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讲“不争论”和“不动摇”都缺乏科学性
改革伊始，一些人以“不争论”为由，一切问题都不让争论。其实，所谓不争论，正确的做法只应是一般问题不应过多纠缠，在大政方针下，一边干、一边摸索就是了。而重大问题，还是应开展必要的争论的，──尤其是有序化的平和严肃的讨论式争论，更应提倡。否则，如何坚持重大的四项基本原则呢。
中国人，本来就有那么一批，好走极端，这一下子──完全不让争论，便带来了弊端多多。
在我的手头，现有几大本的东西（有心者，只要去翻翻当年的相关文件和理论汇编，就都一目了然）。这些东西表明，──于改革之初，有些持不同意见者是有关于按劳取酬、生产承包等──有可能出现某些偏向的提醒的。可是这些文件表明，这些批评性提醒，常常被当时会议发动者（这些人，就是今天的理论主流派的前身），以不要争论为由，搁置一边，──这还是客气的；甚有严厉批判的。
这些文件，记载最明晰的是这样一件，关于贯彻实行彻底按劳取酬（即不采取任何措施──适当限制其中的某些资产阶级权利）是否会动摇公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者──文件注明──是一个徐某某的知名理论家。就这么一问，随即受到会议主持者于××的“你为左倾说话”的指责。
当然，还有其它类似情况，此不列举。如此，即给当时带来一个舆论“一刀切”的问题。在不让争论的一刀切的理论导向下，改革者一往无前，不是摸石头过河，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赶快冲过河，赶快同世界接轨。完全可以这样说，前几年的MBO的选择，就是这样的大势下，成为必然、必然这样──非如此不可的。
追溯起来，“前两年的MBO，以及今天一些人的私有制叫嚣”的始发点，其实就是最初的农村承包。因为不争论，“承包”式路线就顺利地沿着自身逻辑必然向私有演化。我有一篇文章，这里这样写道：
“改革一开始，搞活激励机制，要完全彻底地按劳分配，拉开分配差距，我们一些能干且勤劳的职工，着实高兴过一阵子，收入确有增加；
“可是，不久，出现了分配上的任意性，此时，改革者提出的对策是承包，‘这不，农村的经验是承包，一包就灵啊’；
“可是，承包了，更大的问题却接踵而至，──经营管理者的短期行为来了，为了业绩、政绩，拚资源、拚消耗、拚机器，甚至拚消费……一切都好象‘末日来临，不这样消费，拚消耗，便没日子了’；
“这种短期行为的情况，还算好的！请看，在公、私企业并存的情况下，一些公、私企业的负责人互相勾通，故意把公、国企业的肥水，流给私人企业；更有甚者，故意‘毁庙肥和尚’的，也大有人在（一个开创在先，接着仿效不断），致全国决大多数集体、国营企业，每况日下；
“此时，胸有成竹的改革者装出一付惋惜的样子说‘这是产权不明的原因所致’！搞股份制啊，或者干脆卖掉呀。于是就卖，一个诸城，两个诸城，──直到今天，全国已没几个地方不象诸城了。
“工人能有什么钱去买企业（况且，在有个别人占较大股份的企业里，经济上侵吞、排斥小股，有其必然性），工龄买断回家吧。就这样，有很多人失业了……
“于是，有今天的某些下岗工人抱怨：‘开始听信美好的改革许诺，被兜弄了一圈子，我们被兜懵后，连人都给卖了”“如今，一些人也开始明确论证自己的资本主义目的了！”
以上几段话，实际上变相地论证了前两年的MBO——在那一条承包路线下的——必然性：因为，发展到现今，工人那有钱买国企，而国企不卖又不行了，因为成了“冰糕”了──要化没了，只得让有钱的管理层来买。同时，这里表明了事物总得遵循自身的逻辑的，不同路线不可能共在于统一体上，——那怕在起点上似乎无大差别、能互相包容，但由各自的逻辑规定，必渐行渐离，终致分道扬镳，互相对立。
毛泽东说：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据此，重大问题上不争论，这是极不科学的，甚至是有十分严重的危害的。重大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还是应该争论的；并在争论中学“会”争论。现实是：因昨天的不让争论，听由某些人摆设着“明明是去天津，偏佯说去廊坊”的路，如今到了“天津”了，好心群众开始恍悟，但，这时，我们又被反复告知：不可动摇！
其实，同“应允许科学有序地争论”的道理一样，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真正科学的态度是：凡有偏邪，比如严重两极分化、私有化倾向和腐败等，也都应下大力去动摇的。
所以，从头至尾我都在担心：个别人的“昨天‘不争论’和今天‘不动摇’”，是预定好的方针路线。但愿我的担心是一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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