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老师
涂建腾
1976年是我懂事之后记忆中留存往事最深刻的一年,这一年我刚满12岁。大约是在10月,县广播站高悬在各单位的高音喇叭里传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从身边大人们脸上露出的微笑和欣喜看得出,十年文革乱象仿佛就要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接着从父母、老师的口中听到高考将要恢复,当时不甚明了个中缘由,但此后所感受到的变化,对于国家和个人竞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那一年的9月,我小学毕业升入县城中学,因为63年、64年正值生育高峰,到我们这一届,升入初中的学生特别多,县城中学的教室严重不足,先是在暂时借用的县商业局一个物资仓库改做的临时教室上课,两个月后再分散插入县一中初一年级就读,这时的初中一年级12个班只有6个教室,学生被平均分成两半,一半学生上午上课下午放假,另一半学生上午放假下午上课。我被编入初一(12)班,给我们上课的大部分不是县一中的正式老师,教语文的李老师和教数学的廖老师是从县商业系统借来的,教英语的曹老师是一位上海女知青,也是从乡村小学借来的,她身材高挑,长发披肩,长着一幅漂亮而严肃的脸容,据说她早年从上海下放到黎川县,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插队落户,农闲的间隙,常常被村里的小学请去做代课老师,后来因为县城中学缺少英语老师,经人引荐,才被借到县一中担任我们的英语课老师。
对于我们来说,英语是一门让我们感到特别新奇的课目,在学完了26个字母之后,曹老师就开始教我们单词和简短的句子。记得最早学习的句子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曹老师不停地重复着,带着我们有节奏地高声朗读:“Long live”“Long live”“Long live Chairman Mao”。在曹老师带读之后,我也会学着其他同学给英语注音的方法,在句子中单词的下面用中文字注上音--“郎 利夫 雀儿们帽”。其实,毛主席在这一年的9月9日已经去世,而此后我们仍然在英语课上大声地念着“Long live Chairman Mao”,书本上印着,曹老师念着,我们跟着朗读。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人生里的重要一课。
自从我上小学三年级,我的妈妈由乡下卫生所调到县医院外科做护士,一家六口人随后住进了县医院的一栋被称为“黄房子”的集体宿舍里,宿舍的南面本来是一块空地,因为医院职工家庭大多数没有单独的厨房,于是院方在空地上建起了一排厨房,供散居在医院里的职工家庭使用,厨房大约有30多间,我们家也分到了一间,宿舍与厨房之间有一个露天的大院子。有一次,我从宿舍去厨房,在院子里碰见了曹老师,很是惊讶,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是县医院外伤科的涂医师,原来曹老师家的厨房也在这个大院子里,她的宿舍就在离院子不远的医院门诊部的二楼。那时候,几乎是每天清晨,我路过曹老师宿舍的楼下都能听到她诵读英语的声音。
“Revolution” “Revolution”(革命)
“Comrade” “Comrade”(同志)
懵懂顽皮的我,全然没有感觉到惊喜和兴奋,却怀着几分诧异和紧张,尽管我的妈妈告诉我在英语学习上如果有不懂得地方,可以去问曹老师,但我一直不敢向曹老师提出问题,倒是她平日里严肃的神情,让我的顽皮有所收敛,甚至在她的英语课上我也不敢与同学交头接耳,只是硬着头皮跟着曹老师念那些似懂非懂的英语单词、句子。
每天清晨,我也学着曹老师,背诵着课本上的单词和句子,自然由此英语成绩一直不错。直至今日,当时曹老师要求我们牢记的单词,仍然记忆犹新。
记得是1978年的夏天,听说曹老师与涂医师离婚了(涂医师是江西省黎川县本地人)。按照上海知青回城政策,上海知青本人和子女,才可以返回原户籍所在地。据说她办了离婚,她和她的两个儿子回到了上海。此后,听说她被安排在上海的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大约是1979年的春天,曹老师又回到了江西省黎川县与涂医师复婚,然后举家迁往上海。
1982年,我有幸考取了江西师范大学,被中文系录取,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成为了中学母校里的一名语文老师。每年,当教师节来临的时候,当收到学生寄来教师节贺卡的时候,我的心中也在时时感念我的第一位英语老师--曹老师。在当时,一个贫穷落后的江西山区小县,知青老师的到来,犹如文化贫瘠的小山村掠过一阵春雨,大地长出了春苗,田野开始有了生机和希望。她像一盏指路的明灯,指引前进的方向,带领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遨游。遗憾的是,至今我仅仅知道她姓曹,很多次我到上海出差,经多方打听也未能了解到她的任何消息。
许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自己求学时期的老师的时候,曹老师脚穿一双平底胶鞋、一袭花白相间的长裙、漂亮而严肃的脸容,依然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涂建腾 单位:江西省黎川县招商局 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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