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笔论革命
《事关未来的正义——“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是 蔡翔 先生写作的一篇好文章。起码它真正接触到了历史的肌肤与骨血。这是非常值得认真学习、领会的。
文章说：确立什么样的“历史态度”，这一态度既是学术的，更是政治的，因为在我看来，起码在“当代”这一历史范畴，本就不存在什么超然或者纯粹的“学术”，所以，这一“历史态度”就必然指向“弱者的反抗”这一既是具体历史的也是理论的命题。
这就是中国现代、当代历史需要关注的骨血。
所要争辩的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也事关未来的正义。
这是一个人类最基本的立场、是非和价值观的问题。不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现实利益问题的。
共产主义事业，绝不单纯是思路、思想或生产、生活的问题。它是人类自身活生生的自我确立的完整的本质归复。因此，有血有肉的人如何摆正痛苦与成功、经验与成长的关系。
正如巴丢以一种决断性的修辞方式阐释了西方左翼在今天的命运和工作。处于目前压倒性的反动间隔期之中，我们的任务如下：将思想进程——就其特质而言总是全球化的，或普遍的——和政治经验——总是地方性的和独一无二的，但毕竟是可传播的——结合起来，从而使共产主义设想得以复生，既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也在这片大地之上。
毛泽东的历史论述：“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并不是无源之水。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如果不是革命的，那就什么也不是。而人民的革命是需要引导的。也就是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并不是随意、沿着旧有的路线前行。他们必须真正明了：历史、未来以及现在的选择。
困难在于，如何认识并进而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在体制内保留了这一“抗争性政治”，并给予了它一定的合法性。群众运动（包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仅创造了一种体制内的抗争性政治的运动形式，而且构成了一种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感觉结构”，即反官僚的天然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进而导致的是中国反体制运动的绵绵不绝。
真正的问题是保持革命集体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并在权力斗争中赋予他真正的合法性。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对人类自我革命的必要、必然要求。
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之中，曾经创造了一种“差序性”的政治格局，无论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还是城乡之间的分而治之，等等。但是，这样一种“差序性”格局，必然要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治理方式，要保证国家的高度的现代化建设，势必需要一个高效的中央集权模式，那么如何治理这样一种差序性格局就必然提出治理模式的挑战；二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要求的是一种同质化的历史运动过程，这样，又和差序性思想形成激烈的冲突。
这就是人的个性和社会化相统一的问题。统一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来，同时必须对权力、政权的阶级性质抱有警惕的目光。同质在于意识形态，异质则是必要、必然的个性。
一方面是所谓的“远大理想”，另一方面则是因地制宜的“地方性”的政治经验，这两者之间必然形成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激烈的辩论和冲突。因此，对现状的克服甚至否定恰恰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内部的继续革命的冲动。
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在当今所谓务实思潮中，如何唤起人民群众的理想、热情和创造精神，是不变的政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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