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相似悲剧居然在同一地轮回。四年前，拆迁者把被拆迁者打死；四年后，被拆迁者将拆迁者杀死。
中国内地公开报道显示，在拆迁中因保护私有财产而引发的伤害，不断地制造出激荡：去年成都拆迁户自焚事件，今年3月武汉七旬老妇阻止拆迁遭活埋……它们极大地牵动着公众神经。
今年全国“两会”，“暴力拆迁”已成十大关注之一，《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改工作被纳入官方议程，国家对野蛮拆迁正考虑制裁。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因暴力拆迁引发的极端案例仍然在延续。
“4·8”命案
行凶者杨义手里紧紧拽着一把剔骨刀，被刺七刀的王广良据说刚被提拔为高湾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广良被刺了七刀。当天平均气温1℃，刀锋穿透厚厚的外套，直抵胸腹部等要害。王捂住胸口被送出工厂，倒在一片乱草地的血泊中，再也没能醒来。
行凶者杨义被一根木棒击中后匍匐在地，手里紧紧拽着凶器———一把剔骨刀。2月20日，春节前，黎明特钢厂的工人们还用这把刀杀过一只兔子，吃了一顿新年大餐。
剔骨刀被杨义从车间的工具箱取出，以及之前杨义从工厂后门的突然闯入，这些都出乎拆迁队员的意料。此前十几分钟，这家计划于当日强制拆除的工厂已完成清场，厂里仅有的7人被悉数架出，或塞进面包车带走。
拆迁队员正等现场指挥王广良的一声令下，用开来的铲车完成他们的任务，却看到工厂后面车间突然窜出一人，拎着刀直奔王广良而来。
在抚顺市高湾区，王广良身兼多重职务，开发区建委主任，也是高湾种畜农场副场长，常年参与指挥当地拆迁，据说刚被提拔为区管委会副主任。目击者称，持刀者杨义显然认识带头的王广良。
杨指名道姓喊：“王广良，你过来我跟你谈！”当时王站在工厂院内一座地秤旁，周围是簇拥的拆迁队员，工厂大门的外围，是闻讯赶来被大批执法者拦堵在外的居民。上午的气温很低，附近屋顶还积着前一日下的雪。
围观者看到，院里发生了一阵激烈的争执和拉扯，随后王广良被队员护出厂外，仰面躺在大门右侧一片枯草地上，没有动弹。一名身穿白大褂、背药箱的医生对他实施了现场抢救，医生的话后来被群众转述，“他都这样了，我抢救不了。”约10分钟后，王被送往附近抚顺市第二医院。
多位目击者称，拆迁队和铲车开来时，随行带了一辆救护车。并由此猜测在执行这次强拆任务前，拆迁方已经为可能发生的状况做了医疗准备。
当天下午四点多，凶手杨义被刑警重新押回工厂，指认现场。表弟杨洋看到，杨义上身只剩一件很薄的衬衣，满脸伤痕，秃脑壳上肿起的大包格外醒目。
属虎的杨义36岁，今年刚好是本命年。
暴力清场
“我哥看到他的弟弟被人打，肯定一时冲动，到工具箱取了那把刀。”杨义的弟弟杨勇说
杨义出现前，杨义的弟弟杨勇曾被殴打。
4月10日，在抚顺市第二医院，记者见到躺在病床上的杨勇。32岁的杨勇也是黎明特钢厂的法人代表。
伤者脸上留着结痂的伤痕，左眼圈浮肿，可见大块紫色淤青。床头卡片“诊断”一栏填写着：多发外伤。
杨勇回忆，4月8日上午约8点半，他和妻子王艳秋、岳父王洪涛在工厂一间宿舍，他躺在床上看书，岳父在电脑上打麻将，妻子在接一个客户的电话。
门被突然打开，闯进一二十个身穿黑色制服、头戴白钢盔的人，领头的手拿一把大铁锤，进来就说“都给我出去”。王洪涛刚问一句“你们是什么人”，“哪那么多话”，就被其中一人一脚踹在床上。
杨勇站起来反抗，被几个人摁在床上一顿暴打。随后三人分别被四五个人架着胳膊从房间拖出，推过车间，架到停放在工厂外的几辆面包车上，“车顶带警灯，上面有‘警察’两个字。”
杨勇被架出时光着脚，他要求穿上鞋再走，未被允许。“胳膊架着，头摁着，跟押犯人似的。”王艳秋当时这样感觉。到外面她才看到，来了七八十人，车停满外面的道路，还开来一辆大铲车。此前，在车间干活的另4名工人已被相继架出。
王洪涛当天是恰巧到厂来探望女儿女婿的，五六个人把他往车上塞，王不从，被摁在车厢板拳打脚踢。一旁见岳父挨打的杨勇边喊“你们都是强盗啊”，边欲冲过来，被七八个人摁在地上用脚踩，随后被硬抬上另一辆车开走。
杨勇说，在车上，四个人对着他的脑袋、前胸轮番打了十多分钟。杨说有能耐就把我打死，对方说打死也是白打。十多分钟后司机接到一个电话，“让开回去”。车回到工厂，杨勇下车吐了一摊血。这时大批警察已在厂外拉起警戒线，工人对杨勇说，你哥出事了，把他们的人给捅了。
杨勇说，杨义不住厂里，住在紧挨工厂一栋楼房的五楼，从阳台望下看，就是工厂的厂房和大院。他分析，他和岳父在楼下被打的时候，动静很大，杨义在楼上不可能没看到，“我哥看到他的弟弟被人打，肯定一时冲动，从五楼跑下来，从工厂的后门进去，到工具箱取了那把刀。”
被塞进另一辆车带走的王艳秋，在车上听到其中一人给领导打电话，说三个人已经抓齐了，那边可以动手了。王艳秋理解“动手”的意思，就是指那边可以拆了。“他们目标是我们三人，两男一女，可能误把我父亲当成了杨义，没想到杨义当时并不在厂里。”
征地波折
对家中二老的去世，杨勇夫妻坚持认为，是因为拆迁的事“着急上火”患上的病
黎明特钢厂的征地纠纷，可谓一波三折。
据介绍，早在10多年前，高湾种畜农场高阳分场将辖下约8亩地承包给分场职工杨振祥，即杨义和杨勇兄弟俩的父亲。随后杨振祥在这块地上建起个人独资的黎明特钢厂，杨为法人代表，规模最大时，厂房、办公室等建筑面积达2000多平米。
2006年，高湾经济区开始棚户区改造，特钢厂被列入拆迁范围内。而此前，杨振祥与分场的协议租期已满，分场领导找到身为分场职工、党员的杨振祥，要他配合拆迁。
拆迁补偿费41.6万元，这个价码让杨家无法接受。拥有20多工人的黎明特钢厂，每年光缴税就近40万元。但据官方介绍，2006年8月9日，杨振祥与高阳分场签过一份抚顺黎明特钢厂固定资产及承包费用分割清算协议，约定黎明特钢厂相关拆迁补偿事宜全权由高阳分场负责。
到2007年，特钢厂已大部分拆迁，被拆迁地面盖起了金地家园商品楼小区，而厂区2000多平米的建筑面积也仅剩下五六百平米。彼时经双方协商，对黎明特钢厂的下一步搬迁采取了折衷的过渡办法：由高阳分场出资，在高湾区的小泗水建一处千余平米的新厂房，租给杨家继续办厂，待建成后特钢厂迁移。新厂房高阳分场投资据称60多万元，而杨家也自称投入了50多万元。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7年1月，杨振祥老伴患子宫癌去世，6个月后杨振祥也因肝癌撒手人寰。对二老的去世，杨勇和王艳秋坚持认为，是因为拆迁的事“着急上火”患上的病。
拆迁事宜一度搁置。在建中的小泗水新厂也面临搁浅，杨家说他们曾接到分场电话，说分场没钱往里投了，有能力你们自己投。而有消息称，小泗水新厂房那块地很快也将面临拆迁。“搬过去还得拆，还得补偿，所以他们就不建了。”
杨家在沉默中继续待在原厂，直至今年3月11日，高阳分场向法人代表杨勇送达了一份强制拆迁通知，该通知要求，“根据地区规划要求，现通知你于接到本通知三日内，自行迁出你方物品。逾期，我方将视为你放弃物品的权利并依法强制予以拆除。”通知落款日期为“3月9日”。
“说是40多万元的补偿款，我们并没拿到一分钱，而且之前我们曾问过爸，我爸说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强拆通知送达后，王艳秋显得并不服。而除了送来这份通知，近一个月的时间，也没有人来上门交涉。以为仍然会相安无事的杨家，却在4月8日上午，被突然闯入的大批执法者用武力驱出工厂。
“4·7”强迁
与杨勇同楼层的一个病房，被拆迁户张兴奎见到记者，第一句话是“我怕让人打死，我不敢说。”
如今，杨家兄弟一个被拘，一个躺在病床。但在抚顺市第二医院，记者采访发现，高湾区因暴力拆迁而躺进医院的并非只有杨勇。医务人员向记者透露，一个星期以来，已有4人被送进了同一家医院。
与杨勇同楼层的一个病房，被拆迁户张兴奎正躺在床上输液，其脑部、小腿可见多处挫伤，医生诊断为“轻微脑震荡”。见到记者，张的第一句话是：“我怕让人打死，我不敢说。”
仅仅在黎明特钢厂“4·8”杀人事件前一天，张兴奎的木器厂被强行拆除。位于高湾敬老院旁的木器厂，离黎明特钢厂不到4公里。
张兴奎说，他家木器厂占地120平米，是父亲张福刚于1999年向高湾农场大泗水分场承包，合同租期30年，2029年才到期。动迁期间，大泗水分场一位领导很直白地跟张福刚说，我就给你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再给点钱，你就得走。
“没有任何书面通知，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张兴奎说，4月7日上午8点多，木器厂开来七八十人的拆迁队伍，带来了推土机和铲车。
拆迁队一进厂，将大门卸掉，将院墙推平。张兴奎躲在屋里，拿一个数码相机偷拍，被执法队员发现后，砸碎玻璃破窗而入。其中三人张兴奎认识，是高湾管委会拆迁办的，其他人员则身穿制服。
张福刚被用脚踹出房，随后老伴关娅媛也被拉出。张兴奎不愿出去，一个队员冲他吼“你不出去干死你”，一脚把他踹倒在地，然后五六个人拿砖头和木棒对他一阵打，张感觉脑袋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随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医生回忆张兴奎被送来医院时的情形，“脑袋肿着，太阳穴肿着，没被打死算不错了。”
母亲关娅媛在拉扯中，被人一拳打中太阳穴，也躺进了医院。关说，三人被赶出后，推土机和铲车就开了进来，直接把房子推得溜平。家具被砸得稀巴烂，连放在厂里的7万多元现金都没来得及往外拿。
“这不是拆迁，纯粹就是黑社会！”躺在床上的张兴奎说。让他痛心的还有，他们家一条小狗在拆迁中也被埋进了瓦砾。
母亲关娅媛描述这条小狗，“红毛黑嘴，耳朵尖是黑的，可喜欢了。”张兴奎说，小狗名叫“娃娃”，被张家养了9年。
“8·13”轮回
4年前李玉亮被打死的地方，与这次“4·8”事件的黎明特钢厂仅隔一条马路，两起事件主角还是曾经的邻居
杨义的“4·8”血案，隐藏着一个轮回式的巧合。在抚顺高湾区的街头巷议中，四年前的“8·13”命案被一再提及。
“8·13”，在当地已是一句口头禅。人们会有名有姓地告诉你，2006年8月13日，被拆迁户李春文的儿子、24岁的李玉亮被一群逼迁者活活打死。
巧的是，四年前李玉亮被打死的地方，距这次“4·8”杀人事件的黎明特钢厂仅隔一条马路，两起事件主角的李家和杨家还是曾经的邻居。
见到记者的李春文，也惊诧于这种巧合，“四年前，是我家儿子被拆迁的人打死，四年后，他家儿子又把拆迁的人杀死。”
时间回溯到四年前。李春文说，那时，他们所住的地方还叫高湾村，都是民房和大棚，2006年7月，高湾区发文件，以棚户区改造之名对高湾村105户居民组织动迁，“当时给我们补偿是1100元一平方米，现在这块地上建起的挪威森林小区、金地家园，最便宜的也要2800、3000元一平方米。”
四年前的通知发出后，高湾村村民嫌补偿低，没人愿意搬。随后一个月，“天天有光膀子，脖上挂粗链子，身上‘刺龙刺凤’的人来骚扰，砸玻璃，打人”，到8月上旬，已有部分村民迁走，还剩下五六十户“钉子户”。
2006年8月13日晚上六七点钟，天刚下过小雨，李春文和弟弟李春才等吃完饭在外面打扑克，远处过来20多个人，有的手拿棒槌，有的手拿警棍，奔他们而来。
李春文等赶紧往家里躲，走到大门口，一伙人已冲到跟前，拿棍棒一顿猛打。这时李春文的儿子李玉亮从房里闻讯跑出，被一根带铁箍的木棒击中后脑勺，当场昏倒在地，事后被送到医院不治身亡。
这天的暴力袭击共造成李家一死七伤，李玉亮的母亲高美荣身受重伤，全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叔叔李春才后脑勺也被木棍击中，到医院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送到医院不省人事，打了一个星期点滴，一个多月后才醒来，在医院住了九个月。除李家外，还有多位邻居受伤，李家后院70多岁的刘先甲也被掴了几巴掌。
李玉亮的死在高湾区传开，迅速激起民愤。为此，抚顺市委市府几套班子曾连夜赶到高湾，才及时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2006年9月4日，《抚顺晚报》发表题为《表达诉求必须合理合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称“一个时期以来，我市连续发生诸如封堵铁路，冲击党政机关，以及群体违规越级上访等恶性事件，不仅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而且危害了社会稳定”。
李玉亮的死，最终以150万元的补偿私了。“我是被逼在协议上签字的，这150万元还包括房子的拆迁补偿，还有精神损失费，都在里面。他们说，就给你这些钱，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私了吧还能得点钱，不私了连钱都得不了。”李春文说。
李玉亮是家中独子，一米七八个头，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在学校曾多次获得赛跑冠军。出事前，他正跟谈了5年对象的女友准备于当年国庆节结婚“就差一个多月”。
今年清明节，李玉亮生前女友还买了一束花到墓前看他。如今，她已嫁做他人妇。
4年来，李春文一直想为儿子要个说法，却是枉然。“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谁是背后的凶手，凶手到底有没有被绳之以法，这些我至今都不知道。”
“替罪羊”
600多群众联名要求保杀人凶手杨义的性命；一位管委会人士认为王广良只是“替罪羊”
王广良被刺当天，据说有老百姓当街放起了鞭炮。这件事很快广泛传开，并成为街头巷尾凡提“4·8”杀人事件，人们用以诠释老百姓对此事态度的佐证。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条鲜活人命的陨落，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没有了对生命的关怀，竟变成一种奔走相告的欢呼。
也有人在传播这条消息时特别加上一个说明，放鞭炮并非针对个人，而是表明当地明火执仗的暴力拆迁太不得民心。
与之相映衬的是，连日来，在抚顺市高湾区，百姓已公开签署联名信，要求保杀人凶手杨义的性命。截至4月11日，记者拿到的联名信已签名、摁手印的群众达600多人。
“执法者不执法，杀人者不偿命。”一位签上自己姓名的群众同时在联名信上留下这句话。
据了解，杀人者杨义事后已被刑事拘留，关押在抚顺市第一看守所。4月9日，王艳秋和一位姑姑曾去看守所，给他送了两件衬衣和500元钱，但没见到杨义本人。
对“4·8”杀人事件，官方目前保持着沉默。昨天上午，高湾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一位负责对外宣传的李姓部长，拒绝了记者核实有关细节的要求。他称，此事公安机关尚在调查，官方会在适当时机向社会发布信息。而抚顺市公安局宣传处一位女士表示，领导正在开会，截至发稿时，其所提供的领导办公电话仍无人接听。
被刺者王广良据说被提为高湾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才几天，事发时还在公示期内。这一信息，官方亦未给予正面回应。管委会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王广良的任职公示原本贴在管委会一楼大厅的立柱上，事发后就不见了。
一位管委会人士评价：王广良死得很冤，只是个“替罪羊”和牺牲品。
在辽宁版图上，高湾经济区位于抚顺和省城沈阳之间，是“沈抚同城”的接合地带。全区总面积50平方公里，人口仅3万。
时光倒回10年，身为国有农场的高湾还十分潦倒和沉寂。2001年农场负债1.5亿元，5000多职工绝大部分下岗失业、生活困难。
从2002年起，高湾开始了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仅3年时间就开发建设了6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住宅，财政收入也以年均13.8%的速度递增。不足3万人的小小高湾，投资密度和经济规模甚至超过一些中等规模的县区。
卖地经济的增长模式，在高湾百姓眼中，改变最大的还是农场和司职其中的公务员，“原来穷得丁当响，如今一个公务员都有好几套房子，就连在农场做饭的年终奖都有一万多元。”一位熟知内情的当地群众说。
到2006年实施棚户区改造，更大规模的拆迁如火如荼。2007年3月24日，高湾区管委会发表《致高湾居民的公开信》，第九条称，“凡涉及到拆迁的居民，要积极配合拆迁工作，做到通情达理，按时拆迁。对无理取闹、不听劝告、野蛮阻拦拆迁的住户，管委会将依照法律程序予以强制拆除，由此造成的损失全部由该住户承担。”
强硬的政令之下，因拆迁引发的民怨四处蔓延。连日来记者多次收到当地居民投诉，所述问题无一不与暴力拆迁有关。73岁的尤素华至今仍拎着一大堆复印材料，为7年前的一起强制拆迁案奔走呼告。
2003年，尤家四口人也是被拆迁队员强行从家中拖出，她的外孙、16岁的张林书包被压进废墟，因捡书包与拆迁人员发生冲突，遭到暴打后，却以“暴力殴打警察、妨碍执行公务”被行政拘留10日。受刺激的母亲刘桂玲被医院诊断为精神异常。
四人所居67.7平米的三间平房，以每平米430元的价格补偿了两万多元。被赶出家园的前几年，一家四口到处借宿，后来终于买了一套差不多同样大小的房，却花了6万多元。
“大部分都是借的，7年了，不怕你笑话，我们就跟个讨饭的似的，现在终于有住的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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