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改革”的善与恶
转帖者按：
这个题目是我加的，主题文章的题目是《雪珥答记者问》。如果不改题目，恐怕无法突出文章主旨，也难于吸引眼球。嘿嘿……
这篇《雪珥答记者问》并不是全文，我转贴的时候删去了最后一部分，因为那部分无助于我发帖的主旨，而且会把讨论引向其他方向。
雪珥的见解是从他对晚清历史的研究中得来的，但是对当今的现实非常有意义。
“改革”，左派也在喊，右派也在喊，甚至一些目的不怎么纯正的人也在喊。
无论哪一派，希望“改革”的想法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各个派别改革的目的、改革的手段、改革的结果将会产生巨大的区别。
怎样区分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改革，以及为了满足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改革，以及好事之徒（这些人通常狂妄自大，却又十分无能）无聊的瞎折腾，是每个人迟早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认为，雪珥的观点可以为大家提供有益的参考。
（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改革”问题，至于其中的历史问题，大家如有不同意见，请另外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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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答记者问实录
根据录音整理，未删节
雪珥答记者问1:慈禧是历史的替罪羊
雪珥答记者问实录（1）
根据录音整理，未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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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为何总会成为历史的替罪羊
【记者】：对于慈禧，之前看到的历史材料说法是比较统一的，好像就是这一个女人毁了整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
【雪珥】：在中国，找替罪羊一直是一种政治传统，特别是一个国家灭了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女人特别容易成为替罪羊。五代的时候，宋把四川的后唐给灭了，他就说花蕊夫人——就是皇帝最宠爱的一个妃子，说她是罪魁祸首。花蕊夫人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她就写了一首诗，“君王城头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前面都投降了，妾在深宫怎么知道呢？十四万人的军队都投降了，难道他们都是女的吗？所以我觉得中国传统上就有这么一种习俗。
慈禧的抹黑其实开端于康梁。因为康梁，特别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没有他自己所吹嘘的那么重要，他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是被他自己所神化了的。为了伪造和突出他多么的受光绪皇帝的重用，多么的发挥作用，甚至最后清廷追杀他，于是他就人为地把慈禧和光绪皇帝分为两条政治路线，这样他就能把自己依附于光绪皇帝的那条政治路线。其实是他能够在海外生存、发展的一种生存技巧、生存伎俩。严肃的史学已经基本上认定了这是假的材料。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必须把伪造的靶子对准慈禧太后，把一方妖魔化，把另外一方天使化。这几乎是政治抹黑宣传的一种操盘的技巧。所以他们就把慈禧的故事写的很坏，你看他们把慈禧的故事写得跟武则天差不多，他的那种灵感都来自于武则天小说的描述，写她很荒淫啊，很残暴啊，很擅权啊，甚至不惜对自己的儿子下手啊，武则天在历史上小说化的描写一直是这样。我对唐代的历史没研究，我相信是夸大的，是为了满足一些士大夫们，自己不能安邦定国，但国家乱了，可以用来顶替他们的责任；又能满足他们很下贱的一种见不得人的下半身欲望，政治上的抹黑也参杂了春宫文学的手法。
康梁的抹黑在海外不是有很大市场，到了1910年，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叫普兰德的，他和一个叫巴克斯的人，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慈禧外记》，也叫《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这本书里面，大量使用了假材料，塑造了一个荒淫的、残暴的的慈禧的形象，宣称自己拿到了第一手的材料，迎合了西方大众的口味，这本书很畅销。这本书被作为西方研究中国的一本很重要的参考书，后来又出口转内销回来。我们现在辗转引用的有关慈禧和光绪的材料，都是从这本书来的，可能有人是从一些笔记引用的，但这些也是从这本书摘抄的。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推理，我在书中也提到，慈禧再喜欢权力，她也只是一个太后，他不是女皇。太后是什么？皇帝的妈。你儿子都不是皇帝了，她怎么当太后？有说义和团那段时间慈禧想把光绪废掉，那真是胡扯淡。在那段时间有可能继承皇位的皇族们有可能废除光绪帝，但慈禧太后是最没有动机去这么做的。又说同治皇帝死后，选光绪而不选其他溥字辈的人，是因为她想做太后而不想做太皇太后。因为太皇太后中间有一个太后，她没什么权力。这个也是胡扯。太皇太后专权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在清朝就是有先例的，比如孝庄太后，她是康熙皇帝的奶奶，她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帝国的最高领导核心。
我们全盘接受的这些东西中，我们却没有去好好地思考一下，后世的国民党党史专家，他为了宣传的需要，就接受并放大了这些黑幕文学，当成信史来研究，以便证明他是伟大光明政权。我认为中国近代史上这种抹黑文学，就开始于康梁。那么随着后来政权的更迭和军阀混战，这种趋势就愈演愈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期接受的慈禧太后的形象，全部来源于康梁的抹黑宣传以及西方记者们为了销量为了猎奇编造的小说。（未完待续）
雪珥答记者问2:政治抹黑是反对派的操盘手法
雪珥答记者问实录（2）
根据录音整理，未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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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抹黑是反对派的操盘手法
【记者】：那您有没有统计过康梁的这种抹黑宣传给他自己带来了什么好处？
【雪珥】：在康梁海外流亡的时候，日本的和英国的外交官都向本国政府报告：这两个人是没有用的。英国的报告更加指出康有为没有他自己宣传的那样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那么大，没有那么接近权力的最高层，他其实是一个利用改革谋取利益，科举也考不上，这样一种很失意的人，某种程度上他和洪秀全是一类人。
这样一类人他们就觉得先留着吧，没准哪天对中国还有用。康有为后来在巴西，保皇党内部拨给他的资金就是10万美金，这是一笔巨款。美国在此之前收购阿拉斯加，是用了72万美金。他的这10万美金在今天相当于至少100多万。他拿着这笔巨款过着很奢华的生活，包括养二奶，做生意，雇佣私人军队。逃出去的时候是两袖清风，回来的时候可以再杭州买下一大片庄园，这笔钱从哪来？
【记者】：那这笔钱当时为什么能给他呢？让他去干什么？
【雪珥】：西方政府给他的资助并不多，只是生活的基础。他的这些钱来自于海外华侨的资助。
国民党后来老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其实是一部分，海外华侨中也有保皇党，因此也可以说是反革命之母。华侨他也是一个人群，有不同政治信仰、政治追求，也有人没有政治信仰，它就相当于是买原始股，孙中山康有为都发行过债券，就是等我掌权了，你们就都有钱了。再加上他们都动用了黑帮势力，很多人缴款都是相当于保护费。康有为就认为很多华侨回国投资，就是等于背叛他的事业，会对你实行人身镇压。同盟会革命党也是这样，动用了青红帮等等帮会去控制这帮华侨，其实是种地下经济税收状态。在西方政府所忽视的少数人地区，他利用这种地下经济税收来积累资金。康有为的口号是勤王，捍卫光绪皇帝，孙文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都是如此。
【记者】：现在存不存在类似康梁的人？
【雪珥】：中国人的政治投机在西方是比较有名的。中国历来内部斗争的失利者，这些人跑到外国去，往往反戈一击，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表示认可西方所有理念，为什么没能执行呢，是因为那些和他敌对的人，是某某邪恶小集团。他认为自己曾经所犯下的一下暴行，都是无奈的。他们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天使。他们把自己打扮成被迫害者，以获得西方的帮助，比如获得绿卡，他们实际上并不符合移民的条件，但他们的理由是政治避难，伪造成是现政权的受害者，装得自己很可怜。
【记者】：那这帮人的效果怎么样呢？
【雪珥】：我觉得一开始效果很好吧，所以才会这么多人去这么做。我个人就知道不少，我认识的在澳洲搞移民的官员，都说中国人的东西不能信，都说自己怎么在中国受迫害，十有八九不是那么回事。中国人爱走捷径爱投机，没有底限，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康梁算是一个先驱吧。往远了说，伍子胥也是一个，带着敌人的军队，把自己的祖国给灭了。西方人对这种行为大多不怎么认可。英日给予康有为资助，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棋子，也只是一个棋子，你想让别人真正尊重你，那是不可能的。（未完待续）
雪珥答记者问3:当代80后比晚清80后更为进步
雪珥答记者问实录（3）
根据录音整理，未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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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80后比晚清80后更为进步
【记者】：100年前这帮80后跟现在的这帮80后，都挺热闹，您能做一下对比么？
【雪珥】：晚清到了宣统年间，80后被推上政治舞台。光绪皇帝和慈禧都去世了，80后在中央被迫掌权。当时年龄大的那一批思想太保守，正当壮年的那一批，比如袁世凯他们，他们是改革的先驱者，但是当时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遇到了很多困难，袁世凯这一批去做的时候，也结下了不少恩怨，实际陷得太深。我坚信袁世凯自己再推也很有困难。还有就是改革者的权威不够。
改革到了深水区的地步，一般袁世凯这种正常渠道提拔上来的干部，在满清贵族主导的这种环境下，他已经很难再向前推进了，必须有新的政治资源来推动。载沣这个皇族，可以说是历史性地站在了前台，政绩还算不错。
现在的80后呢，有很多渠道，有的人宣称自己不关心政治，但不关心也是关心，政治是空气一样的。你只是不关心官场。我觉得现在的80后对政治的关心不错，比如韩寒，受到了千万读者的关注。现在的80后比起百年前的80后，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取而代之的心态，他们没有说取而代之，而是给你提意见提供帮助。我觉得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而以往的总是提意见提想法之后，目的还是我来掌权，我如果掌权，就能一二三四五。你现在没有做到，是因为我没有掌权。我觉得现在的80后没有这种想法，这是一种进步。
梁启超说甲午战争时三千年未有的局面，为什么是三千年未有，这种尖锐局面就是爆发于宣统末年。帝制没有了，但是国家并没有陷入一种慌乱之中，中央是失控的，但是国家没有崩溃。袁世凯在北洋政府前期，而且国家的地位是上升的，不是下降的。
【记者】：这种上升体现在哪里呢？
【雪珥】：一就是国际地位在提高。在宣统年间，中国和西方并没有签订所谓卖国条约，已经基本处于均势。列强在辛亥前后，对中国的认可是不断上升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了顶峰。虽然史学界对中国加入一战还有争议，但中国毕竟出兵了，尽管是民工队伍，跟列强有了对抗。在此之前，美国德国还希望和中国结盟，没有力量谁跟你结盟呢？美国虽然没有推动这个同盟成立，但对日本的戒心越来越强烈。所以我觉得这些地位都和满清刚被列强打进来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好像有一种历史循环的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政权发展到一定稳定阶段，国家对于地方的掌握就会越来越失控了？
【雪珥】：这就是权力没有监督和制衡。在朝代更替的时候，造反者也承认这一点，但他只说最高权力没有得到约束，目的还是推翻最高权力。但是造反者内部也没有这个机制。中国从来都是共和政体，是君权和相权的共和政体，是皇族和士大夫这么一种共和状态。这种状态下缺乏自我的监督，缺乏老百姓的监督，但不乏监察机构。在地方，越往下权力的独裁越强，也就是土皇帝，一手遮天，天再蓝也没用。这也是晚清改革的一种目的，对地方形成监督。
【记者】：但是中国的历朝以及世界上似乎都没有一种模式能做到这样？
【雪珥】：对，没有万能的模式，根本上还是人的素质，官员不是从天而降的，也是从百姓中出来的，百姓没有掌权的时候就想着把秀才娘子的床搬过来用一下，把小尼姑的光头拿来摸一下，等到他掌权了，能怎么样呢？
所谓民主的核心，就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你只有经济上的自立，才有人格上的自立。你看都铎王朝，也是一样的黑暗啊，也没多少年。法国革命也是很暴力。国家也要少折腾，多一些民生的建设。当老百姓都有这种素质的时候，例如贞观之治，不是说经济有多发达社会多稳定政治多开明，而是唐太宗能纳谏，因为他知道魏征那样的人，没有坏心眼。（未完待续）
雪珥答记者问4:中央有权威是改革最重要的前提
雪珥答记者问实录（4）
根据录音整理，未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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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最重要的前提是权威资源
【记者】：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感到有一个矛盾的地方，清要改革，他要民主，走的步子还是挺快的。他要改革，要打破这种中央集权，但是他打破之后，这种中央集权是没了，但就诸侯割据，造就了一大帮土皇帝。但不改革的话，他自己就是一个皇帝。这似乎是一种循环当中没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雪珥】：改革有几个前提，前提之一你必须有足够的权威资源，如果没有你就会失控，你一失控很多人就会打着改革的名义从你这里分权。
我认为中国近代缺乏监督的问题，不是在中央,整个行政的体系都有问题。晚清的时候推行宪政，都说改革好，改革利国、利军、利民，但是不利官。因为不改革，或者阻碍改革的最大力量就是来源于官僚体系。虽然官僚体系可能在朝代变化之后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或者解放者，但是实际上他才是在管理的，我们不能很简单地认为哪个太后皇帝是坏蛋，那么他一定是坏的，没有这么完全的，实际上它是一种妥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晚清的改革，当时很多官员就认为不能这么放权。
放权有几种渠道，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二是将一贯很黄很暴力的行政权加以限制，把其中的司法功能和立法功能分解出来，这完全是两种概念。行政权力纳入监督必须从基层做起，从百姓最切身关注的问题做起，例如村务的公开，这才是老百姓关心的，老百姓各种纳捐杂税，究竟干什么用了，这才是他们关心的。他们还真不关心你把权力下放给省里市里，不关心省和中央如何分权。民生才是政权的基础，你必须从基层开始做，让农民摆脱土豪们，让知县们受到百姓监督。没有一个政权说是中央坏了，所以地方必然就全坏了。
【记者】：但是日本的改革不就是自上而下的么？
【雪珥】：日本的改革保障是自上而下的，但改革的推进却未必。它发动的时候自上而下，但它自上而下并没有放权。改革的步骤自下而上的，但改革的权威要求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国家专政的力量在中央手里，才有足够权威推进改革。晚清实际上是一种失控。地方上都要求改革，其实是想在改革中攫取更大的权力。你把权力放给他，他加强了一种地方集权，成为一种离心力量，并没有俄百姓真正分享政权，肯定出问题。中央的放权，没有赢得民心，反而增加了一些竞争对手和分离倾向。任何政权巩固统治都是理所当然的，关键我们要看它是采用如何的手段去巩固政权。
【记者】：在您的书里有一处很新鲜，就是您说清朝也在发展经济特区。那么您觉得清朝发展经济特区能不能成功？靠政治垄断来发展经济这是不是一个办法？
【雪珥】：建设特区是很多大国改革的一个稳妥办法，先试点，再推行，理论上看当然没问题。经济特区建设有两种：一是对经济政策进行变革，原来的政策不是很好，所以在制度上主观上追求进步；另一种就是政策倾斜，甚至在一个政策框架下，剥夺其他地方的权利给你，开小灶、搞特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我书里说的广东香洲特区，这里的赌博放开，黄赌毒泛滥，还要求税收免收，这种改革肯定不能成为主流。任何政府改革都不能把税收给免了，这其实是转移支付。
【记者】：想起一个例子，就是当年都不能进口彩电，都跑到深圳，从深圳再转销到内地。
【雪珥】：对，等于是把所有门窗堵上，就开一个窗口。这样的特区别说慈禧太后了，任何再“腐败”、“没落”的人也能做，不必选沿海地区，只要不用交税，黄赌毒全放开，哪里都能发展，但没有意义。这在本质上还是另类的“支付转移”。不是靠制度革命来发展的，特区成了“特权之区”，而不是“独特的探索之区”。特区应该是先驱者的探索，不是为了追求特权来满足改革。靠免税是不可能的，你可以依靠制度改造，产业升级等等来发展。我们好多的“跑部钱进”，跑的其实是政策，要求各种减免，结果这种“进步”靠牺牲了很多东西获得，这种状况形成攀比之后，其他地区也会如此。我们提的步子迈大一点，我倒是觉得步子越大，倒越危险。这没有任何意义。
【记者】：我觉得近些年国企改制也比较失策，在行业内，对老百姓不负责；对中央来说，中央也有些失控，它也不对中央负责。就是弄了一批土皇帝出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利益集团，上面也不管，下面也不负责。
【雪珥】：晚清的很多国有企业，几次改制，最后变成官商合营，官也管不到，商也管不到，脱离了监管，像轮船招商局等，势力很大。正常的监督机构管不着它，因为它有自己的股东会等。经济上实际不能发展，政治上实际是个毒瘤。他还打算行贿皇帝，像朱元璋时的沈万三。所谓的国企改制，晚清给了我们最好的教训，它官不像官，商不像商，两头得利。它需要的时候打出民族的旗号，大局的旗号，实际上它自己在赚钱。我没有见过比中国油价更高的地方。中国邮政也是，每次提高邮费，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它还说自己亏，当然亏了，那么腐败，养了一大批亲戚朋友，却没有想过体制改革加强管理，即便邮费涨到8块钱，也还会亏啊！
【记者】：目前这状况该怎么改变呢，体制改革似乎都完成了。
【雪珥】：我觉得应该全民持股！现在这样官不官商不商，最后败坏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另外也败坏政党的利益，这其实是给执政党找麻烦啊，我觉得要切就应该全部切掉，现在甩又甩不掉，管也管不好。人都是自私的，他到了那种状况下，肯定为自己谋福利啊。何乐而不为啊？
【记者】：还有外交的问题。清朝处理藩属国的问题比较尴尬，您觉得大国怎样处理外交比较好？
【雪珥】：我觉得朝鲜琉球越南，最大的问题就是琉球问题的软弱。当时有顾虑，沙俄在西面，日本在东面，他们其实是联合的。英国不赞成，它在西面和沙俄是制衡的。日本趁此夺了琉球。
中国其实当时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派军舰，“示琉球以必争；示日本以必战”，但最后还是有顾虑。其实从清朝开始，我们国家就开始害怕去亮剑。不打也是输，打了又怕啥呢？就像陈胜吴广说的，“等死，死国可乎”。甲午战争时日本也是很害怕的，压力很大，若是战败，就有可能被北洋南洋舰队灭国的，所以它是孤注一掷，做好了被中国报复而亡国的准备。
现在很多人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必然的，我不那么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在琉球群岛问题上，中国的软弱也是因为不当回事，认为那么远的地方，由他去吧，可能也是因为沙俄在西面的牵制，有顾虑，但清朝缺乏对日本必战的信心，这就是我总结的，清朝，越怕事越惹事。它应该是，没事别去惹事，有事别怕事。这也是我做律师对客户说的。你跟它打一下，也许就发现原来对方也那么紧张。琉球一失手，法国也打越南。又是前怕狼后怕虎，日本趁机在朝鲜渗透，最后越南失手，朝鲜也被日本霸占，战略上的缓冲地带丧失殆尽。作为大国，清朝至少让藩属国寒心啊。
【记者】：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都是晚清的权臣，他们从忠诚到反噬反映了清朝官僚体制的一种什么变化？
【雪珥】：我觉得这三个人不存在反噬的问题，传统的政治品德上来讲都是无可挑剔的。后两个都被过度妖魔化了，李鸿章死后谥号为文忠呢！李鸿章其实有机会呢，戈登劝他自己干皇帝呢，但他没有。这种官僚体系下，清朝没有在太平天国中灭了，没有在英法联军夹攻下灭了，就是靠这群士大夫。中国的士大夫不是忠诚于这个国家，而是忠诚于一种理念。包括国家要安定的这种理念。他们不能代表整个官僚阶层，只是士大夫里面的精英分子。官僚阶层中的主流，多数还是混混，到了晚清其实，有奶就是娘，围绕自己的利益，前倨后恭，摇摆不定。中国的实用主义为主的特点就是如此。但这三个人都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把自己身家性命绑在里面了，其实是忠于自己的理念。李鸿章去日本，知道肯定会挨骂，但他还是要去。其他人让他去做汉奸，让他去挨骂，其实去了日本还挨了一枪，76岁了啊！(未完待续）
雪珥答记者问5:“全民腐败”下的改革
雪珥答记者问实录（5）
根据录音整理，未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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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腐败”下的改革
【记者】：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全民腐败，中国人每个人都是皇帝，您觉得这之间有联系吗？
【雪珥】：日本间谍写给天皇的信里曾说，中国的腐败不止是官场上的，而是全民的，中国是没有救的，每个人都腐败。读书人读的书不是他信仰的，而只是敲门砖。没有真正信仰孔孟之道，社会上物欲横流。反腐败的人不是因为喜欢清廉政治，而是因为他利益链上得不到或者得到太少，等到他上去了，他也会腐败。像什么万民伞啊，也是种作秀。我们每个人在高喊腐败的时候，哪怕手上有一点权力，都会想到要利用一下。制度才是关键，才是基本，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行的。
【记者】：晚清的变革，与前朝，比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雪珥】：我觉得晚清的变革，特别是1910年之后的晚清新政，和前朝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试图通过和平的利益调整来达到改革的目的。前朝的改革都是通过剥夺既得利益者的东西来实现的，所以他受到的抵抗都是致命性的，像商鞅最后被车裂。晚清的改革是温和的，但依旧受到了抵制。这种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记者】：对于改革者而言，怎样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组建一个自己的队伍？
【雪珥】：改革本身很漫长，跟开放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借助外力，分寸的把握很有技巧。改革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来保证不会被分割权力。改革往往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是那些先掌握资源的人，他把自己打扮成改革者，人民的代表。关键就是你让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晚清的改革，就出现这个问题，出现一批权贵资本主义。日本人去西方留学的人回来都成了国家骨干，中国并没有，而且日本留学生大部分是平民子弟，中国全是满族子弟。咱们的改革本质就是为了稳固我自己，执行权就必须把握在自己人的手上。日本是因为无可依靠，过去的人不可信不可靠，只得依靠新人。
【记者】：军队在晚清政治改革中的角色扮演？
【雪珥】：晚清能够在十年的新政改革中没有那么快的崩溃，没有爆发大规模内战，就是因为权力放开的时候军队还抓在中央手上。西方认为军队应该国有，那时国就是皇帝的国嘛。康有为也想组建自己的军队，但是政治理念放不开，孙文也是，正因为这些造反者不掌握武装力量，才让中国在民国初年没有大乱。所有军队后来都在袁世凯手上，谁也不敢动。军队不是黑帮武装，还是要维持国家主权完整社会安定，不应该为了团体的利益大打出手。
【记者】：在政治全球化的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改革免不了要借助外国的一些力量，请给现在的改革者一些建议吧。
【雪珥】：中国肯定不能孤立;而所有的外力也是有它的目的的，没有人会学雷锋，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你不能把它当朋友，只能是可以利用的人，只有利益两个字。毛泽东说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个首要问题，从晚清以来，从来没搞清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你非得去找这样的人，只能会吃亏。我觉得袁世凯李鸿章运用的非常成熟，以夷制夷，这很有用处的。列强有利益，中国也有利益，你必须要权衡。晚清中美洲排华，清朝的军舰一在墨西哥扬威，人家马上就软下来签约赔款。我们不能把对我们不好的人总说成极少数，那是自己骗自己，我们总说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可是广大的日本人民也是与中国为敌的，所有人都被蒙蔽，认为自己还有希望。所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不能乐观，前后左右充满敌人，但我们可以利用它，敌人不会马上和你刀兵相见。人民的反日反美，都可以很好的运用啊。执政者不能在温室里执法，最后把自己给蒙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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