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黄埔军校旧址，记住一个日本人的名字——梅屋庄吉。黄埔军校展览区涉及的名字数千吧，我却格外郑重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名字。
事实上，我在感慨人与人之间那种奇妙的超离某种现实的感应。两个人，隔了天地海洋，隔了语言、习俗，在那个历史节点之前，他们像两粒毫不相干的尘埃，各自飘悠在这个地球的两处，如无某个机缘，他们永远就是两条笔直的平行线，虽然后世的漫画天才几米让平行线也相交了，但谁都知道那是语言之秀，或者说是一种噱头效应，真正的平行线，哪能相交呢。
必须有冥冥中的一只手，让至少其中的一条产生位移，他们才有相交的可能。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应该说，他们同时都在位移，这个世界上，许多人越移越远，而孙、梅二人，却在香港移到了一起。
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
差点错过梅屋庄吉这个名字，因为从展馆出来险些就直接到码头上船了，而这幢写着“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的桔红色楼房，眼看就走了过去。直到置身其间，才知这里展出的是孙中山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梅屋庄吉。
他们的友谊令我沉思久久。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相识是在孙起事之前，他从欧洲回香港为革命募捐购买兵器的款项，经人介绍认识了梅屋。其实，这大概与孙中山一生中相识的无数人并无二异，那时他已经游历甚广，美国、东南亚、欧洲、日本，所以这个普通的日本人到底与孙之间有着怎样的前世约定，“专程”从新加坡来香港赴孙之约。
的确是“专程”的。梅屋当时在日本破产，跑到新加坡学习摄影，学成后来到香港开了一家照相馆以此生计。无论如何，梅屋算是一个生意人，生意则一切趋利，而孙中山呢，是一个革命家，思维方式正与梅屋相反。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成就了两个毫不相干的男人，他们一见如故，观念、抱负、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以及人生理想惊人的一致，肯定也谈到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我个人臆想），这一切竟也一拍即合，相见恨晚的投契，听说孙要起义，仅仅一面之缘的梅屋，就像自己是起义军一员，血液随之沸腾起来，拍着胸膛立誓：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这一“君若举兵……”，从此无休矣！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梅屋事业的出发点再也不仅仅停留在这之前的生计，他也逐利，却在糊口之余，有了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目标：资助孙文的革命事业。即使在他生意受挫穷困潦倒，即使在他被日本和清朝官府因支持孙中山而四处流浪的时候，也不曾动摇。他对孙中山的支持不仅仅限于他个人，结婚后他的妻子、女儿，以及他的日本朋友，都成为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一个特殊而强大的统一战线，虽然，这团体还限于民间，并受到政府的围追堵截，他对孙中山的一片情谊却从未间断，且与日加深。
当我在广州的长岛看到这幢房子，看到这个名字，最初的时候是抱一丝怀疑的。出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对日本这个民族的个人认识，我在隐隐怀疑梅屋的动机，对他与孙之间友谊的无私与纯洁打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号，甚至怀疑梅屋背后的某些政治团体的目的与企图，尽管展览资料足够详尽，足以说明他们这份友谊的坚固与纯度，可是内心深处那一丝丝不为人知的阴影，总是让我以一种不甚明朗的目光去回望历史上的这一段。
可是，历史是怎样明鉴着心心相印的两个异邦男人！他们没有签订合作的“合同”，没有计算“投入产出”，没有如《无间道》里的权变谲诡，信仰，只是信仰，使得他们的“结合”超越了骨肉之亲。后来，梅屋甚至举全家之力，动员在日的所有社会关系，为孙中山讨袁建立飞行学校，这应该是中国的第一批飞行员，虽后遭不测，但其影响是巨大的，航校的一切费用均由梅屋负担。武昌起义时，梅屋还自费在日本组织医疗队，派出摄影师，跟踪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据说，现在保存的武昌起义的镜头都是梅屋所派人员拍摄的，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的许多革命活动多以失败告终，而这也注定了他的四海流亡，在商界颠沛流离的梅屋一直目不转睛地关注着孙中山的足迹，他总是邀请流氓异邦的孙到日本避难，为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提供资金、人员和场地。
而这一切，孙中山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总理，且只有一年的时间，应该大多时间是战火和逃亡，与这样一个人走近，梅屋为什么？
——看，又不可免俗地绕了回去。我是说，梅屋放弃了自己的优裕生活，默默地支持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异国人，并且，自己的国家正对朋友所在的那个国度磨刀嚯嚯，两个国家的官方追究自己已经不止一次。孙中山去世后，日本加紧了侵华活动，由于梅屋的亲孙乃至亲华，日本政府多次找他“麻烦”，他不但毫不隐晦，且对政府严辞批评，希望他们对中国友好，这样的言行无疑给他自己招致杀身大祸，日本政府将他投入监狱，受尽折磨，却不改初衷。
孙中山去世时，对于梅屋的表情，历史上的记录用的是“如丧考妣”，痛哭失声，在书房静坐几日不出。他率亲人到中国吊唁，募资为孙中山铸造了四尊铜像，在黄埔军校高高的阅兵台上矗立着一尊，其他三尊分别在南京中山陵、中山大学、中山市孙的家乡。
我拍下了一张梅屋的照片，那是一张黑白底色，时间久远了的黄旧。照片上的梅屋身着日本和服，蓄着日本男人普遍的八字胡，虽额头有着明显的“美人尖”，但眼睛不大，鼻梁也不挺括，整个人看上去毫无特色。
我又端详着孙中山用得最多的那张伟人像，暗自揣度着这两个共临东海的男人，是什么让他们的友谊牢不可破？要知道，他们跨了国度，种族，信仰相异就完全可能了。可是恰恰他们被共同的信仰牢牢粘合，梅屋虽作为一个小商人，却有着对崇高理想的不懈追随，这大概就是世界大同、人类终极美好未来的愿景，这使得孙中山身上迸发一种力量，感染着他，使他折服，所以他无怨无悔心胸坦荡。我想，无论如何，这理想是崇高的，属一种高情感，挣脱了人类自身的低级需求，超越了利益及目的性的人性桎梏，于是，他们的友谊像就高纯度的金子，煜煜闪光。
孙中山曾在梅屋庄吉的和服短外褂内里挥毫写下“贤母”二字，梅屋本为男人，这里“贤母”何意？原是孙中山将自己喻为革命之父，而无私扶助自己的梅屋则为革命之母，以此情结赞颂梅屋庄吉不求任何回报地支援中国革命，像贤母一样悉心照料自己。
男人之间，特别两个异国的男人之间，缔结这样的友谊，不存一丝杂质，真正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计算得失，不拖泥带水，披肝沥胆，百折不挠，这样的友谊，真个的，干净，痛快。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梅屋除在财政上坚定不移地支持孙中山，同时还成就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一段佳缘。
孙中山在他28岁的时候，第一次在宋家见到襁褓中的宋庆龄，他大概不会料到，20年后，那个婴儿会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宋庆龄从美国女子学校学成时，才21岁，她到日本看望父母时，第一次（如果算上襁褓中的相见则应算第二次）见到孙中山，其时的现实版本是，身为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大姐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其父宋嘉树让她接替了大姐成为孙中山英文秘书。其时，孙中山49岁。
男女之情的产生真的不在年龄，而关乎时间。两个本相安无事的男女，朝夕相处日久，会产生什么，不知有几种答案。但现实留给世人的，只有一种。
即使长得再“安全”的女人，对方可否抵挡“日久生情”呢。何况，花样年华的宋家二小姐的相貌已经公认的“极不安全”，一个花容月貌才情过人，一个叱咤政界风流持重，爱情的产生，谁还去顾忌年龄。
爱情这男女间的特有之物，大概是这世间威力最强大的，核弹又算得了什么。想想他们相爱一百年后的“82、28”，他们足以慰藉了。
顾忌年龄的，绝无当事人，只有父母和至亲。
曾经与自己同事并为其秘书的宋嘉树怎忍就这样做了岳父，他们的拼死反对绝不意外。由于女儿的坚决，他们将女儿“囚禁”，却囚不住一颗早已飞远的芳心，宋庆龄在侍女帮助下“跳窗逃走”，不惜断绝父女关系。
这一边，孙中山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年龄是写在身上、脸上的，而关键是他在广东老家还有发妻和成年的儿子……孙中山的态度与宋庆龄在冥冥中如此合拍：我一定要和宋庆龄结婚！
孙中山成功与发妻卢氏解除婚约。愤怒的宋嘉树夫妇一路追到日本，对着他们的婚房大喊：拐走我女儿的总理，你出来……
此时，梅屋又成为了他的坚强后盾，梅屋夫妇不但成为他们的月老，还为他们精心准备了婚房，做了他们的证婚人。在这对日后成为国父、国母的特殊婚礼上，还进行了另一个别开生面的仪式：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结为义兄弟，宋庆龄与梅屋夫人也结为义姐妹，相约同生死、共患难。
历史的烟云远去了。
相
这世间，相遇，是一件多么珍稀而美好的事情——相遇并不珍稀，相遇后的故事才珍稀。
因为并非所有的相遇都能成长，保持原型的、过往已云淡风清的相遇，就不那么容易被记住了。
如果以性别论，这世间也只有三种相遇：男人之间、男女之间、女人之间。
男人之间，如钟期、伯牙，如范氏、张劭，如孙文、梅屋……哦，如果他们没有相遇，每个人的生命肯定应有着另外的轨迹，即，因为相遇，他们的人生巨变，甚至以死相许。他们彼此为另一半，似乎此生只为此次相遇，一次足以。
我想，他们相遇之前，肯定有着一种旷世的孤独，却并不自知，只是有种冥冥中的寻觅，至于到底寻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甚清晰，只是隐隐的缺憾、不足，偶尔的面窗而立，只是沉默，并未感到了孤独。
可是，相遇，提醒了这孤独，心底大呼：原来，你最懂我！
他也是。
这种相遇别再以能量相喻吧，因为从此世界翻江倒海，电光石火，你想，连生命都可以交付，什么威力呀当量呀显然已经没了任何重量，鸿毛不及。
当然，我相信能够这样相遇的男人也是需要造化的，并非人人都如此幸运。看似偶然，实则人格、理想、愿望等的高密度积聚，这样的男人大多处于某种个性与品行的塔尖，其高度决定了其作为如化学分子的特有惰性，纷扰的人群中并非随便一个就可以与之化合，正因为与生俱来的追寻以及日后修为的深厚积淀，他们一旦相遇，才强烈反应，同时吞吐天地，孤绝而悲壮。
我曾因这样的相遇慨极而泣，那是初读高山流水的时候，那时年轻，总觉得他们那种金兰之契只存于男女之间，生死缠绵的爱情看得多了，对这男人之间的“立尽天涯”和“此曲终兮”怀有一丝丝不信任，是岁月，让我读懂了那种前世的“懂”，他只为他生。他亦然。
感谢男人之间的这种友谊！使我始终相信人间恒久的那么一点点真纯，这样的好处是使自己不至深陷世故泥沼，保持一种对生命的动力与信心。
至于男女之间，这几个字本身就明灭着一种暧昧。男女相遇，并制造出故事，本身比男人之间的相遇容易得多。荷尔蒙的原因使得地球上这对冤家极易化合。其实，有时，男女相遇，或者因相遇而相悦，并不是一件多么可耻的事情，上帝造人分为雌雄本应就是为这相悦而来，男儿雄壮女子娇娆，本身这是这个乏味的世界多么亮眼的一抹，所以，我一直看好并祝福所有相遇并相悦的男女，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男女之间“真正的友谊”之说。男女之间，从相处，到相知，到相爱，本是非常自然的流程，非要此地无银地标榜自己的柳下惠和鲁南子，自己心虚，恐怕别人也看着别扭。看看申雪赵宏博，看看孙中山宋庆龄，看看所有的Office恋情，这么一对黄金搭档不生情难道要生出恨的么。
当然，美好的事情并非无疆界，爱情本身美好，却不能生在真空，往往向俗世里一扔，就显了原型，于是男女相遇虽易却麻烦、复杂得多，惟其复杂，才更需智慧。只有那些真正智慧的“拎得清”的男女，才懂得让自己适时止步，或许停留在彼此欣赏的阶段，要比莽撞地陷落更能为一份情愫保鲜，当残局不可收拾或“十年后再无拥抱理由”的时候，再回头已经不及。
这并非说明我反对那些为爱飞蛾扑火者，为一件爱情殉情于天地，无论如何算得壮举，这样的刚烈绝决勇武并非人人皆具，况且，这世间能有一件值得自己托付生命的事情，至少说明此人正是多么的热爱生活，无论世俗眼里多么不值，自己认为值，这一世就没白来。
女人之间，所谓的闺蜜，死党，我想，她们之间的友谊应比男人之间来得易且快，因为她们之间友谊的产生并非一定要像男人那样经过石油煤炭般的经久酝酿，她们之间的友谊也并非要修炼到男人之间那么崇高伟大才发生，共同认同的色彩、口味，一件饰品，一次逛街，都可以促成她们之间的友谊。当然，女人之间也可以高尚的，那就必须到思想层面，思想的同道同样催生女人间牢固而高尚的友谊，只是，千万别让她们成为情敌，否则，她们的友谊顷刻坍塌。
历史，永远是被政治和文学PS过的。作为国父国母，为了年轻貌美的宋家二小姐而抛弃原配就不能以“道德”说事，也不能将从发妻那里拉到自己身边的国母斥为“第三者”，因为，这在平民野夫那里一概斥为大逆不道的忤叛行为，在国父国母这里当然就是大义凛然的革命行动。
原来，历史只记得那些该记住的，也许只有透过或繁华或冷寂的存在，才惊觉，我们看到的那些晶莹珠玉，大多是被政治过滤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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