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师群实行“痛打落水狗”政策

对杨师群实行“痛打落水狗”政策

pioneer

　　
    到现在，杨师群“疑案”基本水落石出，原来是杨教授大战风车。也许一个人作“贼”久了，就要心虚；心一虚，就草木皆兵，——曾经与其争议过的学生就被疑作“告密者”。

    按说这事也该到此为止，但是不行，你不痛打“落水狗”，“落水狗”就冲上岸来反咬你一口，还溅了你一身污水。

    杨教授又发博文，非但不为自己的“草菅人命”忏悔，反而大骂反对者“勾陷诬蔑”，“无耻之徒”。可以想象，这要是“文革”时代，那两个无辜的女学生怕早被杨教授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可见，“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都是杨教授之类的人搞的。

    杨先生的文字号称“笔战”，然而通篇竟无一条论据，完全就是一“判决书”：反对者都是“造谣、诬蔑，甚至漫骂”，“手段之卑劣，言语之粗鲁，水平之低下”；是“甚嚣尘上，得寸进尺，自以为得意”，“拙劣的表演”，“阴暗的灵魂”，“有一定的权势为背景”；“低劣的行为”“给国家与人民抹黑”；“低素质之民众”，“无耻之徒”，“竭尽勾陷诬蔑之能事”；“可悲”、“揪心”的是“‘五毛党’的许多言行与文化大革命时代如出一辙”，“有这帮“五毛党”冲锋陷阵，中国会不会又要陷入一场浩劫”。

    ——杨教授若去骂街，虽泼妇难敌也。

    杨教授给别人下完“判决”，自然也要为自己做个“鉴定”。鉴定结果：“本人是一位磊落坦荡的学者。”

    ——“磊落坦荡的学者”，一面呼吁学生“承担历史责任”，一面矢口否认自己的言行，一句“记不得”，一句“我不具备谈论的资格”就赖的一干二净。

    都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美德。然而，杨教授前天刚“悲哀”完那两位“假想敌”“不择手段”，构了他“莫须有”的“反革命”罪，现在又开始构网上的反对者为“五毛党”了。而且，天天骂中国专制、鼓吹西方民主法制的新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如杨教授之流，并不需要“以事实为依据”的。而且还有脸提到鲁迅，“如果鲁迅能活到今天，也会大开眼界而惊诧不已：‘难道目前中国人的素质比我们那个时代都不如？’”

    ——鲁迅如能活到今天，当然要惊诧不已：“当年流行构反对者为‘卢布党’”，现在改构‘五毛党’了？！”

    我原不相信“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话，但加到杨教授父子身上，倒也恰当。二人都善于把发生在自己一家一姓上的片面小事“做大做强”：

    ——杨教授疑心有人举报了自己，就要按“告密”论处，斥为“文革思路”，要为“所有的中国学生”、“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悲哀。

    ——杨教授发现网上有反对者，就构为“五毛党”，“与文革一澈”，是“给国家与人民抹黑”，并担心“中国会不会又要陷入一场浩劫。”

    ——杨教授的父亲杨宽受了逆子、恶媳的虐待和抢夺财产，就非要说是“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的造反行动，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终极恶果。然而，杨师群教授对同一段历史的回忆中，绝口不提自己是“打”“砸”“抢”的“红卫兵小将”，这自然是因为杨教授对红卫兵一向是深恶而痛骂的缘故。

    今天， 子女为财产干涉父母再婚、兄弟争抢遗产的事件报道，频见于报纸电视，难道也都是“文革”的后果？在我身周边而言，七、八十年代的“白眼儿狼”可要比现在少的多。再者，杨宽自传里也说过，当他要把小儿子杨师群调到身边时，“有的亲戚认为我自找麻烦，因为他从小受到溺爱，性格强横，一不如意就要大吵大闹。更大的麻烦来了。”——“从小受到溺爱，性格强横”如何能和“文革”扯上关系？

    若按杨宽后来的意见，美国的校园枪击案都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成果；杨开慧宁选择牺牲也不和毛泽东离婚，就得归功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道德教化。

    杨教授的文章共分三段：中间一大段在和他老父对战，首尾两段的都是给反对者下了的结论。为不拿出点哪怕一条论据来支持一下论点呢？原来是“根本不值得一驳”。即如此，打了“落水狗”最后一棒，我也要歇了，用从杨师群之父的《自传》资料里几个小发现，作为本文结尾：

    一、杨宽家里雇着保姆，杨氏三兄弟还上门争夺钱物。可见文革结束时经济并未到“崩溃边缘”。

    二、杨师群一回到上海，其父当即为他申请一小套公家配房。当时大儿子夫妇和小儿子都分配得一所合适的小公房居住。——改革30年后的上海年轻人没这福气了。

    三、从杨氏三兄弟及妻子痛殴继母的彪悍身来看，并没有非要等到“包产到户”才能“吃饱”的迹象。

附：杨师群博文

自从我贴出《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一文后，总有一些人在我的博客上或者网上，对我进行一些造谣、诬蔑，甚至漫骂，其手段之卑劣，言语之粗鲁，水平之低下，根本不值得一驳。开始我还有些迷惑，乃至很不舒服：中华民族中怎么会有这种人？所以一度把那篇博文删除了。不料此辈依然甚嚣尘上，得寸进尺，自以为得意。其实你们如此拙劣的表演，能损害我的名誉吗？本人是一位磊落坦荡的学者，不怕你们的攻击。

有人翻出我父亲的《回忆》，指责我曾与父亲吵闹以争家产。这种指责太好笑了，本来不想把家丑外扬，既然有人翻出来那也就无可奈何只得说说了。你们知道当时是什么年月吗？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本人从插队落户的贵州刚回到上海，二十几岁的我可以说一无所有。而父亲由于母亲去世找了个后娘，在一些问题上又与两个哥哥闹翻，由此而不许我进门，甚至不让报户口。我只得在邻居家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只有在小面馆里吃一角钱一碗的光面度日。你说我不找父亲找谁？而后娘当时已经把我们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得不知去向，并把房门封死，我根本无法进住，所以只能到后娘家找父亲，但他们闭门不见。几次下来，年青气盛的我只得用此钉门粗鲁的手段，以望后娘出来解决问题。最后是由组织出面找我父亲，才同意把户口报上，市里再分了一间房子，才单独过日子。最后，父亲与后娘只出了几百元钱帮我买了几件家具，其他家里的所有财产都由后娘一人独吞，我此后再也没有拿过父亲的一分钱。其实，母亲去世，我们兄弟三人完全有资格分一点母亲的遗物，但我们没有。父亲去世，也完全可以与后娘打官司分父亲遗产，我们也没有。家里的孩子都与父亲闹翻，难道父亲会没有责任？其实你们只要看看他的《回忆》中，连与他生活了一辈子的我们的母亲的名字都不提，就可知道这父亲还是蛮绝情的。
　　
有觉悟的网民把你们称作“五毛党”，就是说只要用“五毛钱”就能收买你们阴暗的灵魂，其绰号真是起得惟妙惟肖。不知你们的动机是什么？不知你们有怎样的背景？如果有一定的权势为背景的话，希望这些人好好想想：这种低劣的行为，表面上好象在维护政府和党的利益，实际上是在给国家与人民抹黑，给我们的执政党帮倒忙。让港澳台同胞和外国人笑话大陆有如此低素质之民众……这让我想到了鲁迅，当年鲁迅也经常与不同的思想者交锋，彼此的笔战尽管也难得会出现一些粗俗之语，但总体上还算是较文明的。哪像如今之“五毛党”，完全一副无耻之徒的架势，竭尽勾陷诬蔑之能事，如果鲁迅能活到今天，也会大开眼界而惊诧不已：“难道目前中国人的素质比我们那个时代都不如？”可悲啊！最让我揪心的是：“五毛党”的许多言行与文化大革命时代如出一辙如果再有类似的风吹草动，有这帮“五毛党”冲锋陷阵，中国会不会又要陷入一场浩劫。

附：《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九章 支离破碎（节选）

与奇女子陈荷静医师缔婚

　　不久，我经过请托，把小儿子杨师群从贵州调回上海来。当我被关在牛棚的时期，小儿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被分派到贵州省农村去“插队落户”，我很不放心，曾多次打报告请求把他调回上海没有成功。他的母亲去世后，我以需要照顾生活为理由，再度请求把他调回，得到了批准。有的亲戚认为我自找麻烦，因为他从小受到溺爱，性格强横，一不如意就要大吵大闹。果然，更大的麻烦来了。他回来以后，住在我的雁荡路寓所，我留有家具供他使用。据他说，将要和一个同时在贵州“插队落户”而家在上海的女朋友结婚。我当即为他申请一小套公家配房，并且要为他买一组待结婚时用的新家具；我让他自己先到商店预先选定家具，然后由我去付钱，但是他不同意，要我直接把钱给他。我没有立即同意，他就大吵了起来。我为此专程到他的女朋友家中，拜访她的父母，商量如何购置结婚用的家具等问题，结果他们告诉我“两人只是朋友，目前还没有到要结婚的程度。”一个星期日，当我在陈医师家访问时，她冲上三楼陈家的会客间，拍着桌子，气汹汹吵闹了六个小时才离开。当时，她分配在新华书店工作，我为此多次到新华书店的人事部门，请求帮助调解，但遭到拒绝。
　　……这时要照顾我的生活和健康是件很麻烦的事。当时我既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也没有小菜卡。当小儿子从贵州调回上海时，我把户口薄交给小儿子让他申报户口，户口薄就被小儿子扣留。我的小菜卡早就在大媳妇手里，长期由她使用着；等到大媳妇分配到新的住处，自己另有小菜卡，但还扣留着我的使用。因此我每个季度的粮票，要亲自到粮店去领取并由我出收据，因为我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只凭我这个人是粮店职员所认识的；当然各种副食品的配给，我就无法领到了。我原有上海最高级的医院华东医院的医疗证，自从我被关进牛棚以后，这张医疗证就作废。我调到复旦大学工作后，只领到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医疗证，如果要找比较好的医师治疗，比方身体检查和照X光，都得请托朋友帮助，很是麻烦。
　　八十多岁的老岳父被小儿子监禁了十二天 同时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对我吵闹得更厉害了，我找不到能够帮助我调解的人。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跑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工宣队”那里去告我的状，因为我的上司是“工宣队”。“工宣队”的工人老师傅对他们说：“家庭纠纷我们不管。”于是他们更胆大妄为了，小儿子先后四次用大铁钉钉住真假进出三楼的楼梯门。 第一次是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十时许，小儿子突然带了鎯头，用十多支四寸长的大铁钉，把陈家三楼的楼梯门牢牢钉在门框上，我们夫妇两人、老岳父以及一个老佣人都被禁闭在三楼上。我的妻子是四人中年纪最轻的，让她翻到屋顶上，再从邻居的家里出来求援，设法拔去铁钉。但是大家对这样来势凶猛的“造反”冲击都不敢插手；又因为是星期日，附近房屋管理处休息，没法找到人拔钉开门。到傍晚七时许，我的妻子担心我们在家交际等候，写了一张安慰的纸条，跑到三楼的楼梯门口，想从门缝里塞进来。正当她把纸条塞进门缝的时候，守候在大门外的小儿子和大媳妇已冲上来了，采用了当时造反派揪人批斗的方式，小儿子把她双手反绑着，大媳妇一手紧抓着她的头发，一面大声吆喝，一面用力把她从楼梯上拖下来，拖出大门口，并揿住她的头，猛烈地推向墙上乱撞。我急忙跑到客厅阳台上大声呼救，四周邻居听到吆喝声、呼救声以及杂乱的脚步声，纷纷出来帮助。对门的三位青年首先上前解救，用力推开了小儿子和大媳妇的手，让我的妻子脱逃，一位邻居的太太立刻接她到家中二楼躲藏。那是里弄里已挤满了观看的人，我站在阳台上无法下去说明情况，眼看小儿子和大媳妇大声向群众讲了许多造谣污蔑的话，并且抬头指着我谩骂。特别痛心的是，大媳妇带着她的十岁的小儿子，竟然指使小孩也仰起头来，跳着脚，对我不断地大喊：“等我长大了，替妈妈向你报仇！”随后大媳妇和小儿子就赶到我妻子藏身的邻居大门口，当众“勒令”要邻居交出人来，纠缠不清，一直吵闹到半夜；我的妻子就在邻居家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到房管处请求派木工来拔去铁钉，我们才恢复了自由。那个老佣人因为受不了这么大的惊吓，立刻辞职回到乡下老家去了。 三天后的傍晚，我们夫妇回到家门，又看到楼梯门被钉住。当时有一位朋友正拜访我的岳父，曾请求我的小儿子不要把他钉在里面，让他出之后再钉，但是小儿子不睬他，仍然把他钉在里面。我急忙到房管处请求木工来拔钉开门，开门后我向这位客人赔礼道歉。从此亲戚朋友都不敢上门来了。
　　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 陈医师在“文化大革命”中，仅仅上缴了首饰，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和损害。她只是为了爱护他人，牺牲自己，而被卷进这样十分可怖的漩涡之中。她伴着我，毫无怨言地一起承受我儿子、媳妇猛烈“造反”的冲击。当钉门事件发生时，“文革”刚结束，我曾经到处奔走寻求调解，不少领导干部指出：这种犯法的事件无法调解，只有向法院起诉判罪才能解决。陈医师反对这样做，曾经不断恳求我好好地帮助小儿子成家立业，以慈爱之心来感化这个年轻人，力图保住这个濒临崩溃的家庭。直到第四次这样凶狠的钉门事件，使我沉痛地感到再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 婚后我住在陈家，还是过着惊涛骇浪的生活。特别是寒假和暑假中，大儿子，大媳妇和小儿子常来闹事，我不得不带着妻子离开上海，到苏州、无锡等地去“避难”。当时大儿子夫妇和小儿子都分配得一所合适的小公房居住，仍然不断前来吵闹。大儿子竟然前来逼迫我交出雁荡路寓所的钥匙，让他使用，我没有答应。我说：“我和你已脱离父子关系，不必再来见我。”后来承蒙小儿子的新领导出来调解，我按当日的承诺，付给小儿子一笔买一组结婚时用的新家具的钱，小儿子把扣留的户口薄归还给我。我因为小儿子不顾死活地一再采取威胁生命的暴力行动，十分恐惧，不得不沉痛地当场声明从今以后脱离父子关系。
　　我之所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写出发生在我家的变故，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急风暴雨，打破“四旧”和“抄家”的运动，不但打击到社会上每个角落，而且冲击到许多家庭之中，原来传统的温情脉脉的伦常道德已被一扫而空，代之以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当“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猛烈冲击中，儿子和媳妇们已经酝酿着“造反”的打算，先和他们的母亲反目，当他们的母亲病故之后，就争先恐后地对我采取“打”、“砸”、“抢”的造反行动了。他们先是找寻时机，争相夺取我所有财物和重要图书，接着就大吵大闹，作进一步的要挟，使我无法安居。待我被迫躲避离去，有图谋占住我的寓所，一步步的进逼，甚至发生了更恐怖的威胁生命的钉门监禁时间，做出了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终极恶果，也是我应该认真检讨的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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