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高强先生说前后对比和吴敬琏先生说马克思
云淡水暖
前几天去京西宾馆参加一个会议，主办方邀请了一些官员、名流、贤达出席并且演讲，草民有幸聆听了几位演讲嘉宾的发言。比较有意义的是，据主持人说开会的会议室就是当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原址，昨晚看了北京台的一个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录片，恰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开会镜头，果然连与会者面前的长条桌的样式都没有变，还有会堂中的柱子的简单风格的木质装饰也是，看来，宾馆管理方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原址，尽力呵护着。
上午的几个演讲嘉宾中，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先生的演讲草民印象较深，因为高强先生谈到的是医疗卫生事业的现状和改革历程，谈的比较实在，比较中肯，“干货”比较多。听得出来，高强先生对目前医院靠创收来运作的市场化取向的模式，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对医院的公益性取向，持坚决的肯定态度。草民觉得，起码在卫生部高官的层面，已经意识到医疗卫生事业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所带来的问题的核心，就是医院不再坚持或者削弱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成了“为人民币服务”的状态。高强先生在演讲中对此做了诸多的批评。
高强先生总结道：目前，我们的公立医院实行创收的机制，怎么能够维护它的公益性呢？以药补医的机制拉动了药价虚高怎么能够体现公益性呢？少数医疗机构把医生的收入与服务收费挂钩实行多收多得怎么能够落实公益性呢？如果不保障公共卫生的经费怎么能够向群众免费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呢？因此，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一个基本的目标和原则就是要恢复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改变创收机制，把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由追求经济收益转变到维护人民的健康权益上。
高强先生在这里说“恢复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草民感觉，实际上是谈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公共医疗卫生是确实具备“公益性”的，后来被“改”了，改成了“实行创收的机制…医药补医的机制…把医生的收入与服务收费挂钩实行多收多得…不保障公共卫生的经费”等等，现在的“深化改革”就是要“恢复”，这其中就暗含了前后的对比。
高强先生还有一个小对比：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赞誉过我国是实施初级卫生保健最好的国家之一。而到了前几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某些国家又评价中国是卫生服务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关于这一点，新华社2005年7月发表的《国务院研究机构对中国医改的评价与建议(要点)》，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就是说，国际间对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评价，从“上世纪80年代”到“前几年”，有一个180度的转弯，从高度赞誉到颇为负面。而且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和“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的比较，看来不是经济水平高低的问题，是方向问题。那么，“恢复”是不是预示着要走一步“回头路”呢？
高强先生总结：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增强，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已经从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35岁提高到目前的73岁，…
关于这一点，草民看到另外一个分析，据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在《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医改》中说：1949年到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68岁，这是当时发展中国家难得的成就。但1978年到2003年，人均预期寿命只增加了3岁，而同期基数比中国还高的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都分别增加了9岁、5岁、6岁和9岁。我们健康绩效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奇迹是不匹配的。
所以说，中国平均期望寿命从35岁提高到73岁，最为快速的阶段在前29年，提高了33岁，平均每年一岁多，其中还包括3年经济困难时期。当然，如果光从“1978年到2003年，人均预期寿命只增加了3岁”而言，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因为在68岁的基数上提高的难度大了，然李玲教授举出了“同期基数比中国还高的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都分别增加了9岁、5岁、6岁和9岁”来佐证，就值得研究了。
下午是吴敬琏先生演讲，草民预期吴敬琏先生会大讲特讲“市场化”的功绩，讲“看不见的手”，但是，出乎草民的意料，吴老“与时俱进”了，改谈“问题”了。听了吴老的演讲，有一个感觉，因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最巨大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经济体——美国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迅速带累了中国，作为中国30年来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吴老有话要说。
当然，吴老没有挑“市场”的毛病，可能认为“市场”仍然是万能的，但吴老挑了“结构”和“方式”的毛病，说美国的“结构”有毛病：美国内部的经济体系有一个严峻的结构问题，…美国人不存钱，寅吃卯粮，借钱来用。…这样一个经济是不可能维持的，它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美国又是高消费的，那怎么维持的呢？就是向全世界借钱。吴老认为中国也借钱给美国，补贴美国，让美国人过上了好日子。吴老说中国的“方式”有毛病：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十七大以前叫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以后叫经济发展方式，…特点就是靠投资去拉动。这种靠资源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效率不高，速度可以很高但是质量不高。
那么，在“效率不高”这个问题上，应该怎样界定其阶段呢，是这30年的“效率”都“不高”，还是前低后高呢？吴老没有说，但吴老说了一个好像很耳熟的道理：在94年的外汇改革以后，我们的出口增长非常快。支持了我们90年代的高速度的增长，应该说90年代使得我们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我们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外汇太多了，外汇太多了实际上是把我们的资源给了外国人用了，用了以后我拿了它一张纸。这里说“高速增长”，似乎与吴老说的“效率不高”有些矛盾，但回头一想，又不矛盾，对内“效率不高”，最广大劳动阶层的收入增长“效率”未必高，但从欧美那里拿回来“它一张纸”的“效率”就可能很高。关于“它一张纸”，吴老在演讲中强调了两次。但草民以为，这样的观点，在一些“非主流”的嘴巴里，已经磨出老茧来了，现在“它一张纸”出问题了，吴老也注意到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吴老在阐述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分析过的，企业物质资本投资过高一定会造成马克思叫做可变资本的比例下降，就造成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提不高。而且贫富差距太大，富的那一部分人储蓄倾向比较高，因为他要买的东西都已经买了，…这就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普通劳动者没有享受到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
吴老引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解释问题是否准确，信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专家们可能会持异议，但草民看吴老在谈及马克思的时候，信手拈来的样子，看来，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吴老也是熟读了的，不过前一段不时髦了，说少了，现在“问题”来了，还是马克思的分析思路比较靠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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