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部分骨灰，从大西洋的彼岸来到了中国，埋葬在了他的出生地，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但是与其葬在北大的初衷终究还是有些距离。中国舆论界很有一些人对他的“爱无处安放”很是耿耿，将司徒雷登的遗憾归咎于毛泽东主席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别了，司徒雷登》发表于1949年8月18日，与分别于8月14日、8月30日、9月16日发表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都是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这些文字中，揭露的是美国的白皮书和“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艾奇逊，针对的美国封锁孤立新中国和反共的政策。即便是在《别》文中，关于司徒雷登的文字也很少。对于司徒雷登的描述和点评，不过是寥寥几句：“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和“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四句话的意思。第一句话，主语是司徒雷登，点出了他与中国的渊源，包括他办学和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只是在“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前面加上了“装着”两个字，下面的“颇能迷惑”的考语也就顺理成章。为什么说“装着”呢？因为司徒雷登先生和毛泽东主席一样清楚，他所爱的中国是符合利益的中国，在对抗日本独霸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培养具有美国价值观的中国精英阶层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包括在共产党内有美国的代言人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甚至包括支援抗日有力的共产党军队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司徒雷登先生自然可以做到兼爱。至于蒋介石政权，虽然是一个代表者买办、官僚、大地主、资本家利益的腐败集团和卖国集团，不符合中国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白皮书中对蒋介石政权罪行的指责司徒雷登都知道，而且很多还可能是他收集并汇报的。但是相对于一个以推翻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三座大山为目标的共产党政权来说，蒋介石政权无疑是符合美帝国主义利益的，故此司徒雷登先生就把爱心给了蒋介石集团，把敌意给了共产党，尽管他知道当时的共产党政权给人民带来的是解放和给国家带来的是独立。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间，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以及他个人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证据确凿的。所以说，司徒雷登是因为爱美国所以爱中国，爱的是一个符合美国利益，具体的说是美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二者利益一旦发生冲突，司徒先生是很坚决地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的。
第二句和第三句的主语都是司徒雷登大使，一个驻国民党政权的大使，一个不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大使，确实是没有什么好做了。让他没有什么好做的恰恰不是共产党人，司徒雷登及其秘书的回忆中也记录了，共产党人是给他做些什么的机会的，其实包括“开设新店”，不过是开设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新店。但是司徒掌柜的东家，美国政府不让他做，于是他“只好挟起皮包走路”。为什么说只好呢？因为他要是爱中国更甚一些，大可以发个声明，留下来当教授，毛泽东主席肯定是欢迎的。可见，司徒雷登先生对于出生地中国的爱，并没有狐必死首丘的地步。
第四句的主语还是司徒雷登，相对应的是白皮书。白皮书，并非是中国共产党让艾奇逊写的，司徒雷登也并非是中国共产党让他走的，都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杰作。前者暴露了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后者打掉了国内一些人对美国政府与新中国建交的幻想，当然值得庆祝。这两句话，并非针对司徒雷登个人，而是针对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
综上所述，司徒雷登先生不能得偿所愿，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当时他所效力的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权的敌意。不是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不让他开设新店，是他的东家美国政府不让他在中国开店，不是中国不开放，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封锁中国，让他“爱无处安放”的是美国政府，不是中国政府，对他同情的人应该大骂麦卡锡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而不应该指责毛泽东主席和他缔造的新中国。一个是因为他的爱本身的问题，司徒雷登先生作为个人，如果真要爱中国，他的一位同胞兼燕京大学同事埃德加·斯诺是个很好的榜样，这位真正爱美国也爱中国的人，一部分骨灰就葬在北京大学，下葬的时间是1972年，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敬献了花圈，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真正爱中国的外国朋友的。他完全可以在卸任后回到中国，完全可以在作为使者穿梭于中美之间，大可不必让美国政府到处找毛泽东的远方亲戚传话，毛泽东主席有接受李宗仁的气魄，就有接受司徒雷登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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