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我历文革（三）
1970年4月24日，我们初二年级段正在本县学大寨先进单位——位于海拔四百多米的四明山区某生产大队参观学习和劳动，晚上抬头遥望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天上缓缓地飞过，大队的广播喇叭里传出来《东方红》的乐曲声，顿时间我们欢呼雀跃，兴奋不已，高呼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响亮的口号声冲破夜空，回荡在群山峻岭之间。卫星的上天，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鼓舞，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回过头来想想，改开中的某些人说什么“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和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绝不是文革的成果”，其实是多么地缺乏说服力和幼稚可笑；试问，哪是谁的功劳呢？难道是走资派的功劳不成？历史已经自豪地记下了这堂堂正正的一笔，是任何人都抹不去的一笔。
同年的八月，恢复了高中的招生，当时叫高中试点班，全县共招五个班计三百名新生，本镇分配到二十个名额，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学校在距本镇十六公里外的D镇，那是一所N地区内颇具名望的重点高中，向来以师资力量雄厚、教育质量高而著称，我的二兄曾就读于该校。两个班级各有六十名学生，当然那时不叫“班”而称作“排”，我被分在“二排”。（但我们仍习惯性地喜欢叫班级）课程的设置与初中时差不多，只是多了一门英语科。高中的学习自然比初中紧张了许多，晚上是有两小时自修课的，平日里的考试也不少，考得好的学生的试卷会被贴在走廊里，供大家阅览。实事求是一点地说，老师讲课前的“文革化”仪式还是存在的，一般是“万寿无疆”加“永远健康”（到1971年 9月某日起，此句取消了，原因大家都知道），在英语课里用英语讲。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教我们英语课的老师（一个宁波人）有一次向我们解释英语的“万寿无疆”，他说，“A long long live是指一个很长很长的生命，所以A long long live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万寿无疆了”。我们的班主任是浙江某县人，毕业于上海某名牌高校，由于家庭成分较高，故他在上课时格外的谦虚谨慎；他教的是数学，每每在黑板上徒手画好一个圆弧后，总要反复地说，“对不起，同学们，画得不够好，没有用圆规，草图”，引得我们直想笑。但他的自身水平与教育水平毕竟是高的，以前他一直是高三毕业班的数学教师。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个鲁迅先生的崇拜者，写过不少相关的文章，后又出了书。他自身的水平没得说，最大的缺憾是他上课时语言的表达能力不太强，被我们称为“说大大不如写”的老师。而教我们历史的易老师就不同了，他是北方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在课堂上讲起课来，总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把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与宫廷争斗乃至相互残杀的事例讲得生动有趣入木三分，因而上课的时间也仿佛过得特别的快。他也曾是我二兄的班主任。
除了正常的文化课学习，我们还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其主要形式是去邻近的农村演出文艺节目，一般演出一次需要两个小时左右。我们两个班级有着两个文艺宣传队，各自都能演出整台的小戏等节目，例如，反映农村公与私矛盾斗争的《半篮花生》（越剧）等，还学演京剧样板戏，如《红灯记》，《沙家浜》等，另外有朗诵，三句半，群口词，小组表演唱和独唱，器乐合奏和独奏等等。演出确实是很辛苦的，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则是更辛苦，文宣队的成员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但我们的劲头仍然十足，偶尔遇到停电的夜晚，我们也照常摸黑进行排练，我所付出的个人精力更多一些，因为我是文艺委员兼文宣队长，有时候还要教大伙儿唱歌、学普通话，虽然我的普通话也很蹩脚，是不合格的“地方普通话”。如果用现时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我们充其量只是一群活脱脱的大傻子，“年轻的极左分子”。
说话之间来到了1971年9月的下旬，一天傍晚，班主任神秘兮兮地对我们几个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啊，‘老二’也会出问题，想不到啊！”。我们当时是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但几天后终于真相大白了，林彪一伙因猖狂出逃摔死在异国的沙漠上。于是，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活动高潮在全校迅即掀起，对林彪这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们表示了极大的痛恨。政治课老师又在这个时候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谈古论今，有针对性地剖析了林彪这个隐藏在毛主席身旁的小人的阴毒心理，同时也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了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要三不要”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有着更深刻的指导意义与现实意义，一经与这个光辉指示背道而驰，中国就必定滑入修正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原有的灿烂光辉，无论谁贴上去“特色”的标签，终究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意无意的背叛，终归是不得人心的行为举止。
短短两年制的高中学习阶段，对我人生的启迪是不可言喻的，虽然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一件值得夸耀的事例，但却使我始终坚守着做人的道德底线。不损公利己，不损人利己，做到了这两点，即使上不了光荣榜，也不能算是一个坏人了。
两年的高中生涯，是艰苦朴素的代名词，我们来自四方八面，每逢“大礼拜”（休息一天半）回家和返校，十有八九靠的是“11”号“车”，阳历的六月已经是骄阳似火，回家时是面向西下的太阳，汗流浃背；返校时背部被太阳晒得火辣辣地灼疼，吃晚饭时依旧嚼着霉干菜觉得香甜可口。同学们亲如兄弟姐妹，学习和生活上互帮互助，思想上相互鼓励和促进，像是在一个真正的大家庭里面。在与老师们的关系上，我们既批判师道尊严，又十分地尊重老师，没有一个同学直呼过老师“臭老九”。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992年7月时逢高中毕业二十周年，由我们当时的班长等同学发起，组织了一次本班全体同学的聚会，请来了班主任等七位老师到场，宴席过后合影留念。我因当时正在病中，没有去参加聚会，几天后班长他们一行七人来到了我的家中探望，带来了老师们的问候、同学们的关切，并将一本影集和同学们的合影照片赠送于我，此物也已成为我的最珍贵的藏品之一。——听了我的这一番叙说，你还坚持认为当年的“红卫兵”是一群蛮不讲理、只知道“造反”的“愤青”吗？同为从文革走过来的人们，只要你不抱有任何的偏见，只要你肯舍弃个人的恩怨，自然就能成为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只有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才会正视历史，理解文革。否则，即便你在今天得势受宠，哪一天一旦从空中摔下来，将会更惨。
难忘的岁月——我历文革（四）
度过了毕业后的两年，我进入本镇中心小学工作，是农村义务教育“两条腿走路”的其中一条“腿”——民办教师职业。全校教师队伍里有近半数的民办教师，工作时间最长的已超过了二十年，其中还有几名代课教师。就这样公立教师、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组成了一支合唱式的教师队伍，教育和管理着十四个班级的六百多名学生。
这里是我接受启蒙教育的母校，校舍是当年本镇第一大地主的宅院，总计占地有将近四千平方米，房屋建筑虽为木结构，但仍不失气派与坚固；其本身就是当时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极好教材。当然我作为民师再次踏入校门时，已经物是人非，感到既十分地熟悉又非常地陌生。那时学校里有“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组”，专事师生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文化科目的教育管理仍有校长、教导负责。这就是后来有人所说的“外行领导内行”，但我以为是说得不够确切的，“贫管小组”从来都不插手文化教育管理工作，对学生们唯一的“上课”，就是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讲述其在旧社会所受的压迫、剥削，继而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和新社会的无比美好，仅此而已。
那时候学校对学生们的德、智、体、劳四方面的教育抓得很紧，并且坚定地贯策执行着“五七指示”，指示的精神之一是“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仅举劳动一例。我们每一个班级都有三只以上的长毛兔饲养，笼舍在学校专门建造的饲养屋内，卖兔毛所得的钱用作班会费。另，每年的上半年都会去田地里捡麦穗，下半年都会去摘棉花，捡稻穗。学校里还有一支年级段文艺宣传队，闻名于全县各学校，而指导的老师就是班主任们，那个辛苦是可想而知的；若放到现在来看待，真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然而那时的教师就是这么的忘我，不身临其境，当然谁都不会相信。
学校里的政治学习抓得非常的紧，这一周进行本校的学习，下一周就是全镇性的集中学习，学习的内容有毛主席指示，中央的红头文件，加上全国性党报的社论以及一些重要文章；有时还要到县城里去开会学习听报告。高频率的学习讨论自然会引起心里的厌烦，但又谁也不敢胡言乱语，一不小心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就能诠释当今的人们为何对政治学习深感厌恶，却又不懂得真正的政治理论，成为恍恍惚惚地活在世界上的人的成因。我也如此，等到迫切需要理论支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毛主席的著作读得实在太少，原有的四卷《毛选》也找不到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的教导太正确太深刻了。记得大概是在全国四届人大召开以后几个月，我刚进校门不久，大家都在悄悄地议论周总理的身体问题，尽管是小道消息，但总归是无风不起浪；当时有一句话传得特别带劲，说毛主席说了，“这棵大树（指周总理）不能倒”。毛主席到底说没说过此话，谁也无法考证，但周总理对于当年中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实，那个时候周总理已经病得很不轻了，在无奈之下，毛主席解放了“二号”，这就为次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埋下了伏笔。走资派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修”与“资”，不懂真马列，偏爱猫和鼠，自以为比毛主席更高明，最后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把中国引上了奔赴腐朽资本主义的道路。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毛主席生前领导的最后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其浪潮也波及到了学校里，每一个班级都召开批判会，我是班主任，批判会发言之前早在黑板上写下了一排粉笔大字：批判XXX，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批我的当年的学生，今天已经是年富力强的社会中坚，他（她）们在干些什么，对其中多数的人不了解，毕竟这群人当年还只是孩子，长大后都各奔东西了。
1976年注定是中国的大恸之年，可以用“泪飞顿作倾盆雨”来形容。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举国哀悼，人民哀伤，京城十里长街两旁的无数群众送别敬爱的周总理；7月6日朱德委员长随周总理而去，中国又倒下一棵参天大树；9月9日毛主席竟也撒手人寰，顿时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哭声一片，黑纱汇成了哀浪，花圈聚成了海洋，真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萦绕在我们的心间；不要说咱中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在整个世界上，毛主席的逝世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联合国即刻下半旗致哀了。我们学校也在大礼堂里搭起了灵堂，最最沉痛地哀悼毛主席逝世。
毛主席的逝世，宣告了毛泽东时代的（基本）结束，后毛泽东时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当时我们只知道有华国锋同志接班，红色江山肯定还是稳固的，我们都十分相信文件里传达下来的毛主席的话：“你办事，我放心”。
就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10月间传来了王张江姚“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谁能在今日里说，毛主席逝世后中国没有了“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了呢？揭批“四人帮”不就是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吗？
文革已与我们渐行渐远，红太阳却仍升起在人们的心头，千秋功过谁评说？不是靠几个人的信口齿黄，也不是靠一两纸什么文件；人民，只有人民心里的那杆秤最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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