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精集团势力：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最完美结合

说明：“右精”是对几乎众所周知的两大崇洋媚外、祸国殃民的政治、社会集团势力的全称进行简化合并后由本人编造的一个新词，算是对语言的一点丰富吧。

在中国和世界上，韬光养晦喊得最响、用得最多的当属受茅于轼、吴敬琏等影响的右精集团势力，而且，他们言行一致，在洋大人面前一直小心伺候、甘当狲子。他们的行径激起了爱国人士的强烈愤慨，纷纷指责他们其丧权辱国、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并善意地提醒他们别忘了“韬光养晦”后面还有一个弟弟“有所作为”。但爱国人士严重的冤枉了他们，实际上，他们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最忠实和最出色的信仰者和执行者：对于洋大人绝对“韬光养晦”，对于国人、国家和民族绝对“有所作为”，而且是穷凶极恶、祸国殃民的“有所作为”。通过下面几个重要事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把这两个矛盾完美地结合起来的。

最近以来，围绕纪念改开30年、18亿亩耕地红线、外交政策的软硬问题、改开的成就归属问题，右精集团势力的骨干代表们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又纷纷粉墨登场，倾情表演。

中国是地球上的第一人口大国，中央政府力排右精势力的各种干扰，提出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头脑是清醒的，原则立场是坚定的，采取的政策是符合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从反面来看，有些国家已经发生了粮食危机，并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动乱；如果中国的粮食让别人卡住脖子，结果必然是非常可怕的。但右精集团的骨干成员茅于轼大经济学家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董事长却不这么看，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茅大经济学家竟然研究出了会与中央政府截然相反的主张：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最近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更是极端顽固地表示“(18亿亩红线)完全没有必要，17亿亩没有必要，10亿亩也没有必要，任何红线都没有必要。” 对此，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推理：如果确保耕地红线是无害的，那么政策制定者就是正确的、无害的、是利国利民的；如果鼓吹突破耕地红线是有害的，那么鼓吹者就是错误的、有害的、祸国殃民的。事实是，在世界并未真正大同之前，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再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解决粮食问题，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尽管欧美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这些年来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军售问题始终毫无松动，因为军售涉及到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略冲突问题。粮食问题和军售比较起来，至少是同等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粮食供给自主权拱手交给欧美国家，难道他们不会象军售一样对中国毫不留情地卡脖子吗？不过，本人估计，有美国基金作后盾的茅大经济学家和董事长的面子在地球上足够大，以至于欧美国家都会网开一面特殊处理。右精们不是经常斥责爱国青年们是不理智的愤青、粪青、爱国贼、浅薄、没教养、义和团，而自己却标榜非常理性、非常有文化、非常有办法地爱国吗？面对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很多海外的爱国人士都在为祖国想方设法，我们何不拜托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茅大经济学家和董事长来一次爱国的实际行动、至少通过福特基金会劝说美国允许自己和欧洲卖高技术武器给中国呢？ 请茅董勇敢地站出来说句话吧：你愿不愿意拿出具体的爱国行动？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完成这项任务？如果你默默无语或者作否定的回答，那么就请你在耕地红线问题上闭上你的大嘴，自己去想办法修理你的脑残！停止你代表反华势力从事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

外交方面，由于法国总统及欧洲某些国家多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并侮辱中国人民，中国政府被迫采取了适度的反制措施，而且收到了比较好的国内和国际效果。可以看出，现在的中央政府依然是代表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政府，但他们也吸取了左极端和右极端的教训，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可以说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理智、熟练的程度，如果按照极左的做法，就会或者降低外交关系、驱逐对方外交人员或者甚至中断外交关系；而极右的处理方式则是装聋作哑、装疯卖傻、勇做缩头乌龟以便给洋大人留下温顺谦卑的好形象。但中央政府这样合情合理的处理方式却惊动了外交界的大碗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教授吴建民先生，他自己捏造出“认为中国外交硬就好”的谎言，然后自圆其说“韬光养晦，核心的一点，就是不对抗，不当头。” 首先，作为一个还算有影响力的外交界老人，竟然歪曲解读民意和政府的处理方式，并编造谎言为自己的观点和利益攸关方的法国辩解，实在是不知浅薄为何物的行为。吴先生对《南方周末》大诉衷情，其“浅薄”所指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赞成对欺人太甚的法国进行反制的绝大部分爱国网友们，二是顺乎民意、代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中央政府采取具体措施来反制欺人太甚的法国及其总统，让他们感到很受伤。请问吴大外交家，中央政府以适度强硬的措施回击欺人太甚的法国及其自大的总统，在你看来也是浅薄的表现吗？至于爱国网友们，虽然程度上参差不齐，但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上他们还没有到吴先生编造谎言的浅薄程度，因为至少在处理法国挑衅的问题上，他们和中央政府的想法、措施几乎不谋而合，这至少证明：中国这次对法国的强硬是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的，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相比之下，因为担任过驻法大使，就恶意贬低、污蔑自己的同胞和政府去为亲自选出自大狂总统的法国人开脱、说好话，这已经不是浅薄的问题了，而是道德、人格、心态和立场的问题。

中国右精集团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西方至上主义、全心全意为西方国家服务的洋奴主义，所谓的韬光养晦刚好满足了他们的急需，于是，他们为了西方国家和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民族、人民、党和政府的利益，动不动就来与国际接轨，以便从西方国家讨一点残羹剩饭和几句敷衍塞责的赞美之词。在他们看来，搞外交就是要勇敢地在洋大人面前永远做一只缩头乌龟，永远夹着尾巴，永远以韬光养晦为核心，永不对抗、永不当头。做人做事到了这个份上，也的确难得他们对西方主子们的一片衷心、一片孝心、一片痴心。但问题是，虽然他们在洋大人面前集体洋痿，但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却完全是一副相反的面孔，无不声色俱厉、极尽贬低、挖苦、污蔑、辱骂之能事，好像他们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看来他们夹起尾巴韬光养晦是绝对有条件的，那就是对洋人们奴颜婢膝、百依百顺、洋人打了左脸会立马把右脸也凑过去享受被洋大人痛揍的乐趣；但对同胞和国人，就会依仗洋势，变得疯狂乃至残忍起来。可见，他们并不是真正地信奉“韬光养晦，不对抗，不当头。”的英明教导，他们的“韬光养晦”是绝对地内外有别、中外分明的。 我曾经也为这些韬光养晦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分子们所蒙骗，心想做人怎么能做成这个窝囊废的样子呢？不过，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些韬光养晦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分子们原来也有“浅薄”强硬乃至穷凶极恶的时候，只不过是在打击、污蔑和侮辱同胞和国人的时候。

在国内，右精们不顾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对30年前的成就的高度评价，一直不停地拿后30年来压制、贬低、污蔑前30年，从表面上看，似乎他们是在为改开唱赞歌，但实际上，他们却有着阴险、恶毒的用心，他们不停地为自己涂脂抹粉，其险恶的目的是要释放烟雾弹以通过掩人耳目的方式绑架党、政府和社会民意，从而在暗地里制造社会矛盾、破坏和谐社会的建设。他们对党的主要缔造人和新中国的主要建立者毛泽东的污蔑、攻击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其实，他们所在意的不完全是毛泽东本人，而在于企图制造更大的思想和社会混乱，从而分裂党、分裂社会并最终学习美国搞垮苏联的经验，在乱中篡党夺权，最终实现他们主子期盼已久的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如果他们真正地在意改开、在意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在意人民的福祉，那他们为什么不和中央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保持一致呢？为什么他们对改开中由他们制造的许多严重问题只字不提，却唯独和同样取得辉煌成就并对中国未来发展有借鉴作用的前30年过不去呢？为什么他们至今依然在和民意对着干呢？这充分说明，这些右精势力只不过是在借改开和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大旗，行出卖国家利益、破坏、阻碍社会发展并希望可以继续绑架党和政府的险恶用心之实。最近死硬的右精骨干成员茅于轼大经济学家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时候再次语出惊人泄露天机：“中国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中国改革的成功，当然自由派也有失败的地方，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派主导的。” 那么，茅于轼先生能不能具体说说“自由派也有失败的地方”具体在那些方面呢？看来改开30年来全中国包括党和政府都是在右精们的领导之下？对于失败的地方，茅先生为了集团利益，可能还不敢斗胆踩踏红线，不过，我估计右精们最失败的地方不外乎：1. 尽管作了巨大努力，但至今还没有把某个组织里面真正代表人民、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成员清除掉(例如，重要领导人在重大国际场所竟然不和右精们保持一致口吐洋文以示对洋大人俯首帖耳)，这一点在右精们十多年年前红得发紫的时候没有做到，现在恐怕主要就只能靠梦想和YY了； 2. 在2007年抛出“军队国家化”的试探气球，但被一篇社论吓得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3. 按照右精们的高论，国家没必要照顾弱势群体，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是自由经济规律，政府没必要制定扶贫、扶持农村的政策，而应该自觉服从右精们的领导，为富人和右精集团服务。请茅先生自己来说说，你打算怎么纠正右精们失败的地方啊？

由于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认清了右精们的本来面目，他们赖以生存的欺世盗名的卑鄙把戏也早已大白天下，而现在的中央政府实行的国策是以民为本和科学发展，而不是他们主张的以洋为本、绝对韬光养晦，而且，党和政府已经在开始纠正前些年的人才培养方面的严重失误，正在着手建立起一支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真心实意地服务党、人民、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才队伍，这必然导致这些右精们的高度警觉和惊恐万状，在感到自己已经开始被边缘化以后，他们反而胆子大起来了，准备放手一博，破罐子破摔的危险乃至危害程度。

至于他们的未来，在科学发展观和科学历史观面前，他们的西方至上主义、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将变得毫无用处，如果他们不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必然迟早会被淘汰掉乃至清除掉。

在右精们看来，反左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哪怕是合理地左，他们也一点不能容忍，因为他们梦想和拼命争取的就是一手遮天、主宰整个社会的不受限制的权力。经过这20多年来的实践和他们的反复表演，我们不难发现：右极端和左极端一样，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控制，任其自由恶性发展，迟早会给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和灾难，所以，对于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来说，反对左极端与反对右极端同等重要，切不可厚此薄彼，因为二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祸国殃民、罪恶累累！

当然，经过20多年的繁衍，右精们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势力，他们敢于跳出来，而且有舞台提供给他们表演对抗民意和中央政府，正好说明对这股有害势力的引导、分化、转化和清除是一项非常严峻、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成败将直接决定党、政府、国家、民族和民众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