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的改革

也谈中国的改革
文  刀

引  言
一、改革的内涵及衡量改革是否进步的标准
二、中国社会基本状况分析
三、中国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四、中国社会经发展的主要阻力到底来自何方？
五、中国应该如何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三十年了，对这三十年的改革，该怎么评价，有人说，好的不得了，有人则说，我感觉不到；有人说，我全靠改革开放发的财，有人则说，我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有人说，成绩非常伟大，有人则说，方向有问题；有人说，现在是物资极大丰富，有人则说，我只能镜中看花；有人说，我是应有尽有，有人则说，我只能看但买不起等等。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甚至因此争得面红耳赤，一时都很难说服对方，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标准。那么，到底有没有相对公共的标准呢？笔者以为应该是有的。本人就想在这方面谈点看法共同进行探讨。
一、改革的内涵及衡量改革是否进步的标准
所谓“改革”，它的内涵简单地说，应该是改革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它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科技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等，它是一个历史概念。既然是讲“社会进步”，它就不是个别的、局部的进步，而是整个社会的进步。那么社会的主体是什么呢，之所以要讲社会的主体，是因为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100%的，只能是主体，即通过主体推动整体。那么主体是什么？按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就是人民，因为人民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这是一个不论谁承认与否都客观存在的一个普遍真理。这些就是我们不少领导所经常讲的一句话：即我们办任何事情都要看人民是不是喜欢，人民是不是满意，人民是不是答应为标准，就是这个道理。同理，我们现在来评估中国的改革是进步还是退步的主要标准，也要问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基本群众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为判断的主要标准。这样的标准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固有的，它不是凭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感情冲动所制订出来的，更不是凭个人赌气，即你要那样搞我就偏要这样干，而且不准大家争论的霸王作风来作为判断标准。可以断言，凡不顾社会发展规律违背广大人民意愿者，就必遭规律的惩罚。例如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广大劳动人民支付巨大的改革成本，而极少数人则聚敛财富，特殊利益集团者的腰包越来越鼓，而全国的贫困人口却不断增加，从而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这样的改革广大人民当然不喜欢、不满意，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它背离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中国社会基本状况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其封建主义残余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而由于殖民政策，资本主义的影响方兴未艾，国内的民族资本亦有一定的发展；中国之大，奴隶制度仍统治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的农奴制就极其残酷。另外，社会主义的成份，是已经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经济上虽然比较薄弱，但由于官僚资本收归国有，也就有了代表社会主义方向的国有经济；再加上一大批饱经风霜浴血奋战并与人民有着血肉关系的革命干部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就是说这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奴隶制残余于一体的大国情。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人民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资产阶级（包原有的新生的以及党内部分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希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1951年的三反五反，1957年反右派斗争就是反证，就连西藏叛国集团头子达赖都妄图恢复农奴制度。所以说当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从社会制度讲，尽管有诸多先天不足需要不断完善，但相对于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从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面讲是相对薄弱的落后的，有待借鉴，而在政治上则仍然是一个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执政的共产党随着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颠覆，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和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可能性。
三、中国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如前所述，中国当时社会的基本情况是一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及奴隶制残余同时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改革该坚持什么方向，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从而使社会主义更加稳健地发展呢，还是借改革之名把新生的社会主义扼杀掉，即把社会主义制度最基本的东西都推倒重来呢？如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即人民性，即工农劳苦大众的国家主人地位，基本的经济制度，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等。你的改革不管有多少种方案的设计与选择，都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解放中国劳苦大众为已任的执政党，而且有自己的章程的明确规定，只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倒退，具体说主要有二。
其一，我们的改革必须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所共知，中国共党的产生，及产生后历经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代价，才把政权从反动统治阶级手中夺了过来，才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最本质的特征是确立了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工农劳苦大众国家主人的地位，这是人民自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基本前提和命根子。因此，任何改革，有一千条理由一万条根据，都不能动摇甚至改变这个政权的性质，即不能动摇或改变工农大众国家主人的地位，如果动摇了这个根本，那就等于中国共产党解放前28年所付出的代价付之东流，就等于背叛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还在那里标榜什么“我是人民的儿子”“大家走共同富裕道路”等等，都是无稽之谈和骗人的假话。
其二，所谓改革必须有利于广大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两极分化。凡有阶级社会以来，即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都是少数人压迫剥削大多数人，即大多数人用自己的血汗养活、喂饱少数富豪权贵们。唯独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是要逐渐消灭阶级的压迫剥削，使广大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要达此目的的前提，就是政权掌握在忠于人民，一心为人民的人手中，而且人民有权推举他们或罢免他们。相反，如果当权者是一些满脑子装的只是如何为自己及其家人亲朋以及少数特殊利益集团谋利效劳，那么广大人民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假话。其结果只能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两极分化的日趋严重，这样的改革不但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社会的大倒退。因为我们判断改革的进步与否，也不能只是见物不见人，只有人才是社会的主体和社会的灵魂，有时物资的极大丰富，不就等于社会进步，如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危机，生产过剩，宁可把商品倒到海里也不廉价给老百姓。中国的改革也不能只单纯看市场物资的多少，还要看商品的生者能买得起多少，还要看价值的剥夺者与被剥夺者的状况。如果只是少数剥夺者的物资财富的极大丰富，而被剥夺者则是穷困潦倒，即使市场繁荣也是一种虚假繁荣，而且还潜伏着极大的社会危机，这是与“以人为本”和“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
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到底来自何方？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用欲盖弥彰的手法，为某些错误的改革或某些失败的改革进行狡辩。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极力贬斥并否定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进步作用。他们把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说得一无是处，为推行资本主义的一套造舆论，说什么“国企体制”僵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什么工人有惰性迷恋铁饭碗，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唯独不敢触及某些国企的领导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甚至搞特权欺压群众而严重挫伤员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于是在他们一番“社会主义的全民或集体所有不如私有”的舆论之后，一批批国企通过所谓“改制”或“企业破产”，变着法子、绕着弯子变成了个人私有；使大量的国有（全民）资产流向贪腐官员和不法商人的腰包；一批批产业工人纷纷下岗、失业或沦为私企任意压价的劳力商品。从此，两极分化不断蔓延，社会财富迅即向少数寡头和特殊利益集团聚集，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在农村以同样的逻辑和手段，把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强行解散，大张旗鼓地推行安徽凤阳县小冈村的所谓联产承包，实为个体单干，它在短期内可能有一定效果，但从长远看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弃地进城务工，所造成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其后果无法估量。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发展生产力，难道就只有把已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摧毁去靠私有制找出路？！事实上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战线的大庆油田，农业战线的大寨大队，不正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生产力的先进典型吗！如果全国的所有国企都能像大庆那样。那么，在政治上，我们的产业工人在企业乃至国家主人的地位不会丧失，在经济上，GDP的总量不会比现在少；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严重；国有资产（全民的）也不至如此大量流失，腐败也不敢如此猖獗！又如农业战线都能像大寨那样，还有后来的河南省的南街村、江苏省的华西村那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根本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且农民子女的免费义务教育、社保和合作医疗都靠集体经济解决了，也不至把如此巨大的经济负担统统推到现任政府的头上。像这些坚持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好经验，不积极去扶植、总结推广，特别是对大寨和南街村的经验采取冷漠甚至歧视的态度。另外，关于安徽凤阳十几户当年主张单干的民农，被视为中国农村发展的“灯塔”，中国改革的里程碑，即推翻集体发展单干的里程碑。那么现在他们的情况如何，即发展生产力里程碑作用发挥得怎么样，人们很想知道一二。
事实证明，在中国农村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和阻力，并不是由于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制度，最主要的还是有一批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忠于农民和一心为农民办事的人手中，这些人就是当年农村四清（社教）运动中所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特权，脱离群众，欺压群众，还巧立名目的摊派去盘剥农民。当然这一点在农村解散人民公社成立乡、村体制后向农民的各种摊派就更加严重，不少农民形象地说：我扛锄头下地，要挖到第八锄才是我自己的，前面七锄都是替人家挖的。如此，农民怎么有积极性呢？！应该说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并不是集体经济制度本身，而主要是体制内的当权者的价值追求。我们现在要问，联产承包搞单干，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发展了没有呢？！“三农”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农民弃地进城，手头是多了几块钱，但对“三农”的基础性破坏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不能被农村的某些虚假繁荣迷住，农村或说“三农”的根本出路还在于集体化和机械化，单干永远摆脱不了贫困的命运。不集体化也就无法实现机械化。
综上所述，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阻力的论调，纯系欲盖弥彰，纯系骨子里追求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径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五、中国应该如何改革？
中国的改革，首先必须明确地定格在社会主义方向上，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两极分化，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存在的真正意义所在。只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只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成为集聚全国人民的共同旗帜，也才能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鉴于此：
冷静下来，认真梳理一下新中国建立后两个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可以说前近30年（1949-1978）中国共产党是想叫人民尽快共同富裕起来，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未能富起来，为什么？
① 新中国是在一个百孔千疮的基础上，用20多年就想富起来谈何容易，它面临的首先要建立全国各级的新政权，要安定全国民心，要医治战争创伤，要随时应对内外敌人的破坏和颠覆。现在有人专门用一种颇有迷惑性的论调，即文革前就是不断地搞阶级斗争，才影响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富裕。散布这种论调的人，其中有些是别有用心的人，借以发泄对反动统治的被推翻的哀鸣；还有一种是人民内部的一些糊涂思想，说没完没了的政治动动影响了经济建设，成了敌对势力的应声虫。为什么就不想一想，有哪一场阶级斗争不是对方先挑起来，而共产党进行还击的，如三反、五反、镇反、反右以及抗美援朝。为什么不先指责进攻者，反而指责还击者呢？！如果共产党不还击，那人民的政权可能得而复失，而这恰恰又是反动阶级梦寐以求的。而党內的政治运动又往往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的反映，而党内政治动动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确保执政党的人民性不变质。
② 国家的经济发展既要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且不断有所改善，但国家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即为往后的发展打基础备家底，这是常识。决不能搞吃光用光的叫花子政策。例如当时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也就是后来中国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以及比较强大的国防的重要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进行积累的大家底，很可惜这些家底后来通过“改革”其中不少变成了少数人的私产。
③ 在党内的各级干部中，也确实存在一些不是全心全意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反而脱离群众甚至搞特权欺压群众，有的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当权派（即当时讲的走资派，当今讲的贪腐官员）。他们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说文革前的近30年，人民希望富，但为了子孙后代富而节衣缩食，给国家给人民留下了比较雄厚的家底。
那么后30年主要是文革后至党的十六大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指导思想上就没有想叫人民都富裕起来，而是十分明确地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至于后面捎带的半句话，即“先富带后富”，实践已经证明：让少数人先富是实，带后富是虚；让少数人先富是真，带后富是假。搞了20多年的改革结果留下了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局面，给十六大后的中央领导丢下了一个超级难题。
前30年人民自己节衣缩食，原本已经为社会经济的大发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打了基础，备了家底，可在后30年中，它没有为人民自己共同富裕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了少数人追求暴富进行掠夺的资源，所以才有了近3000名xxxx很快拥有了两万多个亿的财富，才有了中国约10%的人占有中国社会80%的财富，才有了年收入不足1000元月生活费不足100元的近一个亿的贫困人口的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严重局面。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事实上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近亿贫困人口为代表的全国人民同少数暴富寡头及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且这对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目前社会经济持续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不断缓解和消除这对主要矛盾。
现在不少人反对提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事实上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你敢不敢于正视它就是了。那我们现在可以改变一种表述的方式，即改为弱势群体（人数众多）同强势群体（少数人）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而这种冲突或斗争，一般都是弱势群体即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斗不过强势群体，即少数暴富寡头和特殊利益集团，弱势群体总是吃亏，所以才不和谐。目前在中国能否实现和谐的关键，是执政的政府站在什么立场去平衡或平息冲突或矛盾。目前中国的严重性在于有些地方政府，往往站在强势群体一边，甚至还有些地方政权成了强势欺压弱势的帮凶，它不但不能平息矛盾，反而加深和激化矛盾，故转而导致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紧张的复杂局面。这也就是今后改革必须重点解决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个改革怎么搞，笔者认为瑞典社民党领导改革的某些思路和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例如瑞典社民党的领导人汉森1928年就在他的“人民之家”计划中，把国家比做一个家庭，他说：“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汉森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就用国家力量的手段来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因为在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的统治必然失败。”那么是否“必然失败”，还取决于国家的力量及这个力量它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寡头一边，当然这里讲的站在哪一边，并不是为了消灭任何一方，而是通过运用再分配机制来扼制两极分化向共同富裕方向发展。正如史哲《瑞典社民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所说：“这个北欧王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实践表明，公平社会的构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比如道德观念、理论基础、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等，但更多的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能够解决的问题，相对于财富的积累来说，一个比较更公平的分配体制，对于保持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能更为重要。”
前面讲了，所谓公平分配体制形成的关键，是取决于国家力量所站的立场的基点在哪里。无数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成立87年来，是民主革命阶段也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好，其成功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凡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就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革命或建设就能取得胜利，解放前不需多说，就从解放后前28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之所以老百姓能节衣缩食，生活艰苦还能跟共产党走并鼓足干劲争上游呢？就是因为老百姓知道共产党是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的，故愿意与共产党同舟共济。而从1978年至党的十六大前的改革开放年代，为什么有些改革诸 如国企、医疗、教育、住房等的改革最终失败呢？集中到一点，要看指导思想是否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的。不能只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把原本是属于人民的财富（国企），帮助少数寡头给夺走了。所以，才形成了两极分化、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失业，以及新的“三座大山”又压到了人民的头上这样一种严重的局面，而造成这种局面尽管有一千条原因，一万条借口，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执政的国家权力，没有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就连外国一些富人都承认，他们联合中国的政府一起来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从表面上看是广大的劳苦大众同少数寡头以及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但根子往往在执政国家力量方面，如2008年7月19日在云南省孟连县发生的胶农同该县勐马橡胶公司的利益冲突事件中，警方站在橡胶公司一边并开枪打死了胶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所以今天中国的改革，最主要的是要下大决心解决好国家力量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即政府应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好了，可能其它很多问题（矛盾）将迎刃而解，即通过政策、法规、体制和机制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

二○○八年九月六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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