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胜唏嘘：杨老师和杨太老师各自痛说“革命家史”

杨教授自比鲁迅，怒批诬蔑他的人是五毛党 
　　
点评者：逢君恶
　　

　　这是杨教授的最新博文，全文转载至此，逢君恶网友进行了适当的点评。

　　自从我贴出《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一文后，总有一些人在我的博客上或者网上，对我进行一些造谣、诬蔑，甚至漫骂，其手段之卑劣，言语之粗鲁，水平之低下，根本不值得一驳（然，够粗鲁）。开始我还有些迷惑，乃至很不舒服：中华民族中怎么会有这种人？所以一度把那篇博文删除了。不料此辈依然甚嚣尘上，得寸进尺，自以为得意。其实你们如此拙劣的表演，能损害我的名誉吗？本人是一位磊落坦荡的学者，不怕你们的攻击（既不怕攻击，然则何故又删博文耶？）。
　　有人翻出我父亲的《回忆》，指责我曾与父亲吵闹以争家产。这种指责太好笑了，本来不想把家丑外扬，既然有人翻出来那也就无可奈何只得说说了。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四字，看来乃杨教授之口头禅也，总是要教训人）当时是什么年月吗？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本人从插队落户的贵州刚回到上海，二十几岁的我可以说一无所有。而父亲由于母亲去世找了个后娘，在一些问题上又与两个哥哥闹翻，由此而不许我进门（与令兄闹翻，何故迁怒于汝耶，费解），甚至不让报户口。我只得在邻居家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只有在小面馆里吃一角钱一碗的光面度日。你说我不找父亲找谁？而后娘当时已经把我们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得不知去向，并把房门封死，我根本无法进住，所以只能到后娘家找父亲，但他们闭门不见。几次下来，年青气盛的我只得用此钉门粗鲁的手段（寻父无罪，钉门有理！颇具造反精神也），以望后娘出来解决问题。最后是由组织出面找我父亲，才同意把户口报上，市里再分了一间房子，才单独过日子。最后，父亲与后娘只(只)出了几百元钱帮我买了几件家具，其他家里的所有（所有）财产都（都）由后娘一人独吞，我此后再也（再也）没有拿过父亲的一分（一分）钱（只，所有，都，再也，一分，足见三十年前事，至今耿耿!）。其实，母亲去世，我们兄弟三人完全有资格分一点母亲的遗物，但我们没有。父亲去世，也完全可以与后娘打官司分父亲遗产，我们也没有。家里的孩子（以后都是教授）都与父亲闹翻，难道父亲会没有责任？其实你们只要看看他的《回忆》中，连与他生活了一辈子的我们的母亲的名字都不提，就可知道这父亲还是蛮绝情的（即便所述均为实情，如此揭批亡父，情何以堪，余实不忍卒读也）。
　　有觉悟的网民把你们称作“五毛党”（看清，谁诬蔑谁），就是说只要用“五毛钱”就能收买你们阴暗的灵魂，其绰号真是起得惟妙惟肖。不知你们的动机是什么？不知你们有怎样的背景？如果有一定的权势为背景的话，希望这些人好好想想：这种低劣的行为，表面上好象在维护政府和党（人都说党和政府，他说政府和党，呵呵，有气节，赞一个）的利益，实际上是在给国家与人民抹黑，给我们的执政党帮倒忙（好八戒，倒打一耙，以攻为守）。让港澳台同胞和外国人笑话大陆有如此低素质之民众（崇洋媚外之情不经意间流露矣）……这让我想到了鲁迅，当年鲁迅也经常与不同的思想者交锋，彼此的笔战尽管也难得会出现一些粗俗之语，但总体上还算是较文明的。哪像如今之“五毛党”，完全一副无耻之徒的架势，竭尽勾陷（写错了呀！是构陷）诬蔑之能事，如果鲁迅能活到今天，也会大开眼界而惊诧不已：“难道目前中国人的素质比我们那个时代都不如？”可悲啊！最让我揪心（这个蝎蝎螫螫的！）的是：“五毛党”的许多言行与文化大革命时代如出一辙（倒是越看汝之言行越象，呵呵），如果再有类似的风吹草动，有这帮“五毛党”冲锋陷阵，中国会不会又要陷入一场浩劫（哇，别吓着我，我好怕怕）（又，用我强坛某网友跟帖经常用的一句话：有一定现实针对性，有社会责任感，呵呵）？

这里有杨太老师《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关于家庭问题部分内容，呵呵，跟杨老师所言不一样噢……

第九章 支离破碎（节选）原书366页

与奇女子陈荷静医师缔婚

　　不久，我经过请托，把小儿子杨师群从贵州调回上海来。当我被关在牛棚的时期，小儿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被分派到贵州省农村去“插队落户”，我很不放心，曾多次打报告请求把他调回上海没有成功。他的母亲去世后，我以需要照顾生活为理由，再度请求把他调回，得到了批准。有的亲戚认为我自找麻烦，因为他从小受到溺爱，性格强横，一不如意就要大吵大闹。果然，更大的麻烦来了。他回来以后，住在我的雁荡路寓所，我留有家具供他使用。据他说，将要和一个同时在贵州“插队落户”而家在上海的女朋友结婚。我当即为他申请一小套公家配房，并且要为他买一组待结婚时用的新家具；我让他自己先到商店预先选定家具，然后由我去付钱，但是他不同意，要我直接把钱给他。我没有立即同意，他就大吵了起来。我为此专程到他的女朋友家中，拜访她的父母，商量如何购置结婚用的家具等问题，结果他们告诉我“两人只是朋友，目前还没有到要结婚的程度。”一个星期日，当我在陈医师家访问时，她冲上三楼陈家的会客间，拍着桌子，气汹汹吵闹了六个小时才离开。当时，她分配在新华书店工作，我为此多次到新华书店的人事部门，请求帮助调解，但遭到拒绝。
　　……这时要照顾我的生活和健康是件很麻烦的事。当时我既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也没有小菜卡。当小儿子从贵州调回上海时，我把户口薄交给小儿子让他申报户口，户口薄就被小儿子扣留。我的小菜卡早就在大媳妇手里，长期由她使用着；等到大媳妇分配到新的住处，自己另有小菜卡，但还扣留着我的使用。因此我每个季度的粮票，要亲自到粮店去领取并由我出收据，因为我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只凭我这个人是粮店职员所认识的；当然各种副食品的配给，我就无法领到了。我原有上海最高级的医院华东医院的医疗证，自从我被关进牛棚以后，这张医疗证就作废。我调到复旦大学工作后，只领到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医疗证，如果要找比较好的医师治疗，比方身体检查和照X光，都得请托朋友帮助，很是麻烦。
　　八十多岁的老岳父被小儿子监禁了十二天 同时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对我吵闹得更厉害了，我找不到能够帮助我调解的人。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跑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工宣队”那里去告我的状，因为我的上司是“工宣队”。“工宣队”的工人老师傅对他们说：“家庭纠纷我们不管。”于是他们更胆大妄为了，小儿子先后四次用大铁钉钉住真假进出三楼的楼梯门。 第一次是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十时许，小儿子突然带了鎯头，用十多支四寸长的大铁钉，把陈家三楼的楼梯门牢牢钉在门框上，我们夫妇两人、老岳父以及一个老佣人都被禁闭在三楼上。我的妻子是四人中年纪最轻的，让她翻到屋顶上，再从邻居的家里出来求援，设法拔去铁钉。但是大家对这样来势凶猛的“造反”冲击都不敢插手；又因为是星期日，附近房屋管理处休息，没法找到人拔钉开门。到傍晚七时许，我的妻子担心我们在家交际等候，写了一张安慰的纸条，跑到三楼的楼梯门口，想从门缝里塞进来。正当她把纸条塞进门缝的时候，守候在大门外的小儿子和大媳妇已冲上来了，采用了当时造反派揪人批斗的方式，小儿子把她双手反绑着，大媳妇一手紧抓着她的头发，一面大声吆喝，一面用力把她从楼梯上拖下来，拖出大门口，并揿住她的头，猛烈地推向墙上乱撞。我急忙跑到客厅阳台上大声呼救，四周邻居听到吆喝声、呼救声以及杂乱的脚步声，纷纷出来帮助。对门的三位青年首先上前解救，用力推开了小儿子和大媳妇的手，让我的妻子脱逃，一位邻居的太太立刻接她到家中二楼躲藏。那是里弄里已挤满了观看的人，我站在阳台上无法下去说明情况，眼看小儿子和大媳妇大声向群众讲了许多造谣污蔑的话，并且抬头指着我谩骂。特别痛心的是，大媳妇带着她的十岁的小儿子，竟然指使小孩也仰起头来，跳着脚，对我不断地大喊：“等我（370页）长大了，替妈妈向你报仇！”随后大媳妇和小儿子就赶到我妻子藏身的邻居大门口，当众“勒令”要邻居交出人来，纠缠不清，一直吵闹到半夜；我的妻子就在邻居家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到房管处请求派木工来拔去铁钉，我们才恢复了自由。那个老佣人因为受不了这么大的惊吓，立刻辞职回到乡下老家去了。 三天后的傍晚，我们夫妇回到家门，又看到楼梯门被钉住。当时有一位朋友正拜访我的岳父，曾请求我的小儿子不要把他钉在里面，让他出之后再钉，但是小儿子不睬他，仍然把他钉在里面。我急忙到房管处请求木工来拔钉开门，开门后我向这位客人赔礼道歉。从此亲戚朋友都不敢上门来了。
　　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 陈医师在“文化大革命”中，仅仅上缴了首饰，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和损害。她只是为了爱护他人，牺牲自己，而被卷进这样十分可怖的漩涡之中。她伴着我，毫无怨言地一起承受我儿子、媳妇猛烈“造反”的冲击。当钉门事件发生时，“文革”刚结束，我曾经到处奔走寻求调解，不少领导干部指出：这种犯法的事件无法调解，只有向法院起诉判罪才能解决。陈医师反对这样做，曾经不断恳求我好好地帮助小儿子成家立业，以慈爱之心来感化这个年轻人，力图保住这个濒临崩溃的家庭。直到第四次这样凶狠的钉门事件，使我沉痛地感到再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 婚后我住在陈家，还是过着惊涛骇浪的生活。特别是寒假和暑假中，大儿子，大媳妇和小儿子常来闹事，我不得不带着妻子离开上海，到苏州、无锡等地去“避难”。当时大儿子夫妇和小儿子都分配得一所合适的小公房居住，仍然不断前来吵闹。大儿子竟然前来逼迫我交出雁荡路寓所的钥匙，让他使用，我没有答应。我说：“我和你已脱离父子关系，不必再来见我。”后来承蒙小儿子的新领导出来调解，我按当日的承诺，付给小儿子一笔买一组结婚时用的新家具的钱，小儿子把扣留的户（372页）口薄归还给我。我因为小儿子不顾死活地一再采取威胁生命的暴力行动，十分恐惧，不得不沉痛地当场声明从今以后脱离父子关系。
　　我之所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写出发生在我（373页）家的变故，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急风暴雨，打破“四旧”和“抄家”的运动，不但打击到社会上每个角落，而且冲击到许多家庭之中，原来传统的温情脉脉的伦常道德已被一扫而空，代之以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当“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猛烈冲击中，儿子和媳妇们已经酝酿着“造反”的打算，先和他们的母亲反目，当他们的母亲病故之后，就争先恐后地对我采取“打”、“砸”、“抢”的造反行动了。他们先是找寻时机，争相夺取我所有财物和重要图书，接着就大吵大闹，作进一步的要挟，使我无法安居。待我被迫躲避离去，有图谋占住我的寓所，一步步的进逼，甚至发生了更恐怖的威胁生命的钉门监禁时间，做出了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终极恶果，也是我应该认真检讨的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杨师群教授改口——尽显新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本色
　　
云淡水暖
　　

　　在网络博客上哭诉【有同学告我“反革命”】的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古汉语”教授杨师群，11月21日痛心疾首地哭喊【今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说有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还谈到‘圈圈功’、‘nine评’等内容，上面已立案侦查。真令我啼笑皆非：政法大学的学生居然还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思路一样，为了告发老师为反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可悲啊！这几个中国的大学生。】。还断言【记得下课时有两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 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加给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真让我大跌眼镜。】
　　此言既出，语惊四座，先是有在《南方都市报》担纲“文化评论家”的王晓渔发出愤怒的吼声【华东政法大学里的“以言获罪”…在一所政法大学里，大学教师居然“以言获罪”，这是比荒诞派小说还要荒诞的事件。】，再有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发出一声断喝【如今学生告教授反革命太荒唐…，“忘记了大学本应有学术自由”，难道忘了“全民互告时代”的教训吗？】，一时间，“两位女同学”被摆在网络公众平台，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拥趸们嘲笑、谩骂、威胁的焦点。
　　在主流媒体方面，然后是“南方”们蜂拥而至，如获至宝，如何了得，“反革命”一词已经被湮没30年之久，居然有芳年20挂零的少女（？？），拿起来“告密”老师？唯恐自由主义理念不深入人心，唯恐对新中国意识形态批判缺乏真实材料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播火者”们，想方设法要杨教授出来多说一些，多发挥一些。奇怪却也不奇怪的是，杨教授对《南方》们情有独钟，至今，有《南方都市报》的问答式专访“希望两女生再来找我交流”，还有“南方”同门兄弟《南都周刊》的长篇焦点式专题文章“[社会] 杨师群教授的‘反革命’风波”，并且，都在同一天（12月5日）隆重推出。12月6日，杨师群教授赶紧趁热打铁，发出了一篇博客《应该给大家谈谈这些天的感受了》。
　　恰恰就是这两篇长文和杨师群教授自己的博客，令杨师群教授的本来色彩，逐渐为人所知，而关键在于，杨师群教授改口了，而且，改的是最为关键的部分：
　　第一，根本没有任何人、任何部门用“反革命”仨字儿给杨师群教授“定罪”，这仨字儿，压根就是杨教授自己臆造出来的一个“罪名”，也就是说，杨师群教授自己把自己打成了“反革命”。根据《南都周刊》的描述，学校相关领导确实找杨师群谈过“两次”话，内容都是杨所说的“圈圈功”（国家定为非法邪教组织）、“NINE评”（海外反共文章），如果真有人在课堂上公开讨论这些，草民想，作为政法大学的教授，也该知道个分寸吧？当然，《南都周刊》说杨教授发誓赌咒自己没有说过，是有人“陷害”，【他只是愤怒于这两个强加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这不是近似于陷害么？”】
　　第二，杨师群教授在没有如何根据的前提下，仅凭某次下课，有“两位女同学”听不惯或者听不懂他的“讲课”，公开找他提出质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因为领导一找杨教授谈“圈圈功”、“NINE评”，杨教授就立马想起这两位女孩子，立马就发出感叹、哭诉【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给加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真让我大跌眼镜。…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恕草民不才，如果说有80后、90后的孩子如此捍卫中国文化，已经实属不易了，罕见了，说80后、90后的孩子们对于“批评政府”如此敏感，如此反感，在杨师群教授把最切实的证据拿出来之前，或者在有其它的旁证之前，草民实难相信杨教授说的是事实。就此，如果像《南方》和杨教授自己所谓杨师群教授“大度”、“说过就忘”，那么，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内，杨教授怎么一出事就想起这两位女同学呢，刻骨铭心呀。
　　殊不知，杨教授居然改口了，《南方都市报》说【他说他不排除自己搞错了，并非那两个女生告了自己的可能性。】，《南都周刊》说【到现在，杨师群相信那两个来跟他提意见的女生未必就是举报者】，杨师群12月6日的博客说【对是否是那两位女同学告发的，也只是我的猜测，我不能肯定，因为领导不会告诉我是谁告发的，我只能猜测，现在想来实在轻率了点，因为根本预料不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好在支持我的人想搞“人肉搜索”，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和这两位女同学的对话，只在学校的走道上进行了一分钟都不到，没有其他人注意到，我也早已忘了她们的面容（更不知道她们的名字）。】
　　第四，岂有此理，事情已经发展到“好在支持我的人想搞‘人肉搜索’”了，杨师群教授一则“未必”、一则“猜测”、一则“轻率”，就轻飘飘地把自己推得干干净净，推得掉么？草民倒想看看，“支持我的人”如果真的、假的弄出个“人肉搜索”的结果来，更进一步引起侵犯人身权利的事件来，杨师群教授如何圆场。
　　第五，杨师群教授的价值观如何呢，《南都周刊》为大家作出了回答，【在他的博客链接里，除了身边的好友外，基本都是刘军宁、贺卫方、秦晖等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好一个“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群，简直集了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大成了么，如果人们不健忘，贺卫方先生在“X山会议”上语惊四座的发言，何等地出彩呀，就此，人们基本可以想象，杨师群教授在课堂上除“古汉语”之外，说话的倾向了么。也可以说，杨师群教授历来就认为自己是“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们的一员了。
　　第六，“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有个特点，信口开河，唯我独尊，杨师群教授仅仅被两个女学生“在学校的走道上进行了一分钟都不到”被质疑过，就死死记住人家，丝毫没有“学术自由”、“讨论自由”的概念，一旦有事，就把人家拉出来定罪，“告密”、“愚昧”、“红卫兵”等等。
　　第七，杨师群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呢热衷于在课堂上信口开河呢，，大概因为心头有怨，据《南都周刊》讲【杨的太太…感叹丈夫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复旦、浙大等名校教授，虽然出自书香门第，但丈夫却大半辈子不顺利。因为受父亲“反动学术权威”的连累，身为老三届的丈夫曾在贵州黔东南地区插队8年，回到上海攻读完硕士已是年近四十，又个性耿直不拐弯，担心他“老了老了还惹出事情来了”。】，草民奇怪了，据草民所知，到贵州黔东南地区插队8年的，并非都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工人、市民的子女多的是，不知道是谁“连累”了他们。另外，据杨师群教授父亲写的书说，杨师群教授本人对老人也不怎么地，为争夺遗产，曾经四次将老人的房门钉死。
　　看来，新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也不是无原则地“自由”的，一旦其认定了谁“冒犯”他们，也是要置人于不堪之地的，比如，挑动“人肉搜索”。

从“告密”“反革命”看知识分子是怎样利用话语霸权的 

：鬼推磨

　　利用话语霸权是知识分子的拿手好戏，象秦始皇，被骂了两千多年，不过就是坑了４６０个李洪志般的神棍，烧了书，其实还没有烧完，国家图书馆里还是有的。毁书的功业远比不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始皇创立的伟大功业，却按下不提。历史书中，知识分子们不知为多少昏君暴君写赞美诗。
　　记得两年前，《南方都市报》有个记者，被人斩了手指，南方报业旗下的所谓主流媒体就大肆报道，说什么这个记者以前报道过黑社会，现在被报复了。这下子可不得了，公安局又是督办破案，又是安排最好的医院，省领导又来亲切慰问。因为案子是被督办的，不比平常人家被偷个三五万，公安也不是吃闲饭的，一下子就破了案。跟原来大肆吹嘘的南辕北辙，只不过是因为风流韵事而已。但是，与此前的轰轰烈烈相比，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主流媒体屁也不放一个。
　　教语文的教授，自然是搬弄词汇的好手，一上来就是“告密”、“反革命”。“反革命”一词，肯定是教授的瞎扯蛋，因为我国早就废止了“反革命”这一罪名。它为什么要瞎扯蛋呢？不就是把自己摆上一个“政治正确”吗？
　　至于说“告密”，就是明显地把两个女生摆到道德的审判台上去，因为“告密”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从其文章上看，这两个女生的行径，跟一个人到派出所举报邻居去抢劫，或者到反贪局举报领导有腐败行为是一样的。那么可不可以说，是去派出所“告密”或者去反贪局“告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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