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解基本国策，走出人口思想误区
刘忠良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推行，1978年，“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了宪法。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国策，被写入宪法已经有32年了，党把它明确定位基本国策也已经有28年了。但现在多数中国人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误解十分严重。为科学理解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也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我们需要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一个更科学的认识。
一项基本国策，必有伟大的宗旨和深远的意义。能写入宪法的政策，必有深远的内涵和科学的要义。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其宗旨是使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使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比如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简单的说，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是要使中国走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其宗旨和内涵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最基本的内涵和最核心的使命。为了科学认识和正确了解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为了不使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被少数人当做维护利益的工具，为了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我们需要纠正一些最基本的认识。
首先是概念的误解。所谓计划生育，就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控人口发展，与无计划的人口发展相对应。既然是计划，它既可以是计划增加，也可以是计划减少；既可以是鼓励少生，也可以是鼓励多生，这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定，比如发达国家的计划生育就是鼓励多生。所以计划生育有两种：鼓励生育型计划生育和抑制生育型计划生育。中国人有这样一个误解：误以为计划生育就是鼓励少生。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计划生育就是要通过人口调控来实现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怎样可持续性发展就怎样调控。长期过高的生育率不是可持续的人口发展，而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也是不可持续的人口发展，否则会有民族灭亡的危机，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都有这样的担忧。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客观数据显示，我们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统计客观数据显示，我们的生育率也仅是1.33。人口专家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中国仅有4.7亿人，到2300年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仅为2800万！显然，那怕中国现在有20亿人口，中国人也应该有这种担忧。所以，不要认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是要鼓励少生，像发达国家一样，未来中国计划生育也要鼓励多生，因为这本身就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可持续性发展宗旨和富民强国目的的内在要求，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是在误解或曲解我们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其次是对人口方面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了解不清楚。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和人类社会存在的载体，所以人口是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有机体。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而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的科学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确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标准，也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标准。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是一个无法维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必定使未来中国面临重老龄化，必定会危害中国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未来发展面临严峻的人口结构形式。很显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随着中国超低生育率的到来，一胎政策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对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重新讨论人口政策。所以，我们应该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重新讨论具体的人口政策应该如何转变。真理越辩越明，讨论人口政策，为中国制定一个更符合当前条件的人口政策，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可持续性发展宗旨对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否则我们就背离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宗旨。
再次，根据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宗旨的内在要求，根据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某一个时期的人口政策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实施内容，但不等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本身，它要随着具体社会条件的变化根据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精神的内在要求而与时俱进的调整。所以，鼓励少生不是基本国策，当前人口政策不是基本国策，一胎政策本也不是基本国策，否则那就是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僵化理解了。而讨论当前人口政策是否还适宜、是否放开生育或放开二胎、是否鼓励生育，都不能阻止或盖上反对基本国策的帽子，因为这本身就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内涵和党的科学发展观对中国人提出的内在要求。当条件变了，由多生变成少生或不愿生，由高生育率变成低生育率，这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内在的要求调整具体的人口政策，否则就违反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和宗旨。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查的客观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是根本不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91年就降到1.8，2000年降到1.22，这皆不属于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水平。按照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宗旨和精神所提出的内在要求，根据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要求，中国也应该鼓励生育了。
同样，根据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宗旨的内在要求，根据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是科学的，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是可持续发展的，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是符合当时条件与时俱进的，要有充分的讨论，科学系统的论证。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体现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党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才能真正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论是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还是近几年的人口抽查，客观调查数据均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五六年代的人口状况，根据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内在要求、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这时候就需要对具体人口政策进行讨论，制定一个更符合当前历史条件、更符合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精神、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与时俱进的具体人口政策。否则，我们就违背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宗旨，违背了党的科学发展观，历史也要说我们不与时俱进了。（完）
（字数统计：2500字）
文后语：
建国后，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和平的到来，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迎来了二战后的人口增长高峰。其实，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但建国后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建国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儿童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均寿命快速提高，使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状况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迅速转变为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由此中国人口快速增长。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三次会议（扩大）的讲话中提出抓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的设想。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从1959年开始，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计划生育暂时被搁置。到1962年，自然灾害结束后中国出现补偿性人口生育高峰，于是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国务院于1971年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到1978年，“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计划生育此后就成为了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由于60年代的人口快速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且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增严，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5.8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80年的2.24，生育率仅处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由于发达国家的婴儿儿童死亡率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为2.1，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就比这高），和其他曾经实施计划生育的国家一样，下一步的计划生育工作就是防止生育率下滑到过低的水平（注：计划生育既可以是鼓励少生，也可以是鼓励多生，并不是计划就要减少，也可以是计划增加）。由于当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十分年轻，人均寿命快速延长，绝大多数国民离预期寿命年龄还很远，这种人口状况决定当时中国即使一个孩子不生人口也能增长几年。就是这种人口结构，虽然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依旧使中国人口数量因寿命的延长而保持较快增长。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现在的72岁，也就是说中国孩子一个不多生，中国人口也会因寿命延长而增加一倍——即由5.5亿变成11亿。但这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其代表人物是马寅初）在中国盛行，国际人口控制思潮也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74年12月10日颁布的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削减战略——《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影响》也实施起来并通过各种传途径影响中国人的人口思想。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当时计划生育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一胎政策总设计师宋健等认为中国必须实施一胎政策才能解决人口问题，否则中国将面临人口爆炸而不可收拾。宋健、田雪原等专家认为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其实这种预测既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事实的，比如他们说“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这是十分明显的错误。但这些专家的人口预测在当时引起人口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中国要为此大动乱的恐慌心理。事实上如果考虑到70年代中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经济社会发展对降低生育率的强烈作用（这是已经被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史所证明的客观规律）、当时人口结构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和科技进步对土地人口承载能力的提高，本不应该引起恐慌。但由于当时国民和决策层对人口问题了解不深，而且切身的体会到当时的人口快速增长，在人口恐慌之中一些专家的主张很容易成为国家的政策。
事实上，在一胎政策的执行中，一批人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和利益，比如罢官和撤销国家饭碗的巨大权力，巨额罚款收入，大量灰色收入等，半月谈2009年第8期就报道了一名乡干部自曝地方计生成为当地最油水最风光最想进的政府部门。实际上，一胎政策是对计生部门的大扩权，赋予了计生部门很大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由此一胎政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甚至置民族与国家利益于不顾而千方百计的维护一胎政策。姑且不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正确性，据2000年人口普查客观数据显示，到了199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8，1995年降到1.48，2000年降到1.22，一胎政策也已经超额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时中国计划生育的任务不再是控制多生——因为多生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而是应该挽救低生育率、鼓励多生。但这时，由于一胎政策已经形成了一批利益集团，他们千方百计的阻止人口政策调整：一有人提出中国不应继续实施一胎政策，一有人说继续实施一胎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利益集团就拿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当挡箭牌。在他们眼里，在他们的话语中，在他们所塑造的舆论氛围中，好像一胎政策本身就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谁也不能碰它。结果，许多人不敢谈论人口，许多报纸不敢报道人口问题，许多网站封杀讨论人口的帖子，许多出版社不敢碰讨论人口问题的书籍。显而易见，利益集团已经运用自身权力和强势话语权控制了关于人口的舆论，并用这种方法成功的保护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中国和中华民族也付出了代价。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给给整个中国灌输了这样的思想：一胎政策就是基本国策，所以一胎政策的负面作用不容讨论；当前人口政策就是基本国策，所以在人口方面不能报道相左问题；计生专家提出的生育率就是基本国策，所以多高生育率合适不容讨论；因为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所以无论计生部门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讨论，否则就是质疑基本国策，就像质疑皇帝的新装是犯罪一样。俨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经让既得利益集团解释成了为自己利益辩护的工具和万能的挡箭牌。
根据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宗旨的内在要求，根据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某一个时期的人口政策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实施内容，但不等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本身，它要随着具体社会条件的变化根据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精神的内在要求而与时俱进的调整。当条件变了，由多生变成少生或不愿生，由高生育率变成低生育率，这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内在的要求调整具体的人口政策，否则就违反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和宗旨。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查的客观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是根本不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91年就降到1.8，2000年降到1.22，这皆不属于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水平。按照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宗旨和精神所提出的内在要求，根据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要求，中国也应该鼓励生育了。但这时，既得利益集团不但不提鼓励生育的事，反而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民族未来、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千方百计的维护已经不符合历史条件的一胎政策。显然，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宗旨的内在要求、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来讲，计生委和人口专家中的一些人员已经违背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党的宗旨20年！但在现实中，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却把自己描绘成维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受害者。
计生部门作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执行者，却实际上最大背离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精神，在执行上成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最大玩弄者，并故意篡改曲解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精神，把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卷成他们的权力大棒，把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做成维护自身利益的万能挡箭牌。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她的根基是什么？我想，它不是领土，因为若无人，再大的领土也没有意义。我想，它不是资源，因为若无人，再多的资源也没有意义。我想，它也不是制度与文化，因为若无人，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文化也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它是人。又由于决定人口的主因是原人口数量、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鼓励或抑制生育），所以我进一步的认为，它是人口、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人口与生育，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基。历史上，曾有90%的氏族因人口太少和生育不足而灭绝了。物质财富是人生产的，科技是人研发的，军事是人装备的，民族与国家的力量是以人为基础的。人是一切的创造者和最终所有者，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力量之源。没有人口就不能称为国家或民族，没有生育就不会有国家与民族的延续。历史的演变一再证明，人口与生育才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没有人，能谈什么？什么都不能谈。人的力量才是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力量。所谓物质力量，那都是暂时的，那都是人创造的。有了人，什么都可以有；没有人，什么拥有的东西都会失去。纵观人类历史与未来发展趋势，一切经济的优势都会成为过去，一切科技的先进都会落后，一切军事的强盛都会衰落，一切国力的强大都会被送进历史的课本，只有子孙兴旺延绵不断的民族才是永恒的。只要人在，一切还有机会；缺乏人口，一切机会都不属于你！人在，机会便在！人在，机会在，强盛的希望便在！古今中外五千年的历史表明：人旺人强，她一定会强；人衰人弱，她一定会弱！历史的机会总是大而重，历史的机会最终只属于拥有强大人口与生育的民族。缺少人口，缺少孩子的民族，要么走向消亡，要么逐渐淡出。
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的人口与生育文化雄立不倒，哪怕她被打倒一万次，她还能站起来继续跟你打；如果他的人口和生育文化萎缩倒下了，你打他一次，他就完了。众多人口与强劲生育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最持久的生命力。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着人口在，不怕没机会（翻身、发达）；留着孩子在，不怕没希望（翻身、发达）。青山不再，柴火必尽；人口不再，族火必衰；孩子不再，希望必失。
以色列虽然打赢了五次中东战争，但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族的比例在不断的升高，几十年后以色列的犹太人将成为少数民族，最后犹太人打来的土地都成为阿拉伯人的了，结果阿拉伯人用生孩子的方式不战而胜。为什么以色列那么强，打了一次又一次胜仗，却始终不能摆脱灭亡的可能阴影？而阿拉伯人那么弱，败了一次又一次，可以色列却无论如何连灭掉阿拉伯的可能都没有呢？不正是因为阿拉伯人多和阿拉伯的生育率高吗？因为阿拉伯人多、生育率高，所以他们能在失败一次又一次后而卷土重来。而以色列因为人口少生育率低，所以不管赢多少次，只能争扎求存，只要输一次，就是亡国灭种！这就是人口与生育的意义。
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尤其是认为汉人喜欢生孩子，所以必须对其进行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才能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但在全世界的现实表明，现在中华文化圈和汉人最不愿生孩子。纵观全球各国各地区，华人总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为3.1个。在已经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澳门总和生育率仅为1.0，香港也仅为1.1，连排世界倒数前三名。纵览世界现实，岂能说中国人或汉人喜欢生孩子？现在汉族生育率仅1.2左右，这意味着汉族人每过一代人口大约减少45%，7代之后（约2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1.5%（大约1800万人），10代之后（约3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0.25%（大约300万人），况且还是老龄人口比例巨大，新生儿比例极低。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可以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弱小民族，汉族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民族人口基业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毁掉。汉族的生育文化是古代先贤通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传香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等思想文化元素策划出来的。但是，这些传统思想文化几乎已经全部被戴上“思想落后”的帽子，被中国人自己严重破坏。在思想大解放、社会道德堕落、计生宣称铺天盖地、现在经济社会运转机制和社会养老的作用下，汉族的这些传统民族生育文化元素已经流失殆尽，而新的民族生育文化又没有形成，必然导致汉族生育率处于危险的超低水平。汉族人喜欢生孩子，早已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主体汉族，历经入侵，历经战乱，历经灾难，多次亡国，多次濒临亡族，多次损失惨重。但我们却败而不亡（亡国），亡（亡国）而不死（民族仍延续），损而不折，依旧顽强的生存延续着，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人口众多、生育文化强劲吗？众多人口让我们经得起战乱，经得起损耗，经得起折腾；强劲的生育文化让我们在战乱之后、巨损之后、折腾之后随即补充众多的年轻人口，让我们依旧有力量依旧顽强的生存着。这就是我们败而不亡，亡而不死，损而不折，五千年来强劲延续下来并最终成为胜利者的秘密所在。但是，让我们民族尤其是让汉族倔强延续的强劲民族生育文化却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社会所有竞争活动的承担者，人是人类社会所有实力的最终承载者，人是人类社会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因而人口实力（指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位一体的人口。以下皆同）是民族与国家实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实力的载体。
人是力量的源泉和承载者，人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在全球化下知识技术和物质资源使用无国界的今天，保住了人口就等于保留了实力和财富。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不是经济的竞争，也不是科技的竞争，更不是军事或政治的竞争，因为这些竞争归根结底都只是人的竞争，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竞争。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是创造竞争主体——人口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不断发展，后发国家和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会使世界各国人口素质具有趋同趋势，未来很难再有今天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巨大人口素质差别。当人口素质的鸿沟消失时，人口数量和结构就是人口实力的一切。创造和吸引竞争的主体——人口，才是未来大国最根本的竞争。保持或促进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将是未来大国竞争中最具根本性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发展，制度因素趋于同质化，经济基础差别鸿沟消失，人口因素将更趋于主导地位和决定性地位。在人口这个竞争上胜利了，其他方面的竞争就跟着胜利了。而在人口竞争上失败了，其它一切就必然失败。无论过去他多么强盛多么辉煌，人口竞争的失败将注定一切的失败。失去人口，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主要是知识技术）只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
随着世界融合的不断发展和世界资源贸易（包括间接资源贸易——除直接资源贸易外的其他实物贸易和所有起到资源转移作用的非实物贸易。几乎可以说所有非实物贸易也在发挥转移资源的使用，如电力贸易、技术贸易等，因为电力、技术等的生产过程也需要资源的消耗）的持续扩大，单个国家的资源越来越变成世界的资源。而我们中国少生孩子无论是节约中国的资源还是节约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其实只不过是把我们中国少生孩子节约资源服务于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以消弱中国而强大他国。世界其他国家皆不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世界其他国家皆不实施强制的计划生育减少人口，为何我们中国要如此“奉献世界”呢？凭什么让中国独自做这个强他人弱自己的“世界君子”？ 所谓“少生4个亿推迟世界65亿日人口4年到来”对世界贡献巨大的说法是十分愚昧的，即便是中国从1980年一个孩子不生也仅能推迟世界65亿人口日8年到来，但世界65亿人口日还会在2010年出现。而此时，中国最年轻的育龄妇女也已经40岁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也几乎快失去了生育能力。
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和存在基础。若制度等基本不变，则人口发展变化主导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变化，经济社会变化主导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变化，进而主导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人口主导大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大国经济变化主导世界经济变化，大国经济竞争主导世界经济格局转变，因而人口最终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和大国的起落沉浮，新兴国家的崛起实质是人口力量的崛起和爆发。加拿大领土面积比中国大，没有人说加拿大崛起；澳大利亚比印度领土面积大，没有人说澳大利亚崛起。由人类发展的规律所决定，无论看中国、印度或者说巴西，当今大国崛起的实质是人口大国的人口力量不断被释放出来，从而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任何国家崛起的根基在人口，这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
无论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或军事的竞争、政治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一切国家的竞争都必须由人来进行。因而国家间竞争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作为国家整体的人，就是人口，它包括人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因而国家间竞争的实质就是人口的竞争（暂不考虑制度等因素，或认为制度是同质的或制度的结果是同质的），人口是国家竞争力量的唯一真正源泉。保持强大的人口实力，是国家强大的根本保障，是国家未来竞争的根本保障，是中国崛起最根本最基础的保障。
为进一步了解人口问题，首先介绍一下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一生的生育数。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人口数目不变的状态，那么这个数字自然就是2，也即是生育率（本书以下所说的生育率皆是指总和生育率）处在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但是考虑到新生儿成长到生育期之前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不能繁衍后代，所以这个数字会高于2。在经济发达、社会保障比较好、性别比正常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西欧国家、日本、中国港澳，这个数字是2.1；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医疗保障差、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国家，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如中国需要在2.3以上，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需要2.5到3.3个左右。由于有的人不愿生孩子或不育，有的人只生一个，并且孩子无法完全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所以一般国家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比如说1/3的夫妇生3个，1/6的夫妇生2个，1/6的夫妇生1个，1/6的夫妇由于不育或不愿生育从而一个不生（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而且还在增加），最后剩下的1/6夫妇生4个及以上（按4.5个计算），则1/3×3+1/6×2+1/6×1+1/6×0+1/6×4.5=2.25，暂时还达不到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等到性别比正常、儿童死亡率下降以后可以达到）。如果生育率一直低于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人口将不断萎缩，直到种族灭亡。但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统计，我们的生育率也仅是1.33。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5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5个，发展中国家为2.8个。200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而且，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
低生育率有多大危害呢？为简化分析，我们首先假设新生儿性别比是100：100，儿童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每过30年为一代人。如果生育率是1.0，假设第一代是800万人，则第二代是400万人，第三代是200万人，以此类推。可以简单的认为这时的人口结构是800：400：200，总人口是1400万人。而30年后人口结构为400：200：100，总人口是700万人。可见，1.0的生育率可以使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0%，90年后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8（即12.5%），180年后减少到原来的1/64（不足1.6%），300年后减少到原来的1/1024（不足0.1%）。如果中国每个妇女只生一个孩子，则7代人之后（约210年）中国人口就会从目前的13亿降到1000万，再过7代人的时间就会再下降到不足8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几乎可以说就已经绝种了。事实上，新生儿性别比不可能是100：100，儿童不可能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大约至少0.1的生育率是无效的（随社会发展程度而不同，发展中国家则比这要高）。也就是说1.1的生育率就可以使人口每过一代就减少一半。如果是1.2的生育率，则每过一代人口减少45%。如果是1.3的生育率，则每过一代减少40%。以此类推，1.4的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35%，1.5的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30%，1.8的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15%，而2.1的生育率在发达国家则可以维持人口世代不变。
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统计，我们的生育率也仅是1.33。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仅有4.7亿人；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仅为2800万！若在此基础上再过一二百年，中华就接近亡族了。以这样的人口形势下去，我们中华民族何谈复兴世界第一？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万；2003年1‰调查显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房价和养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别比失衡的持续发展，2001-2010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会比2000年及以前进一步的减少。扣除死亡、不育、单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几年来每年新生可以为中国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万。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每年实际加入生育队伍的育龄妇女将从2015年及以前的1200万左右快速下降到2025年左右的500万。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现在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1.1个孩子，台湾澳门只生育1.0个孩子，韩国只生育1.2个孩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破坏远比港澳台和韩国严重，中国又处在急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和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成本的时代，生活工作压力极大，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只会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依旧会非常低，港澳台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现在不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励，那我们很快就会错失时机。现在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是1200万左右，但每年新生儿童数量还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迟疑下去，到时候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只有500万，那时候我们每年新出生儿童数量会达到世界的4%吗？一个一直占人类人口1/3左右的伟大民族将快速的衰落，我们中华民族还何以立于世界强族之林？80后是中国的最后一次婴儿潮，如果错过了，中华民族也许真的要万劫不复了。
人口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细胞，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再生产，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发展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统一体。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确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标准，也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标准。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是一个无法维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中国现行仅为1.38的政策生育率和自1990年代以来的超低生育率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再生产，必定使中国面临重老龄化，必定会危害中国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未来发展面临严峻的人口结构形式。很显然，中国人口政策已经到了需要彻底改变的时候，而不是一味的要少生孩子。像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一样，中国也已经到了需要大幅转变人口政策的时候。
人口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力量之源，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国要崛起，最根本的是要维持这个力量之源的强大。支撑一个国家实力增长的，在于其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能力。而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长期发展，又取决于人口再生产能力。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要保证中国的成功崛起，必须保证中国相对于其他大国有足够强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没有足够的人口再生产能力做支撑，中国崛起就无从谈起。
但是，在这个时候，计划生育既得利益集团仍千方百计的阻止人口政策的调整，许多国民因对人口的错误认识却看不到中国超低生育率的危险，依旧认为中国人口多麻烦重重。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社会存在的载体，人口问题的变化必然要引起其他各方面的变化。中国超低的生育率，必然会危害到中国的各个方面。
计生委把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曲解篡改打造成了维护自己利益的万能挡箭牌。政治与经济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真理也已经辩论过30年了，但人口领域一直未能改革开放，仍然充满简单而又愚昧的思想，依旧思想禁锢。为什么？？？就是计生委把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玩弄成了自己手里的权力大棒和万能挡箭牌，既能棒打别人又能盾挡攻击，我们再爱国再呐喊也无可奈何！！！可悲啊！！！但是，计生部门得意的背后，我们的民族、国家、社会、民众却付出惨痛的代价：中国新生儿占世界的比重已经降到10%，而且仍在降低，我们的民族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孩子是国家的希望，现在的孩子是国家未来的力量，但中国未来的力量却一天一天的在削弱，中国崛起的人口根基在一分一秒的受损，我们国家为此付出惨痛代价；除二胎试点地区和计划生育较松的新疆西藏外，中国新生儿性别比持续失衡，未来5000万光棍现在还要每年增加120万，则对应每天有3000女胎儿被杀，我们未来的社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一个孩子养两个父母四个爷爷辈是负担沉重的，各色罚款和贿赂成本在每天压迫着人民，每天都发生着独子死亡而父母老无所依，我们的民众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面对如此，作为中国的一员，作为炎黄子孙，作为爱国有责任感的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力所能及能够做什么？但我的文章没有一个报社敢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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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需要鼓励生育 |
姓名：刘忠良 会员编号：64756 所在地：陕西省西安市 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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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 刘忠良 | 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 |
| 主办（上报部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协办： 计生委 | |
| 提案类别： 时政类提案 | 提案时间： 2010年03月07日 | |
| 会员口号： | ||
中国人口自有史以来，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中国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大约是1000万，同时期世界人口约为3000万。五千年来，中国人口经常可以达到世界人口的1/3左右。在西汉02年，中国人口达6000万，占世界人口30%，GDP占世界总GDP的40%。在唐755年，中国人口8000-9000万，占世界人口总数比率达35%，GDP占世界总GDP的比例高达50%。北宋1100年，北宋境内人口增加到1亿左右，占世界人口总数比率高达40%， GDP占世界总GDP的80%左右，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比例中的最高峰值。明1600年，中国人口突破2亿大关，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新记录，占世界35%，GDP占世界总GDP的40%。1830年中国人口达到4亿，占世界40%，GDP占世界33%。但随后中国的人口就停滞下来，不仅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萎缩，GDP占世界的比重更是萎缩。到1901年，仍然只有4.2亿，占全球的比例从1830年的40%降低到25%。到1950年人口达到5.5亿，占全球人口比例降低到21.9%。到2005年则进一步降到世界的19.3%。与中国人口在世界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相反，许多民族和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上的实力却不断上升。1804年世界人口只有10亿，1927年增长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上升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2005年12月19日突破65亿。2009年世界人口为68亿，比2008年增长8300万。预计2011年突破70亿，2050年达到92亿。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净增人口为692万人，2007年中国净增人口为681万人，2008年中国净增人口为673万人，显然2009年中国人口增量至多也只占世界的8%了。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她的根基是什么？我想，它不是领土，因为若无人，再大的领土也没有意义。我想，它不是资源，因为若无人，再多的资源也没有意义。我想，它也不是制度与文化，因为若无人，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文化也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它是人。又由于决定人口的主因是原人口数量、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鼓励或抑制生育），所以我进一步的认为，它是人口、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人口与生育，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基。历史上，曾有90%的氏族因人口太少和生育不足而灭绝了。人是一切的创造者和最终所有者，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力量之源。没有人口就不能称为国家或民族，没有生育就不会有国家与民族的延续。历史的演变一再证明，人口与生育才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没有人，能谈什么？什么都不能谈。人的力量才是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力量。所谓物质力量，那都是暂时的，那都是人创造的。有了人，什么都可以有；没有人，什么拥有的东西都会失去。纵观人类历史与未来发展趋势，一切经济的优势都会成为过去，一切科技的先进都会落后，一切军事的强盛都会衰落，一切国力的强大都会被送进历史的课本，只有子孙兴旺延绵不断的民族才是永恒的。只要人在，一切还有机会；缺乏人口，一切机会都不属于你！人在，机会便在！人在，机会在，强盛的希望便在！古今中外五千年的历史表明：人旺人强，她一定会强；人衰人弱，她一定会弱！历史的机会总是大而重，历史的机会最终只属于拥有强大人口与生育的民族。缺少人口，缺少孩子的民族，要么走向消亡，要么逐渐淡出。
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社会所有竞争活动的承担者，人是人类社会所有实力的最终承载者，人是人类社会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因而人口实力（指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位一体的人口。以下皆同）是民族与国家实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实力的载体。
可以说，人口是一个民族一切的一切，因为民族的定义就是人的群体。一个民族可以没有自己的国家，也可以没有自己的领土，但一定不能没有自己的人口。民族因其人口存在而存在，民族因其人口发展（包括素质提高）而发展，民族因其人口实力强大而强大。人口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的根本。没有人口就没有民族，只有人口的强大才有民族的强大。人口再生产能力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能力，因为人口再生产能力最终决定民族的实力，而民族的实力决定着民族的荣耀和命运。同样，在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各国不断相互学习和相互紧密跟进的今天，人口再生产能力也是一个国家长期最核心的能力。因为这个能力决定人口实力的对比变化，从而在长期上决定综合国力的对比变化。就像法国哲学家孔德曾经所说，“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工业革命前后的西欧国家崛起，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实质是在一定人口（指在一个时代和一定范围内能够创造出足够国家力量是国家崛起的人口数量，否则它会因人口太少而无法崛起）基础上，通过军事的、制度的和经济的时代差别来崛起的。如西班牙、葡萄牙的枪炮轮船，荷兰、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的工业革命，都是与当时的大部分民族和国家有一个时代的差距，才让这些相对中国、印度的“小国”崛起。即便如此，此时的人口仍有决定性作用。虽然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依靠轮船和枪炮占领基本上还处于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美洲和非洲，17世纪荷兰通过股份制、银行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垄断了全球贸易的一半，但三国人口分别只有800万、200万和100万，无法保持长期的强盛地位，后来被综合三国所长（轮船、枪炮和资本主义制度）且人口更多的英国所取代。而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始后，通过制度变革和工业革命，大国崛起就变成了经过这两种革命后的人口大国崛起。也即是说，在现代制度革命和现代经济革命后，只要通过新制度和新科学技术装备国民，人口大国的人口力量必然会通过制度与科学技术对人口力量的倍乘效应使国家力量显著的大幅度的增长，如后来欧洲新崛起的德国、俄国，美洲崛起的美国，和当时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都是比前面几个国家人口更多的“人口大国”。今天来说，比如中国、印度、巴西的崛起，又全是人口大国。因为在国家制度革命和工业革命后，彼此之间的制度、经济及军事的时代差别趋于消失，变成一个时代内即现代社会内的竞争，而不是资本主义与旧封建主义、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热兵器与冷兵器的竞争。在国家制度革命和经济革命后，人口就成了国家崛起中最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人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一切实力的载体，人是人类一切力量的源泉。综合国力永远可以这样简单表述：综合国力=人口实力×制度×科学技术装备×规模效应和政府协调能力。
人是力量的源泉和承载者，人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在全球化下知识技术和物质资源使用无国界的今天，保住了人口就等于保留了实力和财富。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不是经济的竞争，也不是科技的竞争，更不是军事或政治的竞争，因为这些竞争归根结底都只是人的竞争，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竞争。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是创造竞争主体——人口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不断发展，后发国家和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会使世界各国人口素质具有趋同趋势，未来很难再有今天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巨大人口素质差别。当人口素质的鸿沟消失时，人口数量和结构就是人口实力的一切。创造和吸引竞争的主体——人口，才是未来大国最根本的竞争。保持或促进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将是未来大国竞争中最具根本性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发展，制度因素趋于同质化，经济基础差别鸿沟消失，人口因素将更趋于主导地位和决定性地位。在人口这个竞争上胜利了，其他方面的竞争就跟着胜利了。而在人口竞争上失败了，其它一切就必然失败。无论过去他多么强盛多么辉煌，人口竞争的失败将注定一切的失败。失去人口，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主要是知识技术）只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
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和存在基础。若制度等基本不变，则人口发展变化主导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变化，经济社会变化主导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变化，进而主导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人口主导大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大国经济变化主导世界经济变化，大国经济竞争主导世界经济格局转变，因而人口最终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和大国的起落沉浮，新兴国家的崛起实质是人口力量的崛起和爆发。加拿大领土面积比中国大，没有人说加拿大崛起；澳大利亚比印度领土面积大，没有人说澳大利亚崛起。由人类发展的规律所决定，无论看中国、印度或者说巴西，当今大国崛起的实质是人口大国的人口力量不断被释放出来，从而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任何国家崛起的根基在人口，这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
无论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或军事的竞争、政治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一切国家的竞争都必须由人来进行。因而国家间竞争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作为国家整体的人，就是人口，它包括人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因而国家间竞争的实质就是人口的竞争（暂不考虑制度等因素，或认为制度是同质的或制度的结果是同质的），人口是国家竞争力量的唯一真正源泉。保持强大的人口实力，是国家强大的根本保障，是国家未来竞争的根本保障，是中国崛起最根本最基础的保障。
为进一步了解人口问题，首先介绍一下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一生的生育数。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人口数目不变的状态，那么这个数字自然就是2，也即是生育率（本书以下所说的生育率皆是指总和生育率）处在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但是考虑到新生儿成长到生育期之前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不能繁衍后代，所以这个数字会高于2。在经济发达、社会保障比较好、性别比正常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西欧国家、日本、中国港澳，这个数字是2.1；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医疗保障差、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国家，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如中国需要在2.3以上，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需要2.5到3.3个左右。由于有的人不愿生孩子或不育，有的人只生一个，并且孩子无法完全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所以一般国家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比如说1/3的夫妇生3个，1/6的夫妇生2个，1/6的夫妇生1个，1/6的夫妇由于不育或不愿生育从而一个不生（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而且还在增加），最后剩下的1/6夫妇生4个及以上（按4.5个计算），则1/3×3+1/6×2+1/6×1+1/6×0+1/6×4.5=2.25，暂时还达不到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等到性别比正常、儿童死亡率下降以后可以达到）。如果生育率一直低于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人口将不断萎缩，直到种族灭亡。但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统计，我们的生育率也仅是1.33。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5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5个，发展中国家为2.8个。200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而且，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
低生育率有多大危害呢？为简化分析，我们首先假设新生儿性别比是100：100，儿童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每过30年为一代人。如果生育率是1.0，假设第一代是800万人，则第二代是400万人，第三代是200万人，以此类推。可以简单的认为这时的人口结构是800：400：200，总人口是1400万人。而30年后人口结构为400：200：100，总人口是700万人。可见，1.0的生育率可以使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0%，90年后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8（即12.5%），180年后减少到原来的1/64（不足1.6%），300年后减少到原来的1/1024（不足0.1%）。如果中国每个妇女只生一个孩子，则7代人之后（约210年）中国人口就会从目前的13亿降到1000万，再过7代人的时间就会再下降到不足8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几乎可以说就已经绝种了。事实上，新生儿性别比不可能是100：100，儿童不可能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大约至少0.1的生育率是无效的（随社会发展程度而不同，发展中国家则比这要高）。也就是说1.1的生育率就可以使人口每过一代就减少一半。如果是1.2的生育率，则每过一代人口减少45%。如果是1.3的生育率，则每过一代减少40%。以此类推，1.4的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35%，1.5的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30%，1.8的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15%，而2.1的生育率在发达国家则可以维持人口世代不变。
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一生的生孩子总数量，以下简称为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统计，我们的生育率也仅是1.33。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仅有4.7亿人；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仅为2800万！若在此基础上再过一二百年，中华就接近亡族了。以这样的人口形势下去，我们中华民族何谈复兴世界第一？
人口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细胞，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再生产，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发展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统一体。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确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标准，也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标准。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是一个无法维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中国现行仅为1.38的政策生育率和自1990年代以来的超低生育率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再生产，必定使中国面临重老龄化，必定会危害中国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未来发展面临严峻的人口结构形式。很显然，中国人口政策已经到了需要彻底改变的时候，而不是一味的要少生孩子。像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一样，中国也已经到了鼓励生育的时候。
人口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力量之源，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国要崛起，最根本的是要维持这个力量之源的强大。支撑一个国家实力增长的，在于其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能力。而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长期发展，又取决于人口再生产能力。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要保证中国的成功崛起，必须保证中国相对于其他大国有足够强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没有足够的人口再生产能力做支撑，中国崛起就无从谈起。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理想，希望中国未来能成复兴世界第一；许多中国人坚信，我们的国家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可是，历史真的那么轻易如此吗？我们自信的基础是什么？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大国中持续保持第一！
2010年，中国有人口13亿，印度近12亿且每年增长约2000万，美国有3亿且可以保持长期持续增长。据国家计生委预计，2033年中国达到人口最高峰近15亿（以前预计是在2050年达16亿，但预计一次比一次的提前且人口更少。按近几年的人口增长情况看中国人口不可能增长到2033年，也不可能达到近15亿，实际连14亿都达不到。许多专家预计零增长点会提前且人口总量比计生委预计的低，如联合国最近出台的一份报告预计中国人口总数将于2020年达到顶峰，而易富贤根据统计局资料预计中国人口在2016年达到顶峰13.4亿），然后下降。不少国民听了十分欣喜，中国人口终于可以在2033年减少了。对于2025年（以前预测是2050年，另有不少人口专家预测的比2025年还要早）印度人口超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消息，不少国民自乐说：“我们人口世界第一的帽子不要了，让给印度人，让他们去当这个世界第一。”可是，让我们中国人自信我们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的就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为什么我们又不喜欢人口多呢？难道中国与世界人口无论如何变化，我们中国成为第一都是天命所定的历史必然？
在20世纪70年代，当世界预计苏联要超过美国的时候，谁曾想到十几年后苏联就危机四伏呢？在1974年中东石油危机前，当日本GDP以10%的速度高速增长的时候，谁曾想到它二十年后降到1%的龟速爬行呢？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被世界认为要超过美国的时候，谁曾想到它几年之后就一蹶不振呢？世界曾多次预言崛起者，但多数不久后就被现实的变化击垮。苏联垮下，除主导的制度因素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且被掩盖的低生育率问题。而日本被世界热捧后很快一蹶不振，最核心的是它的人口早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持续的低生育率。
中国人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其实根本就是：一、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二、中国在世界大国中经济增长率最高。世界上最多人口和世界大国中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两者结合持续发展的结果就是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第一，接着综合国力也世界第一。但无论是保持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还是保持持续的经济高增长率都必须以充足人口再生产来维持，而中国的人口再生产情况在1991年就开始严重恶化，生育率持续下降并处于超低水平，迫使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在2015年就开始衰竭。生育率自1991年下跌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就意味着我国未来人口和劳动力必将减少，而超低生育率将意味着中国未来人口和劳动力大幅度的减少。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世界大国中最快的经济增长率，这两个让中国人自信或着说自大的理由还能再保持15年吗？不能！也许10年之后这两个指标可能都属于印度。日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吹嘘自己将成为世界第一，那时世界也吹捧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但90年代日本人就绝望了，同时世界也不再吹捧日本了。静下心来仔细想一下，我们自信或着说自大还能坚持多久呢？
也许有人会说：“不行了我们可以再多生吗？生孩子有什么难的？”持这种看法的国民也太多，他们以为生孩子像水龙头一样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却不知生育有着强烈的自然与社会规律。你可以强制别人少生孩子，但却无法强制别人多生孩子，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别人未必就愿生孩子。生育自有生育的规律，并不是人为想怎么控制就可以怎么控制。人口规律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生育和人口的数量。易富贤认为，人类的人口数量由两只手——古代的“左手”和今天的“右手”调着。在古代通过“左手”——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抑制着人口的增长。虽然那时的生育率很高，但由于“左手”的作用，人口的增长及其的缓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现在，则通过“右手”调节，如：1、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物质再生产有报酬，人口再生产无补贴，“造人”不如“造物”；2、养老逐步社会化，孩子是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却是个人的高消费，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3、享乐主义与无孩子个人更自由思想的传播，生育意愿不断降低；4、养孩子成本增高，心理抚养能力下降，尤其是改革开放后32年来的中国，养孩子成本增长的速度世界遥遥领先，中国公民今天养一个孩子的货币成本在改革开放前至少可以养活100个孩子（比如我父母的时代，上小学交学费仅5毛钱，在那时10个鸡蛋就可以了。其它生活费用和医疗成本也是非常非常的低。抚养一个孩子的货币成本，尤其在农村，在今天看来可以用低的要命来形容。而今天，仅孩子大学四年的花费也至少需要5到10万。总体下来，今天父母养一个孩子的货币成本至少是改革开放前的好几百倍。），这远远大于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导致中国人养孩子的能力大幅降低；5、避孕率增加，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单身、丁克、同性恋比例增加； 6、“就业替代”频繁，就像攀在快速行驶列车的窗台上，稍一疏忽就会被淘汰出局，现代经济对生育抑制力极大；7、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事业感增强，思想观念大幅转变，生育意愿大幅降低；8、婚龄、育龄延迟，由于女性生殖能力从27岁开始就明显下降，男性从35岁也开始下降，晚婚晚育使现代人错过最佳生育期；9、生育能力降低，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比例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而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达20%（就是说，每5个中国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这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繁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10、由于性开放，“有效”（生孩子）性生活减少，“无效”（婚外）性生活却泛滥；11、现代社会的不良风气（如攀比、消费阶层化）和经济社会问题造（如住房、医疗）成生活压力很大，个人压力严重抑制了生育。所以在当今时代，生育率是降下来易，而升上去是难比登天。日本在战后很快出现生育高潮，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四五个孩子。为抑制高出生率，日本政府于1948年出台了《优生保护法》，实有少生优育，到50年代生育率降低了一半，60年代就接近了更替生育水平，70年代中期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说明抑制生育的效果是显著的。当时日本看到自己低生育率可能使自己的民族面临危险后，在1974年转变生育政策，开始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可以说是叫天天不灵。在鼓励生育政策下，生育水平不但没有在更替水平稳定下来，而是继续向低和超低水平滑落，1989年1.57，1990年1.54，1995年1.43，2000年1.36，2005年1.26。日本和欧洲已经鼓励生育几十年了，但还没有解决问题，这说明生育规律的作用和低生育率的惯性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而许多的国人对此太无知太乐观了。
但现在，不是中国人仍然仍然认为中国人口太多。是的，我们中国的人口世界第一多，但我们却看不到自己的领土面积也大，且自古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养人的地方。由于世界各国国土面积相差很大，用绝对人口数量比较各国人口是多是少显然是不科学的，人口相对量才是真正客观科学的比较。2006年，孟加拉国人口密度为1109人／K㎡,沙漠上极其缺乏水和耕地的以色列为325人／K㎡，山地占国土60%的韩国为490人／K㎡，日本350人／K㎡、新加坡6376人／K㎡、台湾省640人／K㎡、越南271人／K㎡、菲律宾 304人／K㎡、占印尼人口60%的爪哇岛（岛内人口1.24亿）979人／K㎡、斯里兰卡 308人／K㎡、印度344人／K㎡、巴基斯坦205人／K㎡、英国249人／K㎡、德国236人／K㎡、意大利199人／K㎡、瑞士182人／K㎡、荷兰397人／K㎡、比利时342人／K㎡……而中国仅为137人／K㎡，世界排名第72位，在世界上仅处于中游地位。还能说中国人口太多吗？如果说中国人口分布不均，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国家没有一个是人口分布均匀的，皆是以少数的国土承载多数的国民，城市化程度高的国家更是如此，如韩国的首尔地区集中了韩国一半的人口，中国只不过是处于中等水平。按孟加拉国人口密度中国人口应105亿，按韩国应47亿，按以色列应31亿，按日本应33.6亿，按英国应23.7应，按荷兰应38亿……可见中国的人口数量并不高。
不少国人认为，如果我们中国人口减少了，我们就生活的更好了。如果按这种说法，那原始人生活水平最高，因为原始人最少！但恰恰相反，原始人是赤贫。按这种说法，中国人口密度仅137人／K㎡，而日本350人／K㎡，韩国490人／K㎡，新加坡6376人／K㎡，因而日本韩国新加坡人生活的更差，他们应减少人口以改善生活。特别是新加坡，已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很好，人口最密的新加坡也最美丽。显然这种减少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说法是相当谬误的，因为提高人生活水平99%的因素是以经济科技水平为基础所形成的综合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是单纯的原始人均资源的多少。经济水平以科技为基础，而科技是由人创造的，创造科技使用科技的人口越多则生活水平就越高，因而人口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一些人口专家坚持认为：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了，人口拥挤，人口密度高，如果我们中国人口减少到适宜人口生理水平，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好。如果按这样的说法，中国就不应该城市化，因为城市人口密度太大了。如果中国城市化，无论中国有多少人口其居住的人口密度是一样的。美国只有三亿人，但纽约、费城、芝加哥一样非常拥挤。西欧国家人口低惯性增长，小城镇一个个消失，但大城市人口却仍快速增加。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就不断减少，但是人口还在往莫斯科等大城市集中，虽然俄罗斯人口稀少但莫斯科照样高房价！所谓的人口密度与总人口数的关系在城市化下都是数字假象，人口生理密度在城市化下与人口总数无关，适宜人口生理论在城市化下是虚伪的数字游戏，毫无实际意义。
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等学者提出我国“7亿适度人口”的观点，这一观点被主流人口学家坚持至今。2006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认为中国人口规模应保持在5-8亿，计划生育应再坚持一百年。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应该回落到3亿。2006年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说：“要是我们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其实，他们的说法是非常经不起推敲的。在世界各国中，有的富国人口密度很大，如日本、德国、荷兰等，按照中国人口专家的“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早已超出了“适度人口”，但这些国家还在鼓励生育。俄罗斯、加拿大面积比美国要大，人均资源丰富，人口分别只有1.4亿和3000万，但国力远没有美国强。巴西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8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91%，中国的89%；巴西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中国的14.6%，但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中国目前在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在巴西照样存在，巴西并没有神气起来。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在国际上神气的将是印度而不是阿根廷。
何谓适宜人口？其科学标准有两个：1、最佳国力人口；2、最佳生活水平人口。换句话来说，也就是综合国力最大化和生活水平最高化的人口。判断人口多少是适宜的，那就要看：1、增加人口是否增加综合国力；2、增加人口是否有利于生活水平提高。
在知识经济时代，边际人口国力递增。这就意味着，对综合国力来说，人口越多越好，不存在最佳国力人口的边界。除非是边际人口国力递减到零及以下，否则人口增加综合国力只会增强，但知识经济时代的规律是与此相反的，就不存在最佳国力人口。
那是否存在最佳生活水平的人口呢？由于提高人生活水平99%的因素是以经济科技水平为基础所形成的综合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是单纯的原始人均资源的多少，所以只要是增加人口是可以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的，那就不存在最佳生活水平的适宜人口。人力资本是科技发展的源动力，科技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动力，所以是人口越多越好。因为人口越多，人力资本越多，则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由本书第四章可知，边际人口的人均GDP贡献是其知识技术创造力，是个大于零的正值。这就意味着人口越多则经济水平最终越高，不存在最大科技经济发展的人口边界，那就不存在最佳生活水平人口。我们中国人不去努力追求使生活水平提高的99%的主因，却去追求1%的微不足道的次因，真是舍本求末、末本倒置。
这时有人会说本国的土地与资源的人口承载力有限，人口最大值不应该超过本国的人口承载力，或者说本国的最大人口承载力就应该是适宜人口值。按这种说法，人口密度大人均资源匮乏的日本韩国大量进口资源，新加坡连淡水还要进口，即使是人口密度不到中国1/4的美国也大量进口资源，是不是他们应该减少人口呢？他们现在不仅不想减少人口，还大力鼓励生育，连淡水都要进口的新加坡还要继续增加移民。在物质资源全球转移和贸易全球化的今天，怎么计算本国人口承载力？如果说宋健、田雪原的7亿适宜论是正确的，那日本人口应减少到2760万，韩国人口减到720万，新加坡人口应该减少到50万，但他们绝对是举国反对的。如果说不进口资源才是最大人口承载力的边界，那美国真的也应该大力减少人口了，可美国不仅鼓励生育还引进人口，双管齐下增加自己的人口实力。可见，在物质资源全球流动和贸易全球化的今天，连自己的国家的人口承载力都无法计算出来，又怎么得出适宜人口的数值呢？
在经济全球化之下，人口承载力也已经全球化。这时也许有人会说，那适宜人口应该是全球人口承载力吧？但人类的科技在不断发展，地球的人口承载力随着科技的发展只会越来越高。人类的科技在无止无尽的向前发展，何时是尽头？从陆地到海洋，从南北极到月球，从近太空到太阳系其他行星，人类可用资源在无休无止的增长，又怎么计算地球未来的人口承载力？要不要包括月球？可见，在人类不断发展的今天，连地球的人口承载力都无法计算，而闭门锁国去计算一个国家的人口承载力和适宜人口是十分可笑的。
事实也证明，生活质量与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并不是对立的，而现实的表现也恰恰与国人的认为相反：人口密度基本上和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如发达的大城市与落后的小城市及农村相比，一个国家人口较稀的地区与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相比（在中国如东部与西部相比）。特别是人文文化生活环境质量，更是与人口密度有更高的正相关，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圈人文生活环境最高。古代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人口是最稠密的，经济文化也是最发达。事实表明，在一个国家，凡是人口密度大的地方，就是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的地方。在一个国家之中，大城市圈是人口密度最高的，也是经济最发达的、生活水平最高的。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中国大陆的上海、北京、广州，加拿大的渥太华、温哥华，美国的三大城市圈区域，等等不胜枚举。在一个国家中，大都市区域的人口最密，反而人们最想去。而在人口稀少的地方，皆是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人们最不想去的地方。如在巴西，亚马逊平原人口太稀少，远远达不到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口密度，因而经济落后，那里人更想去东南部人口稠密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
依照适宜人口的标准“综合国力最大化和生活水平最高化”，7亿、3亿适宜人口论是根本不成立的。首先，一个13亿人口的中国绝对比一个7亿或3亿人口的中国更强大，中国人口减少绝对不利于国力的增加。其次，中国人口由13亿降到7亿或3亿，与不降低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低，因而生活水平也会相对更差。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中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能力很低，民生压力很大，怎么可能用减少人口而提高生活水平呢？日本、意大利等重老龄化国家已经证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会导致生活水平的降低。既然如此，中国人口从13亿降到7亿或3亿，既不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又不利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什么理由认为7亿人口或3亿人口是中国的适宜人口呢？如果中国不曾致力于减少人口，如果中国一直是鼓励生育的，那未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民生活水平一定是更好。没用证据可以证明如果中国人口增加到20亿综合国力会更低，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人口增长到20亿会因此生活水平会比人口控制下更差，那中国的适宜人口数量就不应该低于20亿。即便是中国不曾控制人口，依照生育规律，中国人口也不会增长的20亿。也就是说，依照最科学最完善的标准，中国致力于减少人口的努力毫无科学依据，
在城市化、贸易全球化、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人力资本成为生活水平提高的源动力的今天，在最佳国力人口极大化的今天，得出一个远低于其人口承载力的适宜人口数量是十分滑稽的。只要不高于其人口承载力，人口越多综合国力越强，人口越多也越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由于贸易全球化，人口承载力可以远远高于国界。由于城市化，适宜的国家人口密度是伪命题。由于科学发展，人口承载力越来越大，未来人口承载力扩张为多大便无法断定。当人力资本成为第一资本，如有可能，则是越多越好，没有最佳边界，除非超过当时科技水平下的地球承载力。但由于生育率的规律和全球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决定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科学技术发展下的地球承载力增长的速度，人口承载力大于人口数量的余额在未来只会越来越大。由此看来，自己计算出一个适宜人口，然后再去努力少生孩子减少人口的作法既无必要又十分可笑。现在中国养活13人绰绰有余，未来更是有余，则任何低于13亿的人口适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在2020年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绝对可以养活20亿人，在21世纪末的经济科技水平也绝对可以养活50亿。则在21世纪，对中国来说，至少低于20亿的人口适宜论都是错误的，人口政策没有任何理由不转变了。
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证明，即使不计划生育或不强制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自动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易富贤通过统计发现，生育率和HDI（人类发展指数）和生育率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0.916.虽然总体来说，生育率（TFR）随着HDI的提高而直线下降，但由于区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别，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并不完全一致。同等HDI之下，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东欧、原苏联地区（穆斯林地区除外）目前平均生育率只有1.3（而欧美发达国家平均为1.64）。同等HDI之下，中华文化圈地区生育率全球最低：2005年澳门（0.84）、香港（0.94）、台湾（1.1）、韩国（1.08）、日本（1.26）。2003年世界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新加坡、韩国1988年的HDI为0.8，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2008年中国的HDI达0.8，泰国的HDI与中国非常接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生育率分别只有1.6。越南、朝鲜都是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朝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生育，但是现在朝鲜生育率只有1.9。越南计划生育比中国晚十几年(生育文化破坏没有中国严重)，都允许生2胎，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多生，执行力度没有中国大，2003年人均购买力只有中国一半，人类发展指数为0.704(相当于中国1997年的水平)，政策生育率高于2.1，但2008年生育率只有1.8了(低于政策生育率)。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1989年开始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2个孩子，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5.3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由于中国的生育文化曾遭到长期打压，且中国生育文化本身经不起现代经济社会打击，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人们思想的改变，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只会继续下滑，即便是中国现在完全放开生育，中国也难以阻止超低生育率的继续，更别提什么大量生育了。如果中国不大力鼓励生育，积极修复民族生育文化，中国将长期面临超低的生育率，整个民族与国家将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
现在，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达2700万，而我们现在仅是1300万左右（可能还有水分），不足印度的一半，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发展。现在美国每年新出生人口430万，但是美国的生育率保持在2.1，性别比正常，且不断有大量移民加入。而中国，现在每年新出生女孩不足600万，但生育率仅有1.3左右，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按照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这些发达地区华人的生育表现来看，到2050年美国的新出生人口就可能超过中国，如果中国不及时大力鼓励生育。到时候我们依靠什么复兴第一？即使是我们大力鼓励生育，由各国经验和生育率规律可知，要从超低生育率转到世代更替水平或以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万；2003年1‰调查显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房价和养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别比失衡的持续发展，2001-2010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会比2000年及以前进一步的减少。扣除死亡、不育、单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几年来每年新生可以为中国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万。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每年实际加入生育队伍的育龄妇女将从2015年及以前的1200万左右快速下降到2025年左右的500万。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现在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1.1个孩子，台湾澳门只生育1.0个孩子，韩国只生育1.2个孩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破坏远比港澳台和韩国严重，中国又处在急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和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成本的时代，生活工作压力极大，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只会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依旧会非常低，港澳台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现在不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励，那我们很快就会错失时机。现在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是1200万左右，但每年新生儿童数量还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迟疑下去，到时候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只有500万，那时候我们每年新出生儿童数量会达到世界的4%吗？一个一直占人类人口1/3左右的伟大民族将快速的衰落，我们中华民族还何以立于世界强族之林？80后是中国的最后一次婴儿潮，如果错过了，中华民族也许真的要万劫不复了。
问题的轻重缓急不同，应对的方法也就不同。停止抑制生育型计划生育并转为鼓励生育型计划生育，对中国已经是刻不容缓。现在的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出问题，一是危机的因子还处于量变之中，危机的临界点还未达到；二是，也是最关键的，是由于从年轻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落后地区迁移到发达地区，城市和发达地区得到人口补贴，危机被暂时掩盖。如果农村是中国的核心地区，看到为自己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那整个中国早就受不了啦。在中国，经常发生：只有城市的问题才算问题，只有问题烧到城市才算问题。但是，这次是全国性的危机，危机的烈火烧到城市只是时间问题。这场人口危机，虽然暂时被掩盖，如上海等大城市受到了农村和落后地区的人口再生产补贴才暂时延缓了危机的爆发。但是危机越是被掩盖，危机越是被拖延，它爆发的能量就越大。就像美国2007年爆发的房地产危机，如果能够早发现早行动三年，也许就不会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
人是人类社会问题的源头。人作为国家有机体的细胞，才是这个国家问题的重中之重。只要国家有机体的细胞更新良好，国家的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机会。就像一个年轻人，他可以一无所有，但只要还年轻，一切还有机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青春是人生的本钱，年轻人是国家的本钱，生孩子是国家本钱的本钱。俗话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着人口在，不怕没机会（翻身、发达）；留着孩子在，不怕没希望（翻身、发达）。人口再生产是国家有机体维持的前提，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哪条河污染了，法律严惩，再用钱一砸，问题就很快解决了。但对于人口再生产的问题，绝对不能这样简单：你难道强迫女人生孩子吗？你能随意用钱把孩子砸出来吗？孩子能一天成人吗？日本欧洲解决了几十年还没解决的问题，难道中国能一夜之间解决？二十年来日本西欧经济越来越落后于美国，为何？人口再生产是一切物质再生产的根本，人口再生产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日本西欧，生育率几十年来一直低于世代更替，是不可持续的人口再生产。可以说，日本西欧再200年解决不了自己的低生育率问题，日本西欧的人均GDP就会至少再230年低于美国。而中国，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美国，中国的人均GDP几乎就等于永远不可能赶上美国。在一个人口再生产不可持续的国家，她的经济就不可能持久的景气，而且是一旦失去景气便难以再拥有景气，日本西欧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经济持续不景气的国家，谈什么赶超别人？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人均GDP怎么会高于老龄化低的发达国家？而且，低生育率一旦掉入恶性循环的陷阱（低生育率陷阱、民族衰落灭亡陷阱），她就难以自拔，就像日本西欧一样拔了几十年还没把自己拔出来。任何一个民族，若她真的一直不能把自己从低生育率人口陷阱中拔出来，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无论她人口再多也是这样。
我认为，在这个低生育率的恶性循环中，中国至少已经深深的插入了一条腿（低生育率本身），另一只脚也正在陷入（低生育率对社会经济的危害）并将在十几年后深深插入。现在许多农村的年轻人都只愿呆在城市，但中国的城市对他们来说生活压力太大了，对他们的生育抑制必然会非常的强烈。而对于所有的年轻人，都会受到中国转型的压力和经济高速运转的就业工作压力，他们的生育已经受到社会经济的强烈抑制。现在，中国妇女的生育愿望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早在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而目前，中国城市青年夫妇的生育意愿仅为1.2，农村青年夫妇为1.7，全国平均是1.5，由于巨大社会经济压力的存在和不育等因素的存在，现在实际生育只能低于生育愿望，自1990年代以来的表现就是这样。说句不乐观的话，中国已经开始陷入了民族与经济的恶性循环，只不过是还不知中国已经陷入多深了，只是由于这个陷阱对经济影响的后延性导致中国人还不知道跳入这个陷阱后最终会是什么味道。日本从1970年代中期跳入这个陷阱，直到1990年代才真正完全感受到它的危害。可是一旦跳入这个陷阱，以现在日本欧洲的情况看，我暂时还没有看出还有跳出的希望，而且是生育率越低越难以跳出。所以，我们中国必须尽早近快近最大力度的来扭转低生育率陷阱。否则一旦完全陷入这个陷阱，后果将不堪设想，什么民族复兴第一与经济赶超发达全是空想。美国的原子弹炸死了多少日本小孩，但这个陷阱对日本来说比一百颗原子弹还厉害，人口1.2亿的日本大和民族已经感到这个陷阱是在彻底要她的命——日本专家估计日本照此下去200年后就会因人口稀少而亡国。”前不久访韩的美国人口专家保罗-翰威特（音）的警告更是让人毛骨悚然，他说：“韩国徜若不能提高生育率，到2100年人口减少为三分之一，到2200年只剩140万名，最后导致韩国人在地球上消失。”而我们中国13人口，如果超低的生育率持续下去，300年后也就接近亡国了。全世界汉族12亿人，1.2的生育率持续下去200年后就可以把汉族的新生儿童数量就会打回到五六千年前水平。
在2008年07月26日于上海举办的“银行业如何应对全球金融改革”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说：“通过对中国人口结构的了解，我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中国经济很可能从2020年开始步入长期的衰退。”潘英丽表示，通过对比数据发现，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中国非常的相似，欧洲的德国和法国也比较相似，这主要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口结构的干扰造成的。“通过对这样的人口结构的了解得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和日本人口结构的唯一差别是我们比他们年轻30年，这是因为日本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的，而我们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日本从1990年开始经济出现持续的衰退，所以我推测，从人口红利，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来看，中国很可能从2020年开始步入长期的衰退！”潘英丽认为，这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实现劳动力与资本不足条件下的可持续增长；二是如何在人口老年化之前进行未老先富。目前人均收入与居民的人均财产都是在3000美元左右，而美国是中国的17倍和80倍。即便是现在鼓励生孩子，以22岁大学毕业计算也只能到2032年变成劳动力。如果再等5年或10年后再去调整现行生育政策，那新增加的孩子也只能在2037年或2042年变成实际劳动力，而此时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危机早已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们还谈论什么中国崛起第一？
面对如此的低生育率危险，而许多国人的人口思想竟还停留在过去的人口爆炸上，对低生育率的危险充耳不闻，既不信任人口普查数据，又怀疑人口形势转变的速度，甚至把客观调查的人口数据修改一番觉得合适了才罢休。比如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生育率仅为1.22，而国家计生委认为新生儿童漏报严重，把2000年全国城镇生育率修正为1.35，农村修正为2.06，全国修正为1.73，到公布的时候又变成1.8。将全国城镇生育率修正成1.35，农村修正成2.06，扣除15%的不生育人口，那么意味着农村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4个孩子，城市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孩子。也就是说，城市中60%的家庭生育2胎，即使不考虑独生子女，农村中也至少有40%的家庭生育3胎，这可能吗？计划生育基本政策是城市一胎、农村第一胎是女孩可生二胎，中国政策生育率只有1.38，这就意味着全国有50%的妇女在超生。但据《2005年湖南省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自2004年11月1日至2005年10月31日止，湖南全省共出生74.32万人，其中超生为5万人，仅占6.7%，实际生育率只有1.25。而且计生委自己的资料显示计划生育率高达94%以上，也就是说只有不到6%的孩子是超生的，那么生育率只有1.3左右。目前，中国城市的青年夫妇的生育意愿仅为1.2，农村青年夫妇为1.7，全国平均仅是1.5。由于社会经济的巨大压力、不育和单身等因素的存在，如1990年代以来所展示的和许多国家生育变化所显示的那样，实际生育率只会远低于意愿生育率。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生育率却只有1.25；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1人，不到生育愿望的一半！中国社科院一项研究显示，在最近松动人口政策的省份，生育率并未提高，70%符合条件生二胎的妇女均表示选择不生。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38，意愿生育率是1.5，绝大多数人是既不愿多生更没有超生，实际生育率怎么可能是1.8呢？《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4日电：（前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13.7亿、14.6亿”。这意味着2006年到2010年这五年需要增加0.6244亿人口(13.7-13.0756=0.6244)，每年需要增加1249万。但即便是统计局“修正”后的数据也仅显示2006、2007、2008年人口增量也分别只有692万、681万、673万人（实际上这还有大量水分，如统计局认为2001-2005年平均年增803万，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这5年平均每年只增加541万，这证明统计局至少高报48.4%），仅为预期的一半多一点。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根本不是稳定在1.8，而是远离1.8，并且以此估计中国生育率只有1.2左右。显然，这种修正是严重背离实际的，中国的超低生育率是切切实实存在的。
按照1.2的生育率计算，人口和新生儿童数量皆会每过一代减少45%，这几乎是把中国人口拦腰斩断。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平均年龄是27岁，这就意味着27年后中国新生儿童萎缩将近一半，54年后减少70%，108年后减少91%。按照1.3的生育率计算，中国新生儿童数量27年后减少40%，54年后减少64%，108年后减少87%。我们民族人口在历史一直占世界的1/3左右，现在中国人口已经降到世界的19%，每年新生儿童数量不足世界的10%。如果再有点损失，我们何以屹立于世界？超低生育率的现实根本不容我们有半点迟疑，否则民族将受到严重的损失。
不仅经济与民族的危机，还有光棍的危机。只生一个孩子和国民养儿防老的矛盾导致中国的性别比例严重失常。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而《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27：100。中国只有计划生育比较宽松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和二胎试点地区性别比例正常，这说明中国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确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现在新生儿童性别比在120：100以上，人口政策每晚改革一年，就要增加120万条光棍，每5个男性就有一个找不到老婆。
既然中国的超低生育率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而这种极其危险的生育率对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的摧残力是十分强大的，本书也已经彻底证明继续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是完全有害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迟疑不前呢？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已经是火山口之上十万火急，我们绝不可以有半点犹豫。否则，我们的代价将是十分沉重的。
现在，中华民族复兴已经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中华民族即将完全陷入民族与经济的的低生育率陷阱（日本已经完全陷入）。面对这样危险的未来形势，中国必须立即停止独生子女政策并大力鼓励生育，否则，不仅民族复兴第一将变成空想，连未来经济发展都成巨大的难题，甚至整个民族陷入衰沉灭亡的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率陷阱的持续就一定是民族的灭亡，日本已经为此担忧）。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不会有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日本欧洲的现实已经证明如此，其他后发国家也即将面临如此的严峻形势。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标准是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否则必将是民族与国家的持续萎缩。由于儿童死亡率、性别比的不同，各国的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有所不同。如发达国家婴儿死亡率普遍在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普遍在5‰左右，出生性别比为正常的105左右，2.1的生育率就可以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国2000年婴儿死亡率为32‰，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0‰，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也都远高于发达国家，现在出生性别比超过120，因此中国世代更替水平应远高于发达国家。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更替水平应在2.31以上。如果要维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低于这个值。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放开二胎。我认为，他为国家民族着想的爱国心是非常值得钦佩的。但是，仅仅开放二胎是不行的，必须全面的停止抑制生育的计划生育，并且立即开始大力鼓励生育。为什么这样说呢？若仅仅放开二胎，不仅不可能达到2.31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更无法挽救中国的超低生育率。目前，中国城市的青年夫妇的生育意愿仅为1.2，农村青年夫妇为1.7，全国平均仅是1.5。由于社会经济的巨大压力、不育和单身等因素的存在，实际生育率只会远低于意愿生育率，比如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1人，不到生育愿望的一半！中国社科院一项研究显示，在最近松动人口政策的省份，生育率并未提高，70%符合条件生二胎的妇女均表示选择不生。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八百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了。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由于形成了“生育爬蚤心态”，“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在全县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以来，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了。所以，仅放开二胎根本无法挽救中国的超低生育率
现在欧洲、日本、韩国等都大力鼓励生育率，但仍然无法挽回低生育率。由于持续三四十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持续30年的一胎政策，计划生育几乎已经完全摧毁中国的生育文化，并已经制造了强劲的超低生育率惯性（超低生育率的惯性延续力非常的强大），形成了顽固的低人口再生产发展模式，如果我们不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大力鼓励生育、积极恢复民族生育文化，不仅我们经济持续发展是空谈，连民族存在都会成为问题。
我们现在应该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不限生育数量的大力鼓励生育，全力改造形成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文化机制。现在中国需要 “一两个太少，三四个不多，五六个更好”和“生孩子爱国，多生孩子救国”这样的新口号。也许有人认为我是疯子，或认为我是从一个极端都向令一个极端。但是，仅凭这两个口号能把全国青年夫妇的生育愿望从现在的1.5提高到2.31以上吗？仅凭这个口号能挽救中华民族复兴危机和未来中国发展危机吗？仅凭这两个口号能解决别人解决了几十年还未能解决的问题吗？马来西亚华人在二战前一度超过全国人口的40%，然而现在只占全国人口的23%，估计到2100年华人人口占马来西亚人口比例可能只有5.5％。面对种族延续危机，华人社团提出：“1个不够，2个太少，3个差不多，4个刚刚好，5个更加好，6个最美妙”，但是仍然难阻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一个社会内，有许多人只愿生一个或一个不生，少数人喜欢多生（还必须是夫妇两个都喜欢多要孩子），你不大力鼓励生育，就挽救不了多数人少生或不生所造成的国家整体生育率低下。英国、俄罗斯、韩国等国都有一个家庭生十几个的，但仍不能解决她们国家的低生育率问题，这说明这两个口号一点也不过分。实事求是就是要真正的敢于面对问题、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受以前思想的约束停滞不前。比如，如果有一半的夫妇响应政府的新号召生3个孩子，剩下一半，其中1/3生两个，1/3生一个，另外1/3由于不育或不想要孩子一个不生，则总和生育率才仅为2.0，还达不到世代更替的水平。假如，如果有1/6的夫妇响应政府新号召生4个及以上（按4.5个计算。但现在让年轻夫妇生4个或以上简直难于上青天，尤其是城市年轻夫妇，这个1/6其实根本达不到），1/3生3个（让现在的年轻夫妇有1/3生3个还是非常困难，这个1/3其实也难以达到），1/6生两个，1/6生一个，另外1/6由于不育或不想要孩子而不生，则总和生育率仅为2.25，暂时还达不到我们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等到性别比正常以后可以达到）。说明我的新口号不是走向极端，恰是实事求是的，一点也不过分，甚至说还有点保守。
如果中华民族还要复兴世界第一，如果中国准备雄立于地球，如果中国还要未来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如果中国人不想使自己完全陷入低生育率的危机而难以自拔，那中国就不能再犹豫再错失挽救自我的时机（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时间，现在鼓励生育也只是亡羊补牢，许多已经无可挽回了），那中国现在必须转变生育政策，立即开始鼓励生育并，立即开始着手挽救民族的生育文化，立即开始改造形成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文化机
强大国家力量，壮大民族实力，保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根基，再现中华民族雄踞世界的伟大辉煌，为人类留下一个伟大的民族，为子孙留下一个强大的民族，为世界留下一个维系热爱和平的强大力量，为未来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注入强大的人口活力，是历史向中国人口变革提出的伟大使命。
建议：
停止计划生育，取消生育的国家限制，并开始大力鼓励生育。
刘忠良 的更多提案：
| E提案第5167号 已回复
案由（提案主题）： 少生孩子提高人口素质是个大误区 |
姓名：刘忠良 会员编号：64756 所在地：陕西省西安市 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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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 刘忠良 | 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 |
| 主办（上报部门）：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 协办： 教育部 | |
| 提案类别： 科教类提案 | 提案时间： 2010年03月09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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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口号： 少生孩子不能提高人口素质 “降低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少生优育”，在中国是十分流行的说法。这种观念把人口数量与人口素质对立起来，认为少生孩子就可以提高人口质量。其实，简单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 我们知道，像我们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国家，由于教育的代际差别等因素，人口之间的代际差别很大。这一代的创造力大幅高于上一代，而下一代的创造力又要高于这一代。建国60年来，中国人将是一代胜过一代。但是，减少人口不可能是去杀活人，那只能是减少创造力更强的新一代。显然，在一个国家，创造力高的人口比例越高，则国民的整体素质越高。反之，创造力高的人口比例越低，则整体国民的素质越低。那我们就先用数学方法分析一下少生孩子、人口减少是提高还是降低中国的人口素质。 由于素质不好衡量，我暂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显而易见，我们都明白这样浅显的事实：像诸如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这样的人口素质指标，因为成人工作后，一般受教育年限是不变的，所以要通过提高新生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提高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 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十五岁新生代人均受教育年限×新生代人口数量＋工作后的成年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工作后的成年人口数量）÷（十五岁以上总人口） =十五岁新生代人均受教育年限×新生代人口所占比例＋工作后的成年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工作后的成年人口所占比例 因为成人工作后，一般受教育年限是不变的，即公式的后半部分不变。可见，新生代人均教育年限只要高于已工作的成年人口（一定是），新生代人口越多，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就越高，也就是国民素质越高；反之，新生代人口越少，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就越低，也即是国民素质越低。换成另一种说法就是：生育是人口的更新换代，素质更高的更新人口（也即新生人口）越多则越有利用提高人口素质，反之则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新生代人均受教育年限主要由国家的人均教育教育经费决定，而不是人口的多少决定。我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远低于联合国不低于6%的要求，而且还低于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教育经费长期只占GDP的2-3%，比非洲穷国还少，远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在全世界191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早都做到了免费义务教育，包括人均GDP只有我国1/3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而我们才刚刚开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我国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重视教育，达到联合国规定的6%的要求，即使新生人口翻一翻，新生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不会降低，反而很可能是提高。 据不完全估计，2005年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公款吃喝花费3000多亿，公车消费3000多亿，公款旅游出国考察3000多亿，这是温家宝总理都承认的数字，他一再呼吁要厉行节约。完全节省下来看来不太可能，毕竟很多干部“一枝烟，半斤油；一顿饭，十头牛；屁股底下一栋楼（高级轿车）”大手大脚惯了。但如果在这个9000多亿里头节省出3000亿并投资到教育，那中国教育每年就多了3000亿，完全可以保证全中国所有的适龄少年儿童读完高中，不要说免学费，连书本、文具、校服、午餐都可以免费提供[2]。可见，中国远远未穷到只有少生孩子才能发展教育的地步。 2003年吴洪森在《关于计划生育的另一种思考》一文中指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1.2的水平（也就是说提高女性教育水平可以降低生育率）。30年的计划生育经费总值估计在3000亿元，假如将这3000亿元用来普及教育，就有3亿人可以读完初中。中国目前文盲和半文盲总人口只有1.8亿，还可以多出一大笔钱来提供高中教育，假如教育政策倾向女性，中国不但全面扫盲，而且还多出一亿多有高中毕业程度的女性 [3]。这样不仅达到了和计划生育一样的效果，更能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据人民网2010年3月2日报道，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人，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占总人口1/124）。此外，全国还有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干部1142万人，兼职干部5727万人（两者占总人口1/20）。庞大的执行体系使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成为财政投入最多的部门之一[4]。不仅经费支出巨大，而计划生育本身又给父母增加许多支出，比如各种计划生育罚款、贿赂、办事费用等（这些加起来是相当庞大的，要比计划生育经费本身还要多）。在半月谈2009年第8期，一名乡干部自曝说：“我们当地的一个乡，计生办共6人，每年工作经费开支在五六十万元以上。乡镇干部中有不少人削尖脑袋想进计生部门，想当计生办主任的更是趋之若鹜。有群众说，你只要看乡镇干部中打牌最大的，请客最大方的，用钱最潇洒的，那就是计生干部。为了占到这个肥缺，我们当地曾经有一名因经济问题被组织处理了2次的计生干部，后来竞争上岗还要去争计生办主任这个‘高风险位子’。许多乡镇干部感慨，‘当计生办主任，比当乡镇副职肥实多了’。”[5]如果把这些庞大的计划生育经费和父母的部分计划生育支出用来投资于孩子的营养和教育，不仅中国的人口素质会更高，而且中国的人口实力会更强。 有人认为孩子多会稀释国家的教育投资，降低人均教育投入。这些人是假设国家的教育投入比例不会因教育需求的变化而改变，这本身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是不会按国家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与国情俱进的政府，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的，今天孩子多了，稀释了国家的教育投资，人均教育投入可能会降低（如果国家不按教育需求的增长同步增加投资，那是降低，但如果是同步增加投资就不会降低，超过教育需求增加的投资还能提高人均教育投入）。但是，明天的劳动者增多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增加，并且国家的养老负担也会减轻，国家就有更多的资金投资教育，因而下一代的人均教育投入由此增加。而少生孩子的国家，由于老龄化严重，国家养老负担沉重，则挤压了用于教育的财政资源，最终少生反而不利于人均教育投入的增长。社会养一个老人，比培育一个孩子的费用要大得多，少生孩子最终会导致政府的养老压力巨大。以美国为例，即使考虑到昂贵的教育费用，一个孩子消耗的社会资源还是比一个成人少28%，而一个老人又比一个工作的人多消耗27%的社会资源，因为老人需要的医疗费用太大。而随着寿命的继续延长，未来高龄老龄人口养老费用将会更高，养老人与养孩子的成本相比将进一步的大为增加。今天不投资孩子，则明天将被迫用更高的财政比例去支付养老费用；今天少生孩子看似为国家降低负担，则明天就会让国家财政因养老而不堪重负。多生孩子的结果是最终的或未来的人均教育投入并不能减少，而少生孩子的结果是最终或未来的人均教育投入并不能提高（而是降低），少生孩子提高人口素质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过去美国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现在的人均教育投入比别的发达国家低。1800年法国人口为2750万，美国人口为530万。2007年法国人口6171万，美国人口3.016亿。美国人口增长到56.9倍，法国人口增长仅仅到2.2倍，但现在美国人口受教育并不比法国差，反而现在美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是法国的1.37倍，能说美国人口素质比法国低吗？现在印度的人口增长快，那未来我们也一定不会看到印度的人均教育投入会低于中国。中国人的计算方法是相当目光短浅的，中国少生孩子根本不能提高人口素质因，最终结果是中国即丢失了人口数量优势又没有人口素质优势！ 图13.1、印度历年生育率与抚养比
图13.2、中国历年生育率与抚养比
图13.3、美国历年生育率与抚养比
注：图中采纳的国际数据为联合国人口基金2008年对人口预测的中方案数据，中国数据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资料来源：中山水寒（易富贤）《不要将人口“高利贷”当“红利”》，天涯论坛：经济论坛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347827.shtml 说明：中国少生孩子只能在短期内降低抚养比，但随后就会因高度老龄化而长期面临高抚养比，因而少生孩子只能暂时提高人均教育投入但长期内却又降低人均教育投入。由于美国印度生育率皆不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因而印度与美国可以长期保持较为合适的抚养比，从而在长期内拥有更多的财力去发展教育，最终结果是多生孩子更能提高人均教育投入。并且多生孩子使人口结构年轻，更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因而多生孩子才更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不仅如此，一胎化导致我国教育费用的大幅虚高，不仅导致少生孩子提高人均教育质量的想法大大折扣，还造成中低收入家庭孩子上学更困难。因为：独生子女的唯一性和珍贵性，家庭采取精品关爱和精英教育模式，导致抚养和教育投入大幅提高；由于少生孩子内需不足造成的就业危机导致学历竞争的激烈，迫使人们要增加学历投资；教育系统趁机抬高教育收费，导致教育收费大幅提高……这些导致抚养和教育费用成为家庭负担的大头，教育费用的大幅升高。很多人以为现在教育费用大幅虚高仅仅是因为教育产业化。这是没有把问题看透。就算没有教育产业化，一胎化也必然导致教育费用大幅提高，因为一胎化造成内需不足会带来就业危机。就业困难不断增加，就业岗位的竞争就越来越激烈，这必导致学历优势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比如，短短十年，招工的学历要求已经从高中提高到大专又提高到了本科，还增加各种培训认证要求。现在连本科学历都失去学历优势了，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选择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或出国留学。学历竞争迫使家长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增加子女的学历投资。比如，一般收入的城镇家庭也会花2、3万块择校费上个好中学，也会花几万、十几万买张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根本就是亏本生意！又比如，从幼儿园高收费调查可以看到，幼儿的学前教育费用比大学还高。家长们把教育优势竞争提前到了学前。又比如，本该分文不赚的中小学义务教育变成了第二大暴利行业，紧排房地产业之后，10年乱收搜刮二千亿[6]！结果一胎化造成中国家庭养育负担沉重，加剧教育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不仅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也更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人口素质不仅包括文化素质，还包括人口年龄活力。从生产与创新力上讲二三十岁是创造黄金期。而少生孩子、减少人口将使我国人口严重老化，大幅降低我国的人口年龄活力，即降低了我国的人口素质。同等教育水平，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人口素质一定低。只要中国的生育率一直这样大幅低于美国与印度，中国的人口素质就一直赶不上美国，并且一定会被印度超越。中国现在比印度高的那点人口素质，一定会被中国持续的低生育率完全毁掉。最终结果是，多生孩子的国家不仅获得了人口数量优势又获得了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人口又多又年轻，国家活力四射！而中国少生孩子不仅使中国丢失宝贵人口数量优势又丧失本应有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结果是人口衰老缩减，又少又老，社会衰微！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难道我们中华民族不准备复兴了或中国不准备崛起了？ 我国以世界10%的新生儿却占了世界20%的缺陷儿童，这是我们优生优育的结果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制人口控制添加的祸：1、为了躲避计生工的追击，不少孕妇东躲西藏，担惊受怕，孩子能好吗？在怀孕期间，孕妇的心情与休养非常重要。而计生工，像猫捉耗子一样死死盯住孕妇不放，这让中国的妈妈怎样开开心心的生出健康宝宝？超生孕妇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并且由于漂泊在外营养也跟不上，势必影响胎儿的发育。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规的产前检查，以国家计生委1.8（这个数字被注水）的生育率来推测，出生人口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没有进行常规产前检查（有些连出生都不敢去医院）！小孩出生后由于担心超生罚款，而不能及时免疫接种。联合国特别批评中国“没有能够将创造财富和提高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2、计生部门重罚款（罚款是收入，还长人气），轻优生优育服务（是支出，是付出，当然不乐意）。既然人家生了孩子，就影响了工作和收入，且支出又大，而计生部门在这时又向新生婴儿家庭重罚款，这岂能不降低对婴儿的营养保健投入？巨额的超生罚款使得超生家庭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能力，使得他们的孩子素质降低。并且不少超生的孩子长期受到社会歧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3、计生部门提倡晚婚晚育不符合妇女最佳生育时间，大龄生育会降低孩子质量。最佳的优生就是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子宫、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染色体易变异，胎儿的致畸率也随之升高。二十几岁是生小孩的黄金年龄。但计生委单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而提倡晚婚晚育，造成多少残疾儿童出生？我国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儿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且近年又有上升趋势，这岂能是在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7]！ 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投入资金多少的问题，更是一个成长环境的问题。但现实却表明，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是破坏了传统优秀文化传承，更重要的是它严重损害了孩子的成长环境，使独生子女的成长问题十分突出。 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认为独生子女早期教育存在“五大障碍”，具体为：1、性格障碍。缺乏同伴的家庭早期教育，极易导致常见的性格缺陷，如“任性”、“爱发脾气”、“不尊敬师长”和“不团结合作”等。2、心理障碍。不少独生子女在家里只能与成人为伍，极易养成孤独、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等心理素质或过早成人化。3、智育障碍。社区活动参与少，造成孩子智力和身心疲惫，缺乏童年乐趣，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4、环境障碍。不少抚育者特别是祖父辈过度溺爱孩子，溺爱和放纵几乎成了早期教育的通病。5、生活自理能力障碍。父母包办代替，独生子女动手机会减少，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依赖性强[8]。 湖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周运清指出，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存在严重的天然缺陷。独生子女教育成长缺陷是什么？周运清认为首先是没有兄弟姊妹。小孩在一起争吵是智力开发最好的方式之一，要想办法把对方说赢，甚至动拳头，想的、说的、做的就一致了。现在在一个小家庭里，没人跟小孩交流，他只有一个人玩，要么睡觉、要么上网，想到没说，说了没做，最后出现想到的说不清楚，说出来的不会想。由于是独生子女，现在孩子承受的责任非常多：家庭的责任、传宗接代的责任、社会的责任……“责任越多希望越大，家长们天天为孩子发愁。”周运清说，“家长把一切责任都放在这一个孩子身上，如果孩子培养不出来家长觉得没面子，因此便出现了过度教育问题，而且非常严重。周运清指出，独生子女走向社会、成家以后，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爱心与责任感缺失，比如独生子女结婚之后就有一个问题，离婚率高，稍微有点不顺畅就离婚，离婚以后又想不应该，再重新组合又觉得没面子，这些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结果。另外融入社会能力差、认同感差，对组织、对社会、对家庭认同感差。现在好多独生子女批判性很强，我们说要有批判性，但是他们只批判别人，不批判自己，这样就走向极端了，现在独生子女走向社会以后这些问题是很严重的。有些孩子毕业以后工作岗位不敢去，他觉得那个地方不是他生活的地方，有的毕业10年、15年了还在家里，不出去工作，他不敢进入社会生活之中，人格不成熟是很大原因。”[9] 来自中国健康世界网报道，武汉市心理医院危机干预热线的统计显示：从前年起，有人格障碍倾向的咨询者明显增多，目前已占到所有咨询者的25%左右，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该院心理咨询室副教授肖劲松说：“独生子女承担了父母更多的期望，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压力，父母给予了他们更多的爱，同时不自觉地也希望索取得更多，比如荣誉、面子等等，让孩子感觉极不平衡、不对称，从而产生叛逆，所以独生子女人格障碍的高危人群。”[10] 《我国中小学独生子女的现实状况》调查选取了东部的天津、江苏、辽宁，中部的河北、湖南，西部的甘肃等6个省、市以及移民特征显著、经济发展迅速的深圳市。问卷调查共涉及17个区、10个县(市)的334所中小学校(小学169所、初中87所、高中78所)，包括107495名中小学生、家长和教师(其中学生85795人，家长12155人，教师9545人)及在北京、天津两地补充专题调查。得出以下结论：1、家长对独生子女的“学历教育期望”与“未来职业期望”偏高，不仅存在着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压力和精神负担；2、独生子女的“独立生活能力”与“自主解决问题能力”低；3、独生子女的“集体观念”和“与他人沟通交往能力”差；4、独生子女的身体形态指标，如身高、体重、胸围等静态指标超过非独生子女，但在力量、速度、耐力、肺活量、视力等身体素质指标方面，独生子女不如非独生子女。5、独生子女在经常感到“开心”、“满足”、“精力充沛”、“疲惫”、“苦恼”、“孤独”、“没意思”等方面所占比例均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精神状态方面的复杂性高[11]。 综合表明，少生孩子是减少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但并没有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而且在自然（身体）与人文（精神心里）两方面皆降低了我国的人口素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事皆证明，少生孩子提高素质的理论是根本占不住脚的。而鼓励生育，支持生育，多生孩子才更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 ||
回复单位：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云彦
回复内容：我觉得，计划生育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控制人口数量，一个是提高人口素质。并不是简单是为了提高人口素质而控制人口数量。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还是应该继续地稳定低生育水平。应该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我们累计少生了四亿人，如果多了这四亿人，我们现在就是17亿多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教育和提高人口素质是肯定有一个更大的“包袱”。现在少了四亿人，毫无疑问，相同的投入就可以更好地去让每个人人均受教育的资源得到提高。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是应该通过发展教育和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包括这一次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讲到我们文化事业的问题。文化大环境大氛围熏陶了一个良好的国民素质，这都是我们发展的基本需要，也是人口素质的综合方面。所以，计划生育政策里也有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问题，出生人口素质的问题这里就包括很多计划生育的一些工作，包括育龄妇女提供优生优育的一些咨询服务等等，也是提高人口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少生孩子和提高人口素质是两个问题。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treeView=1&view=2&id=98241805
- E两会提案第98009号：少生孩子会增大中国的就业问题
- E两会提案第97955号：解决中国未来民生问题需提前调整人口政策
- E两会提案第97795号：走向富强的中国需要调整人口发展战略
- E两会提案第96766号：中国经济崛起需要停止独生子女政策
- E两会提案第88434号：中国现在需要鼓励生育
刘忠良 的更多提案：
中国经济崛起需要停止独生子女政策
导言：人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在全球化下知识技术和物质资源使用无国界的今天，保住了人口就等于保留了实力和财富。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不是经济的竞争，也不是科技的竞争，更不是军事或政治的竞争，因为这些竞争归根结底都只是人的竞争，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竞争。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是创造竞争主体——人口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不断发展，后发国家和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会使世界各国人口素质具有趋同趋势，未来很难再有今天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巨大人口素质差别。当人口素质的鸿沟消失时，人口数量和结构就是人口实力的一切。创造和吸引竞争的主体——人口，才是未来大国最根本的竞争。保持或促进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将是未来大国竞争中最具根本性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发展，制度因素趋于同质化，经济基础差别鸿沟消失，人口因素将更趋于主导地位和决定性地位。但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一生的生孩子总数量，以下简称为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统计，我们的生育率也仅是1.33。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仅有4.7亿人；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仅为2800万！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国经济要成功崛起，中国就需要改变已经实施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年轻人口已经开始大幅减少，中国的民工荒也愈演愈烈。如不调整人口政策，中国未来经济崛起将成无米之炊！
目录：1、人口是经济生命载体
2、人口是经济发展的源泉
3、人口数量和密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4、人口减少的中国不会更富
5、“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当停止
6、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最大阻碍
7、透支人口使中国未来面临发展危机
8、中国经济自陷发展模式困局
9、不逆转人口政策无法阻挡中国经济崛起的人口危机
1、人口是经济生命载体
什么是经济？经济是人们一系列的生产消费活动及其引发的相关活动。说通俗点，经济就是满足人们的吃、穿、住、行、等物质需求和娱乐、学习等精神需求的过程。经济就是满足人的需求，供应人的消费。是因为有了人的消费，人们才去生产。只有消费的持续增长，生产增长才能持续。不然的话，生产了没人消费，那只能是白劳动，生产的越多赔的越多。而许多中国人总认为人口是负担，抱怨自己人口多，老是埋怨生小孩又带来了一张嘴，又带来了一个消费者。地球人都说消费者是上帝，我们怎么可以埋怨上帝的诞生（生小孩）呢？若没有孩子，没有那张嘴，一百年之后我们都入归黄土，还谈什么中国经济？只有生小孩，才有持续不断的消费者，生产者才有持续存在的意义。只有生小孩，才有持续不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经济才能持续的发展。没有消费者，就不需要你的劳动。不需要你的劳动，你就不能就业。你不能就业，又哪来的收入？俗话说的好，“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消费者，我们哪来的钱赚？多生一个孩子，就多诞生了一个可贵的消费者，我们就可能多一份收入或一份工作。消费者是上帝，多生一个小孩就多诞生一个上帝。我的上帝多了，我们生产的就多了，我们可赚的钱就多了，我们的经济就更活跃了。
而在中国人的经济观里，只有生产，而没有消费。试想想，若无消费者，你生产的那么多东西谁付给你钱？你不就白劳动了？没有消费者，你就成了“杨白劳”。只有消费的多，才能持续生产的多，不然你还当“杨白劳”。只有消费的多，经济才可能活跃，不然大家都找不到上帝（消费者），钱难赚，何谈经济发展、收入增长？
中国这种只重生产不重消费的经济思想，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最近一直谈内需不足，我们一直想拉动内需，可内需还是不足。这是我们这种错误经济思想的遗产，不是一时能纠正过来的。我国的第三产业，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发展的严重不足。而第三产业，可以吸收的劳动力最多。由于我们这种错误的经济思想，导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不足，严重影响了国人的就业和收入增长。
经济，本身就是为人服务的人的活动。自然，经济以人为本才能和谐。我们的思想要改变：人不是一张嘴，而是需求的创造者，是经济中的上帝；人是一切的创造者，造物必须先造人；经济的一切活动是最终是为人服务的，经济应以人为本。
人类的基本再生产分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可持续性的人口再生产是可持续性的物质再生产的根基，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而人口是经济的根本，而孩子就是经济的新根。
人口是经济之本，人口是经济之根。根深才能叶茂。中国经济若要更好的发展，必须固本强根，而不应该继续实施少生孩子的人口政策。中国经济若要长久雄立于世界，必须正视现在国经济新根的虚弱——中国的生育率太低了。新根不兴，树必不可长茂。根生之不旺，树必不可参天久立。
表：1991-2006年西方七国人口与经济
国家 人口增长率 GDP增长率 国家 人口增长率 GDP增长率
美国 1.13% 3.0% 德国 0.23% 1.6%
加拿大 0.99% 2.8% 日本 0.02% 1.3%
法国 0.46% 1.9% 意大利 0.02% 1.3%
英国 0.30% 2.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增长率为1991-2006年的16年平均值。
说明：经过战后45年的发展与追赶，西方七国的人均GDP在1990年基本持平，与平均值平均相差仅13%。由于在1990年英国人均GDP在七国中最低，比平均值低21%，故GDP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排名略不一致。除英国在此期间人均GDP增速（2.1%）超过2%外，其他各国均在1.4%上下（加拿大、美国人均GDP增速为1.8%，法国、德国为1.4%，日本、意大利为1.0%）。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别（除英国人均GDP提高较快外）主要是由人口增长速度的差别所造成的。尤其是从长期或未来远期看，人均GDP总有趋于相同的趋势，决定经济总量对比值差别和长期经济增长差别的就是人口数量和人口变化的不同，所以说人口是经济之本。人口增长除寿命延长和移民外，其决定因素就是孩子数量的变化。孩子数量的变化导致人口数量的变化，进而导致经济总量对比值的变化和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变化，所以说孩子是经济新根。人口是经济之本，孩子是经济新根，新根旺盛则经济有活力，而新根脆弱必将使未来经济萎靡不振。面对低生育率，我们的人口政策必须改变了。
2、人口是经济发展的源泉
经济为什么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经济发展的源泉哪里来？
有人说，是资源。可是，远古的人均资源那么多，为什么他们还是赤贫？因为他们不会用。为什么他们不会用？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技术。没有知识与技术，任何资源都不具有价值。
远古时期野生资源多，对于远古人，即使是捕获野生动物，也需要捕猎的经验知识与技术。即怎么捕，用什么捕的问题。虽然简单，那也是知识与技术。再简单一些，比如说采果子，也需要采果子的经验知识。比如，什么果子有毒，什么果子可以吃。如果什么果子有毒的知识不能被人记忆和传播，那人类祖先早已被毒死光了，还谈什么经济发展？
资源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存在，而是在于能否被人利用和人怎样利用。没有知识与技术，任何资源都没有价值，或者说它们不被认为是资源（资源：可以供人使用并产生正效用的东西，它之所以被成为资源是因为它可以供人使用并产生正效用，包括实体的和非实体的，一般人的观点是实体的）。而且资源的这种价值，也是知识与技术赋予的，它自身并不具有任何价值。
有人说，是资本。如果仅给原始人一大笔资本，他们会发展吗？如果突然现在知识与技术不在进步了，资本还能让经济发展吗？皆不能！况且，资本又哪里来？来自人的生产劳动剩余。为什么古人没有那么多的生产劳动剩余？因为他们生产力水平低。为什么他们生产力水平低？因为他们的知识与技术水平低。资本，只不过是帮助人释放知识与技术的生产力潜能。资本就像润滑剂，是润滑知识与技术向生产转变。没有知识与技术，资本这瓶润滑油有什么用？没有知识与技术的进步，没有还没被开发的知识与技术的生产力潜能，资本就没有作为的余地！况且，资本发展也是知识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资本只不过是知识与技术所产生的并用于自身潜能释放的润滑油。
有人说，是制度。他们说：“看，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的多快！”可是，如果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前没有农业技术进步，小岗村能很快翻身吗？要知道，在1955-1956年之前，那也是各家各户独自生产经营的。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知识与技术，如果没有来自自身的知识与技术发展，即使中国再改革再开放，也不会有发展。制度与资本类似，只不过是释放了人的知识与技术的生产力潜能。况且，制度也是人创造的，制度只不过是人创造的集体游戏规则。没有知识与技术，制度还能释放什么？
这时，你恍然一亮，你说：“是知识与技术！”可是，知识与技术也不是天上掉馅饼啊？他们又哪里来？
“人！”对！完全正确，就是人！
资源是被人利用的，资本是被人创造和使用的，制度是被人创造和使用的，知识与技术也是被人创造和使用的。只有人，才是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只有人，才是宇宙间最伟大最可贵的。对于人类的文明，人是一切之本，人是一切之根，人是一切之源。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的一切！
所以说经济的问题，或者说一切的问题，都有人口这个根源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要理解人类的历史，就要了解人口。要理解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就要了解民族与国家的人口变化。要了解经济的问题，寻根究底就要问问人出了什么问题。
纵观人类五六百万年的历史，人类文明有两次跳跃。第一次是从原始社会-采猎文明过渡到农业社会-农业手工业文明的跳跃，第二次是从农业社会-农业手工业文明过渡到近现代社会-高智力文明的跳跃。完成第二次跳跃以后，人类逐步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通观人类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人类发展过程的本质就是人的智力不断应用于改造自然界，改造人类社会，改造人自身的过程，是人的智力不断积累、实践和发展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智力创造和智力积累的历史，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
3、人口数量和密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多数国人认为人口少了有利于经济发展，但这只是国人在错误宣传之下一相情愿的认为，实际上恰恰相反：一定数量的人口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数量多和人口密度大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首先，只有在一个地方达到一定数量的人口，才有可能进行社会分工。比如在一个村庄，一个搬运工就会因无法获得足够的工作量而无法存在，而在一个城市他却可以。只有人口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会有完整有效的分工。而只有分工，才能有效的进行专业化的生产与创新，从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进而提高生产力水平。只有生产力水平高了，经济才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一个大城市与一个小城镇相比，或者是一个城市群与单个城市相比，自然是前者分工的更全更细，生产与创新效率也是前者更高，经济发展速度也是前者更快。
其次，只有达到一定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基础设施的成本才会较低的存在，经济交易才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比如一个超市，如果需要在2公里内1000人才能保本运营，那在2公里内500人的农村它就无法开办，而2公里内5000人的城市它就可以让它红火的做生意。比如一条公路，10万人使用与1万人使用人均成本相差10倍，可能在这个1万人的地方因建公路不划算而不建，结果人口稀少导致交通更不便。有记者发现在2008年物价上涨中穷地方涨的更厉害，真正原因是人口稀少导致货物运输与销售的单位成本太高，结果人口少了物价更高。再比如城际高铁，必须是双方城市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否则会因人均成本高而无法投建。因而人口多会让我们的交通更便捷便宜，如大城市的地铁，比公交车快比搭的便宜；如京津高铁、京沪高铁，人口多让这三个城市交流更便宜快速；如日本人口密度大而澳大利亚人口稀少，日本可以建高铁而澳大利亚不可以（经济上不划算），人口多不仅让日本人坐上了更便宜便捷的高铁，连坐飞机也更便宜了，以后中国的京沪高铁也会这样。城市化可以大量积聚人口，从而使基础设施的成本的和交易的成本大幅的降低，因而城市的经济活动时便利的和低成本的，所以城市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增长点，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和必备手段。
反观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用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城市化和居民迁移、以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城市土地国有化制度带来的高房价阻碍城市化发展、以社会保障压力为由拒绝农民城市化和让农民要城市户口而不能再要土地的政策挟制农民城市化等是非常不明智。如耕地保护制度，让我们分析分析它的虚伪性。农村住宅按住房与非住房占地面积比1：3计算，城市按楼层15-30层计算，则农村住宅占用耕地是城市的60-120倍。这就意味着，每保护一亩城郊耕地，就要浪费59亩到119亩非城郊耕地。这叫什么保护耕地？其实是变相的浪费！所谓城郊耕地保护，只不过是地方政府想让自己的钱袋子鼓起来、地方官员想让自己“富起来”的借口。地方政府假借耕地保护的名，并携带城市土地必须是国有化的制度利剑，故意制造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稀缺，然后引发高地价和“官员致富”，进而制造出城市住房供应不足和高房价，让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们爆赚一把，还让某些计生工有凭有据的宣传“中国的人口多造成了中国的房价高和人均住房面积少”（ 其实这种宣传根本占不住脚。阿根廷人均土地面积是美国的2.1倍，但是2005年阿根廷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2平方米，不但远比美国少，甚至比中国还少。俄罗斯面积远多于中国，人口密度不到中国的1/15，耕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但是2006年俄罗斯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0.8平方米，比中国还少，计划到2015年赶上中国现在水平。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就不断减少，但是人口不断往莫斯科等大城市集中，虽然俄罗斯人口稀少但莫斯科照样高房价。）。由于中国的贫富差距大，财富过于集中，富人别墅消费需求量大，建别墅的利润非常高，房地产商特别喜欢建别墅。而别墅的土地占用量是楼层房的30到50倍，结果迅速加剧了建设普通民用房的土地短缺。由于这两个国情使建设普通民用房的土地稀缺，再加上房地产开发商因给富人建房利润高而无心给穷人建房，结果使普通民众（尤其是穷人）的住房供给短缺。而供给短缺，又加剧房地产投机和炒房（还因为贫富差距大，富人因穷人消费不足造成的实业利润低而只好选择投资房产，且因贫富差距大使财富集中因而富人有更多财力投资房产），进一步加剧普通民众的买房难。按照保护耕地的需要，中国应该严格限制建别墅，可中国开发商最喜欢建可以暴利的别墅，甚至不少开发商把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也用来违法建别墅，最近还爆出不少官员用经济适用房土地为自己建别墅！要保护中国的耕地，我认为应该放弃严格的城郊耕地保护（只要不是在浪费就可以了）和城市土地国有化政策（增加腐败空间）并严格限制建别墅，大量廉价供应普通民众的城市住房，从而加速城市化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这才是真正既保护耕地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上上策。
而中国每个城市自身，以富裕地方财政而制造高房价和以增添社会保障压力为由拒绝外人加入到你的城市，我认为这是城市在错失发展的机遇。一个人口不断迁入和人口不断增长的城市，才是一个真正有发展活力和发展后劲的城市。而一个人口停滞不前或人口不断萎缩的城市，注定是一个没有发展活力和发展希望的城市。只有人，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凤凰。聪明的城市，应该把凤凰宝贝引过来。最好是大凤凰带着多个小凤凰，或者大凤凰能生出几个小凤凰。因为如果移入的夫妇生孩子数目在两个以下，虽然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实力，但会加重城市未来的老龄化。而如果移入的夫妇生孩子在两个以上，不仅为城市未来增添更多的凤凰，还将降低城市的老龄化。
第三，人口多，人口密度大，会促进投资、竞争和创新。一个企业，固定生产成本和研发成本总是很大，必须以一定的市场量做保证。比如一个连锁企业要新建一个休闲娱乐主题公园，需要100万人的城市才能保本经营、收回成本，那50万的城市它就不会建，而一个500万人的城市它会跑着去那里投资。再假如一项科技成果研发成本5000万，除去生产制造成本外，每个产品卖100元，需要买出50万个以上产品才合算。要是市场不到50万，企业不可能冒风险启动这项课题；要是市场刚好只有51万，企业能够赚一点点，利润太低，企业还不可能去投资；要是市场有1亿，每个产品只卖20元（大众得益）企业还是暴利，于是其他企业也会加入竞争，通过激烈竞争加速创新，成本降低且产品性能质量服务水平提高，最后每个产品卖5元，企业还有大量利润，用这个利润提高研发能力，研发今后其他产品，继续进行创新。
第四，一定数量和一定密度的人口是生产与创新协作的前提。比如一个轿车生产企业，需要许多零部件厂商与服务商的随时随地的配合，这就意味着轿车生产只能在大城市或城市圈/带附近进行。再如神舟飞船的研发，需要数以十万计的科研人员协作进行，则人口小国根本做不到。现在中央政府鼓励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迁移，可去西北的非常少，因为西北的人口太稀少，满足不了他们协作生产的需求。我国政府一直想平衡分布经济，为预防战争不想让经济东部沿海一边倒，但仅靠西部大开发与加大西部投资根本不行，只有西部的人口上去才可能使西部变成中国的又一重要经济分布区域，而西部人口上去必须提高西部的生育率，因为中东部人口不想往西部跑，如果不提高西部的生育率，则中央政府的愿望是一切白搭。再如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我认为必须提高东北、中部的和东部沿海的生育率，依照现在中国的超低生育率，未来东北和中部仅有的那点年轻高活力人口（尤其是农村与小城镇）几乎被东部沿海抽空（因为东部沿海的劳动力更不足且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很大），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将有断粮的危险（缺乏年轻人口）。
第五，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大有利于企业招员和就业。假设A城10万人，B城100万人，现在A城的a公司准备招2名新员工，B城的b公司准备招20名新员工，按人口比例，再假设a公司有5人去应聘，b公司有50人去应聘，假设合格率为10%，均匀分布，连续不合格概率低于50%表示招到一名合格员工，连续不合格概率高于50%表示招不到员工，则，A城的a公司一名合格员工也招不到，而B城的b公司却招到了7名合格的员工。假设A城10万人，B城100万人，按人口比例，现A城有X类型企业2个，B城有X类型企业20个，假设一名X专业大学生去就业，平均对每个公司满意的概率是25%，连续不满意概率低于50%为找到合适企业，连续不满意概率高于50%表示找不到合适的企业，则，这名大学生在A城找不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企业，而在B城却可以找到6个让自己满意的企业。结果，人口多，对企业有利，对每个人的就业也有利。因而大城市和人口密度大的地方摩擦失业率低，公司满意度和就业满意度高。这就理性解释了为什么中小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往大城市跑，人口稀少的加拿大人就业喜欢往人口密度是自己十倍的美国跑。
第六，众多的人口和较高的人口密度是形成大量城市和城市群的前提。
城市，才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发动机。一个城市人口达到25万，才能显示出规模效应，低于这个数，就存在城市资源浪费现象。而我国2000年2074个县级城市非农业户口上20万的才有311个。也就是说，这些城市中仅13.1％的城市，达到了应有的规模，还有86.9％的城市，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发展空间很大。我国大中型城市的发展空间也还很大。我国都市圈建设还在布局中。随着内地人口大量迁往沿海和大城市，而计划生育又限制了人口再生产，今后内地的地级市都难以出现规模效应，更不用说县城了，等于是计划生育阻碍了今后经济发展，今后内地与沿海的经济实力差别将会越来越大，我国的经济分布更加失衡。
单个城市，城市带，城市群，三者的经济发展功能比是1：3：9，所以经济学家说未来国家的竞争将是城市群的竞争。城市群是生产与创新的大分工和大聚集，是经济低成本高效运行与协作的载体，是大市场、高竞争和快速创新的集合体，因而是未来经济发展的第一舞台。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中心城市区域人口应不低于2000万，城市群总人口应不低于3000-4000万（未来需要5000万以上）。韩国5000万人口诞生出一个比较有名的首尔都市圈，日本1.27亿人口诞生出一个世界级的东京城市群，美国3.14亿人口诞生出三个世界级的城市群。假如未来中国的人口能达到20亿（每平方公里也仅208人），诞生一二十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城市群个个相连，全国以时速350公里及以上的高速铁路贯通，那中国就不能用经济大国或经济强国来称呼，应该叫“经济帝国”：世界各国人才来朝、资本来朝、技术来朝、商品服务来朝、政经要人来朝，世界景仰，经济科技军事牵一发而动世界，何其壮观！但是，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未来“经济帝国”的称谓只属于人口总量已达11.98亿、人口密度已达344人/平方公里、新生儿数量是中国2倍且还在增加的印度，而很难属于孩子不断减少、未来又穷又老且人口快速减少的中国。
4、人口减少的中国不会更富
中国人经常说自己人口减少将如何如何的更富裕，但这只是中国人一相情愿的认为，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而是恰恰相反：人口减少，中国更穷！
首先说明一下，为什么中国穷呢？如果说人口多，中国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72位，排在中国前面的既有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富国，也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穷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人口多就穷。在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中，即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富国，也有蒙古、玻利维亚、巴布新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博茨瓦纳、刚果等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的穷国，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少就富。过去我们看到东亚四小龙发展快，我们就以为人口少就容易发展、人口绝对数量大就不利于发展。但现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发展最快，我们还能坚持认为人口少更容易发展吗？说人口少容易发展岂不等于说中国34省分34国发展更快？显然不是，而是统一人口多发展更快，这也是欧盟一体化和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原因。即便是东亚四小龙发展快的时候，世界其他小国还有几个发展快的？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人口少发展快，倒是人口多了市场大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穷并不是因为人口的多或少，而是国家的制度、发展的思路方式、国民素质、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历史时间等。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和我们基本一样，但国家制度改变后就迅速富强起来。欧美比我们富，是因为他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时间远远比我们长。东亚四小龙比我们富，是因为他们在我们改革开放前远远比我们发展的快。改革开放后，我们人口更多了，但发展是更快了。印度在1991年也学中国迈向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人口更多了，但发展也更快了。所以中国穷不能说是因为中国人口多。
生产是为人的消费，人消费才能实现生产的价值，因而经济是因人而来，自然也因人而去。天上不会掉下来GDP，人口减少你的人均GDP怎么会增加？人均GDP的意思是大家产值的平均大小，是价值创造能力的平均值，而不是人口去瓜分天上掉下来的GDP，怎么可能因为人口减少每个人的价值创造的能力就提高了呢？
人均GDP从根本上来说代表生产力的高低，而生产力的高低取决于知识技术的发展。又知识技术的发展与人口的多少成正相关，也即是人口越多知识技术发展越快，人口越少知识技术发展越慢。因而是人口增加生产力发展快，人口减少生产力发展慢。结果就是，人口增加人均GDP增长更快,而人口减少人均GDP增长变慢。也就是说，人口减少，中国更穷。
人口减少,消费萎缩,生产的边际收益下降，因而公司（生产者）的收益下降。比如说耕地，人口减少一半，人均耕地提高一倍，但同时农产品需求降低一半，使原本的供求平衡变成供过于求，结果是农民增产不增收，实际收益还下降。由于生产的边际收益下降,导致劳动力需求均衡点左移,劳动力需求下降。人口减少,就业并不能改善。因为人口下降,消费萎靡，经济不景气，经济预期恶化,投资减少，结果导致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下降,就业反而恶化。如自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明显的证明了经济预期对就业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巨大。而就业的恶化,公司收益的降低，不是收入的下降就是增速放缓。同时，人口减少,因而劳动力萎缩,生产的边际成本提高,供应均衡点向左移，产品价格提高。并且，许多规模效益随人口的减少而降低，成本上升。结果因为产品价格上升,需求被迫减少且货币购买力降低。人口减少最终导致福利降低或增速放缓。因而人口减少，中国更穷。
产品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边际成本的提高,导致资本的边际收益下降。边际资本收益的下降或导致资本的相对过剩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停滞,或导致资本积累的放缓。同时,人口减少,投资预期恶化,资本形成速度进一步降低。更重要的是人均物力资本的增长变化根本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增减变化，人口减少导致人力资本降低或增速放缓，结果人口减少导致人均物力资本增速大大放缓。而且知识经济具有极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这意味着,人口越多,相对资本支出越少。如中国的神州飞船实验,中国人口越多,经济规模越大,实验所需资本占社会总资本支出的比重就越小。也即是说,知识经济是节约资本的.而且是人口越多经济规模越大节约越大。当资本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资本被大量节约时，这意味着，人口越多，经济规模越大，节约的规模随之成几何级增长。同时意味着，人口增加，在其他资本配比需要提高的方面，人均劳动者资本提高的就越快；相反，人口减少，人均资本配比增速降低。因而人口减少，人均资本增长更慢，中国更穷。
对于这样的经济学分析，如果你因为没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而无法理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更简单的说法：把企业与员工分别看做富人与穷人。人口减少，不可能像某些人期待的那样只有穷人减少，而是富人和穷人都减少。对于穷人，如果富人减少，他们的富人消费者和雇佣他们的老板（也就是富人）也就减少了，则穷人的收入降低，就业压力增大。对于富人，如果穷人减少，他们的广大穷人消费者和可供雇佣的劳动力就减少，结果富人的企业收入降低，劳工成本上升，富人的实际福利下降。结果人口减少，富人和穷人都受损，对大家皆没有好处，这就是上述经济分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同时,由于人口减少,经济不景气，在一系列的经济机制作用下,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会快于人口减少或人均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由于人口减少导致国家财政相对更贫困,况且人口减少时带来的高度老龄化拖累财政，结果人口减少导致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和对国民福利增加的支持能力降低。人口减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更穷。
况且，计划生育减少人口不可能是去杀人，那只能是减少人口素质更高、人力资本含量更高、创造力更强的新生人口。减少人口的实际结果降低了中国的人均生产创造力，减少了中国财富创造力更强的新一代，结果是人口减少中国反而更穷。
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不单单是人口数量的减少，还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劳动者比例的降低。人口老龄化，必然是收入能力降低或收入增长能力降低。而劳动者比例的降低，必然是人均GDP的降低或人均GDP增速的放缓。比如一个421家庭，当最大一代退休时，给家庭带来收入的劳动力暴减2/3或4/7，很显然家庭极有可能变穷。人口减少，中国岂能更富？
表：2007年西方七国老龄化与购买力平价法人均GDP
国家 老龄化 人均GDP 国家 老龄化 人均GDP
美国 12.4% 45790 德国 19.6% 33154
加拿大 13.4% 35729 意大利 20.1% 29935
英国 16.2% 33535 日本 20.8% 33525
法国 16.3% 3341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老龄化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由表可以看出，人均GDP和老龄化程度明显呈负相关。由于美国生育率在发达国家中最高（也即是多生孩子），因而老龄化水平显著的低，所以美国的人均GDP显著的比其他发达大国高。而计划生育人为制造少生孩子，将使我国未来的老龄化水平极高，这将严重降低我国未来人均GDP的发展潜力，相比于无计划生育将显著的降低我国未来的人均GDP。
5、“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当停止
中国的许多人口专家和经济学家认为：少生孩子，多投资（物力资本），我们的人均GDP会更高。这也是所谓的“少生快富”。其实，这是典型的完全“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只看现在而不讲未来的杀鸡取卵式的发展观。这种一味把人力资本投资变成物力资本投资的发展观是十分短视并且是十分危险的！试想想，如果中国一个孩子不生，把所有的人力资本投资全部用在物力资本投资上，100年后别说成为发达国家，连自己的民族都没有了。
说人说少生孩子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实质无非是用少生孩子少投资投资周期长的人力资本的钱来投资周期短的物力资本，从而加快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并用少生孩子降低GDP分母的方式获取短期内的人均GDP较快提高。说白了，这种短期提高人均GDP的方式就是透支人口，通过压缩人口再生产的方式来加速发掘当今劳动人口的物质再生产潜能——短期快速增加GDP。也许是的，今天用投资人力资本的钱投资物力资本可能拔高了一点GDP增长速度（必须是边际物力资本投资收益为正值才可能，否则将是浪费，或导致经济失衡起反作用），但明天你就会因今天挪用投资于高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增的人力资本钱去投资了低收益的边际收益低减的物力资本而将损失几十倍、上百倍于此的投资收益！我在本章的《再论人口与资本》已经证明：物力资本的发展依赖人力资本的发展，少生孩子最终不能提高人均资本，所以也不能通过少生孩子来提高人均GDP。
事实上，在一个一直内需不足的国家，在一个投资过剩（标志：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产能严重过剩，内需不足，被迫依赖出口）的国家，多生孩子不仅不会在25年内降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更会在25年后加速中国的GDP增长。在25年内，孩子不仅活跃了消费，拉动了内需，还提高了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从而加速经济发展。在25年后，孩子即是强劲的内需力量又是强劲的生产创造力量，更加加速经济发展。在25年内，孩子不仅不危害任何人的就业，更是通过消费创造了就业岗位，增加了人均劳动者收入。既然人均劳动者收入与少生或不生孩子相比是增加了，那生孩子降低人均GDP只是短时期的数字假象。国民的福利主要在于实际劳动收入，这种短时期内提高了一定人均GDP但又降低了人均劳动者收入的人均GDP又有什么价值呢？而且，当孩子就业后，就自己可以创造GDP了。由于我国是明显的一代比一代受教育更好，当生产创造力更强的孩子加入生产创造后，人均GDP就很快比无计划生育更高了。尤其是当父母变老而收入高能力降低时和父母退休时，孩子的存在更是大幅提高了人均GDP。这怎么说孩子是去分GDP的坏分母呢？没有创造GDP的人做GDP的分母，又哪来的GDP？GDP的存在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不是人口去分GDP，而是人口创造了GDP，人均GDP（平均生产创造力，或称经济水平）乘以人口（生产创造者数量）才变成了GDP（总生产创造力）。人均GDP的意思是大家平均的生产创造价值，而不是人口去瓜分天上掉下来的GDP。若按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的计算方法（人口是瓜分GDP的分母），是不是中国的人口减少95%而中国的人均GDP就提高了20倍从而一举成为一流的发达国家？
我们所称的社会抚养费，其实全是宝贵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对民族国家力量之源的投资。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主体是国家与社会，而父母只收益了一小部分，如果按照“谁收益谁支付成本”的原则，不应是父母向国家支付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也即是超生罚款，其实大部分变成了各色各样的行政成本）”，而应是国家与社会向父母补偿“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父母所得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一般不会达到人力资本投资总收益的10%，而90%以上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被国家与社会拿走了，所以国家应至少向父母支付“从孕育到毕业”90%的费用，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公平。而我们中国，却要惩罚想多投资人力资本的父母，奖赏少投资的，结果是罚了父母的款，把父母原本用于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资金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行政耗费，而我们自身的人力资本总实力由此大幅降低，此政策的科学性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发展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统一体，而在多数中国人的思想里重物质再生产而轻人口再生产，把人口再生产更新的孩子当作瓜分GDP的坏分母，将人口生育视为可耻，最终使我国人口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今天是一个孩子瓜分两个父母的GDP，那明天一定是两个父母去瓜分一个孩子的GDP，最终是更穷还是更富？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确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标准，也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标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自1990年代以来的超低生育率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再生产，必定会危害中国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
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的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才是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最核心的投资。反观我们中国，竟然不惜以牺牲宝贵的人力资本投资为代价，去追求短期的所谓“人均GDP”，这比为追求短期GDP增长而破坏生态环境更可怕。环境污染可以短期用重金改善，而人力资本投资时机一旦错过就永不再来，人口在生产一旦遭重创上百年也难以实力恢复。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可持续性的人口再生产是可持续性的物质再生产的根基，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人力资本，又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所以只有可持续的人口再生产和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才能有真正的社会、经济、国家、民族的可持续性发展。而反观我们中国，鄙视生育贬低人口的人口观、世界独一无二的一胎政策和国家对人力资本低投资的现实却是在走一条比环境污染更可怕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从科学到技术、再到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人力资本转化为生产力发展的效率越来越高。随着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完善，教育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提高，从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本、从人力资本转化为知识技术、再从知识技术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效率越来越高。人的价值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拓展，人力资源业已成为当今时代最宝贵的资源。在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在知识技术引领世界的时代，在人力资本为王的时代，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反思一下我们的人口发展战略。
人是一切的创造者，只有创造出创造者——人，才能创造出美好的未来。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中国要富强，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深刻反思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式的发展观。无孩子，无未来；少孩子，少未来。面对今天的低生育率，中国万不可再去执行过去那种严重背离科学发展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
6、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最大阻碍
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那么快？除了制度对国民力量的释放外，自然最重要的是国民力量本身。我国制造的玩具占全球产量的70%，鞋类产品占全球产量的50%，彩电占全球产量的45%，纺织品服装贸易占全球的24%，等等。我国为何能雄踞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首位？靠的还不是自身庞大的人口实力，尤其是1950-1970年代繁衍的6亿青壮劳动力。但是，我们却把对我们经济贡献最大的人口当包袱。我国除了对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冲击以外，本可以再来一次对世界中高科技产品的超级大冲击。而这次冲击，才是真正迈向发达国家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最关键的最后一跃。但是，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却让中国第二股冲击的能量白白萎缩掉1/2到2/3，而且它的后续影响还会继续削弱第二次冲击波的能量。与第一股冲击相比，我们第二次冲击的力量是大大的削弱了。但是，印度的力量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在继续增长。上次，我们在冲击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也冲击了印度。但下次，走运的难以是我们了。波浪对波浪，强的冲倒弱的，大的冲倒小的。
发达国家领先的技术专利和技术积累丰富且创新力强的公司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阻碍着我们的经济向上突破。走向发达，我们必须对发达国家要有一场经济技术的突破！怎样突破？除了研发体制、企业管理、资本积累、金融制度支持、技术积累等因素外，最核心的是人。因为人是一切的创造者。
欲要全面突破，必须要有一大批有活力的科研队伍。科技开发就像战争，别人的技术专利就像是他们设好的阻击阵地，时刻打压着你的进攻。而别人的开发能力和速度，就是他科技军队的反击火力。而你，必须更强，必须以超越他们火力的方式，也即是以更强的开发能力和开发速度超越他们。
在单位科研人员素质与设备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数量就是实力，数量就可以换来速度。如果韩国与中国同时开始比登月，不讲经济实力，那中国一定比韩国快的多，因为中国的科研人员多。尤其在大科研项目里，科研人员的数量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科研的进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发进度最快的关键原因，科研人员的数量就是速度！为什么美国惧怕中国向航天进军的速度？还不是我们的人口多可供航天使用的科研人员多！即使是在中小项目里，人多智慧多，人多知识面全，每人分工的工作量压力也轻，科研的进度也加快。即使是分开的，那大国的科研团队也多，相互的交流合作与竞争也会导致科研进度的加快。
但是，计划生育却大幅消减中国未来的科研大军。如人口大省山东，到2013年，山东省大学适龄人口，即18岁至22岁之间人口的数量，将比2008年下降50%左右。而邻国印度，新生人口达2700万，是我们的二倍。而且，印度还在增加，而我们还在减少。一升一降，我们与印度孩子数目越差越大。现在只是印度还没走完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压力还较小，给你竞争的不厉害。但是，印度像中国一样也是上下通吃。到时候，我们怎么与印度竞争？我们的大学生源已开始下降，而印度的大学生源与大学扩张一直还在持续，他们的大学生招生量超越我们已经不远了。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生育率还继续这样低下，大学生源萎缩仍是飞速
在单位科研人员素质与设备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年轻就是实力，年轻就是速度。二三十岁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年龄，二三十岁是最具创新耐力的年龄，因为这时人的大脑活力与身体活力最高。据2009年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最新研究发现，人类的脑筋大概都在二十二岁时处于顶峰，但推理能力、思考速度和在脑海中处理图像的能力却会在二十七岁开始走下坡。研究显示，人的记忆力会到三十七岁开始转差。其它受测试的智能，则在四十二岁左右开始走下坡。 经过统计分析发现，杰出科学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区在25～45岁之间。对1901～1999年诺贝尔获奖者最佳年龄研究，更是一个有力的佐证。物理学奖获奖者的创造高峰期大约在25～45岁之间，年龄跨度在21岁到5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6.1岁。化学奖获奖者的创造高峰期大约在25～50岁之间，年龄跨度在21岁到5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8.7岁。生理医学奖获奖者的创造高峰期大约在30～45岁之间，年龄跨度在23岁到5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8.9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般地，中青年是科学创造的最佳年龄，是出成果的黄金时代[4]。但是，计划生育迅速让中国老龄化，而且是高度老龄化。到那时，我们的人口年龄活力一定会大幅降低。
现在，华为为什么能讲狼性文化？因为中国现在还相对年轻。三星LG为什么把松下索尼等打的喘不过气来？因为韩国相对年轻！上海贝尔（外企）前总裁狄龙说：“我们贝尔能做的项目，华为都能做。为什么？华为可以拿国际1/4~1/5的资金去雇佣2000名年轻工程师。就这么简单！”人最具创造活力创造激情和创造能力的时候，也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人老了，怎么战斗？
当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1／10到1／5的时候，产业需要升级，不仅劳动密集产业优势不再，后发优势已消失殆尽，技术上还有比较劣势。后不可退，前路艰难，必需要强力克服技术上的劣势，即追赶的屏障出现，进入到了发展的屏障期。能不断突破这个屏障，则能保持中高速的发展，否则发展受阻，经济缓慢或停滞不前，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被后发劣势所阻挡。要克服这个困难，科研技术人员必需有创造激情创造活力和工作耐力。科技的追赶和反追赶，科技的超越和反超越，就像两个人对抗一样，看谁能打败谁。就像当年年轻的日本突破这个屏障，就像现在还相对年轻的韩国正在突破这个屏障。可中国，计划生育像个早衰病，不久后就会把中国提前变成一个没活力的老人。中国还有活力在以后的战斗中打败别人吗？
《走出神话》的说，中国没有什么特别，其经济只不过是东亚的翻版，仅仅是个头比较大而已。也许，中国仅翻了一半，走着走着，突然没劲了（计划生育使中国的老龄化来的太快太急太猛，就如突然早衰了），中国还能突破吗？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有一位个体工商户，他每天起早摸黑勤奋工作，在过去的27年里，他的年均收入平均增长率达9.4％，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年均收入的这种增长率还会继续维持20-30年，到2030年，我将成为百万富翁。”但他没有考虑到，他的年纪已经逐渐老了；他也不知道，由于他过去过度劳累，他现在的身体已经一日不如一日了。到2030年，他会成为百万富翁吗？这一点是很可疑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到2030年，他将成为一个老人。中国自己不知，计划生育将要使自己迅速的变老，而中国人还在做没有计划生育情况下对自己的设想，多数中国人对中国未来的推测总是遗漏中国人口变化这个根本性的大前提。这种推测岂能正确？
科技经济的突破，人口规模大是科技经济的天堂。怎样对世界的中高科技产品进行大冲击，一举颠覆发达国家的科技垄断？那你生产的产品必须是优、廉、多，你的企业必须有竞争力。怎样做到优、廉、多？除制度外又怎样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一切，必须以人口做保障。除了上面所说的人口大军诞生科研大军外，还有以下因素。首先，大规模的人口提供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有助于产业成长，这让国内高新科技有足够大的内部成长发展空间。国内人口多市场大，可以让本国企业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成长，这有助于本国企业的发展强大，从而更容易塑造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比如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向发达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出口火车客车，就是因为我们人口多让我们的火车制造企业获得了足够的成长空间，结果迅速发展强大，最终打开发达国家市场。可以说，人口多就是国际竞争力。其次，人口多市场大会激发投资技术研发的积极性并降投资研发的风险。高科技通常是高研发投入，若使公司敢投入愿投入，必须有一定大的收益做保障，而只有一定规模的市场才能保障企业的收益并降低投资风险。人口越多，市场越大，科技开发的潜在收益越大，企业的科技开发积极性也越高。人口越多，市场越大，研发收回成本的可能性越高，因而投资风险降低。就如我在第四章得出的结论，边际人口的科技拉力递增，人口越多对科技的拉力越大。第三，大人口大市场里有大竞争，会塑造企业更强的竞争适应能力。激烈竞争的结果是产品更优更廉，企业的竞争力大增。即使是还未走出国门，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就很高了。也就是，大人口可以塑造出高竞争力。第四，大人口大市场需求量大，从而获得充足的产量学习。研究表明，产品生产具有产量学习效应。也即是，产量高，产品与工艺等获得的改进也越多。结果，大人口大市场本身就提高了企业竞争力。第五，大人口大市场导致生产规模大，不仅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更重要的是具备有给世界冲击的强大生产能力，才能做到廉而多的供应。第六，只有大人口，才能劳动力供应的多。这是实现大冲击的前提条件。第七，知识经济的特征是研发投入大，或称沉没成本很大，而生产的边际成本很低。如一款软件，它的研发投入高，但拷贝的成本（即生产的成本）几乎为零。再如航天业，它的研发成本太高了。但是，它的边际生产成本递减，或较低而不变。如利用航天育种，它的沉没成本高，但边际生产成本很低。如果人口多，市场大了，那它的平均成本就大幅降低了。假设，开发一项科技成果需1亿元研发成本，若国民为100万，人均成本100元；若国民为1亿，人均成本1元；若国民15亿，人均成本6.7分，几乎等于无成本。它的平均成本在国内降低了，自然就可以卖的便宜一些。便宜了，自然国际竞争力就强了。这样一来，即使是别的什么也不谈，人口规模本身就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力。也就说，别的不说，人口规模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第八，知识经济具有人口规模节约资本的特征。假设A、B、C三国各自发展航天事业，三国的人口比是：A:B:C=25:5:1。如果A国人均投入100元，则B国人均投入500元，C国人均投入2500元。相比于B国，A国人均投入节约400元，节约80%。相比于C国，A国人均节约2400元，节约96%！也就是说，人口越多，科技开发的成本就相对越廉价。而科技开发的相对成本越廉价，我们就有经济实力可以开发的越多。结果是，人口越多，我们科技开发的越多越快。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与印度两个大穷国敢向月球进军也有实力向月球进军的原因。用我第四章的结论来说，就是边际人口的科技拉力递增。人口规模越大，对科技的拉力越高，科技发展的就越快。不仅如此，由于知识经济的这种人口规模节约的存在，导致人均可用资本的提高。在上述案例中，相对于B国，A国节约的400元就可以投入到其他项目中，结果是A国的人均资本就凭空比B国多400元；相对于C国，A国节约的2400元就可以投入到其他项目中，结果就相当于是A国的人均资本从天上掉下来得到2400元。
设人口为n，人均GDP为g，投资比率为t，具有上述节约资本特征的经济比例为x，国际在此方面的平均人均投资为T，则人均资本的公式为
新形成人均资本=tng(1-x/n)/n+T=tg(1-x/n)+T
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的人均GDP越来越高，即公式中的g变大；随着时代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公式中的x一定是越来越大，则人口n越大越好。也即是，g越大，n越大，则利于中国人均资本的新形成。也就是说，在当今和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人口越多越有利于人均资本的提高。而人均资本的提高，可以有利于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口多有利于人均收入的提高，也即是，人口多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见，人口多是我们追赶发达国家的最大优势！可我国的某些计生工、人口专家、国经济学家又是怎样宣传的呢？他们就不懂时代的大趋势！确切的说应是“人口多，市场大，知识技术创造者多，发展具有规模优势，发展动力更充足，所以发展压力小”，而不是“人口多，发展压力大”这种毫无科学依据的说法！
而我们计划生育要做的，就是要把中国上述人口优势全部削弱。但是，印度与美国的上述人口优势却一直在提升。而我们，上述的人口优势相对于美国与印度则越来越弱。人口数量十几年后被印度赶上、约80年后又被美国超越。到时候，我们的人是又老又少，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优势？
再者，经济的突破，必须是国内经济景气活跃。但是，计划生育却在扼杀我国经济的新根，动摇我国的经济之本，对于一胎政策之下的421家庭模式来说当最大一代死去时人口将暴减4/7！如此经济根基——人口的衰微，我们未来的经济怎样景气？在20年内，我们的人口就要开始萎缩。在20年内，我们的人口在迅速的老化。20年后，我们的人口是坍塌式的剧减，我们的人口一直奔向极度的老龄化。在人口剧减之下，劳动力快速萎缩，消费者急剧减少，经济无论是供应能力还是需求能力都在大幅弱化，经济还能活跃？在人口剧老龄化之下，社会经济负担极重，消费萎靡不振，经济还能景气？现在的日本西欧就是我们的明天，而我们的明天还要比他们严重的多。事实与经济理论皆证明，人口减少与高度老龄化皆不利于经济发展。我们是未富先老，到时候，我们是又穷又老且经济严重不景气，我们还怎样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突破？
表：发达国家前十国老龄化与经济发展速度。
国家 老龄化 GDP增长率 国家 老龄化 GDP增长率
美国 12.4% 3.0% 西班牙 16.5% 3.1%
澳大利亚 12.8% 3.3% 法国 16.6% 1.9%
加拿大 13.3% 2.8% 德国 19.2% 1.6%
荷兰 14.2% 2.5% 意大利 20.2% 1.3%
英国 16.0% 2.4% 日本 20.2% 1.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GDP增长速度为1991-2006年的16年平均值。老龄化为2006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说明：西班牙表现比较反常主要是因为西班牙在起点1990年的经济水平在此十国中明显的偏低且最低，如美国1990年GDP为23330美元，而西班牙仅为12100美元，所以西班牙经济上升空间大，且又有加入欧盟的有利影响，因而表现反常。除去西班牙这个特殊情况的例外，经济增长率与老龄化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老龄化十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7、透支人口使中国未来面临发展危机
中国的人口学家与经济学家经常说中国通过人口控制少生孩子提高了“人口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我认为：今天是两个人养一个还孩子，那明天便是一个孩子养两个老人；今天有人口红利，明天必有人口负债；少生孩子今天能提高多少人口红利，那它明天就可以创造比这更多的人口赤字！而且是大大缩短了人口红利自然持续的时间，过早压缩出人口红利，不仅大大减少了自然状态下的总人口红利，而且加剧了人口红利时间上的分配不均。计划生育早在七十年代就提高了人口红利，但那时是文化大革命，提高了也没多大意义，纯属浪费！八九十年代，人口红利又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过剩的农村，提高了也没多意义，还是浪费！就是在今天，许多人口红利仍然因为不充分就业而白白浪费在农村。但在实行一胎政策的40年后，一定会出现人口负债。到了2020年后，正是劳动力开始匮乏需要人口红利且人口红利效率大增的时候，但计划生育却早把人口红利扼杀在妈妈的肚子里。计划生育大大加剧了人口红利的分配不合理，大大降低了人口红利的使用效益，大大缩短了自然状态下的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因而从总体上来说是大大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大负加小正，还是大负，哪来的有利于经济发展？
说少生孩子提高人口红利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实质无非是用少生孩子少投资投资周期长的人力资本的钱来投资周期短的物力资本，用少生孩子提高劳动参与率来暂时拔高劳动力供应，从而加快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并用少生孩子降低GDP分母的方式获取短期内的人均GDP较快提高。说白了，中国的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人口透支！今天用投资人力资本的钱投资物力资本可能拔高了一点GDP增长速度（必须是边际物力资本投资收益为正值才可能，否则将是浪费，或导致经济失衡起反作用），明天你就会因今天挪用投资于高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增的人力资本钱去投资了低收益的边际收益低减的物力资本而将损失几十倍、上百倍于此的投资收益！今天你让妈妈多工作一两年少生一个孩子，明天你就少了整整一个劳动力（四五十年的劳动时间，百倍于今天“一两年”的价值创造）！今天你少孩子提高一点人均GDP，当你老的时候将损失几十倍于此的人均GDP损失！何来少生孩子提高人口红利有利于经济发展？
中国人有爱储蓄的特点，储蓄率本身就高，根本不需要什么少生孩子增加储蓄，少生孩子则会加剧内需不足。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很高，导致边际投资收益很低甚至为负，根本不需要再提高投资率，少生孩子加剧消费投资的失衡。2007年中国储蓄率高达51%，投资消费严重失衡，此时再少孩子提高储蓄率只会妨碍中国经济发展。就像环境污染了却没有获得经济发展，只不过是白白的浪费中国人力资本的发展，毫无意义的破坏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损耗中国的人口实力。中国过去长期劳动力过剩，根本无需再拔高劳动力供应，少生孩子提高劳动参与率只会加剧就业难！由于需求分上代人需求、本代人需求和下代人需求，少生孩子导致下代人的需求不足，因而会加剧内需不足，必须有外需来补偿，结果导致中国外贸进一步失衡。所谓计划生育少生孩子提高中国人口红利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之说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在前期也很快能是因加剧经济失衡而起反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透支人口的报复就会到来）！中国根本不应该用透支人口来发展经济（因为透支只能是短期的，而且这样做根本得不偿失），更没必要用少生孩子来人为压出人口红利，一切都是白白浪费掉未来宝贵的人力资本！
只要有人口红利，必有人口负债！有计划的人口红利，必有计划的人口负债！而计划生育提高中国人口红利的实质就是人为的透支中国人口再生产。过去三十多年和今天，计划生育因提高人口红利略微有利于人均GDP的提高。但在2020年以后，它留下的后果一定是大大阻碍经济的发展。
近些年，连续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负担轻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它可能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劳动力供给充分，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能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没有到来，所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快。但是由于通过少生孩子提高人口红利的本质是人口透支，报复必将到来，而计划生育使中国的人口负债过早过快过重的降临了，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一定会嘎然而止。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而到2027年后劳动力则以每年900-1200万的速度往下降，每年减少一个澳大利亚（按劳动力数量计算）、五个新西兰！
根据传统的经济学增长理论，经济的长期产出受劳动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三方面因素影响。
有研究对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更详细的分解，结果发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余下的未解释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而一个较大的未解释部分为30%。
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将在2013年停止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将很快消失，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45%的贡献力量将很快消失。不仅是消失，而且还要转为负贡献。到2025年以后，大概将产生20%左右的负贡献。经济增长中的劳动贡献将从正4.275个百分点降为负1.9个百分点，总降幅为6.175个百分点。按世界银行的研究为经济增长中的劳动贡献将从正3.315个百分点降为负1.473个百分点，总降幅为4.788个百分点。
诚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一旦中国人口这一宝贵资源减少，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而是整个全球经济”。没有1950-1970年代繁衍的6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中国还谈什么崛起？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同时又在“断子孙的根”。
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自1997年以来基本上处于一种动态无效的状态，表现为居民的储蓄过度，消费严重不足，金融领域的利率和实际经济中投资的回报率低于GDP的增长率，这就意味着中国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越来越不可持续。人是工作时储蓄，年老后消耗储蓄，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方式必不能再延续。这样，曾经为中国经济贡献28%的物质资本增长也将越来越乏力，不久便可衰落为10%到12%左右，也即从拉动经济增长2.66个百分点降为0.95到1.14个百分点左右。按世界银行的研究为经济增长中的物质资本贡献将从3.515个百分点降为1.255到1.506个百分点左右。
也许有人还认为，当中国劳动力负增长了，物质资本贡献也降低了，中国还可以利用技术进步嘛！这种人一定不了解经济史，一定不知道技术进步的规律和特点。 技术进步的速度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呈正比。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中国便不能再靠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推动技术进步了。以前学别人，技术进步一年顶发达国家当年技术进步的五年，甚至是十年。但是，这也将很快结束，不久便会感受到发达国家的慢腾腾，速度下降三分之二以上。
根据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经济的长期产出受劳动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三方面因素影响。这样，三大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劳动力因素由最大的贡献力量变为负贡献，物质资本增长贡献大幅下降，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幅降低，中国未来经济将降至1%左右。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法政大学教授小峰哲夫认为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超越美国而位列世界第一，但其后由于老龄化加速，从本世纪20年代起将开始面临劳动力人口减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到2040年左右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到只有1%左右，因此到2050年前后又将被美国略微超过。而美国《洛杉矶时报》认为，从2030年开始，中国不断快速下降的工作年龄段人口预计会使中国GDP每年下降0.7个百分点[3]。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人不要太自负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根基早已被计划生育削减的脆弱不堪。无论是中国人是看到还是没看到，无论中国人是承认还是不承认，计划生育催生的早产速产流血大产的老龄化危机和劳动者供给断裂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欧洲，日本早已尝到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恶果。现在欧洲日本经济被老龄化折磨的疲惫不堪，但别忘了，他们的老龄化现在平均才15%，而中国不久后便将达20%到30%！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现在的人均收入为中国的15倍左右，老龄化才15%，他们就受不了：经济发展压力大，甚至有衰退的危险，被迫进口劳动力；财政压力大，财政赤字越来越高，但老年人还不满，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给的太少；民生压力大，老年人生活水平倒退。
日本的人口红利在上世纪90年代结束，但日本当时已经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也像韩国和台湾一样，人口红利预计在2015年左右结束。但韩国和台湾的收入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尚不足4000美元。换言之，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人口红利就将结束。最终结果是计划生育让中国未富先老，老龄化发展的又快又深，难道中国的情况反而会更好？况且他们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发展慢，准备的久，各项配套更完备。而中国制度没建好，资金又缺乏，老龄化发展速度又快又猛。我不知道中国人哪里来的自信和从容不迫。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则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中国老龄化飙车，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在5千至1万美元，而中国只有1千美元。日本在1960年代后期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达到0.8的时候，中位年龄只有20出头。中国2008年HDI为0.8，但中位年龄已达34岁了，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之凶猛。重老龄化就像驶向悬崖的车，别人用1小时才到达，而中国仅有十分钟的时间，当中国人还在观看别人老龄化如何惨而自己身处其外时，中国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提前就掉进了悬崖里。
8、中国经济自陷发展模式困局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错误的发展观的指导和快速实现现代化急迫心情，中国形成了以少生孩子加速物质资本积累和减少人口分母提高人均收入的错误发展思想，而这种错误的发展思想又导致长期的低教育投入、长期的低工资制度和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20年后大幅度减少了劳动力的供应,但由于大规模的退休潮还没有来临,加上以前尚有一定的劳动力储备，并且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又使用于人口再生产的劳动者——尤其是妈妈——变成了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所以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滞后5－10年才显现出来。由于人口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的前提，最低工资的标准是可以维持人口再生产的平衡或扩大，否则就会造成人口再生产的萎缩。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如果工资的支付低于这个价值标准，就会造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萎缩。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这笔费用包括维持现在劳动者生存发展和劳动者更新——劳动者子女的生存发展费用之和。由于有的人不生孩子，有的人只生一个，需要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整个国家劳动力再生产的世代更替（在过去时代和最落后国家要比这更高），才能保证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所以，最低工资的最低标准是可以维持劳动者及其三个子女生存发展的最低需要，如果是扩大劳动力再生产的话则需要更高。但由于国家只规定生一个孩子，劳动者（尤其是城市居民）需要支付的劳动力更新（劳动者子女）费用就降低了许多，导致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需求降低。否则，如果允许城市居民养三个孩子的话，城市劳动者就会因这么低的工资而养不活自己和孩子，但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只能提高城市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结果，独生子女政策使原本已经很低的工资可以更低——这实质是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来降低工资，把原本用于人口再生产的费用变成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利润、出口产品的廉价和政府财政收入（还有腐败成本和行政浪费）。由于资本所有者属于少数人，这等于是把中国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变成国内外富人的财富，加大贫富差距，使穷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反而很红火。由于由此造成出口产品廉价，这等于是把中国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变成外国居民的消费。由此增加财政收入就等于是把中国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变成政府的财政来源（和行政浪费及一些官员腐败的资本）。这本质是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而获取一时的物质再生产的红火发展、通过透支劳动力再生产补贴资本方、通过挪用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补贴国外消费获取外汇收入增长和通过转移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变成政府财力的暂时快速增长（也包括腐败成本和行政浪费）。城市人的最低工资降低了，跟着农民工的最低工资也就会降低。由于长期低工资和独生子女政策挪用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结果全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就非常低了。一般发达国家工资占GDP的60%左右，世界平均40%，连印度也达到50%左右，而中国2009年工资仅占GDP的8%，世界倒数第一。而超低工资的结果，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太强，使那些老板们仅依靠低技术和低管理就很容易赚到钱，导致他们进行产业升级的压力很低。低工资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过于红火，加上劳动力短缺的滞后，让中国人形成盲目乐观的心态，导致中国产业升级的动力严重不足。而外资企业在看到中国的低工资后，期望再次降低人工成本——结果加重了外资对中国的剥削。由于由此造成劳动力太低廉，外资根本没有使用昂贵技术的动力，反而使中国陷入低技术陷阱，妨碍中国产业升级。而外资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通过用来再投资又增加对中国的剥削和控制中国的产业（外资赚的越多外资越有钱越有动力去控制中国的产业）。而产品的大量廉价外销，又换来大量外汇，使中国政府有依赖廉价劳动力获取外汇的惰性，使中国产业升级的外部压力很低，继而又形成中国产业升级的惰性。但外汇只能用来购买外国产品或投资国外。由于中国工资太低，缺乏消费能力，外汇又只好投资国外——为国外发展注入资本。但劳动密集型产业红火后不久，由于低工资和透支人口再生产造成的消费不足（由于人口再生产的花费是最终消费，透支人口再生产也就是透支消费），产业利润终于因为生产消费的系统性失衡而降低了下来。这时，低利润和实业的辛苦（由低工资、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所最终造成的消费不足使老板们赚钱辛苦。而美国恰相反，高工资、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高人口再生产使赚钱容易，印度也类似于美国），让老板们不想做实业了，加上宏观经济火热的时缘和第三次婴儿潮——80后进入结婚买房的年龄——预期房地产永远升值，结果老板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赚的钱大量投入房地产和股市，造成中国2000-2010楼市股市比较火爆。在中国企业利润低和把资金投入楼市股市之际，外国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趁机收购中国企业，加紧控制中国产业，并且通过楼市股市再在中国赚一把。外资控制中国产业（据2006年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必然严重挤占内资的生存空间，危害中国产业发展。而楼市股市的火爆又吸引老板们把钱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结果让房地产和股市又大量抽走了中国产业用于产业升级的支持资金。由于投机造成房价高涨，结果中国的中低收入民众又被本国富人和外国资本重重剥削一次，中国的消费和内需反而更不足，继而又危害中国产业升级。而股市与房地产的投机和房地产的暴利，及做实业的低利润和辛苦，又让许多中国企业无心做实业。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是日本人收入大幅提高导致需求不断升级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共同结果。但现实的中国，由于低工资和贫富差距导致需求升级不足，由于长期低教育投入和年轻劳动者的萎缩导致劳动力升级不足。低工资会导致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而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又导致劳动力升级不足和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压低，继而继续制造低工资。低教育投入就无法让每个孩子接受良好而又公平的教育，加上竞争机制的不公平，就导致了贫富差距和财富过度集中——只有人人公平的接受良好教育和公平的竞争机制才能让人人富裕。由于贫富差距和低工资制度，使消费升级不足、产品相对过剩、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和人口再生产萎缩，而消费的升级不足、产品相对过剩、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和因人口再生产萎缩造成的劳动力更新换代不足和老龄化又导致产业升级乏力和利润下滑，并再次导致低工资、贫富差距和财富过渡集中。而面对内需的不足和继续发展动力的不足，中国又只好依赖投资和出口，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通常，一个发展健全的国家，其GDP中钢筋水泥（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只占10％～20％，而中国的钢筋水泥的比重是55％，这几乎是超出了国际标准的3～5倍以上，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且这种投资多数又只能惠及少数人，如相关官员、资本方、国有企业人员。依赖国企投资又强化国企的垄断问题及其相应造成的贫富差距，比如2008年垄断行业以占全国8%的员工却获得了全国工资总额的50%。并且大量投资本身又加剧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并且通货膨胀又通过通货膨胀的财富分配效应把普通民众的财富转移给少数富人。而政府投资基础社会主导的经济又容易造成官员腐败和少数富人从国家工程建设中受益最大，普通民众收益较小。依赖出口则只能是有出口能力企业的事，多数为大多数中国人创造就业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创造大量就业的许多服务业是无法出口的，依赖出口又只能惠及少部分人口，并且依赖出口又很容易被跨国公司剥削，而依赖内需可以惠及所有的人并大幅降低跨国公司剥削的可能。结果，依赖投资和出口反而使中国贫富差距更大，居民消费增长能力再次降低，接着又危害长期发展。结果，错误的发展观和发展方式使中国陷入：为了加速物质资本积累和通过减少人口分母提高人均收入——实施低工资、低教育投入和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低消费、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导致需求层次低，内需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慢、产业升级的动力与压力不足、贫富差距和低生育率——进而低技术、低管理、低产业、低利润、低工资、低劳动力更新和老龄化——再次低消费，低人力资本投资、低人口再生产投入、被迫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发展、外资对中国的产业控制和对中国的剥削问题加深——再次导致需求层次低，内需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慢、贫富差距、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及经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严峻——再次危害中国未来的发展。结果，这种错误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和发展政策使中国自己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发展陷阱。这就是中国30年来发展问题积累的实质和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实质，最根本的是错在了这种以物为本的机械主义发展观和由这种错误发展观引发的不可持续不科学的发展模式。
与中国陷入中国式发展模式困境的同时，美国和印度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他们与中国相比做出了相反的发展战略。非常典型的是美国。美国高工资、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高人口再生产，结果是使美国消费旺盛，并且由高教育投入与高人口再生产投入使美国的人力资本生产兴旺发达。而人力资本的兴旺发达使知识技术兴旺发达，高人口再生产使美国保持年轻和人口结构的健康活力。而消费的旺盛、人口结构的年轻健康活力和知识技术的兴旺发达使美国经济发展充满力量和活力，产业升级也为此迅速。最终结果美国人收入很高，赚钱很容易，就业较充分，生活较轻松，发展较迅速，更爱生孩子（在发达国家中生育率最高）。那最终结果就是，美国的人口实力和科技经济实力继续较快增长，综合国力持续的提高。而印度，现在的发展模式也类似于美国。而我们自己，却陷入了比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更恶劣的一种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衰落循环，那我们怎么面对未来的竞争？虽然现在印度GDP增长速度还没有超过中国，虽然中国GDP还在快速追赶美国，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败给了美国和印度，并给自己的未来埋下了发展的巨大隐患。
9、不逆转人口政策无法阻挡中国经济崛起的人口危机
不少专家认为中国无需调整人口政策仅靠劳动力转移可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危机，但这只能缓解人口危机，造成中国人口问题不严重的假象，让中国错失人口政策调整的机遇。现在的中国，是拆西墙补东墙，抽取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年轻人来补贴城市和富裕地区，是以农村和落后地区的高老龄化（年轻的走了，老的留下，农村成了60部队驻地）和社会经济建设能力（年轻人出去了，留下老弱残兵）严重退化为代价，来遮蔽计划生育对中国尤其是对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危害。如上海市统计局最新出炉的《2008年上海人口概况》显示，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16年出现负增长。市统计局分析说，随着生育高峰的结束和老龄化水平的提高，负增长水平将进入上升周期。如果没有外来年轻人口的补贴，上海早已是又老又萎缩又没有希望东方明珠，也许这个位子已经让给了印度的孟买。但是农村和落后地区对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人口补贴能力在大幅的降低，正要面临消耗殆尽的危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透露，在2006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13个省的1600多个行政村的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由于计划生育是全国性的，农村和落后地区亦受到人口再生产方面的极大伤害，以农村和落后地区补贴城市和发达地区人口再生产严重不足危机的模式快要濒临破产。当这个模式破产时，当农村与落后地区的纸包不住城市与富裕地区人口再生产危机的烈火时，那时中国将真正感受到什么是计划生育巨浪遮天般的伤害。现在全国性的民工荒，正是中国人口大危机的序幕。到2015年，当新中国第一代步入退休年龄时，新生劳动力的不足造成的中国劳动力整体供应断层才是中国未来人口危机的开始！
中国，唯有现在调整人口政策，大力鼓励生育，才能有中国未来东中西及南北各地区、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及成城镇的全面发展，才有中国全面而顺利的崛起。
生育、养老与民生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个算法：你有三元钱给孩子，养一个孩子的话一个孩子三元，养两个孩子的话一个孩子一块五，养三个孩子的话是一个孩子是一元；如果一个孩子向你要一元钱，养一个孩子是一元，养两个孩子是两元，养三个孩子是三元。所以他们从中得出结论是：少生孩子，这样不仅你的人生压力更小了，而且你和你的孩子也生活的更好。这种结论，一是不正确，二是目光短浅。
养孩子是边际成本递减的，美国统计是养三个孩子的成本仅是一个孩子的1.6倍，由于我国独生子女惯养严重，估计不应超过这个值。养孩子边际成本递减理解很简单，如你家是三室一厅，养一个孩子是三室一厅，养两个孩子还仅需三室一厅，养三个孩子你还是三室一厅，只不过是增加了被子，增加的成本相对于房子来说极小。再说厨房餐厅用具，每增加一个孩子，仅增加一个碗、一双筷子和一个椅子，增加的相对量很小。并且，多养孩子的边际时间成本更是递减，甚至降为负！如养一个孩子，你必须陪他玩；养两个孩子，他们自己玩，偶尔需要你加入成为三个人的立体游戏；养三个孩子，他们就是一个小团体小社会，他们自己玩就可以了，可能需要你陪的时间更少，当然你想加入他们的游戏更热闹。但是养孩子的边际收益不变（包括国家社会的收益），多养一个孩子就多一份收益。
到了你老的时候，以前你养一个孩子，现在一个孩子养你们两个；以前你养两个孩子，现在两个孩子养你们两个；以前你养三个孩子，现在三个孩子养你们两个。如果一个孩子给你们3000元，你有一个孩子你们两个得到3000元，你有两个孩子你们两个可以得到6000元，你有三个孩子你就可以得到9000元。如果你们两个现在一人需要3000元，养一个孩子，你们的孩子需要付出6000元；养两个孩子，每个孩子仅付出3000元；养三个孩子，一个孩子仅付出2000元。当然，现实的多数情况应居于这两种假设之间。最终结果，少生孩子既增添了孩子的养老压力又降低了父母的生活水平。
如果一个孩子养一个老人的压力为Y，（暂且不考虑上一辈）你们养一个孩子，你们孩子的养老压力是2Y；你们养两个孩子，你们孩子的养老压力是Y；你们养三个孩子，你们孩子的养老压力是2/3Y。如果你们的上一辈还活着，上一辈的生育数量与你们相同的话，则养一个孩子的孩子养老压力是6Y，养两个孩子的孩子养老压力是2Y，养三个孩子的孩子养老压力是1.1Y。与当初养孩子增添的那点成本相比，哪一个划算？由于养孩子是边际成本递减，少生孩子当初只能为父母降低一点压力。但到养老的时候，少生孩子最终会给父母与孩子带来巨大的养老压力与生活压力。
养一个孩子，单个投入的资源过多，极可能造成过度培养，就像调查所显示和专家所说的那样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就像小麦施肥，你施多了就会倒伏，最终反而减产。而且，养一个孩子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不利于孩子身心、智力和团体合作社会人意识的发展。如果一个孩子是一条线，那两个孩子就是一个面，三个孩子就是一个立体，显然是面与立体是利于孩子成长的。成才自有成才的规律，成才自有成才的比例。设一个孩子成才的概率是P（0<P<1），养一个孩子完全不成才的概率是（1-P），养两个孩子完全不成才的概率是（1-P2），养三个孩子完全不成才的概率是（1-P3）。显然，你想有后代成才，自己的养老更有保障或水平更高，还是多生孩子好。
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一直坚持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政策造成421家庭结构，一个孩子死亡，六个老人老无所依。风险性就在于独生子女的唯一性。根据1990年全国生命表，每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由于死亡概率的变化十分缓慢，所以约5.4%和12.1%的家庭会经历孩子夭折的风险，几乎难以规避。根据2000年五普数据，我国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57万之多。我们把孩子在25岁之前全部死亡认为是父母收益为零或称为养子（女）成功为零，则养一个孩子的父母养子（女）全部失败风险是两个孩子父母的18.5倍，是三个孩子父母的343倍！可见，只生一个孩子是大大提高了家庭的风险。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提高了家庭的风险就是提高了社会的风险，只生一个孩子最终给我们带来的是高风险的家庭和高风险的社会。
也许有人说，养老可以不靠孩子，还可以靠国家靠社会靠自己。但是，国家是谁，国家养老的资金和人力又哪里来？社会是谁，他的养老资金和养老人力又哪里来？所谓靠自己，自己存的钱或投资收益只是一堆纸或一个数字符号，还得靠年轻人劳动才能变成真东西。所有的养老方式，真正的依靠者和养老供给者还是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别人的的孩子。如果整个国家社会都没有孩子，就不会有人给你养老，所有的货币只不过是一堆废纸，一切养老方式也都无法存在。养孩子，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也是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反对社会养老而主张养孩子养老、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教授认为养孩子是最好养老方式的原因。社会养老会将养孩子的收益与养老脱钩，使养孩子的成本是自己的而养孩子的收益却是大家共享的，就像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一样（养孩子是个人投入而收益却是大家分享），社会养老会大幅降低生孩子养孩子的积极性，从而降低生育率。由于社会养老会加剧中国的超低生育率，最终社会养老会加剧中国的养老难，给中国的老龄化危机和民族复兴危机雪上加霜。并且，社会养老会最终争夺国家社会发展的经济资源（养老只是消费，不属于可以再形成经济力量的投资，重老龄化会争夺对孩子的投资和其他投资），增加政府的养老负担（收入源萎缩而被动支出增加），进一步的降低国家发展的动力——社会养老通过降低生育率减少新生人口。所以，社会养老是最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养老方式之一。而唯独养孩子养老才是经济、社会最可持续发展的养老方式。因为唯独养孩子才能真正持续供给养老力量，其他养老方式才有存在的可能，社会、经济、国家、民族才能可持续发展。
现在我们分析一些除养孩子之外的六种养老模式：
1、投资养老，多数是买基金买股票。如现实的股票与基金的高风险一样，这种养老方式的风险非常大，收益极不稳定。这种养老方式要在经济不景气时投资（投资成本低）在经济景气时收回（收回的可能性与收益率较高）才比较划算。但是，中国整体在2015年（或2020年）之前处于景气期，投资成本相对较高。而到收益的时候，在2020或2030年之后，由于计划生育给中国带来的高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缺乏、年轻消费者不足等因素将造成经济很不景气，甚至直接面临发展的危机，且由于股票基金对经济的反应过度夸大，到时候投资收回时的风险非常大。比如日本，现在日经指数仅为1989年最高点的1/4，也就是说1989年投资股市养老现在就损失了3/4。即使有上帝保障收益稳定，这能有人力资本投资（养孩子）的收益率高吗？况且没有上帝的保障，与生孩子相比，它的风险很大。
2、以房养老。由于持续低生育率造成未来中国的年轻人和年轻家庭的严重不足，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的房地产业将在2020-2030年爆发危机。盖房子卖房子的都危机了，以房养老的模式焉能不出现危机？况且，纵然未来没有房地产危机，投资房产养老的收益率最终也是很低的。
3、储蓄养老。这在中国是最愚蠢的养老方式。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通货膨胀率近6%，储蓄的未来实际购买力在中国只会大幅的缩水。计划生育造成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严重短缺，必定会造成物价大幅上涨和劳务价格飞涨，让老年人手中的货币大幅贬值。在80年代你可以每月花50元请一个保姆，在90年代你可以每月花500元请一个保姆，在通货膨胀和劳务价格飞涨的双重压力下，你能在2030年每月花5000元请一个保姆吗？如果按保姆实际工资年8%的上涨率和年6%的通货膨胀率计算，2030年你就要至少每月付保姆25475元工资，恐怕现在你（普通民众）一年的收入还不够付未来保姆一个月的工资。
4、社会养老。由于计生部门的贡献给中国未来带来的是未富先老和高度老龄化，这种养老模式也根本不行。有人认为，未来经济发展了，社会养老制度健全了，不靠孩子也能解决养老问题。按此说法，美国欧洲日本都应该养老问题更轻，因为他们经济发达养老制度健全。但现实却相反，那些经济不发达、养老制度不健全但生育率高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养老压力最轻。养老人不是饲养动物，人的需要会跟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老人也一样，所以说经济发展养老问题就解决的想法纯粹是不把老人当人看。而制度只是个壳子，养老归根结底是工作的劳动人口养不工作的老年人口，而不是养老制度在养老人。所谓社会养老，也就是全体社会的后代人养前代人，这就需要有足够的后代人才能保证这种模式的成功。现在，发达的且外来年轻人不断涌入（即受到很大的人口再生产补贴）的上海就已经面临大量的社保基金缺口（2008年上海市本级财政支出不到900多亿，用于弥补社保的窟窿竟达170多亿，占比18%） ，上海高呼自已的养老面临危机。但计划生育给中国带来的超低生育率是全国性的，现在上海在受到国内其他地方大量人口再生产补贴的情况下还喊自己的养老危机，但未来谁能补贴（庞大的）整个中国？现在全国养老金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到2033年将出现高达8万亿的养老金缺口。现在富裕的老龄化程度比我们未来低好多的欧美日发达国家就已经感到严重的养老压力——既面临养巨大老金缺口又面临来自老人们的不满，而未来我们的老龄化程度比现在的他们严重的多且我们还比较穷，我们的情况会反而更好？美国在发达国家大国中最富，且是唯一的生育率维持在世代更替的发达国家，即使如此美国也感到自己的社会养老危机，难道上帝会特殊照顾这个未来又穷又老生育率又超低且劳动人口飞速减少的中国？所谓社会养老也就是所有孩子作为社会的养老力量给社会上所有老人养老。但大家都抱着社会养老的心态都不想要孩子或多要孩子（即一个不要或仅要一个孩子），这个社会养老的“社会（力量）”又哪里来？由于未来中国的高度老龄化和快速人口衰减使人们对经济前景预期暗淡、对政府能力预期的暗淡和对社会养老失去信心，像今天的日本国民一样出于对破产边缘的社会养老的不信任，工作人口尤其是倒霉的年轻人更不愿交养老金，使后代人养前代人的社会养老模式濒临破产。就连日本的年轻人，也是日本最应该不爱储蓄的群体，也开始选择比较差的储蓄养老方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因为他们已经对社会养老失去信心，至少储蓄养老还能让他们感到还有希望。到时候，中国的社会养老所面临的问题比今天的日本还严重，社会养老模式根本不行。国人们既想没有养孩子负担又想社会养老的无后顾之忧，这种一生轻松的美好景象是在做白日梦，我劝中国人还是提早赶快醒醒吧！一个没有养孩子负担的民族，注定是一个要灭亡的民族；一个没有养孩子负担的国家，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若同胞们再想没有养孩子负担而社会给养老，不但中华民族复兴要打个问号，连自己后半辈子的养老也都成问题！
5、商业养老保险。到时候，由于持续低生育率给中国未来带来的高度老龄化和经济的不景气，保险公司根本应对不了，他们只会破产，别指望这种养老方式。
6、政府给养老。持续低生育率将给中国带来高度的老龄化、未富先老和严重的经济不景气，到时候连经济发展都是个未知数，政府哪有什么能力给你养老？看看比我们富的多且现在老龄化程度远低于我们未来的欧洲日本美国，他们的政府能给国民这样保障吗？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政府说自己有财力可以“政府给养老”，他们都是把养老的主要负担推给社会。而我们到时候是又老又穷经济又暗淡劳动力又缺乏，“政府给养老”可能吗？这只是计生工为方便自己的工作而随口开的空头支票，没有人会兑现的。
由于孩子才是养老力量的真正供给者，养孩子是边际成本递减，人力资本的收益率高且风险最低，所以多养孩子是最好的养老方式：不仅解决可以自己的养老难题，降低了老年人口和劳动人口的生活压力，更帮助了国家与社会解决养老难题，还间接帮助世界解决养老问题，还增添了民族与国家的发展力量，是最根本最可持续的养老方式，是利人利己利国家利社会利民生利民族利世界的最好的养老方式。多孩子的，实际是在帮助国家解决养老问题，是为我们的社会减压，是为我们未来的劳动人口减负，是在提高未来的民生质量，这岂不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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