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出事了，这是一个事实。美国出大事了，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不管喜欢美国还是讨厌美国，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时候，更多应该考虑如何让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尽量减少损失，并借此机会在国内外政策上及时做出调整。以便中国在危机过去之后，内部更加健康，更加具有活力，外部获得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环境。如此，“危机也是机会”便体现了真正的含义。
但是，有一部分人，出于他们对个人观点或某些流行观念的偏执信仰，面对美国遭遇的“不幸”，表现出不尽的哀伤。美国的“不幸遭遇”，仿佛是对他们终身信仰的否定，以至于在某些人身上，美国遭遇的深刻危机，在他们心中产生了如丧考妣的哀痛。曾经对于美国爱屋及乌的情感，在个别学者身上，还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学术判断能力。为信仰而学术，代替了为科学而学术。于是，他们面对美国的“不幸”，往往会不由自主地站在信仰美国的立场，替美国早日摆脱危机，早日跨过眼前的“小水坑”而丧失原则地出谋划策。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关系紧密的连带反应：当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说，美国当前危机的原因是中国人爱存钱、高储蓄率，很快就有中国学者大声张扬说：积极消费就是爱国，以鼓励中国人改变存钱储蓄的习惯；当美国现任财长盖特纳说，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马上就有中国学者高调鼓动说：把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盖特纳说中国操纵汇率，延续了美国一贯的观点：美国人认为，人民币应该更大幅度地迅速升值。个别中国学者主张把中国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其实间接地配合了这个要求。因为如果那样做，美元更大、更快地贬值是可以预料的结局。当中国政府的管制使得人民币迅速大幅度升值难以实现的时候，让美元迅速贬值也可以一厢情愿地算做“曲线救美”的偏方。不同的是，如果由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导致美元大幅度贬值，责任在美国，会遭到很多国家的批评。如果将中国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美元贬值的原因就在中国，全世界指责的对象就不会是美国，而是中国。这些学者爱护美国、心疼美国的周到体贴，可谓用心良苦，堪称忠良，就差来一个山寨版的岳母刺字了。
我们不用去猜测或怀疑，这些配合紧密的“中美互动”背后是否有什么沟通，我们只把这些现象当成某些学者维护个人信仰的自发举动。我们看到，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不遭受破灭，他们情愿出尔反尔。只要能给美国雪中送炭，他们寻找一切现成的东西，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依据，而不管这些依据是否曾经被他们称为“落后”，也不管这些依据是否曾经被他们用美国作为标准进行过批判。
所以，他们也像民族主义者一样，主张爱国了。曾几何时，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被他们说成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爱国的中国人，被他们贴上“粪青”的标签。现在，为了配合美国让中国人多花钱的意愿，他们自己也想做“粪青”了。所以，他们也像自由经济的批评者一样，主张平均了。曾几何时，平均主义大锅饭在他们眼里可是臭名昭著，它是低效率的代名词，它是扼杀积极性的罪魁。如今，为了配合美国让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愿望，他们多么希望中国真的低效率、真的没有创造的积极性。
然而，他们殷勤保驾的举动过头了，连美国都无法消受。所以，当“爱国”的奥巴马在拯救方案中添加了“美国制造”的约束，“爱国”的某些中国专家，主张“积极消费就是爱国”的某些中国学者，已经不能继续跳出来说：“中国人买中国货”了。因为奥巴马爱的是美国，天经地义；“中国人买中国货”爱的是中国，虽然也天经地义，但是，爱中国就帮不了美国了。某些专家打着“爱国”的幌子推销他们“曲线救美”的良策，终于露出了真实面目。下一步，美国即将大量发行新国债。为了让全世界积极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不希望看到对美国没有信心的征兆，因此，美国也不希望看到抛售美国国债的局面。所以，我们也许即将看到某些专家又一次华丽的剧烈转身：再也不提均分中国外汇储备了，反而会建议管制能力很强的中国政府，正好利用这个管制能力，大笔购入美国新国债。曾经被痛恨的中国政府的“管制”，现在看来，正好可以帮美国一个大忙。我祈祷，不要被我不幸言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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