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挑战土地红线是想毁灭中国

茅于轼挑战土地红线的要害是想毁灭中国

最近茅于轼又发出了一个“高论”，说：“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他还说，中国的粮食已经不成为问题，中国的房价太高，是因为农民拥有了太多的土地造成的，应该剥夺农民的部分土地，搞建筑。如果真的又缺粮了，可以到国际市场去买。他的这个理论一出，立式引起轩然大波，各家网站收到了全国无以数计的声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但也得到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们的遥相呼应。茅于轼知道他的言论，损害国家损害中国人民的目的太露骨，为了欺骗老百姓，还打着能够降低房价的幌子，说这是房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其实他这种掩耳盗铃的蠢把式，使他的险恶用心欲盖弥彰，从一片强大的反对声中，可以看出他谁也哄骗不过去。　　

现在仅存的18亿亩耕田，是经过计算，不能再少的土地红线，土地红线一旦被突破，就有缺粮的危险，对中国的安全造成威胁。茅于轼也清楚人们会怀疑这个问题，他接着就说可以到国际市场去买粮。这种说法更站不住脚，在你不缺粮食的时候，他们限制粮食，不会对国家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意义不大，所以说你买粮食，他们为了搞互相贸易，能在别的地方占便宜，可能不会对你有太大的限制，但真的到你缺粮了，那些一心想搞垮中国的敌对势力们，有了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能不利用吗？现在的国际市场，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都在算计，整治中国，到你发生了粮荒，他们能不抬高价格吗？他们不利用这难得的机会，那才见鬼呢。中国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们，在闹饥荒年，都会囤积居奇，乘机抬高物价，不顾穷人死活，赚取国难钱，发国难财，外国的敌对势力难道比中国的地主资本家善良吗？还能不乘机对中国进行敲诈吗？再说了就是国外想救济你，中国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真正的闹起了粮荒，谁能供得起？要知道现在不是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美帝国主义还在世界各地寻求霸权，时刻想控制别的国家。茅于轼没看到吗？美国占领伊拉克，以色列大举进攻巴勒斯坦，印度巴基斯坦的不断军事摩擦，世界何时太平过？他们有真心救济别国的善心，还能这样赤裸裸的搞侵略战争吗？这样明了的道理，恐怕一个低智商的人，也能明白，我们的改革开放的“精英大学士”会连这一点都看不到吗？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明茅于轼居心叵测，包藏祸心。　　

到底茅于轼包藏什么祸心，我们对这个人和他这一类的精英们的一贯表现，和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分析，不难得出结论。　　

早在20世纪50年代，茅于轼因为仇视共产党的领导，一心向往资本主义的糜烂生活，就不顾影响，说了一些对党不满的话，在五八年被打成了右派。因为五八年反右运动，在某人的主抓下确实搞了扩大化，有好多在毛泽东时代就平了反。改开搞后，为了斗争的需要，这就需要以平反冤假错案为由，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是自己搞的也不要紧，可以推脱责任，必定你毛泽东是一把手，推到你的身上，在国人面前也说得过去，因为他们必定不了解真相。秦桧莫须有就能定岳飞的罪，将岳飞残害，只要权在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栽赃诬陷，你也没法，赵高指鹿为马都能行得通，何况这么多右派在这摆着，屎糊到你身上，你就得臭着，还能叫你臭不可闻。在极其缺少人力的情况下，再阴险的招数也的施，这是一箭双雕，既拉拢了人，又降低了你毛泽东的威望，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他们要否定反右运动的实质。　　

反右斗争的大方向是否真正错了？那我们就得看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这还得看茅于轼，最近茅于轼一改右派平反时的态度，坦然承认：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看看，一语泄漏了天机，说明反右斗争，是反对了，真正的右派没有漏网，只是不应该给他平反，平反确确实实是平错了。茅于轼是真正的右派，这已经毋庸置疑，反右斗争的大方向没有错，也毋庸置疑。　　

茅于轼被平反后，和他的情况差不多的那些改革开放的“精英们”，他们发疯般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疯狂的践蹋破坏，用报仇的心理，发泄他们被社会主义对他们的改造的不满，他们把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翻过来用，凡是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反对，凡是毛泽东搞的东西，都要破坏掉。后来他们甚至走到，凡是正义的东西，利国利民的东西，爱国自尊的东西，都在他们反对之列，那些肮脏的，丑恶的，自私的，卖国的都在他们吹捧之列。他们一点都不顾及国家的损失，人民的损失，他们只为了少数人发财和贪污腐化。只要阻碍他们捞钱，阻碍他们贪污腐败的制度都要破坏。为了破坏公有制，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采取命令式的强制手段取消了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分田单干，为了搞私有化，为了搞垮集体经济，他们对国营企业，一步步进行改造破坏。开始时使用奖金，拉拢人心，分光吃净，搞的企业都没有了再生产能力，然后进一步限制银行贷款，使国企无法生存。可是毛主席搞的国营企业，生命力特强，职工们经过党的多年教育，觉悟很高，都是以厂为家，兢兢业业搞生产，有困难经过自力更生也能挺得过去，虽然被他们整垮了不少企业，但大多数企业还没事。他们一计不成又来一计，又一步步施压，对国营企业进行不断的所谓“改革”：政府放权，排除党委领导，厂长一个人说了算，解散部级跨行业大公司，扩大自主经营权，搞各企业零散经营，搞个人承包，全员劳动合同制，股份制改造，等等，一系列的大动手术的措施，只折腾的你无法搞生产。只要你的企业一息尚存，就要说你没有“改革”好，要继续改，只到你改的人心涣散，厂长敢于贪污，敢于化公为私，敢于转移公有财产；只到厂子无法生产，关了门，职工都下了岗，这就算改好了。　　

就拿河北邢台为例。邢台的薄板厂本来经营得好好的，上司逼迫着让“改革”，厂子没有办法只得遵命“改革”。经过几年的沉痛“改革”，逐渐的改的，工人成了奴隶，厂长权力无限扩大，一个人说了算，失去了任何监督。这个厂长见时机成熟，他就在外边又成立了个公司，名义上是别人的，实际是他的，他把大量的财产、资金都转移到了那个厂，把客户也都拉到了那个厂，使薄板厂无法再生产。广大工人了解了内幕，到市里上告，要求解决贪污腐败，结果市领导以聚众闹事为借口，逮捕了几个为首的，把工人强行镇压了下去，造成了薄板厂关闭，全体工人下岗。　　

长征大拖拉汽车制造厂，也曾搞得轰轰烈烈，汽车供不应求，国内外享有盛名。一个蒸蒸日上，生产和效益搞得都很好的这样一个企业，上边非逼迫着“改革”，全员劳动合同制，股份制，搞承包，结果闹得，重要部门都换成了厂长的人，集体搞贪污。比如汽车销售，全部承包了下去，明文规定谁销售得多，谁提成得多，结果汽车销售了不少，销售员都以客户不给钱为由，不向厂里交钱。实际上钱都到了他们的手，嘴上却说拿不到钱。一辆汽车销售价20多万，卖几辆汽车，一辈子够花了，奖励才几个钱？因为都是厂长的亲信，厂长中间有回扣，拿的是大头，大小头头也不少分钱，苦了一线干活的工人，开不起工资。折腾到后来连再生产的钱都没有了，当官的也捞够了，只得关门大吉，把工人都推向了下岗的大军。　　

红星汽车制造厂，也是个中型国企，制造的红星小面包车，很受客户青睐，订单不断，供不应求，和长征大拖拉汽车制造厂一起，曾经构成了邢台汽车制造基地的亮丽风景线。在经过上边一系列的逼迫“改革”后，红星厂仍然很红火，因为红星厂的厂长不愿意当贪官。上边看不过眼，又想了个馊主意，将原领导班子进行调换，然后要他们转型，并说得很好听，“要向前看，要有发展的眼光。”红星厂不得已进行转型改造，把原来制造面包车的机器全部报废拆除，花光了厂里建厂以来的全部积蓄，还进行了大量贷款，用大量资金，新进了外国的所谓的新型高级轿车生产线，因为贪污腐化，有贪官卖国贼们的参与，进的设备，都是人家淘汰的货，比自己原来的还落后很多，结果制造出来轿车后，有一个客户要买车，试开到厂门口，车就坏了，再也开不起来，请外国专家也无能为力。新生产线生产出的车不能用，旧的生产线又拆除了，厂子无法经营，只得关门，又是全体职工下岗。 　　

文化大革命中建起来的两大汽车制造工业，就这样被改革开放掉了。其实后来的夏利面包车的质量比那时的红星车都好不到哪去，红星垮了，夏利却在中国大赚其钱，而且比红星车还贵很多，真是为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大开了方便之门。　　

这就是这些精英们的“改革”，“改革”了30年，邢台把原有的企业改垮了，只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像样的企业，还不如30年前。被迫下岗工人的生活非常困难，有好多没法生活，只能到垃圾堆捡废弃的烂菜叶充饥。老家是邢台县西大树村的有一个下岗工人，在邢台市下岗后，没有其他生活费来源，生活非常困难，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没钱上，只好放弃。这个下岗工人，在生活的重压下，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万般无奈下，一根绳子结束了40多岁的生命。邢台的情况，在全国来说，只不过九牛之一毛，这还算是轻的，象东北老重工业基地的破坏，比这严重得多。就连现在的资本主义，都实行跨行业大公司，集约化管理，这些精英们，在农村分田单干，工业上解散部级行业统一管理，分散经营，各自顾各，是农村30年没有进步，国有企业大部分垮台，这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事实在这摆着，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众所周知，如果是一项先进制度的推行，会使企业焕发活力，生产力会得到很大的解放，企业效益也会有很大的提高，这是最起码的检验标准。可是这些精英们的“改革”，把效益高的，改成了效益低的，效益低的，改成了没效益的，没效益的改成了关门的，这从哪方面说，也和先进制度考不上边，越改越差，“屁拉虎驾云，不如仙（先）”，只能说明，方法不对头，路子根本上就是错的。　　

说实话，改革精英们推崇的，承包制度，是万恶之源，说万恶包为首，一点都不过份。中国的承包制度，没有一点公平竞争可言，能承包到手的都是和有权利的人有关系的人，他们的家属、近亲，好友才是大捞油水的对象，普通老百姓再有管理本事，再有能力，再真心实意的搞企业，也别想能承包到手。中国开始承包下去的东西，都因为只为了自己捞钱，不顾企业死活，都是在承包方捞够了后，企业跨了，也就完事了。小的承包也是挣了钱是承包者的，亏了是大家的，根本没有盈利这一说。把公有企业搞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到最后这些卖国精英们，不从他们自身找原因，不从他们的制度找原因，还要把责任推到，计划经济头上，推到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的身上。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通过种种承包，大好的国有矿山，煤地，都到了个人手中，而且，都是那些有权者的近亲，还有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九姘头、十老靠，以及官匪勾结的恶势力。暗地，这些当权者们都有股份，承包者还要向他们大量的行贿，成百上千万的送。河北武安县，有一个派出所长，他的受贿行为东窗事发，公安机关在他家里搜出的现金，就有装好几百斤粮食的两大麻袋之多，这才是一个很小的官，连一个七品芝麻官都不到，那大官怎么样不言自明。这些承包者，光顾着捞钱，不管安全，不顾工人死活，成千上万人都被黑矿主，黑工厂，残酷的夺取了生命。改革开放后，就公开报道的，各类大的人为的矿难，各类大的死人的人为灾难就不记其数，而且触目惊心，更何况还有好多，被隐瞒的，没被曝光的。悲惨的现实，这是毛泽东时代有的吗？　　

曾记否，资改派得势后，他们为了排斥异己，打击左派势力，扫清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障碍，他们挖空心思，吹毛求疵，多方进行找毛病栽赃诬陷好人。可是毛主席的官，大部分都是很正派的，毛病还真不容易找，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他们不死心，不把工业学大庆这面旗帜砍倒，实在是他们的心腹大患，他们又像篦头发一样在人间翻来覆去的篦，“功夫不负有心人”，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一个渤海2号死了两个人的事，从而大做文章，这就是当时的“渤海2号事件”。说是，只顾生产，只顾发扬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不顾人的生命，向康世恩等推崇大庆精神的领导发难，并利用舆论工具，大肆污蔑政治挂帅，污蔑工业学大庆，污蔑抓革命促生产，污蔑社会主义管理制度。在全国找了一年多，才找到了死两个人的事情，和现在动不动就死几十人，几百人的事相比多么的微不足道。这到底谁的制度先进，谁的制度落后，是谁在草菅人命，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他们一再宣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精英们，为什么就不检验一下自己呢？到了后来，恶性承包，扩展到了国家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房地产，路桥建设等领域，权钱交易，行贿受贿，不正当承包成风，造就了无以数计的大贪官。就拿邢台为例，一个某某地治理，花费了十多个亿，还没搞完，据说，工程承包到真正的干活的承包队手里，已经经过了第七次承包，经过有门路的人层层扒皮，还没有动工，资金已经消耗大半。看看，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工程，质量不能保证的原因，具体干活的不偷工减料行吗？就这，等工程完工下来，真正干活的，他们好多连工资都开不起。　　

其实像茅于轼这些精英们，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国家建设的更好的思想，他们心里只有破坏掉毛泽东的一切的恶念。大飞机事件，红旗轿车事件，更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大型运输机，文化革命中已经制造成功，试飞了一年，没有什么问题，本来要投入生产了，就要结束中国没有大飞机的历史了。可这些改革精英们，对国家的进步，死也看不下去，他们向领导们献策，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用权力强令下马，不让生产。红旗轿车在国际上也是供不应求，享有盛名，因为是毛时代的产品，也不顾广大职工和技术人员的反对，强令下马。他们宁愿花高价从美国进口飞机，让国外的汽车商来中国发展，给予优惠政策，白赚中国人的钱，也要破坏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现在出现了这么多款式的汽车，真正中国人自己的产品没有，外国人在中国赚得盆溢钵满，大发横财。红旗轿车，在技术人员的一直要求下，不得已又恢复了生产，但是前提，不能在原基础上改造，要换品种，后来弄了个四不象，其实都是德国的复制品。　　

这就是他们的思想，中国自己的要全部破坏掉，要换成一色的洋产品。一切都是为外国人服务，中国人只能给人家当奴隶，中国人赚不到钱，只能廉价出卖劳动力，换个生活费。他们口口声声说毛泽东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集体经济，计划经济，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只有他们的市场经济，才是发展之路。事实证明，他们根本没有发展生产的意愿，只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理由，来达到他们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目的。事实也证明，他们只有破坏的心理，发展生产只是忽悠老百姓的鬼话。他们搞的不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连正正当当的资本主义都不是，而是把中国又拉回到了，19世纪80年代，拉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年代，最好听的也是资本主义混乱的初期阶段，使中国的制度整整倒退了100多年。

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人的灵魂多么的肮脏、下流；心底多么的阴晦、黑暗；所作所为多么的无赖、无耻；手段多么的卑鄙、残忍；目的多么的可憎、可怕；这帮祸国殃民的家伙，是他们自己毫不掩饰的拙劣的，不要脸的表演，剥光了他们一心搞生产的假面具，露出了官报私仇，破坏社会主义的丑恶嘴脸。　　

张维迎最近说了一段话，腐败也是成本，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对于腐败，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掌权者，哪个国家的理论家，敢于说是好事，就是最反动黑暗的政权，也不敢明着说要搞腐败。历来的大贪官，大卖国贼，也不敢明着说，腐败是好的。就连惨无人性的日本鬼子，搞侵略，还要打着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旗号。张维迎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宣称腐败是好事，有利于发展，可见这个人，多么的肆无忌惮，多么的飞扬跋扈，多么的不知羞耻，他已经超过了人世上的任何一个坏人，他已经不把党的反腐败政策，和全国人民放在眼里，在他的眼里，他们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什么道德，什么脸面，都可以不顾了，真比烧杀掳掠的实行三光政策的日本侵略者还要恶毒、露骨，还要踌躇满志。　　

张维迎说这话的目的，无非有两个：一个是，这几年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他所接触的不少朋友同伙，都成了阶下囚，未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他就想从理论上找到为腐败辩护的根据，从而达到保护同伙的目的，他这也是在保自己，他知道，他们这部分人，都是腐败的受益者，都是新生的寄生虫，都在反腐败之列，这样继续反下去，他的同伙就会越来越少，他们的领地也会越来越窄，不一定哪一时，他自己也不能“幸免于难”，他就要利用有权利的机会，为腐败开脱罪责，为腐败的生存，创造条件。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最近被双规的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不是在垮台前，利用职权，下发文件，要保护企业的腐败者吗？第二个是，张维迎认为他们改革成功了，可以再加大力度了，让腐败公开化、合理化，可以加速对社会肌体进行腐蚀，加速国家的不可控，积重难返，使正义势力永无翻身之日，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两条，无论从哪方面说，也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没法交代的，也是彻头彻尾的祸国殃民。　　

这也是我们彻底认清了，这些改革精英们的本来面目。他们确确实实，不是正派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和他们所造成的损失，都告诉我们，他们是有人类历史以来，最无耻，最自私，最暴力，最贪婪，最心黑，最不懂人情，最没有人性的社会渣滓，社会垃圾。他们这些人，在没有权利只是普通贫民的时候，他们就会偷盗，抢劫，强奸，杀人越货，不择手段；在有了权力后，他们会持权抢劫，化公为私，卖官鬻爵，贪污腐化，逼良为娼，欺压人民，无恶不作；官如果再大了，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就会出卖民族利益，出卖国家利益，会把国家搞的四分五裂，腐败不堪，直至灭亡。这说明，资改派实在没人可用了，毛泽东几乎将天下的真正的有用人才都集中在了自己的麾下，找反毛势力，不在社会底层的阴沟里，找垃圾，找犯罪分子，是无人可用的。事实也证明，他用的人，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都是想反对社会主义，祸乱国家的坏分子，都是一些被历来遭到人们唾骂的一类的坏蛋，都是地地道道的人类的败类。　　

在这些精英的胡搞八搞下，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大好矿山被他们搞的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公有经济被他们破坏殆尽。南霸天、西霸天，黄世仁、周扒皮卷土重来，恶霸黑势力横行乡里，黄赌毒、性病艾滋病席卷全国。人民被残酷剥夺了当家作主人的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取消，是人们没有了话语权，没有了监督腐败权。工人大量下岗失业，没下岗的也没有工作保障，只要厂长对你不满意，立马叫你下岗。工人不但被剥夺了毛主席给予的主人公的权利，而且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奴隶。厂长都成了土皇帝，说出的话就是圣旨，无论他们如何荒淫无道，如何贪污腐化，如何侵吞国家财产，无论如何欺压工人，工人都的逆来顺受，你敢说个不字，保证你马上没有岗位，真是暗无天日。　　

茅于轼之流，并未就此收手。因为他们看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毛泽东的影响还很深，无论他们怎么大肆的宣传，栽赃诬陷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的人总不见减少，这是他们最为头疼，最为惴惴不安的事情。特别是四川大地震，全国又上演了一场发扬集体主义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毛泽东时代精神，这无异于又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茅于轼曾哀叹，现在拥护毛泽东的还在95%以上。他们觉得破坏的够可以了，没想到毛泽东的影响是那么的深入人心，那么的根深蒂固。可以说他们把中国来了个全方位的改变，实现了全面的复辟资本主义，群众也没有了话语权，似乎中国还是固若金汤。他们也曾大肆出卖国家利益。建行股份以一元不到的价钱卖给美国，中国老百姓的申购价6、7元，中国石油以港元一元多一点的价钱卖给外国人，却以16、7元的价格让中国人申购，这还只是机构申购者，普通老百姓能买到的都到了四五十元。他们出卖民族利益，白白的将银行的股权，低价送给外国，让外国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还美其名曰，吸取人家的先进管理方式。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管理方式是不能讲究一致的，都要适合自己的国情，一味的崇洋媚外，是最无能的表现。这不是中国没有管理人才，因为中国的管理人才，都不是他们这样的卖国型的，所以他们看不中，他们就要洋主子来管理，让洋主子来控制中国的命脉。这些精英们，他们什么事都干的出来，宁愿叛国，也不愿意中国老百姓富裕。前几年提高房价、学费、医疗费，就是这些精英理论家的杰作，他们直接就说，中国的老百姓舍不得花钱，要把老百姓的钱从腰包里白掏出来。他们宁愿把银行的股份白送给外国人，也不让中国股民参与，然后高价投入二级市场，让中国股民买单，再狂叫，应该挤泡沫，然后那些高管们就很听话的配合打压，让中国老百姓赔钱，还嘴上喊着，市应率高了，有泡沫了。机构与外国人高价向市场发行，怎么不说有泡沫呢？等中国老百姓接了货，却喊有泡沫，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要中国老百姓赔钱吗？　叶檀　女士说的好，这是对中国股民的出卖。　张宏良　教授更是一针见血：“所谓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中国即将发生的巨大金融灾难和目前正在发生的股市灾难，很少是自发形成的市场风险，而主要是人为制造的制度风险。”还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这些精英们，连卖国都不够格，卖国还能多少卖点钱，他们白白出卖国家利益，他们这是叛国。在精英和高管们的联手打压下，股市狂跌，短短一年时间，股市缩水24万亿，广大中小散户赔得倾家荡产。人祸造成的大股灾，比四川地震的灾害要高几十倍。到了这个程度，这些卖国精英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还在狂叫：“拿钱去救美国的金融危机，也不能救中国股市。”真是，卖国嘴脸赤裸裸的表露，毫不掩饰。他们说到做到，在去年九月份还给美国送去两万五千多亿人民币救美国的急，继日本之后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他们的汉奸卖国政策，和宁与外帮，不与家奴的蒋介石理论，多么的如出一辙。　　

虽然进行了以上势在毁灭中国的疯狂的破坏，茅于轼们还觉着不行，中国气数还未尽，而且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呼声还在不断高涨，这是他们寝食难安。茅于轼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祸国殃民，他们捞的都是不义之财，如果有朝一日，左派势力占了上风，他们这些卖国贼肯定就要遭殃，就是左派翻不起来，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掌权，也没有他们这些卖国贼的出路。他们也了解历史，只要不是卖国贼统治，任何政权都会惩处卖国贼，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不允许卖国贼的存在。他们也感到自己的罪恶，罪无可赦，就是看到不妙的时候逃到国外，国家还可以跨国追讨。看来他们已经是别无选择，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们逃脱惩罚，那就是让中国灭亡。这个国家分裂了，不存在了，谁还能拿他们这些汉奸卖国贼说事呢？有人可能要说了，茅于轼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是你的主观臆断，你是在扣帽子打棍子。我说的话是有根据的，并不是不顾事实瞎说，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茅于轼挑战土地红线的那句话，是不是我说的含义吧。　　

其实中国的粮食放开还没有几年，因为农村分田单干，生产方式落后，还属于原始分散状态，粮食基础很不稳固，有个天灾人祸，可能还是成问题的。就是没有天灾人祸，破坏了18亿亩红线，允许剥夺农民的土地搞建筑，土地被逐渐的侵蚀，越来越少，终究会有一天，会危机粮食的供求关系，使全中国缺粮这是必然的结果。不难看出，这挑战土地红线的理论的险恶用心是很明了的。茅于轼为了能蛊惑人心，还说，缺粮了可以到国际市场去买。前边已经说过了，那是行不通的，是茅于轼的一厢情愿。    　　

历来，为了使敌对势力败亡，采用断绝粮食的办法进行破坏的例子，比比皆是。没有粮食，也是好多国家败亡的原因。《三国演义》中的袁曹官渡之战，就是曹操派兵偷袭了袁绍在乌巢的囤粮，将袁绍的军用粮草一把火焚烧殆尽。袁军缺粮，不战自乱，使曹操成就了古代有名的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战例。诸葛亮六出祁山，有几回也是因为粮草供应不上，无功而返，诸葛亮的本事够大了，没有粮食他也打不了胜仗。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因为明朝闹饥荒，招致天下大乱，老百姓没法活，才跟着李自成造反的，大明江山也就此完蛋。凡是打仗，统帅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再强悍的部队，也无法生存。　　

有一则故事，说从前有一年发了大水，有一个穷农民，和一个地主都侥幸爬到一棵树上求生。农民在水到来之际，他不顾别的，先拿了些吃的，才赶忙逃命。地主在大水到来之际，先想到的是钱，他急忙揣上好几锭银子，才落荒逃命，他以为有了钱，什么都可以买到，比拿吃的强。大水几天都没有退去，农民有吃的，心中不慌，他节省着吃，等待大水退去。那地主开始还笑话农民没钱，拿几块干粮顶什么用。可是到后来，大水不退，他没有吃的，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就要求，用他的银子，买农民的干粮，农民不干，说，饿死了，那银子顶什么用。后来地主饿得实在没法，眼看就不行了，又要求把他的全部银子都给农民，少给他点吃的都行。农民还不干，给了你，就不够我吃了，咱都得死。再说这农民痛恨这个地主，平时为富不仁，欺压百姓，恨不得他早死，怎肯救他。后来地主饿死了，农民生还了，地主的银子也成了农民的。　　

这就是说，没有了吃的，钱再多也不起作用，人没有了粮食就会饿死。再强大的部队，再强大的国家，再有本事的人，没有粮食都要垮台。茅于轼当然知道，这粮食的重要作用。所以他才想在粮食问题上做文章。　　

茅于轼们还尝试过用直接让国家解体的办法，破坏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他们曾利用他们这些精英们的权势，要求中国实行议会制，联邦制，还要改弦易旗，企图造成中国的大分裂，进而混乱亡国。可是，他们的卑鄙伎俩，瞒不过中央领导们，中央领导们不听他们的话。因为现在的不比原来的领导，现在的中央领导起码考虑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再是他们原来的言听计从的右派政府。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祸国殃民的目的很明显。他们这些人，都是人类的败类，在世界上也是右的不能再右的极端坏人，他们的主张，都是压抑人性，挖掘兽性，提倡腐败，压榨百姓，制造国家矛盾，毁坏统治基础的。就是在外国，他们这些人，也不会被任用，也是管制的对象。就像　郎咸平　教授说的，“不是我这个人左，是大陆的专家太右了。”“现在大陆，连是非评判的基本标准都没有了。”原来掌大权的，是和茅于轼一样的大右派，他们心就不正，是报复共产党、毛泽东的，是不管国家人民利益的。现在起码掌大权的已经不是58年被打成的右派，他们要考虑国家人民的利益，要考虑社会的稳定。所以说他们这些精英们这几年就逐渐失宠了。难怪张五常哀叹,“我相信朱总理，不相信现在的领导。”既然，他们用尽了手段，国家还不会灭亡，当然他们还会想别的办法，茅于轼这才又心生一计，就是断绝中国的粮道，是中国不战自乱。使他们这些卖国精英们，最终借以逃脱惩罚。　　

有人可能会说我在胡说八道，其实不然，茅于轼最近说话都流露了出来，他说，“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你看说得多明白，只要国家不灭亡，共产党还存在，他的右派帽就有可能再戴上。说再戴上他知道是轻的，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远远超过了反右运动，那可不是再戴上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杜绝他们灭亡，就是要搞垮共产党，共产党的实力太大了，要搞垮不容易，那只有在亡国上下功夫，这就是他进一步想到用粮食来威胁国家的安全的狼子野心。国家亡了，共产党也就没有了依存的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茅于轼的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可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自然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和唾骂。　　

中国有几大国贼，赵高、王莽、董卓、石敬塘、秦桧、魏忠贤、慈禧、袁世凯、蒋介石、等，这国贼的思想境界，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可以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只要自己能专权，胡作非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们都能办的出来。他们的倒行逆施，都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中华民族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和巨大的破坏。现在的茅于轼类的精英们的所作所为，和这些国贼没有两样，他们为了给自己谋福利，他们也是不顾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国家败亡了没什么，但是他们的优越地位，横征暴敛的财富，纸醉金迷的享受，二奶三奶不能丢，他们已经彻底沦落成了外国资本家的走狗，和毁灭中华民族势力的爪牙。　　

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些卖国精英们，虽然已经失宠，但是他们还掌握着不少权利，他们还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他们不会甘心灭亡的，他们的亡国之心还不死，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还会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幌子，蛊惑人心。全国人民一定要看清他们的真面目，都要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和这些祸国殃民的精英专家们作斗争，努力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使国家团结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为再度创建毛泽东时代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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