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官僚阶级的特供奢侈品！

特供奢侈品　　

2010-04-19 14:44:18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说，贪腐官员不仅是普通奢侈品的终端消费者，而且是拉动奢侈品创新的一个原动力。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和文物等，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可称为“特供奢侈品”。　　

官本位催生“特供奢侈品”　　

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和文物，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可称为“特供奢侈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顾佳 | 上海报道　　

4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一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　　

此前，文强收受赃物曾公开展示，堆成小山的钞票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名烟名酒、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曾被人称为“超级震撼”。　　

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起，结案132808起，给予政纪处分37581人，其中省部级干部和中管企业主要领导10人，厅局级干部220人，刷新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年度纪录。　　

解读高官落马原委，大都是文强式“朝中有人做官，市场有人经商”的故事。除了赤裸裸收受现金，还有相当部分贿赂是通过一些特殊礼物的馈赠实现。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贿物”品种三变　　

改革开放以来，贪官接受的“贿物”历经三变。　　

纪检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贪官家称金银、数钞票，要当会计师；世纪之交，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办案需要“狗仔队”精神；收藏热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去贪官家搜古董字画，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　　

字画195件，包括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吴昌硕、任伯年、谢稚柳、弘一、李可染等众多书画家作品；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霁红小杯、青花缠枝莲小罐、青花灵芝纹瓜麦小罐、清粉彩花卉过枝碗，清乾隆青花八宝纹香壶等；西方艺术品4件，鸡血石5块，邮票3本，银圆457枚，金币38枚；其他各种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贵重首饰48件，名酒261瓶⋯⋯　　

这是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公安局长王天义落马时的查抄物品，华丽阵容媲美博物馆的馆藏目录。　　

王天义于2002年被判处死刑，而类似礼单在诸多反贪案卷中一再重现。字画古玩对应着某些干部“知识化”的需要，领时尚潮流的国际顶级奢侈品则对应着“年轻化”的需要。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2004年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LOTOS眼镜带到北京王府井投石问路。斯蒂芬说，在LOTOS最大的市场日本，很多政府官员是这些每副10万~50万欧元的眼镜的主顾。他坚持认为，在中国，“这（政府官员）将是一块潜在市场”。　　

送礼手法“创新”　　

为了给“不太方便”在奢侈品店自由购物的官员提供方便，以奢侈品送礼行贿的手法也在“务实创新”。　　

奢侈品店的一个潜规则是，商人在店里开一个私人账户，这个账户代码在同品牌所有门店通用，如有“关系官员”购物，只要说出代码，就可将账单记在商人名下。　　

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古玩真假难辨，市场价格弹性极大；新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主观性极强。正是基于此，古玩艺术品以其容易变现又相对隐蔽的特点，成为高端贿赂的“新宠”。　　

烟杂店里寄售名烟名酒则是“小打小闹”。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还收名烟名酒⋯⋯拿到民航餐厅卖，一个春节就能收入10万元。”　　

古玩店、拍卖行是高层次贪官的变现银行，烟杂店是低层次贪官的ATM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还有旁门左道：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原总经理聂玉河收到藏在鱼肚里的1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培训部原副总经理魏湘滨则在“好猫”烟里发现同额礼金；给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的月饼盒里装的是1万美元；一名官员将礼品干货篮摆在阳台长达一年，待纪检人员登门，他才发现篮子里是百万现金。　　

据反腐部门统计，节日、婚丧嫁娶、生日、搬家、生病，是给官员送礼的最常用借口，其中春节、中秋的节礼尤为“丰厚”。披上人情外衣后，那些有贪心的官员就往往在收受礼物的性质是否是受贿上分辩不清，而贪官则“抗辩”不已。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说：“都是礼尚往来，怎么是受贿？”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忏悔书”中写：“有180余人⋯⋯每逢年节给我送钱送物，不好意思拒绝。”　　

遭遇“抗辩”最厉害的是“雅贿”，一句“我以为是不值钱的赝品”，贪官们据此瞒天过海。　　

贪腐官员拉动奢侈品“创新”　　

“雅贿”古已有之。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奸臣严嵩的受贿物品有“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然收藏书法名画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图》起大狱而终不得。”　　

研究晚清官场会发现，晚清京官普遍受贿，并认为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节庆送礼是主要形式之一，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有别敬，婚丧喜庆有贺礼。　　

比如，盛宣怀想升为尚书，其心腹报告，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　　

官本位思想主导，升迁的决定权掌握在长官手里，下级不得不巴结上级，这就造成了官场送礼的习气；而商人经营若得不到官府支持会遇到许多麻烦，商人贿赂官员，官员从中谋利，于是官商勾结。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说，贪腐官员不仅是普通奢侈品的终端消费者，而且是拉动奢侈品创新的一个原动力。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和文物等，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可称为“特供奢侈品”。　　

财产申报能否成为突破口　　

特供官员的奢侈品经过环环周转、层层过滤而变现，这个过程已经在一次次实践中衍生出了日渐完整的“产业链”。　　

为“雅贿”变现服务甚至是一些古玩艺术品店的主营业务，类似的还有“专营虫草、燕窝、虎骨酒回收代售”的保健品店。而一些烟杂店门口树一块不起眼的硬纸牌：回收名烟名酒，也成了社会默认了的“行规”。这些半地下业务也会常因某些特定事件受到有关部门打击，但总体看，生命力仍然旺盛。　　

要消灭贿物“创新”及变现的产业链，必先杜绝官员收大礼。而怎样杜绝官员收礼？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等学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是“终极反腐”措施，是一种制度化反腐的要求。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是热门话题之一。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已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然而至今尚未正式立法。　　

原因在哪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任建明认为，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还有许多问题未解决，如向有关机构报告、向公众公开和具体问责办法等，因此，在地方遇阻属意料之中。四川西昌学院法学教授王明雯认为，在中国建立完善的财税制度是实行官员财产申报的前提，否则无法实现有效监督。　　

任建明等把推行官员财产申报称为一场“革命”，“革命”已在一些地方进入进行时。　　

2009年5月，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委出台《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随后规定范围内官员的财产申报在网上进行了公示。下半年，上海浦东新区出台试点县处级官员财产公示的意见征求稿。12月，重庆市在司法领域试点干部财产申报。　　

有人提出，公示家庭财产可从新被列为后备干部的官员、新被提拔的官员起步，这样可减少阻力，推动变革。　　

“双新”，或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的突破口、消灭“特供奢侈品”灰色产业链的第一步。■　　

“怪胎”天价烟　　

烟杂店老板曾经从一盒黄金叶“茗仕之风”中掘出两枚钻戒，还有一条卷着百元大钞的“软中华”。他将这个过程称为“淘宝”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一家不起眼的烟杂店。　　

“有3字头软中华吗？”　　

店主林老板（化名）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早卖光啦，明天赶早！”　　

这家店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每天下午3点一过，柜台里就插满了“已售完”的小纸牌，能买到的只有“金上海”、“红双喜”等平民烟。　　

在几乎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环境中，这里是少有的“卖方市场”保留地。买的货越高档，越得求着老板。　　

有人进门，递上一条“黄鹤楼1916”，说声“先卖着”。林老板老到地瞄了一眼，点头收下。　　

谁能拿到货谁就牛　　

“天价烟”的叫法，因南京市江宁区原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而深入人心。　　

2008年12月，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被上传至猫扑等网络论坛，网友考证他左手边放着的一盒香烟，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每条售价1500元至1800元。　　

周久耕倒了，天价烟火了。烟草业似乎成功地“借腐促销”。　　

这件戏剧性的贪腐案之后，中国烟草界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杭州等地针对天价烟推出限价令，干部们开始时兴抽剥了外壳的“裸体烟”；二是烟草业最大头的消费税税率上调，高档烟的上调幅度更大；三是公共场所控烟条例陆续在各地实施，公务会议场合是监控重点。　　

在每件大事中都处于首当其冲地位的天价烟却纹丝不动。　　

这个大背景下，林老板的生意更好了。“烟店老板，比的不是销路，而是进货渠道，谁能拿到货谁就牛。”　　

据他介绍，烟店存的高档货一般分为两块：一块是有进烟记录的，供备查；一块是从其他渠道上货的。　　

第一条渠道就是要打点好与烟草专卖局的关系，而专卖局也常将销售天价烟的机会作为奖励奖给先进单位；有时还搞搭售，拿一条当地天价烟，搭一二十条外省烟。　　

第二条渠道又分成两条支流：　　

一是从“兄弟店”调货，或从外省市串货，“烟的口味地域性较强，一些在外省卖得不好的牌子会被散货到这里，一般加价一成再加一点运费，我们就能拿到本地来卖。”　　

二是卖“循环烟”。林老板的纪录是将同一条烟卖了三次，送礼人送掉之后，又被收礼人的太太拿来套现。　　

林老板做熟人的礼品烟回收生意，回收价一般是在批发价基础上打8折。一些不厚道的回收商玩猫腻，将货主的真烟换成假烟再拒收。林老板不玩这一套，“信誉好，生意也好，购销两旺”。　　

不得不提，这第二条渠道是违法的，国家烟草专卖法规对此有明文规定。“罚没货品是最轻的。”林老板自己也知道。　　

送礼的与收礼的　　

“收礼的人赚了大头，我只是跟着喝点汤。”林老板说，他这钱赚得提心吊胆，但又心安理得。　　

“肉食者”无疑是天价烟的消费者。“烟天生是礼品，可自抽，可变现，拿我这儿随时都能换成硬通货，虽然打点折扣，比收现金可安全多了。”　　

有时候捡漏还能捡着“肉”。林老板练就了一手绝活---掂烟盒。“重量异常意味着有情况。”他说，他曾经从一盒黄金叶“茗仕之风”中掘出两枚钻戒，还有一条卷着百元大钞的“软中华”。他将这个过程称为“淘宝”。　　

行话说：“买的人不抽，抽的人不买。”林老板还练就了一“眼”绝活，“自己抽的还是买来送礼，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将买烟者的消费分为“预留行为”和“随机行为”。“买来自己抽的，一般只抽一个牌子，物美价廉；上来就让推荐天价烟，并询问品牌知名度的，大都不为自己抽。”　　

发票问题则引向了天价烟的另一大消费群体。“做这行的，开不出发票就别想做。开发票比问价格重要，因为用公款消费的人是不问价钱的。他们基本都要求开成‘接待费’、‘会务费’、‘培训费’等等。”　　

根据中国卷烟销售公司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制作的《中国高档烟市场调查报告》，私营单位、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是高档烟消费的三股大军，约占全部高档烟消费者的2/3，且12.79%的人是通过收礼获得高档烟。　　

另据浙江省疾控中心2008年的统计，公务员的吸烟率高达33.12%，为吸烟人群中最高。　　

财政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早在1993年就有明确规定：“会议期间⋯⋯不得招待烟、酒、糖果等，不得宴请与会人员和发放任何物品、纪念品。”2006年又曾重申类似规定。　　

周久耕事件后，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副局长王伟军解释，“九五至尊”香烟是单位用来招待客人的；江苏常州郑陆镇镇政府招待用烟一个月用去了中华烟2789包，随后也被曝光；而在周久耕之前，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政协开会，政协主席王满仓动用会议款67500元买了150条中华烟，也被处理。　　

香烟有了行政级别的参照系　　

礼品消费群和公务消费群是高档烟消费的两大人群。无论是只在乎越贵越好的送礼人，还是不在乎贵不贵的公务消费者，都为天价烟的生长提供了土壤。　　

从终端消费者倒推，略可还原天价烟的通“天”梯是怎样一步步垒成的。　　

林老板说，一条1500元左右的天价烟，进货价在800元左右。　　

再由这样的零售户往上游推，据上海烟草（集团）公司的业内人士估算，扣除沿途正常缴税，理论上这条烟在烟厂的“裸价”约400元。　　

推导如下：假设这条烟包括原料和人工在内的成本价为400元，调拨到烟草公司前，先得加上消费税（56%），即224元。另外，烟厂还要缴纳增值税（17%）、流转税（城建税7%和教育费附加3%），后两种税不包含在这条烟价格内。　　

烟草公司以624元拿到这条烟，加上15%的合理利润，价格就达到了717.6元。烟草公司要纳的税除增值税和流转税外，还有5%的消费税。　　

再之后是各级商业公司的层层加码，零售户以800元左右拿到烟，这很可能是全国统一批发价。　　

问题在于，400元的成本是由800元倒推出来的，只扣除了有法可依的税、利润，还有一些计划外的成本也应加在里面，比如，烟厂还要“孝敬”给烟草公司促销费、打假费、补点费等，这些在实践中都要被算在成本之内。　　

所以，这条天价烟的成本肯定不足400元。　　

据业内人士透露，高档烟所用的烟叶跟普通烟无太大的品质差别，产生“质变”的是所加的香料不同。当然，很讲究的也有，比如，从200公斤烟叶中筛选出1公斤，制丝、加香、加料等程序均以手工完成等等。　　

但这也不足以支撑起天价。山东省诸城市的一名烟农感叹，一包卷烟只需2钱烟丝，但他卖给烟草公司1公斤烟叶，还换不回一盒香烟。他指的还只是十几元的平民烟，换天价烟，可能还换不回一根。　　

综合多位业内人士观点，可以得出一个相对一致的看法：天价烟主要是靠限量来保价，这在业内被称为“饥饿营销”。据说武汉卷烟厂的“黄鹤楼1916”全国年产量约2000箱，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公司生产的“冬虫夏草”，年产量只有500箱。　　

“为什么贵？因为需要贵。”一位天价烟消费者说，“只有天价才能将普通消费者挡在门外，身份感才油然而生。”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做过一项调查，调查表明：超高档烟消费人群的消费动机是通过消费档次的高低来体现身份、地位的特殊性。　　

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程永照的调查也显示，超高档烟消费人群主要以高收入人群、国家处级以上干部为主。可见，“至尊南京”的广告词---厅局级的享受---定位颇准，香烟有了行政级别的参照系。　　

“超烟”生产欲　　

如程永照的定义---超高档烟，才是“天价烟”的学名。　　

烟草业主管部门按照调拨价的高低将卷烟分成五类，一类烟的档次最高，不含税调拨价每条500元以上的归入此类。零售价格在每条200元以上的卷烟产品被认为是高档烟。　　

但程永照认为，200元的区分线已太低。他将每条200~400元的划为“低端高档烟”，“芙蓉王”、“玉溪”等为代表；每条400~700元的为“中端高档烟”，如“中华”、“苏烟”等；每条800元以上的是“超高档烟”，即俗称的“天价烟”。　　

程永照说，“超烟”的源头可追溯到1956年上海烟草集团生产的“熊猫”特供烟，但大规模的市场启动是在2004年完成的。这年4月，“熊猫”上市面向大众，随后，常德卷烟厂的“钻石芙蓉王”、武烟集团的“黄鹤楼1916”、长沙卷烟厂的“特制珍品白沙”等牌号卷烟也相继亮相。　　

这年，复旦大学副教授陶明的博士论文已经收尾，他研究的课题是“专卖体制下的中国烟草业”。炙手可热的“超烟”部分在论文中缺失是个遗憾，但他后来想明白了，“天价烟并非是应市场规律而生的商品，更像是特殊国情下的怪胎。”　　

“这背离了烟草专卖的基本特征，卷烟的生产应以满足基本消费为主，”陶明告诉本刊记者，“烟厂在利益驱动下，有旺盛的天价烟生产欲。”　　

红云红河集团总裁的一句话反映了生产者的这种欲望，他说：“一支高档烟的价钱等于一碗过桥米线，贵是贵了点，但却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然而，“国家不可能下达天价烟的生产计划，所谓天价烟很可能是占用了高档烟甚至是中低档烟的配额。”陶明分析说，“烟市如同楼市，中央在拼命地调控，地方仍然捂着利益不放。低档烟利润低，烟厂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才生产低档烟，国家有时不得不贴钱鼓励烟厂生产低档烟来满足最大烟民群体的需要。”　　

“弃低就高”的产销策略放弃了低端烟民市场，与此同时，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烟农却没能从越来越高的烟价中分得更多的羹。　　

“一些农民抱怨他们宁愿将烟草倒进河里也不愿被迫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更糟糕的是，即使他们知道邻县或邻镇的收购站能提供好价钱，也不能卖出去。”陶明在走访中发现，“县政府在烟草收入方面竞争激烈，收获季节，县政府在高速公路上设置路障，甚至在乡间小路上都设有岗哨盘查点，一旦发现农民有外卖倾向，货物全部没收。　　

炫耀性浪费　　

有价格，无品牌，是中国天价烟的尴尬。已被捧成奢侈品的天价烟，在国际市场上并无知名度。　　

“现有的中国卷烟品牌中还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知名品牌，‘中南海’是唯一走出国门的混合型品牌。”北京卷烟厂的乔学文说，“中南海”的品牌策略并不走高价路线，而是大力塑造“科技创新生活”的形象。　　

陶明的观点是：采用高价定位对品牌建设没有任何帮助。　　

实际上，中国烟草业形象在国际上得了负分。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将“烟灰缸奖”颁给中国，颁奖词为“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这部公约已生效4年，2011年，缔约方应实现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全面禁烟，而天价烟的消费主要是在公务活动场所。就受此公约的约束而言，天价烟首当其冲。　　

民意对天价烟的不满是与痛恨腐败联系在一起的。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说：“天价烟似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的。这种小打小闹的腐败往往被忽视、被容忍，应将严禁公款买烟从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　　

他说，现在一些官员奉行消费主义，天价烟既是一种炫耀性消费，更是一种炫耀性浪费。　　

“掐灭公烟和天价烟，既能对国内的老百姓有个交代，也能对国际社会有个交代。”戴克霆说。■ 　　

“雅贿”的逻辑　　

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文强收到的那幅张大千青绿山水画，曾被鉴定价值高达364万余元。4月14日上午，庭审质证时，法庭最终采信了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关于此图为一般仿品的鉴定结论。　　

古玩、名人字画、高档艺术品，甚至是国宝，被当作上贡的礼品，是时下非常流行的送礼方式。　　

畅销官场小说作家浮石，在其成名作《青瓷》中，着重描绘了这一类“雅贿”怎样在官场和商界间起到“沟通润滑”的作用。　　

曾在艺术品拍卖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浮石，简要概括了“雅贿”的“优势”：隐蔽安全、附庸风雅、充满温情。　　

“不过，‘雅贿’也是需要一个复杂链条来支撑的。在这个链条里，古董字画本身只是一个个‘隐形的翅膀’。”浮石说。　　

送真古董的不多　　

“自古就有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说法。”郑贺在北京天雅古玩城开了一家古玩店，专营玉器。30多岁的他入行将近10年。　　

据郑贺介绍，这个古玩城里卖“老东西”（真古董）的并不多，有两成就不错，其余的基本都是赝品，而天雅古玩城在北京还算是比较正规的。　　

本刊记者在天雅看到，偌大一个古玩城，逛的人并不多。郑贺解释说，平时经常来他家淘宝的，基本上都是熟客。“来我家买东西送礼的不多，因为我这卖的都是真古董，价格不菲。”　　

著名收藏家郭庆祥，如今已是国内收藏界领军人物之一。 对于以古玩送礼，郭庆祥的看法是“自古如此”，不过是否送的都是真古董，“不好说”。　　

“中国的古董就这么多，哪这么容易就买到一件真品孝敬官员？”郭庆祥说，连他们这样常年搞收藏的人，在市场上都很难淘到真正的古董。　　

郑贺的观点跟郭庆祥类似。“我们收老东西的方式就那么几种，要么从市场上买，数量非常有限；要么从拍卖行买，但是拍卖行现在也没有什么真正顶尖的东西，所谓的鉴定也不可信；要么就从国外买回来。”　　

郑贺说，他经常托朋友从国外带一些古玩，“但能买到的都是平常物件，好的早进国外博物馆了。”　　

他曾经帮一个商人朋友带了一块羊脂玉的佛头挂件，标价上万。郑贺坦率地说，羊脂玉这东西，非专业玩家根本看不出它值多少钱，同一个地方出的，都叫羊脂玉，其实价值差距很大。　　

后来，他听说朋友把这个挂件送给了某领导，“其实，真的没有鉴定书上写的那么高价值。”　　

浮石也说，一般层级的“雅贿”，以假当真的居多。　　

比如求人办事，如果送礼人觉得这是个一次性的事情，那就极有可能找个假古董，再想办法弄个鉴定书，标上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对方也不一定弄得清楚，事情还就办了。　　

“这些自以为收了重礼的人，常常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轻易也不好意思拿这些‘宝贝’去鉴定。等到行贿受贿事发，这些东西被查抄以后，一鉴定才知道都是假的。”浮石说。　　

那么是不是这种“假东西”就完全是糊弄人，没有经济价值呢？　　

郑贺曾经被一个朋友请去某领导家“鉴宝”，该领导的妻子摆了一屋子“古董”，让郑贺吃惊的是，没有一件是真品。　　

当他把这一“噩耗”告诉领导时，对方沉吟了一下，镇定地说：“没事，假的也有处理办法。”　　

“首先，假古董也可以叫艺术品，同样可能以不菲的价格在市场流通；再者，假古董还有另外的多种变现方式。”郑贺说。　　

古玩店的“潜规则”　　

据郑贺讲，他有个朋友，也是古玩店老板，就是凭着古玩店的“潜规则”，挣了2000多万元中间费。“通常买古玩送礼的，背后原因都挺复杂，绝不是一送一收那么简单。送礼的、古玩店、收礼的，各有好处。”　　

“他的一件古玩其实是赝品，只值几万元，被一个企业家买走，送给了某官员。在买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说好了，多少天后，如果有一个什么长相的人来，要卖出这件东西，就以真品的价格收了，差价由这个企业家出。”　　

郑贺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送钱的方式。　　

“这件假古董，被同一个企业家买了5次，送给不同的官员，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古玩店老板手里，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费力气赚到了5次中间费，加起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郑贺说，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他身边的事，这样有“前途”的工作，也是现在不少古玩店的重要业务之一。　　

蹊跷的是，这些收受礼物的官员，为什么都会把这件假古玩卖回给同一家店呢？　　

郑贺点破了其中玄机---送礼人和收礼人早就知道是赝品，送礼人也会告诉收礼人，什么时候、到哪家店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价格大概多少。“这个流程三方都清清楚楚。”　　

“作为礼品的古玩、字画，早已背离了其真实的价值，成为了一种‘介质’。”浮石这样评价。　　

他本人曾经做过多年艺术品拍卖，2003年被牵扯进湖南长沙一桩著名的艺术品受贿案，在看守所呆了306天。对于这种古玩游走于官商之间的潜规则，他深谙其中的门道。 　　

“在商人和官员之间，‘雅贿’改变了直接送钱的方式，两个人之间不是那么赤裸裸的行贿受贿关系，而是有了艺术、收藏这些高雅的面纱。”　　

在各种“介质”中，古玩作为“面纱”的掩护作用特别突出，究其原因，正是源于古玩价值难以估量的特性。　　

不少收受贵重古玩的官员，之所以敢收价值500万元的古玩，而不敢收500万现金，原因就在于可以“以为是赝品”。　　

浮石分析说：“收受古玩或者名人字画，最重要的行贿证据就是实物，但是实物却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即使评估出来很值钱，受贿者也完全可以辩称自己并不知道它的价值。　　

而对于已经将文物倒手卖出的受贿官员来说，最后可能剩下的“蛛丝马迹”就是古玩店的票据或记录了。　　

“我们古玩界有个规矩，东西一经卖出，不退不换，不开发票，往来不留记录。”郑贺说。　　

拍卖行成了“掮客”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道：清朝末年的时候，京城中“雅贿”之风极盛，当时北京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如今，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看起来更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　　

对郑贺这些古玩店老板来说，拍卖会也是他们重要的进货渠道之一。　　

郑贺的经验是，如果看到一个他们感觉明显不入流的物件，结果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是品相极好，或者拍卖的起拍点明显不符合实物价值，基本上他们就应该起身走人了。　　

“最后绝对会有人以明显高于实物的价格把那个所谓的古董拍回去，通常都是用手机打来电话就直接买下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　　

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也并不复杂。浮石介绍说，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　　

“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浮石所说的这种以拍卖行为中介的方式，其实跟古玩本身已经没有了关系。当做道具的赝品可能只在拍卖的当天展示一下，就又被摆回了原来的店铺里。“所有这些复杂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对抗第三方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洗钱。”　　

当然，进出拍卖行这样的“大手笔”，并不是官员手中“玩物”进出的常态。通过拍卖行和古玩店老板中介的方式，还是容易留下痕迹。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浮石说：“一个人，如果找领导办事，直接送钱，领导多数是不肯收的。那么他可以送领导一个红木小摆件什么的，这东西本身不值钱，领导也敢要。然后他找另外一个关系人，去收礼人家里转一圈，偶然看见这个红木小摆件，表示特别喜欢，要求收礼人以一个昂贵的价格，比如10万元的价格出让，领导如果同意，这个小礼品就被置换成现金了。”　　

“古玩、艺术品不是一般消费品，没有办法像一部手机一样，可以清楚地计算出目前市价，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就算是一个红木小摆件，人家非愿意出10万元买，为啥不可以呢？”浮石认为，比起收取一个本身就价值昂贵的古董来，这种做法更顺理成章，更不容易被揭穿。　　

相对于送真古董的“大进大出”，或者找古玩店、拍卖行来“暗渡陈仓“，“以假乱真”的送礼方式，在层级低一些的官商“勾兑”中似乎采用得更多一些。　　

“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浮石说。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虽然洗钱的链条存在并运行着，真假古玩都可能变现，但从媒体报道中，人们还是常能看到从那些落马官员家中查出古玩和珍贵字画。显然，接受“雅贿”的人并没有把这些真假艺术品都变成一般等价物。　　

苏州画院刚刚爆出的“雅贿门”风波（见本刊总第332期），已部分揭开了著名画家的书画作品成为“高档礼品”的内幕。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趋势。”郭庆祥痛心地说，他亲眼所见，一些较有名气的当代画家，为了满足一些商人买画送礼的目的，成批量地复制自己的作品，“没有任何创造性，就是制造一种商品兼礼品。”　　

而有一些官员则喜欢得到这样的礼品。浮石说，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虚荣心---我有某某知名画家的作品---这种高格调的占有，让他们感到愉快。　　

“雅贿”是门很深的“学问”。浮石说，首先要了解收礼人喜欢什么，是喜欢字画，还是喜欢古玩；是喜欢黄花梨的笔筒，还是喜欢红木的笔架⋯⋯总之，要投其所好。 　　

其次，绝不能送太笨重的物件，要保证双方能够轻松交接。最好是体量不大，价值很大，“低调的奢华”。　　

收礼人的心理很复杂，但古玩字画常常能够满足收礼人的各种需求：精神需要、收藏欲望、保值增值、安全隐蔽⋯⋯古玩，简直是一种天生的官场“玩物”。　　

然而用于“雅贿”的“最佳礼品”真的能够掩人耳目，彻底安全么？浮石的看法是：绝不可能！　　

“‘雅贿’是自欺欺人，拐了一个弯，行贿受贿性质没有任何改变。可能很多人不清楚这些利益链的运作方式，对古董字画的认识存在盲点，但是‘雅贿’的方式只是增加了检察机关调查案件的难度，并不能为行贿受贿方洗净罪名。”　　

赖昌星曾说：“制度条例再好我也不怕，最怕的是领导干部没有爱好。”一语道破天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并不是说官员不能有爱好，如果他走正常的渠道，那他就是一个收藏爱好者，只是这个爱好一旦和权力挂上了沟，‘蛋缝’自然也就被苍蝇盯上了。”浮石说。■　　

谁在消费特殊补品　　

毛小姐把这称为“循环消化”：“送礼，回收，再卖，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就在几个当官的家里转圈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当下官员们最流行的‘养生经’是：早上起床先吃三颗温水泡冬虫夏草，中午两条开水煮辽参，晚上再来碗燕窝。”著名官场小说作家周梅森向本刊记者侃侃而谈他所了解的“官场新潮流”。　　

在“送礼送健康”的口号下，很多高价保健品和珍贵药材似乎是专为“送礼”而存在的。“有些钱能买到，比如冬虫夏草、燕窝鱼翅；有些有钱也难买，比如虎骨熊胆。”周梅森概括，这些补品可以统称为“特需专供”。　　

近年来，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多次“侦查”到全国各地存在着一批类似的“特供补品生产线”。一些国家级保护动物制品被非法生产、地下流转，稀有高价（或无价），是这类补品的共同特点。　　

给官员送礼，要么为升官，要么为发财，越是非法、地下的，越显送礼者“心诚”。“这就催生了一个‘特供’补品市场，官员时兴吃什么，送礼的就送什么，这个市场的起伏，是紧跟官场潮流的。”周梅森说。　　

“循环消化”的虫草 　　

毛小姐，北京一家冬虫夏草公司的员工。她告诉本刊记者：“我们是常年回收虫草、燕窝、海参的专业公司，有一套正规的流程。”　　

“当官的找我们卖虫草燕窝的多了，我们收量大的货，您只卖一盒也不拒绝。”毛小姐介绍了工作流程，“电话接洽，有意向的话我们派人去您家，现场看货定价。”她特别强调的是，“都是一对一交易，单线联系，绝对为您的身份和地址保密，这是职业道德。”　　

毛小姐总结了多年的经验说，回收冬虫夏草，价格最高的是在过节之前，因为收了就很好出手，需求量大，可以卖高价。“过节后就有很多人找我们来卖了，应该就是他们收到的节礼，不过我们收的价格会比较低，因为刚过了送礼高峰嘛，要等下一个高峰来。”　　

除了直接回收，还有二级回收。“我们公司在全北京和100多家烟酒店有合作关系，烟酒店回收的冬虫夏草，都卖给我们。” 　　

不少烟酒店除了收“礼烟”，另一个重要生意就是代收虫草、燕窝、鱼翅等几乎所有的“送礼佳品”。一家烟店老板对本刊记者说：“你给我礼盒装的、散装的，都是一个价，最后我们都是按散装的卖给专门收这些东西的人。”　　

这位老板说，这些人有的是药厂的，有的也是贩子。毛小姐所在的这类大公司不收的，比如虫蛀发霉的虫草，他们全都要。“当然价钱要压低很多，药厂拿回去磨成粉加工一下，做成虫草胶囊。”　　

毛小姐介绍说，除了虫草，现在辽参的销路也很好，“送辽参很时髦，糖泡的每公斤3000元左右。”而燕窝走势不太好，因为“当官的都不怎么相信燕窝是真的了，即使收同仁堂的燕窝，也只每克20元左右。”　　

“其实虫草的价格高，主要是礼品市场的需要，有多少人真的在吃啊。”毛小姐把这称为“循环消化”：“送礼，回收，再卖，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就在几个当官的家里转圈子。”　　

当被问起虎骨和熊胆的回收价格时，毛小姐摇摇头，表示这些不收，基本没有市场。她的意思是，这样“特殊”又“非法”的东西，不能通过买卖来交易，太危险。　　

虎骨、熊胆可以兼得　　

“虎产品买卖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北京资深媒体人曹宝印一直很关注熊、虎制品的交易。　　

广西桂林雄森熊虎山庄就曾因非法生产虎骨酒被动物保护组织盯上。这家山庄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老虎和黑熊科研基地，集科研、旅游、娱乐于一体”。而多处见于网络的山庄介绍中都出现了补骨酒（虎骨酒）、熊胆酒的推介内容。 　　

据动物保护组织调查，山庄投资方旗下企业广西雄森酒业有限公司有3个“规模化”酒窖。 1号酒窖内有几百个1米多高的大酒缸，里面泡着400多副虎骨架。　　

有动物保护组织拍摄下这样的镜头：为了显示这是特供某些领导的珍品，该酒窖负责人拉起其中一个酒缸里的骨架说，“看这个爪，上面的毛都比其他缸里的剃得干净。”　　

在雄森，浸泡虎骨6年的酒出厂价是每瓶680元。据称，在广州、深圳的市场上，6年的酒最低卖1280元，8年的在市场上很少有，就算有一般人也买不起，都是送礼用。　　

与虎骨搭配的，往往是熊胆。　　

家住哈尔滨的小陈，专门从事熊胆制品销售，他所在的企业，据他说“有哈尔滨最大的黑熊养殖基地。如果你不知道我们的熊胆胶囊，你肯定不是哈尔滨人，现在我们这儿非常流行送这个，一些市政府接待，都用我们的熊胆。”　　

他说，东北人都相信，熊胆对于肝病有奇效，“即使没有病，东北人爱喝烈酒，宴席上经常有虎骨酒之类的，酒后吃两粒熊胆胶囊解酒，绝配。”　　

小陈说，市面上能买到的熊胆胶囊，都是黑熊胆汁提取的，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如果你想要整个的熊胆，那得有点特殊渠道，都是特供领导的，没有一定级别你弄不到。”　　

国内的动物保护者们都有这样的共识：没有来自一些地方官员的庇护，非法动物制品生产不可能如此嚣张；而没有来自某些官员的特殊癖好，类似活熊抽取胆汁这样挑战文明底线的事情也不会虽被诟病不已，依然或明或暗地存在。　　

吃的不是补品，是身份　　

虫草、鱼翅、燕窝，“从古至今，中国的上流社会都吃这些养生。这就是有钱有权阶层的标志性高档消费品。”周梅森说。这些东西有无医用效果？科学机构的主流结论是：并无奇效。但它们在礼单上依然很受欢迎。　　

为什么原始人喜欢在胸前佩戴虎爪？为什么过去的贵族喜欢坐在虎皮上?因为迷信这样可以得到老虎的力量。周梅森解释道，这类似于一种原始信仰。而这种原始的因素，在当今的“上流社会”人士心目中，依然很有分量。　　

不过，由于地域和气候的差异，各地的补品偏好也有不同。东北的领导们特别喜欢虎骨酒配熊胆，“南方官员们就不一定认了。”曹保印说，“南方天气燥热，而且不流行喝烈酒，他们比较迷信蛇胆、蛇血制品，认为有败火去湿功效。”　　

“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接受礼物的人不一定真的觉得有那么高的价值，不过只要这个东西难弄又珍贵，就能让消费它的人产生满足感。”周梅森说，“吃这种东西代表了一种身份和生活水平，所以这类珍贵补品才有市场。”　　

什么罪恶，什么流行 　　

上世纪80年代，燕窝几乎是用于送礼的补品类第一选择，“那时燕窝需求量非常大，以至于雨燕都快要灭绝了。”曹保印回忆。　　

因为公认只有雨燕的窝有极高营养价值，为了获得最好的燕窝，生产者就开始大规模捕杀雨燕。“以至于后来都没有真的燕窝了，但是送礼还是需要啊，所以造假就开始了。”各种染了色的“血燕”涌上礼品柜台。渐渐地，燕窝的价值因为假货充斥而大大贬低。“现在还有真燕窝，跟市场上卖的不是一回事，价格极贵，只在非常高端的场所才有。”　　

在燕窝之后独领风骚的，就是“后起新秀”冬虫夏草。　　

但据毛小姐透露，“虫草的价格也是虚高的，过去因为少所以贵，然后大量挖掘，再后来出现了大批假虫草，有的就是用模子压制的染色面粉制品，遭遇假货冲击，虫草价格很不稳定。”　　

虎制品情况更为“惨烈”。在网上搜索，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虎骨、虎肉、虎牙、虎鞭、甚至虎尿都在出售，“就像象牙一样，一旦形成贸易，必然带来大规模捕杀。”曹保印说。　　

在不久前有关《反虐待动物法》的国际研讨会上，一位学者担忧地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一些官员和富人中，以能吃到老虎肉、用虎骨酒而互相炫耀。”　　

学者认为，规模性圈养老虎，然后再向市场输送老虎相关产品，这个行业会对野生老虎的数量带来灾难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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