能够保住自己刚刚分到手的那份用鲜血和斗争所换来的土地。因此，他们才爆发出那种“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他上战场”的、无与伦比的支前热情。翻身农民构成了我们那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的最主要、也是最可靠的兵源和后勤保障。
在经济上，也正是因为土地改革，将农业的生产力，从封建的枷锁之下解放了出来，并打破了地主阶级对农业剩余的垄断。我们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才第一次有可能将农业所提供的宝贵积累，自觉地、有计划地投入到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之中去。
可以说，没有土地改革，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没有土地改革，更不可能有新中国后来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土地改革，是我们人民共和国得以建立和发展的一切成就的、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第一块基石！
四、“翻案风”的阶级根源：新生资产阶级的“寻根”与“复仇”
既然地主阶级是如此地反动和寄生；既然土地改革是如此地正义和必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在今天，在革命胜利了七十多年之后，一股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的“翻案风”，会甚嚣尘上？
答案，只能也必须，从我们今天的、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去寻找。
(一) 他们是谁？——当代“翻案”势力的阶级构成
这股“翻案风”的背后，站立着的绝不是什么单纯的“文艺工”。它是一个有着明确的阶级构成和政治诉求的、反动的政治联盟。
这个联盟的第一部分，是那些已经被打倒的、旧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后代。这些人，虽然在肉体上早已失去了其往日的“辉煌”，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那种对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刻骨的阶级仇恨，以及那种妄图“变天”、重新夺回他们所失去的“天堂”的复仇欲望，却一天也没有消失过。
这个联盟的第二部分，也是其最核心、最强大的部分，则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所重新地产生和壮大起来的一个新的、官僚的、买办的资产阶级。这些人，虽然在出身和血缘上与旧的地主阶级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在阶级的本性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同样是依靠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而存在的。
这个联盟的第三部分，则是依附于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并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毒害的一小撮反动的“文人”和“公知”。他们是这个联盟的“吹鼓手”和“理论喉舌”。
这三股势力，虽然来源不同，但他们在“否定革命、否定毛主席、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根本的政治目标上，其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二) 他们为何要“翻案”？——一场系统的意识形态“正名”运动
那么，这个反动的联盟，他们为何要如此执着于为那个早已在物理上被消灭了的“地主阶级”去进行“翻案”呢？
因为，他们深刻地懂得，这是一场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系统的意识形态战争。他们的最终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地主。
他们的逻辑是清晰而险恶的：
第一步，是通过文艺作品，去美化地主，将他们描绘成“勤劳致富”的、“温情脉脉”的“好人”，从而在人民的心中种下这样一个极其有害的种子，那就是：“剥削，似乎，也并没有那么坏。”
第二步，是通过美化地主，来反过来丑化和否定那场打倒了他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他们要将这场伟大的革命，描绘成一场由“懒汉”和“暴民”，对“勤劳者”和“精英”所进行的、不公正的、非理性的“浩劫”。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通过否定土地改革，来从根本上否定领导了这场改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正确性。
最后，也是其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否定这一切，来为他们自己在今天所正在进行的新的、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进行历史的“正名”和“辩护”。他们的潜台词是：既然当年那些“勤劳”的地主，被“懒惰”的农民所错误地打倒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些更“聪明”、更“勤劳”的新资产阶级，重新地骑在你们这些“懒惰”的穷人头上，不也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吗？
(三) 从“告别革命”到“赞美乡绅”：一条清晰的舆论准备路线图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股“翻案风”，是整个修正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系统工程的一个必然的、也是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八十年代，他们首先是提出了要“告别革命”，要“反思文革”。
到了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他们便开始系统地去否定和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而到了今天，当他们觉得对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已经“妖魔化”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们便必然地要将他们那虚无主义的矛头，指向那块奠定了我们共和国一切合法性基础的最根本的基石——土地革命！
这是一场有计划、有步骤、有理论、有组织的、系统的意识形态进攻。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整个民族的光辉的、革命的、人民的历史，都彻底地虚无化，并代之以一部由“地主乡绅”、“买办精英”、“帝王将相”所共同谱写的、反动的、剥削阶级的“伪史”。
五、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绝不能让历史的车轮倒转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文艺，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最敏感、也最具有群众性的一个部分，它历来都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
(一) 从《生死疲劳》到《生万物》：文艺战线上的系统性进攻
我们看到，这股为地主阶级“翻案”的黑风，其冲在最前面的，往往就是那些头顶着各种“国际大奖”和“著名作家”光环的文艺界人士。
从莫言在其小说《生死疲劳》中，借着转世为驴、牛、猪、狗的地主西门闹的视角，去哭诉自己是如何地“勤劳善良”，却最终被无情地枪毙；到方方在其小说《软埋》中，以一种更直接、也更恶毒的方式，去全面否定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并美化那个由“有文化的乡绅”所统治的旧世界；再到今天这部将阶级矛盾彻底庸俗化为“三角恋”的拙劣电视剧《生万物》——
所有这些作品，其所运用的，是同一种极其相似的、也是极其虚伪的创作手法。那就是：用个别地主的、可能的、所谓的“小善”，去掩盖和否定，整个地主阶级的、必然的、制度性的“大恶”！
他们抽空了阶级剥削这一最根本的历史背景，而去大谈特谈地主是如何地“信守契约”、“尊重文化”；他们将农民在饥饿和绝望之中所爆发出来的正义的反抗，丑化为一种源于“嫉妒”和“懒惰”的非理性的“暴行”。
(二) “人性论”——掩盖阶级性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为了使其这种颠倒黑白的叙事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合理性”，他们必然会祭起一块资产阶级文艺最常用的、也是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那就是所谓的“人性论”。
他们会说，他们不是在为“地主”这个阶级翻案，而是在“超越阶级”，去探索和描绘那个普遍的、复杂的、超越了“好”与“坏”的、所谓的“人性”。
然而，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将这种“人性论”批得体无完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无产阶级就只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就只有资产阶级的人性。”
在阶级社会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普遍的“人性”。所谓的“人性”，只能是、也必然是具体的、历史的、带有深刻阶级烙印的阶级的人性。
这些作家，他们以“人性”为名，所极力地去同情、去理解、去美化的，恰恰是那个属于剥削阶级的、充满了虚伪、贪婪和残暴的“人性”；而他们所极力地去丑化、去扭曲、去否定的，则是那个属于劳动人民的、充满了反抗、斗争和创造精神的、革命的“人性”。
(三) 我们的任务：捍卫革命历史，巩固无产阶级文化阵地
面对着敌人在文艺战线上如此猖狂的、系统性的进攻，我们绝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拱手相让！
我们必须拿起鲁迅的“投枪”和“匕首”，拿起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艺批判武器，去对这些散发着封建地主阶级腐臭气味的“大毒草”，进行最彻底、最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用我们自己的、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去重新地占领这个已经被资产阶级严重污染了的文化阵地。我们要去重新地为我们的人民，讲述那些关于土地改革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光辉的、真正的、革命的故事！
(四) 毛泽东思想还在，想翻案，门都没有！
最后，我们，要向那些至今依然沉醉在“地主翻案”的白日梦中的、党内外的、一切反动派们，发出一声最严厉的、也是最自信的警告：
你们可以收买几个无耻的文人，去编造几个虚假的故事。但是，你们永远也无法去篡改那部由亿万中国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和泪，所亲手写下的、伟大的、真实的革命史诗！
你们永远也无法去抹杀掉那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整个民族集体记忆之中的、关于旧社会的、那种刻骨的阶级苦和血泪仇！
最重要的是，只要那个由毛主席所亲自为我们点燃的、关于“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思想火炬，还在一代又一代的、真正的革命者的心中，熊熊燃烧——那么，你们这些代表着历史垃圾堆的、腐朽的、反动的地主阶级的幽灵，就休想在我们这片早已属于人民的、红色的土地上，有任何“翻案”的可能！
门，都没有！
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对本文做一个最清晰、也最坚定的总结了。
以电视剧《生万物》为代表的这股甚嚣尘上的“地主翻案风”，绝不是什么孤立的、偶然的“文艺现象”。它是在今天的中国，阶级矛盾和路线斗争日益尖锐化的一个必然的、也是极其危险的政治投影。
它是那个已经被历史彻底埋葬了的反动地主阶级的幽灵，与那个在修正主义的土壤上重新生长壮大起来的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进行的一场罪恶的“政治合流”。
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美化地主阶级来否定土地改革；通过否定土地改革来否定中国革命；通过否定中国革命来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并最终，通过否定这一切，来为他们自己在今天所正在进行的新的、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寻找历史的“合法性”，并为最终将我们彻底地拉回到那个由他们所主宰的、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去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舆论准备。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绝不可能倒转的！
那个由毛主席所亲自领导的、亿万翻身农民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所彻底砸碎了的旧世界，是绝不可能再被重新拼接起来的！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擦亮我们的阶级之眼，识破他们的全部阴谋，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既然敢于在文艺和舆论的阵地上向我们发起猖狂的进攻；那么，我们，就必须也只能，在这片阵地上，给予他们以最坚决、最彻底、也最无情的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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