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产意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87 年 8月 初稿
1988 年 5月 修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逐步深化。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是这一深化认识的阶段性总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多年来使我们感到困惑的一些问题可由这一科学论断中得到解答。
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极大的优越性。由于建国以来出现的几次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不仅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也对社会主义蒙上阴影，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能够充分发挥。特别使人遗憾的是我们又一次错过了六十--七十年代世界技术革命为我国提供的机会，使我们与发达国家正在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人们不会忘记，十八世纪末业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把握着技术经济起飞的机会，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而清朝末期的一些维新志士奋起变法却遭到失败，错过了一次大好时机。如果说这前一次错过机会是由于封建势力的扼杀，那么这后一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坐失良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这种原因对今后还会不会继续起作用? 我们的失误不能归结为那一个人，更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提高全民族对这种根源的认识，进而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对于今后少犯或不再反复重犯已经花了学费的错误，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 社会历史阶段不能超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需建立高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本质上是封建主义社会跳过资本主义阶段，一下子跃进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多年来传统的看法。近年来我国理论界提出共产主义分三个阶段，第一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或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是完备的社会主义阶段，第三是共产主义阶段，明确指出由于我国的现实条件很自然地需要一个由资本主义到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就是说我国正处在一个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时期，只不过这个过渡时期很长罢了。
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提法是值得探讨的。封建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隔着一个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是不可超越的。那么我国是否还要补资本主义制度的课呢?当然不是。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阶段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过去形成了一种概念，好像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要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要么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把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看成同一的东西。实际上从封建社会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完备的社会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历史阶段按各国历史条件可以由资本主义制度来完成，也可以由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与传统观念下的社会主义不同，传统认为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脱胎而来，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则由封建社会脱胎而来，它是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一种社会形态，面临着资本主义要解决的同一任务，只不过由不同的阶级领导，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而已。
回顾一下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是很有意义的。中国革命怎么走法? 一种是二次革命论，即先由资产阶级领导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发展资本主义后再由无产阶级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是不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毕其功于一役，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对了这两种错误论点，创造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能超越，又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在这个伟大理论指导下，中国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革命和建设怎样进行仍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先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之后再实行社会主义。这是二次革命论在新时期的翻版。这种看法在一九五六年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被克服了。另一看法是超越社会历史阶段的理论。这是"毕其功于一役"在新时期的体现。这种超越社会阶段的左倾观点从一九五八年以后愈演越烈，其造成的损失不亚于王明的教条主义 。既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由不同的阶级领导，以新旧民主主义两种方式完成同一种任务。那么在革命胜利后也就有可能由不同阶级领导用不同的社会制来完成同一种任务。这种任务就是用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去战胜以小生产意识为核心的封建思想体系及其经济基础。不断扩大生产社会化的范围，以便迅速发展生产力。为说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研究我国社会的历史特点。
二 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
中国是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的国家。在以个体农业经济为主的小生产经济基础上形成了高度完备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多次出现了高度统一的封建大帝国。
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始终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大地主们往往把土地租给佃农。小手工业也多半是分散的个体经济。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多半为统治阶级的享受而生产。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因此几千年来在我国形成了一家一户自我封闭的生产习惯。以土地为枢纽，以家庭为单位形成一整套宗法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家有家长，国有国君，地方有民之父母官。农民的希望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自然力使他们的理想不断破灭。土地不断集中，大批农民破产。他们总是向往一个好皇帝，或者有一个为民作主的好官。均贫富对农民是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农民总是希望均得一块土地，互不相扰，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宁静生活。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和自然力量一次一次地把他们抛向绝境。他们反对阶级剥削和压迫，又羡慕那些小康人家。一方面向往对地主们来一次均贫富的变革，又力图使自已爬上中产地位，发个小财。不但不希望同那些比自已更贫困的人们均贫富，而且有机会也想捞一把。这是小生产意识的一个显着特点。政治意识随地位变迁，平民百姓则幻想青天，凡事忍让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就烧杀造反，进入官场就想事事专权；经济上乐道自我封闭的桃花园；分配上对上要求均分平摊，对下则要求比别人多拿多占；心理上极其脆弱，穷困时失望悲观，富裕后就要摆阔显富，挥霍、妄自尊大极力表现；思想方法上是实用主义的单纯顾眼前。这是在小生产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阶级统治逐步把自发产生的小生产意识条理化。以忠(君)孝(父)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人身依附等都是为保护小生产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重农轻商，闭关锁国都是用来压迫商品经济，以便扼杀任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均贫富思想尽管可以用来号召打击封建剥削，但它是为保护小生产经济基础服务的。农民起义总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不会成为资本主义的产婆。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变革，总是在新经济制度萌芽时期孕育出一批思想家文艺家为之鸣锣开道。先秦诸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大发展吹起了号角，封建时代我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欧洲文艺复兴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产物，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能设想在文化领域里死气沉沉，却能在经济领域里突飞猛进。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禁固新思想维护封建经济基础方面的能量比欧洲要大得多。他们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文化禁固，科举收买等等，把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中出现的任何一点朦胧意识都加以扼杀。中国既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又是封建主义的大本营。在维护小生产经济基础的一整套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统治力量及小生产意识的习惯力量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的历史任务
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碎封建统治的政权以后，并不意味着反封建任务的结束。利用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小生产经济及其思想意识逐步解体的过程。扎根在小生产土壤中的意识形态对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必然要进行顽强的反抗。粉碎这种反抗的锐利武器是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利用价值规律使小生产者一一破产，把他们无情地抛向无产阶级队伍。资本主义在发展初期是极其残酷的。小生产者在向生产社会化的转化过程中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总和还要多。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家长的权威受到挑战，改变了家庭成员对家长的依附地位。资本主义不但改造了小生产经济基础，也改造了小生产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变化总是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并力图维护原有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维护小生产经济的一切企图都被价值规律无情地粉碎了。专业化分工，同步化协作，标准化生产席卷大地。生产社会化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发展，既使到了八十年代的今天仍然奔流向前。专业化协作要取代封闭的全能式生产。这种趋势早已打破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生产社会化为新技术的采用打开广阔的天地。以新技术发展为核心的生产力和以生产社会化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是互为促进的。没有生产社会化就没有现代化。这两大潮流是任何力量也挡不住的。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所面临的重要历史任务。我国在取得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面临着向马克思阐明的那种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这个过渡是由封建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开始，同资本主义面临的任务一样，也要进行生产社会化，发展生产力。就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面临着这两大任务。以小生产意识为核心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是不能发展生产力的。为扩大并加速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克服小生产意识的阻挠与反抗，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我国的社会主义就其利用商品经济和面临的任务来说与资本主义是相同的。所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由封建社会结束后起步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一种社会。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我们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社会。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初期是一匹脱缰野马，横冲直闯，给劳动人民造成极大痛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有缰野马。缰绳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既要利用其强大动力，拉着社会主义经济迅跑，又要限制其对人民的践踏。对于那些抱着小生产习惯不放，感受到价值规律对其旧习惯的威胁而牢骚满腹者则是好事。就是要用价值规律逼迫其放弃小生产意识，如大锅饭，慢节奏等等。因为共产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不能为照顾小生产习惯和情绪而放弃历史责任。党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加速生产社会化提高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综上所述，我国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是一个短暂现象，而是与资本主义平行并面临同一任务的整个历史时代。我们的社会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把我们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社会同发展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在相比就会在很多方面说不通。把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资本主义最初百年情况相比才能说明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国在三十多年走完了资本主义初期上百年的路程。
四 小生产意识在解放后的若干表现
全国解放后所出现的失误和某些弊端都与小生产意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诚然，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仅仅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改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了使我们付出巨大代价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这三十多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深刻的。为甚么会走这样大的弯路? 这不能单纯由某些个人的素质中去找。它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的。这种根源正是几千年形成的小生产意识形态。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分析了发生左倾教条主义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以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形式出现，给革命带来极大损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下大力气用马列主义教育全党，写下了《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千古不朽的光辉文献，使党在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汪洋大海中保持清醒头脑，因而领导革命走向胜利。解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小生产意识急剧膨胀。甚至连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被这种思想意识所烟没。小生产意识在解放后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主要表现是政治上的家长制，经济上的自我封闭，分配中对上要求平均，对下要求特殊，人材上的私有制，思想方法上的实用主义。
(一) 政治经济方面的表现 我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壮烈的农民革命战争。在胜利之前，他们生气勃勃，所向无敌；胜利后逐渐脱离群众，慢慢地走向反面。这是小生产意识导致的规律。这种规律给李自成、 洪秀全等英雄人物造成惨痛的失败。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本质上的区别。无产阶级领袖比农民领袖要高明千百万倍。解放前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警惕糖弹的警告，胜利后把延安精神带进城市，谦虚谨慎，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各条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革命队伍中伴随着胜利逐步滋长了骄敖情绪和家长制作风，干群关系逐步紧张。中央曾多次发起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是加速生产社会化的进程，而是不自觉地用小生产意识管理经济，力图把企业办成家长制的自我封闭系统。中央曾多次反对大而全小而全，结果是越反越烈。在我国不是社会办企业和一切事业，而是企事业单位都办成一个个的小社会，到处都有无形的城堡，严重阻挠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大量浪费人力和物力。由于解放初期西方对我国的封锁，造成我国的关闭状态。在小生产意识的作用下，不但形成了闭关锁国，而且进一步闭关锁省，闭关锁厂，暗中滋长着一种割据思想。在政治上表现为对上只要民主，对下只要集中，集一言堂和分散主义于一身。因此家长制与无政府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
经济上的自我封闭思想是经济上宏观失控的原因之一。一些企业，特别是人财物占绝对优势的庞大的重工业企业集团力图向全能式企业方向发展，总想"万事不求人"。不管多贵重的设备，既使一年只用一次也要买一台。原材料紧张就想自建原材料基地。企业或地区都力图自成体系。为此挖空心思地组织能人日夜论证，去挖取国家有限的一点投资。这是基本战线投资总也压不下来，教育和科技经费总也提不上去的根本原因。据介绍基本战线投资有百分之四十转化为消费基金。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也就是说每投入一百万元于基建以前，应先用四十万元去发展消费品生产，否则，必然导致大发展大收缩的循环之中。经济好转就盲目大上，市场供应紧张又赶快收缩大下，造成极大浪费。一九五八年盲目发展与以后的几次循环都与自我封闭意识力图发展全能式企业的思想有关。因此小生产意识是几次宏观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分配上的表现 平均主义是小生产意识的核心部分。在平均主义思想支配下，使本来就很复杂执行就很困难的分配问题及其相应政策偏离社会主义轨道。不能起到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要想解决大锅饭问题，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什么是按劳分配? 劳是指劳动强度，流汗多少，时间长短还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不同时间生产的等量产品在市场上只能卖一样的价钱。如果把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作为尺度，那只能是鼓厉落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提高生产力以改善人们生活的需要。社会的每一种分工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谈不上谁养活谁的问题。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一样都是创造世界的劳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别。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忽视了必要的分工与区别，并认为旧社会的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工资偏高，笨重体力劳动者工资偏低。解放后纠正了"赚钱不费力，费力不赚钱"的现象。而发给一些老知识分子以较高的工资只是一种赎买，进而实行一种倒卦的工资政策，使赚钱与费的力气相适应。这完全体现了小生产意识的平均主义要求。
衡量劳动的尺度是劳动的数量与质量。这一点在实际贯彻中很难掌握。社会分工越细，自动化程度越高，各分工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就更加难以衡量。由于劳动尺度难以解决，必然给分配带来困难，因此权力和其它因素在分配中就会起特殊作用，产生了各种不正之风以及人身依附等众所周知的弊端。小生产意识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要求只是一个方面。对上要求平均，对下则强调特殊。没有衡量尺度，就给按权力大小拉开档次留有漏洞，并称之为"按劳分配"。这与对上只要民主，对下只要集中是一致的。这种分配上的弊端与力图把企业办成家长制的自我封闭系统有密切关系。
按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分配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有可能。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必须注意技术进步，用各种措施留住和吸引那些能为其创造价值的能工巧匠，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市场竞争压力是促进分配趋向合理实行真正按劳分配的重要因素，也是解决分配中不正之风的前提。
在考核劳动特别是那些难以计量的劳动的方法上应采取多项目多频次多人员的考核办法。就像体操项目用几个评判员按评判规则多项目打分那样。几年甚至十几年评一次工资，下达一个百分比指标，这种简单办法弊病极多。既使领导个个都是大公无私的人也难以搞好。
平均主义不但表现在分配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在平均主义思想影响下，认为知识是资产阶级的最后资本，文化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最后领地。因而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带有改造资产阶级性质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六二年以后实行按机械政治条件招收和保送大学生，把参加劳动看成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武器，进而又把重体力劳动作为洗刷灵魂的唯一手段，使大批有才华的人们在流大汗中度过了宝贵的年华。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灭差别。除了使人们感到"大家都一样"这种平均主义的心理满足以外，最后得到的是生产停滞，共同贫困。
(三) 人员的单位私有制问题 在逐步形成自我封闭系统的过程中，除设备等物质手段积压浪费以外，人员单位私有所造成的浪费比物质的浪费更大。一些大企业人才积压现象极其严重。近几年来对人才流动的讨论几起几落，始终未能解决。有些人一听到人才流动就神经紧张，因为人员归单位所有是保持自我封闭系统的一个重要条件。有的担心人员流动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会乱套。这种顾虑是多余的。人员流动只是把"放出闸门"改为"流入闸门"，也就是把卡住不放的权力换成择优进入的权力。同时还要遵守一系列政策与法令，(如城市户口政策等)。没有人员流动就不会形成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商品经济是不完整的。在现有情况下一些人很容易地流向较好的部门和岗位，这些人的为所欲为是以大多数人不能流动为前提的。人员流动一旦放开，则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就会逐步瓦解。
(四) 思想方法上的实用主义表现 小生产意识在思想方法上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主义。在企业中表现为重生产轻科研，重产品成果轻基础工作，重实践轻理论总结。多年来一些企业领导人总是企图不干基础技术工作就生产高级产品，总是要求技术人员立竿见影地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实用主义形成与多年反教条主义有关。在中国革命史上吃了教条主义的亏，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实用主义乘机兴起，"有用的就得马上见效，否则就是无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往往把理论当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排斥。这种思想方法与文化上的平均主义贬低知识分子作用是相吻合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是经常被引用的名言。知识分子在总结工人运动创建马列主义再向工人传播中有一种桥梁作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作用似乎已经消失。在一些文艺作品中，知识分子不是反革命也是保守分子，必须击一猛掌才能前进一步。被毛泽东同志肯定的电影《创业》的确是反应了石油工人所建立的伟大功绩，然而知识分子确被描写成保守分子，看不到以李四光同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寻找大庆油田中的理论指导作用。实用主义在教育方面是片面地强调直观教学，否定逻辑推理。入门向导是要解决的，但入门以后就要抓住实质。一切科学的抽象更正确地反映着自然。用图纸与工件就是相似形这个比喻很好，但不能否定给相似形所下的定义。有的电影甚至把讲解牛顿三定律的教学讽刺为不受工农欢迎的教条。这种否定理论的实用主义是我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五 历史的悲剧
我国的失误特别是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除认识根源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它是小生产意识形态在新形势下顽强表现的结果。解放后小生产意识在其发展过程中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主观急躁的特点，也就是企图以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急速推进经济建设，因而不能不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按经济规律搞建设的思想与按小生产意识改造社会的企图这两种思想矛盾一直存在，并进行了多次较量。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做的一系列论述集中地代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声音。五七年反冒进，六零年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五六年党号招向科学进军，六二年周总理陈毅等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方面的讲话，六五年宣布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等等都反应了广大人民群众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强烈愿望，因而取得了巨大效果。两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以某人为代表的路线斗争，因为社会主义怎么搞法，大家都在摸索。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两种思想都会有所反映，都可能有过正确意见或错误主张。就是毛泽东同志本人也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论述。正如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毛泽东同志也纠正了如共产风浮挎风等一系列左的东西。但是他始终没有跳出小生产意识的烟云雾海，未能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壁后吸取教训。五七年刚刚纠正了五六年国民经济冒进失调之后就批评这次纠正是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随后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并把五七年称之为右倾顽症造成的马鞍形。六二年后在八字方针指引下纠正了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国民经济刚刚好转，又提出了阶级斗争口号，把三年调整中一些行之有效的作法都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他没有通过这次大曲折找到正确道路，反而总结出一套需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后称之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左的理论。他没有看到经济好转是因为执行了符合当时情况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结果，而是归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经过逐步推进发展，终于形成了一整套左的理论体系，并导致文革悲剧的发生。
毛泽东同志对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看得是那样清楚，把辩证法运用得是那样高超，为什么到了五六十年代他自已也发生类似的失误呢? 这自然有他个人因素在起作用，因为三次左倾时期他处于受压地位，而六十年代他长期处于掌权地位，旁观者清，当事者迷。但这些只能是次要因素。左的理论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意识力量以及当时发生的各种国际事件相互促进，推波逐澜，如美国一再扬言要用和平演变之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苏共二十大、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等因素促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警惕，而平均主义的小生产意识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社会主义怎么搞法，怎样发展生产，怎样走向共产主义只有一些轮扩认识，谁也说不清楚。马列经典著作中关于逐步消灭差别的这一远景性论述在平均主义思想支配下误解为近期任务。没有认识到商品经济价值法则在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虽然也提到商品经济，那只是一般为了独立核算而进行的没有价值法则和竞争机制的交换。虽然也提到多劳多得，但始终把缩小差别实际是拉平放在首位。既然排除了利润原则竞争机制等推动生产的商品经济手段，那就顺理成章地要把政治和阶级斗争作为发展生产的唯一动力了。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强调价值规律就是在为少数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主意。他认为我党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不多，马列主义精髓是工农大众的立场和感情。那些强调经济规律的专家及其支持者的无产阶级立场是有问题的。只有不断缩小差别才是为广大工农着想。毛泽东同志根据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对供给制感情极深。他认为军衔和技术职称也是不平等的标志。没有军衔我们照样打败五星上将。他把平均主义思想意识当作工农大众的社会主义愿望加以坚持，把能促进生产发展符合经济规律的政策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他强调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实质上是小生产意识的平均主义要求与推进生产社会化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之间的斗争。
两种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与中苏论战绞在一起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为改善经济和人民生活违背了苏联模式去探索发展商品经济的路子。苏联虽然一直否定商品经济，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却遵守了价值法则，没有对知识分子实行过左的政策。这些都被我们看成扩大差别产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修正主义因素。在平均主义情绪支配下，形成了下述基本观念: 由于资产阶级影响，扩大差别就会两极分化，产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理论是为这个阶层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支持这些理论家的则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在国内事件的发展中使这一观念更加深化。三年调整后，党内产生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愿望。他没有把这种愿望看成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力量，而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党内寻找代理人的潜在因素。把纠正左倾错误的可能性看作是修正主义有上台的危险。六十年代全世界在科技方面正是大酝酿大创造大发展的一次很难得的机会，毛泽东同志却误认为全世界各阶级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全世界都黑了，只有高举马列大旗的中国和西方明灯在为反修而战斗。他以极其刚毅的性格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原则性，为此不惜采取违心措施，因此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作法。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个人崇拜。他向党提议并规定了禁止歌功颂德给领袖祝寿等一系列措施。但是他为保住左的路线，一方面表现出对崇拜的讨嫌之情，又说个人崇拜总要有一点。他对江青林彪是不放心的。但是为保住左的路线，他不得不临时藉助于这些人的力量。
文革革悲剧是毛泽东的一次失误，也就是说文革的发展严重背离了他的初衷和目标。毛泽东同志的失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失误。就是在他坚持文靳一些作法的时候，他始终认为这是为捍卫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他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的失误与他的功绩相比只是第二位的。每当想起我国苦难的历史就会联想到毛泽东同志的功勋。百年来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无情宰割，国耻累累，江山破碎。而多少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总是在内外交困中血泪沾襟，饮恨而亡，始终找不到出路。就是在找到马列主义建立了共产党之后，又遭受多次失败，几乎走向悬崖绝路，正是毛泽东同志胸怀大局，以其超人的智慧，异乎寻常的忍耐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领导中国人民创过了激流险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大声音划破长空，使全世界所有倍受屈辱的炎黄子孙为之饱含热泪。毛泽东同志是我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是自孔子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光芒将永远照耀我国千秋万代。我们以不平静的心情来分析毛泽东同志的失误的社会根源，目的在于吸取教训，使这种历史性悲剧不再重演，以便继承毛泽东同志开拓的革命事业。
六 难忘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害。人们一提起文革就深恶痛绝。但文革是发生在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广大疆土上的，世界瞩目的，空前绝后的重大事件。我们不能简单地忘掉它，而应看成我国付出巨大代价的属于全人类的一笔财富，对其应进行广泛研究。对文革中的一切资料都不应一炬了之，而要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进行生动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使人民群众认识到什么是自已的根本利益。
文革要打击的对象是什么? 一般认为是干部和知识分子。这只是表面现象在文革中受打击的并不都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有的工人其家庭社会关系本人历史按当时的政治标准是很红的。本应是依靠的基本群众。由于他在技术方面刻苦钻研，比周围人高出一筹，在只专不红的帽子下受到批判。一些戏曲界人士在旧社会受了很多苦，没念过几天书，根本够不上知识分子，由于多年艰苦奋斗演戏出了名，也当作反动权威进行批斗。如果她们半路由于倒嗓子而成为跑龙套的，则她们必是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基本群众。受打击的原因是因为她们冒了尖，，把文化大革命搞成发泄平均主义心理的一场掐尖运动。受打击的几乎都是各个领域中冒尖的人。所有冒尖的人都被看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或藐视群众有权威思想。掐尖并不会给群众带来任何实际利益。人的能力有大小，前进速度必然有先有后，少数人走在前边，所谓行行出状元是符合辩证法的普遍规律的。没有少数人的突破就不会有整体的前进。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批能工巧将，技术专家，洞察纵深的理论家思想家和各种精英人物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冒尖对人民大众来说是一种福音。而掐尖运动是窒息民族灵魂的民族自杀运动。破除文化的平均主义心理，走出小生产意识的狭小天地是文革应吸取的教训之一。
文化大革命的动力是什么? 使一些局外人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几亿人能一呼万应，并形成全国规模的运动呢? 的确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不同程度自觉自愿地参加了这次运动。小生产意识的平均主义思想情绪是这次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毛泽东同志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是人民心目中的大救星。毛泽东同志给资本主义复辟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又经过几年的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教育，使人们对于因差别而产生两极分化，并退到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这一前景感到恐惧。这就把平均主义情绪推向高峰，致使对供给制更加怀念，对任何差别都忿忿不平并引起仇视，因而激起一股狂热的力量。由平均主义情绪激发起来的文革运动给人民群众带来的不是什么实际利益，而是一场灾难。平均主义对人民群众来说是饮鸩止渴。发展生产才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平均主义是不能发展生产的。在大锅饭的年代里，广大农民那有什么生产积极性。一个劳动日年终结算才一、二角钱，有的要倒找钱才能领回三百几十斤口粮。同地主搞平均是革命的。同那些能工巧将，技术专家等冒尖人物搞平均则是一种社会倒退。多劳必须多得，不破除平均主义只能是共同贫困。回忆对比不能保证人们永远安于贫困状态。何况那些有点权力的人在高喊平均主义的同时还搞一些特殊，致使干群关系紧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只能大体上共同富裕，限制两极分化。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时富裕。要求同时富裕只是平均主义的幻想。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情绪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是文革给我们的又一个教训。
有的认为文革是一次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实行商品经济，产生差别容易使公仆蜕化，要按巴黎公社原则才可以防止官僚主义。实际上官僚主义与商品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却是小生产意识的一种表现。不负责任，玩乎职守是小生产的懒散习气。利用职权搞特殊也是小生产意识的劣迹。用平均主义反官僚主义无异于以毒攻毒。只有在商品经济的竞争环境中，优胜劣汰，再加上思想教育，才能提高办事效率，使克服官僚主义成为可能。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对付官僚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革命时期群众运动可在短时间内造成热潮，用以催毁反革命力量，以便破坏旧世界。在建设时期以不遵守法律的群众运动去对付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造成冤假错案。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是两回事。依靠群众智慧和力量，按科学规律，根据法律搞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是必须遵守的原则。群众运动往往被小生产意识的狂热所左右，由此可看出建设时期搞群众运动只能造成破坏是文革的又一个教训。
文革在我国发生不是偶然的。小生产意识在革命年代给我国造成巨大损失。解放后没有利用价值规律加速生产社会化，从体制上为小生产意识提供了积聚力量的温床。文革是小生产意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一次集中反抗。既便不出现文革，也会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产社会化的洪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文革的发生只不过是小生产意识的回光反照。
小生产意识是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深层的意识心态，他是生产社会化的无形阻力，是我们一切失误的总根源，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包袱。在革命时期造成三次左倾错误。由遵义会议开始转机，到党的七大形成了正确的革命路线。解放后经过几次失误，特别是文革悲剧，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转机，到党的十三大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生产社会化对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我们坚信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一定会克服小生产意识种种阻力，甩掉精神枷索，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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