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时代的精神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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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为医学上的麻醉性镇痛药,可以使病人暂时消除身体上的痛苦;而烟鬼吸食后可以体验到一种伴随着疯狂幻觉的快感,达到麻木的瞑想状态。在剥削社会,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都要炮制一些“精神鸦片”,对劳动人民进行麻醉洗脑。
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打破以往由世袭、举荐等制度造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给了“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一个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起到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尽管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它几乎成为所有下层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幻想品、精神鸦片。
在历史上一直为统治者所利用的宗教,则以“救赎”、“解脱”作为精神诱导剂、迷幻剂和麻醉剂,使下层人民放弃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形式。马克思指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者则用“打拼”、“创业”、“机会均等”、“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欺骗人民群众,以掩盖其巧取豪夺、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卖塑料花起家的李嘉诚、开杂货店起家的霍英东、送报纸起家的戴尔、车库里创业的乔布斯、白手起家的盖茨、四千元闯深圳的史玉柱、100多平方小店起步的黄光裕、……,这些“普通人”的“传奇”激励着万千群众,争而效之,乐此不疲——循着梁实秋曾经的指导:“穷人总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
“有了爬得上的机会,连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俭,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拚命的爬,爬,爬。”(鲁迅语)
然而,爬的人多,路只一条。老实规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勤劳致富”的泡影于是破灭,“智慧创造财富”的口号又唱响:欺诈投机、忽悠炒作、假冒伪劣、金外絮中、抛光注水、三聚氰胺……于是,“聪明人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
失望终于在善良的人群之中弥漫,股市、彩票就及时产生——要发财,“撞大运”。爬得上的机会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叫你们化些小本钱,而预约着你们名利双收的神仙生活。结果却是:股市“七赔二平一赚”,中彩五百万的机率等于“一生遭雷击两次”——这原来是洋人、官人、财阀的“提款机”。旧社会就有“三鸟害人:鸦、鸽、鸨”(鸽:指白鸽票,彩票的一种。)的说法,可知人们早就视它们与鸦片一类了。
到了今天,上面的“精神鸦片”失效,新的鸦片又炮制出来(见附录)——仅剩下“安抚”和“欺骗”两种原料:“毛泽东时代压迫人民”,“改开后人民富裕了”;“《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法》实际害了工人”,“保护好富人才能保护工人,工人要靠资本家养活。”……一如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里的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她背地里责备一个因为不受上司的辱骂而被革职的教员,说他“高傲”得可恶,“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过两个嘴巴,可是我一句话都不说,忍耐着。究竟后来他们知道我冤枉了,就亲手赏了我一百卢布。”自然,比起新自由学者们天花乱坠的辞藻、缜密严谨的推论、充分翔实的材料,这样的措辞就拙直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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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文革对工人进行血腥的官僚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文革进入1968年末,毛发动了“清队运动”,将矛头重点指向工人阶级。为了掩盖这一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丑恶行径,毛泽东下达了"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毛派出北京卫戍区八三四一部队于一九六八年九月进驻该厂实行军管。由军宣队主事,新华社派员帮助总结经验,弄出一份《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印发全国、作为"清阶"运动的学习文件,让全国照此办理。军宣队宣称该厂"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大搞毛泽东的"群众办案",将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审查"了九百多,二百多定案处理的工人、干部中有三十二人戴上各类帽子在厂内"群众专政",四个"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说了一句"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的、无意将谜底为"烂肉好酒"谜语写在江青讲话小册子上的,或生产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有一个老工人因无端被冤,与军代表吵骂时动了手,被以"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
由于该厂是毛泽东亲自搞的"样板",全国各工厂都将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当作主要清理对象。
……(举例)
【一个工人跟帖】谁要是黑着良心为文革翻案,再想制造对劳动人民的血腥的官僚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他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死敌!全党全国人民坚决不答应。
………………….
附二:民工周某的博文(片断)
许多人出于一片好心,而衷心赞同政府颁布执行《最低工资法》,他们认为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肯定对底层民众有利。但如果他们和我一样,有过一些身无所长、在外流浪的经历,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2000年我刚到广州的时候,虽然已经有18岁,但并没有什么文凭,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因而非常难找工作。身上本来只有100来块钱,白天找工作被职业介绍所骗走30块,剩下的60多块钱,也在晚上被小偷偷走了。我刚到广州一天,就变成了真正的穷光蛋。而广州对我来说是一座非常陌生的城市,没有亲戚朋友,也联系不上家人。情况最坏,肚子最饿的时候,我甚至想能不能加入当地的黑团伙,和他们一起去干偷偷抢抢的勾当。当时整天在火车站周围逛,能看到许多这样的人。
但我没走到这一步,许多和我一样身无分文的人也没有走到这一步。这得益于当时实际上比较宽松自由的就业环境。我在广州只流浪了七八天,就找到了一个工作。是在一个洗车场洗车,又脏又累,但有很简单的工作,只要愿吃苦就能做。月工资是250块。这样的工作,在那些“天子骄子”大学生、公务员和普通都市白领看来,是极其糟糕,不可接受的。
但我清楚记得,找到工作的几个月之内,每当走上广州街头,我都可以昂头挺胸的,感觉非常好,因为见到本地人的白眼,我都可以告诉自己:我是有工作的!这种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直到许多年过去,那时候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这么一个又累又脏工资又低的工作,怎么能给人以满足感、自豪感呢?因为这是对比出来的。这份工作虽然辛苦,收入低,但我毕竟每天都有饭吃了,不用吃完上顿愁下顿了;晚上有个地方睡觉了——虽然是和许多工友挤在一个小地方,但总算不用趟街头,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况且不到三天,就能跟工友借到钱,给家里人报平安,说自己已经有了落脚的地方,还能和村里的朋友吹牛自己总有一天会出头的。想到月底还会有一笔钱拿,真的从心底感到高兴。
……
我在广州、深圳两地洗车多年,收入就不断上涨。月薪从最初的250块到400块、450块、600块,800块,直到最多的时候有上千块。别的工友,有类似经历。我上个月刚和以前的一位工友吃过一顿饭,他以前和我一起洗车,而现在他是一位汽车修理工,收入比以前多多了。而这些修理技能,都是在工作中学回来的。
很显然,是宽松自由的就业环境给许多底层人员打开了进入城市谋生的大门。2000年左右,广州名义上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是500块左右,假如当地政府严格执行这些标准,那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恐怕就找不到工作。因为不仅在老板看来,而且从实际情况看,许多人所拥有的劳动技能、劳动力就不值500块。
若认为严格执法,老板最终会被迫给所有工人支付至少500块的月工资,那肯定会适得其反。因为劳动力上涨了,洗车费就得涨,洗车费上涨,洗车的人必定减少。这样,是有一部分工人的收入会在一开始就有500以上,但更多的人,会连250块的收入都没有。因为在这样的价位上,没有那么多人去洗车,老板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了。
反观任由工人与老板约定工资数额,倒是真正有利于工人、老板双方的。认为工人天然处于弱势一方,无法和老板谈判,那是一种误解。否则工人们的工资怎么会从250涨到400、600?这显然不是因为最低工资法,也不是因为老板突然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工人的劳动技能上升了,他能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了。
是为了防止工人跳槽出去,是为了吸引工人跳槽过来,老板们才提高工资的。记住,和工人竞争的不是老板,而是其他工人——看谁更勤快、工作技能更熟练,也看谁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而老板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工人,而是其他老板,他们竞争的是,看谁更能准确判断市场,为工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提供更高的工资。
今天回想起来,我得庆幸2000年的广州没有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否则,我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我很可能继续被饥饿折磨,我很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去干偷鸡摸狗的事。所以,我请求那些为底层朋友横眉竖目的人们,先冷静下来想想,真正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是否真的有利于他们?
【一个老板跟帖】
现在不是共产时代,而且永远都不可能进入共产时代,所以,贫富悬殊一定要有的.邓小平就说,要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农民工这十多年没有富起来吗?看看农村的私人住宅,是靠什么建起来的?而城市的下岗工是怎样的生活?别不知足了.老板的订单带富了你们,却还怪老板给的不够.十三亿人口中本来就只有少部分人有头脑成为老板,要不,给你们这些整天抱怨的人去试试做老板?看你能富几天!你以为每个人的能力都一样吗?
你说对了!我用打工10年的血汗钱搞个工厂,2008年资产缩水到原来的3分之一,我咬牙坚持往下走,有可能今年血本无归。不要说我们是无良老板,起码我给了你吃给了你穿,在你最困难时收留了你!我们没政策扶持,没银行贷款,可我们让一大半打工的人有了工作。现在在工业区门口,每天都有上千人来找工作,还指责我们的薪资为何不按ZF归定来定。我想说:你们有本事问ZF要工作去啊!我是1996年出来打工的,在那个时候,能有一份工作真是欣喜得很,这几年招工难,很多人都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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