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三种人”一蟹不如一蟹
安庆仁
文革中的“三种人”名曰“三种人”，其实就是一种人而已——造反派，但邓老爷子即垂帘，莫说三种，三十种也就一句话的事。统共有多少“三种人”，至今也没有个确切的统计，1983年6月李锐有个讲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很值得留意：
要不要区分“三种人”和非“三种人”，要不要给“三种人”作结论？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甚至持否定态度。他们只注意不让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问题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但对其中的“三种人”却不想调查核实，不作结论，不作处理，只是一免了之，不愿区分“三种人”和非“三种人”。结果，干部被免职、撤职、降职、调职的面不小，但对真正的“三种人”的问题并没有弄清楚，许多非“三种人”却背上了包袱。
由此看，清理“三种人”虽然不像红军时期肃反和打AB团那么混乱，但也是一笔糊涂帐。毛老爷子说邓老爷子人才难得，但难得在那里，毛老爷子显然没看清。邓老爷子一生最难得之处，就是最会算糊涂帐，该糊涂的地方统统糊涂，例如经济改革他搞得明明白白，但政治改革却一定要糊涂；再比如给右派平反，明明都平反了，他偏说反右时扩大化了。还有严打，有多少该杀的没杀、又有多少不该杀的杀了，全是糊涂帐。
正是因为邓老爷子会算糊涂帐，有些“非三种人”就不明不白的变成了“三种人”，而有些“三种人”不但没受处理，反而还当了县长，得此，柯云路大书特书，稿费大大的有，名利双收。要问何至于此？道理很简单，因为陈老爷子说了：“自己的孩子最可靠”。中国的政治从来就没有什么是非，有的只是家族利益，这一点在李锐的讲话里有踪可寻：
有的领导同志对文件中所讲的区分是不是“‘三种人’根据，是犯错误的事实或罪行，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者参加过哪一个组织”，不以为然。有的领导同志至今还在区分哪一派是“革命派”，说“三种人”只在那一派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导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一地区工作的。他们看问题，往往同保我或反我相联系，以我划线。这种想法和做法，不仅会保护“三种人”，而且还会重新挑起派性，酿成不安定因素。
和邓老爷子比，李锐可谓真糊涂，人家要保，他偏要抓，就从这里看，李锐只能成为理论家，成不了政治家，因为他这个人没有丝毫政治头脑。李锐现在又犯了这个毛病，到处乱讲话，一会儿说毛泽东好，一会又说毛泽东坏，一会儿说邓小平好，一会儿又说邓小平坏。八、九十岁的人了，说话老是两拧，虽然没人笑话，一世英名显然毁了。真希望中国人上年纪后能多些自知之明。
一部中国历史其实记录的就是两部分人的事，一部分是建设者，一部分是破坏者。作为建设者，没有好处人家当然不干，所以从古到今所有的皇帝都默认建设者搂草打兔子，只要别太出格就行。改革开放中国走的就是这条路子，“既让马儿跑得快，又不给马儿草吃；既让小鸡多下蛋，又不给小鸡米吃，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邓老爷子的话算是说到位了。
可矛盾也正是出在这里，既然他今天拿走一辆自行车没人管，明天他就敢拿走一辆汽车，后天就敢拿走一列火车。胆量和贪欲是正比关系，有一天当整个国家都被他们瓜分的时候，他们想要的就不再是钱与物了，而是国家的主宰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从点滴抓起，毛泽东的话今天听来想必再不会有人反对了。毛泽东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他不但能把握事物运行的规律，而且还能在事物诞生之前就预见到这种事物。
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跟毛泽东不谋而合，他说，“任何存在物在其存在之前就已经蕴藏了这一存在物存在的可能性”，翻译过来：任何事物在出现之前客观世界就潜伏着这种事物的性质和形态，举例说，在社会主义诞生之前，资本主义社会就潜伏着社会主义社会形成的发展趋势，反过来看，社会主义同样埋藏着资本主义发生的发展趋势，这正是毛泽东毕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原因。
以阶级斗争为纲，今天讲来就像个笑话，可事实上如果从哲学的层面来审视的话，作为社会主义信仰者的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论点，那绝对是真知灼见。无论有多少人试图从人道主义出发推翻毛泽东的理论，都是天真可笑的，自诸子百家之后，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毛泽东的哲学智慧。吹牛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吹的必须是牛才行，否则把一头猪吹得再大再圆，那也不叫吹牛。而有些人偏不信邪，明明吹的是鹿，却非说吹的是马，遗笑千古。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在于理论，而在于革命的形式与手段，以毛泽东的权威，他完全可以从组织途径合法的解决问题，但毛泽东大半生挥洒自由，从来就不喜欢按部就班的释放活力，于是就有了文革这场旷世悲剧。粉墨登场的造反派天生就有破坏欲，既然有人给他们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机会，谁会错过呢？相比建设，革命更能给人带来激情体验，从心理学角度说，血火交融的暴力，会有效释放人类的本能欲望，从而使心灵感到快慰和满足。
但要是辩证的看，造反派也不是一点功劳都没有，例如中国人的国民性，原来我们都以为完美无缺，可造反派一顿乱棍，丑陋的一面就全露出来了。曾经有人透漏过中央文革的档案材料，看了真是触目惊心，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为了保全自己，数十上百的揭发检举，朋友、妻子，甚至于情人都供出来了。造反派管这叫狗咬狗，倒也贴切，因为人不会干出这种事来。
新三种人看似文明，实则比旧三种人更坏。儒家文化讲，万恶淫为首，其后依序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睦、不义、内乱……新三种人几乎占全。放眼今日中国社会，所有的罪恶都与他们有关，他们看着像人，其实就是鬼，专擅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对外卑躬屈膝，对内狂征暴敛。
第一种是沾老子光的。文革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老子反动儿混蛋。现在修正一下：老子革命儿反动。这号人所以官运亨通，非德才隆盛，实赖种属之幸。这号不肖子孙死后都不能入祖坟，否则必被乱棍打出：“皮里阳秋、逆取江山，只配喂狗。”
夫江山者，天下人之江山也，惟有德有才者坐之。想其父辈，虽有匪盗之嫌，然则盗亦有道，故人民赢粮而影从。而此等不肖子孙，则完全不讲“道”理，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无所不敢，是真正的官匪。原公安部长王芳说：“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上行下效，何止公安一家？美国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身上，太悲观了，第二代就已经变得不成体统。
第二种人是在报刊杂志上贩卖狗皮膏药的。这种人可以细划一下，一者是老字号的，当过右派，遂以为学问之资本，到处招摇撞骗，愚弄视听。古人说一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复生，这种老匹夫大多出自书香门第，老子们多有黄叔之度，偏偏没遗传给他们。这些老匹夫对人民有切齿之恨，怎奈土埋脖颈，用不了几天，带着钱和仇恨进棺材了。二者是叛徒内奸，年轻时狂追共产主义，年老后狂追美帝国主义，每每利用把持的舆论平台，为利益集团代言。这种人最是无耻，明明是朝三暮四，却比作新生、觉醒。三者是小字辈的，不学无术，但凭三脚猫的功夫，便自以为感觉良好。文章逻辑混乱，有哗众取宠之心，无通达哲理之义，徒会作秀而已。
第三种人是奸商，与前两种人狼狈为奸，坏事最绝，不须细数。
旧三种人气数已尽，虽占天时，然地利不佳，人和亦堪忧，苟延残喘罢了。后三种人看似风光无限，实则险象环生，稍有风云变幻，必死无葬身之地。
李敖有一篇小文，寥寥数语，却妙趣横生：“不少国民党，都是共产党出身；大多数民进党，都出身于国民党，细数之下，颇足警世。一些人因为做共产党吃不下苦头，而改做国民党；又一些人因为做国民党分不到甜头，而改做民进党，前者是理想的幻灭，后者是贪鄙复生。两者境界，还有高下之别呢。”若拿来喻新旧三种人，可谓量身定做，李敖真叫高。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