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格境界思想

毛泽东的人格境界思想　　

　　毛泽东一生从未写过论人生的专门著作，但他却有丰富而深刻、精辟而通俗的人生论思想。这些思想就体现在已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许多文章中，尤其是诸如《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著名文章之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对白求恩有段著名的评价：“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一连说了五句“一个……人”，实际上就是对不同人格境界的逐一描述。我们可以把这五个“人”，归类成五种人格境界来分别加以认识：
　　一，纯粹的人
　　什么是纯粹的人？我理解即有人性的人，有鲜明阶级性、爱憎分明的人。有人性的人，是相对于自然的人、生物的人或兽性的人而言的。恩格斯曾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又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10页　第42卷94页　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那就是说，人的人性区别于动物的兽性，人性即在于人的社会性，“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纯粹的人即是人性大于兽性的人或社会性的人，即便人能完全摆脱动物性，但在社会的人那里，这些动物性已经社会化，即打上社会性的印记。这种社会性的人性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是大不相同的。　　

　　毛泽东这样认为：“‘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越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乎人性。”[2]人性是具体的且带有阶级性的，这种阶级就体现在人的爱憎立场上。敢爱，敢恨，爱什么，恨什么，都是清楚的。“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3]毛泽东所倡导的人性是“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具备这种人性要求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人”。所以，爱憎分明的立场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也是人性纯粹与否的标志，是人格的最基本要求。周恩来在给雷锋的四句题词中就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这么一条。不做到这一点，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要求就达不到。同时还要指出的是“对人民的爱，对敌人的恨”也是一个人“为人民服务”的情感基础。
　　二，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有一幅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是给那些摇唇鼓腮、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徒有虚名人画的像。这类人是毛泽东无情嘲讽的人。他们的作风“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他们同另一类“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沾染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的人一样，均是一帮不正派的人，他们的作风也是低级庸俗的作风。针对这邦人的作风，毛泽东极力提倡做老实人。老老实实做事，老老实实求知。他说：“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是老实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却是最愚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4]只有做老实人，办老实事才是审慎而不虚伪庸俗的做人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才能求得真知，才能事有所成，“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5]“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6]学习求知的态度取决于做人做事的态度，做人能老老实实，求知也会诚实谦逊。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做老实人、做老实事、求得真知的过程，即做中学、学中做的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所以克服低级庸俗的做人态度，应该是一个人的人格不断完善的重要前提条件。
　　三，有道德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即是一个有德性的、正直的人。人的德性的最基本内容，即一个人的自尊、自信、自强的品质。自尊是一个人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基础，它是有明确目标指向的道德情感。保持自尊就坚持了正直的品格，并使一个人出于对正义的纯洁的爱忱，表现出对邪恶的愤慨和对非正义的毫不留情的反抗。它驱动人们在品德上、人格上力求上进。毛泽东最欣赏并推崇的就是那些正气凛然的有骨气的民族英雄，如鲁迅、朱自清、闻一多等。他曾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热情地赞扬闻一多的“拍案而起”和朱自清的饿死不领“嗟来之食”。他说：“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腰子要痛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自尊即可以保持气节，保持“浩然正气”，使人顶天而立地，不怕压力，不畏淫威，不惧困难，树立做人的充分自信心。毛泽东这样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自信心是一个人既有做正直的人的勇气，并且可以巩固人的自尊心。当然，巩固自信心、强化自信心仅有自尊还不行，还要通过自强的精神，即靠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强大起来。毛泽东坚信：“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问奇迹也可以造出来。”[7]他所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倡导的“愚公移山”的精神，都可以看作是强化人的自强意识。这些精神透露出毛泽东那特有的大无畏的乐观主义人生态度。
　　当然，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只具备自尊、自信和自强品质就足够了，他还应是一个有能力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并有自律意识的人，是一个有内在道德信念的人。这都取决于人的自我道德意识。而自尊、自信和自强意识是人的自我道德意识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
　　四，有益于人民的人
　　有益于人民即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是毛泽东一生的一贯主张，人民是伟大的，个人是寓于人民之中的，个人只有投入到人民群众中才会有创造力，所以，个人是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毛泽东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8]所以要相信人民、相信群众。1949年5月1日，毛泽东到颐和园拜访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时，柳亚子曾激动地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而毛泽东则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互相都了解，不要夸奖了，那样就不好相处了。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9]任何人只有充分相信群众，才可能尽心去关心群众，为群众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做到这些才以称得起是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说：“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10]
　　那么，怎样去关心群众、为人民服务呢？那就要少说空话，多办实事，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毛泽东分别于1942年和1945年两次题词曰：“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实事求是，力戒空谈。”[11]足见他反对空谈的决心和一贯坚持的处世原则。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如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要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又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真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也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种助人为乐、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了人格境界的不断升华，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都是这类人格的典范。毛泽东曾于1937年1月30日写给徐特立的60寿辰贺信中，一面颂徐老的心系群众的责任心，一而批评那些只为自己打算的自私自利的人。他说：“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肮肮脏脏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的。”[12]徐特立的人格是高尚的，也是毛泽东所极力倡导的人格境界。这种境界的实现是与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之心斗争的结果。
　　五，高尚的人
　　这是人格的最高境界，它是在前几种境界基础上的人格超越和人格升华。这种超越和升华的标志就在于置个人利益甚至个人生命于度外，而以他人与民族利益为自己的生活实践的起点与生命的最后归宿。具体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这样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的重要特征，即把有限的生命全部投入到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了。在战争年代需要这种精神，在和平建设年代仍需要这种精神，雷锋、焦裕禄就是后一时期的人格典范。毛泽东号召人们向白求恩学习、向雷锋学习的指导思想都在于用这种精神改造人们的思想，唤发人们的精神、重塑群体人格。
　　（二）为人民的利益勇于自我牺牲。毛泽东听到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在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会上，他亲笔写了这样的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毛泽东对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勇于牺牲的烈士是极其崇敬的，他曾这样悲痛地写道：“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理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14]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毛泽东在为纪念普通战士张思德而写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对死的意义和价值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一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荣。他在1957年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样的死具有永恒的崇高价值。死的价值就是生的价值，死的轻与重即是人格的渺小与崇高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多次重申共产党员应最富于牺牲精神。他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说：“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党的干部与党员，不仅要有不怕困难的信心，还要富于牺牲精神，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为人民利益而死，为革命事业而死，为大众幸福而死，虽死亦犹生。这样的死即彻底地完成了人格向崇高境界的升华。
　　纵观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历程和人生奋斗历程，可以说，他的人格是无私坦荡的，是实现了人生自我超越的。他完成了泰戈尔所说的人类灵魂之旅即“从法则至爱，从戒律到解脱，从道德阶段到精神阶段”的升华，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革命事业，献给了人民的事业。我们同样可以用他纪念白求恩的话来评价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原文出处】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801
   【原刊页号】32～35
   【分 类 号】A2
   【分 类 名】毛泽东思想研究
   【复印期号】199806
   【 标 题】毛泽东人格境界思想初探
   【 作 者】高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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