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赶考论”与“造福论”的一点比较
1949年春，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即将从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手中夺取政权的前夜。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京的途中，毛泽东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赶考论”。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主流媒体上经常看到官员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豪言壮语”，即“造福论”。
“赶考论”的提出者，是将工农劳动大众当作了审察考卷的对象，而将党的各级干部的所作所为，当成了任由劳动人民评判的考卷，所以，便时时处处不得不小心谨慎地猜摸工农大众的意图。于是，便很自然地产生了密切联系工农大众，甚至到了与工农大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程度。就这样还怕工农大众不能满意，于是，又采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甚至整党、整风的方法，力图使自己的所作所为，尽量能使工农大众这个主考官满意。这便很容易能从根本上保障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使各级干部都能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造福论”的提出者，是将他们自己当作了能够主宰工农民众命运的英雄，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便自然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可以为所欲为。“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把手说了算”、“不争论”等等，就是“造福论”者的“理论”基础。在这种“理论”基础的指导下，哪里还容得下“密切联系工农大众”及“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一旦离开了“密切联系工农大众”及“批评与自我批评”，又何谈民众的监督？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不仅能干出买官卖官这种严重背叛共产党宗旨的罪行，而且也已经犯下了很多严重违犯宪法和伤天害理的罪行，以致到了这些罪行迟迟得不到清算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人民的权力？
两者相比，孰优孰劣？不言自明，但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几十年来，在不问姓“社”姓“资”、即“不争论”的理论指导下，国人至今并不明确我们今后到底是要按“赶考论”办事呢？还是继续按“造福论”办事？
乌乎！我们这些小民。
秦川牛
200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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