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寻找林昭”背后：
前段时间才发现，据说去年7月老家绍兴中考试卷中，居然出现了“林昭”这个名字。当然只是引用了她的一句话，但是意义非凡。很多江浙一带的右翼知识匠们已然又躁动了一番，甚至比之秋瑾。实在有些看不过去。
林昭本人在文革期间受到的迫害，的确令人扼腕痛惜。但重新“寻找林昭”背后，却是当前一批人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挖掘和包装的又一位“被迫害者”形象。这似乎是他们的定式思维：就如同他们的欧美主子找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被迫害”的大师，巴别尔也被不断阐释着与斯大林的矛盾一样——看看余杰是如何肉麻吹捧索尔仁尼琴的那篇宏文吧，只可惜，索尔仁尼琴给了他狠狠一巴掌——晚年的索尔仁尼琴承认，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贡献卓著的领导人，他忏悔自己害了他的俄罗斯祖国。
回到国内，那就是林昭了，这个已经故去的人。她不再会反抗任何形式的包装，也不会像春晚小品里老太太那样提出说不合身了。自由主义者们有意识的选择性的突出和夸大她的某些于自家理论有益的方面，而屏蔽其余。故，此林昭，非彼林昭也。
（二）林昭的“壮举”：
林昭的资料看的并不多，只是大概知道其生平和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血诗题衣中》，誊录如下：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对于此诗，本来第一步是要甄别的——是否真实为其所作？是否部分词句为人所改动？但笔者资料不详，只能跳过这第一步，即假定此诗确系林昭所作，且原封未动。
根据诗名，可以确定是在文革被“迫害”时期，那么，其中“横槊阿瞒”自然影射毛主席咯（众所周知，毛主席很欣赏曹操，也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自比曹操）。末句“枉言正道是沧桑”更是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全诗的愤慨之情表现得明显而淋漓尽致，笔者阅读时一直在想，当代那些人一定读此诗神清气爽吧，可叹他们只是文盲，只有这份“愤慨”，写不得这种诗文。
有个妇孺皆知的小故事，佛印说苏轼是佛，苏轼说佛印是粪，苏小妹因之取笑兄长心中是粪。回到此诗中，我们可以读到，林昭俨然以一个反专制君主的斗士的形象从背景走向诗的前台。但正如那个小故事一样，林昭之所以如此，仅仅因其意识中曾与西式民主有过一面之缘，而自其深深处，仍牢牢扎根在千年来君主专制的集体无意识中，只是她以与捍卫皇权相对立的方面来予以诠释；是其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具体体现，只是通过反面的方式来呈现。明季遗民黄宗羲尚提出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口号呢，可那不过是对满人称帝的精神抗拒在语言游戏上的体现，其根上还是拥护 明 君的。
林昭通过自己的非“理性认识”的理解，毛主席在她看来似乎就是那诗中的私许山河的“帝王”。其实这也不光是她一个人的感受，很多受到过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教育的人，往往都会如是理解。例如56年主张大家提意见，毛主席的本意是，面对国内一部分人因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而急于求成的企图，希望各民主党派就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但那些思想上未经受过改造的民主党派人士，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民主仅仅是西方资产阶级式的轮流、竞争执政，于是居然对党的执政地位提出了质疑，这就触动到了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那还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吗？！所以，57年势必要掀起一次反右运动。林昭和这些提出非份要求的民主党派人士，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都是深深扎根在只知反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中。他们根本无法领会和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精髓，无法看到社会主义民主背后那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背景、知识结构，跟不上新兴的社会主义的步伐，于是只能沿用过时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来武装自己，谁知道徒增一身滑稽供后人窃笑。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信仰共产党和倾向共产党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倾向共产党就等于信仰共产党的。很多民主党派人士当初之所以选择倒向共产党，并非因其折服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仅仅是看不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或者是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天下大局已定的轻松倒戈，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人民的高度定位与他们心中古来的“民贵君轻”思想由于相似而被简单的比靠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还是那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根本不会从更深的层面去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林昭的个性：
（1）思想短视：
林昭另有一个不同于他们的因素，也可以在当下不少年轻朋友身上找到类似的影子。她相对于那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的民主人士们，她还是个思想尚未塑型的青年学生，她的脑子不过是各种思想的跑马场、战场；在她，如何识别这些思想、检验这些思想谁是真理的标准，就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式的“现实→思想”直接印证，即，在最感性接触到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一对应的现实依据。例如，课堂上学了“带一个把的杯子”，下课必须找到这样子的杯子，才能说明这是杯子；要是碰着一个两边都有把的杯子，那在她看来就不算杯子。用这样肤浅的思考方式，那么资本也就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触摸到的仅仅是作为纸币的钱，不是通过流通而增殖的资本。
林昭在无意识中，被各种思想奴役着。解放前共产主义思想已然成为一股先行于政治行动的全国性思潮，而且其尚未实现的事实也使很多怀着功利实用主义的中间人士将它幻想为立刻即能到来的社会。年幼的林昭，可能正是这种宗教式的诱惑，加之母亲的熏陶、青少年的血气，对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2）爱走极端：
百度上“林昭”词条显示：
受家庭的影响，年幼的林昭对共产党闹革命报有很大的热情，在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经无中生有地揭发过自己的母亲。
为了“革命”的热情，而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还无中生有地揭发自己自己母亲。这是林昭在反右运动之前的行为，联系前文所述她在“反右”之后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林昭——无意识中就喜欢走极端：当“革命”已成为主流思想、取得重大实际成果时，她选择了革命；当革命在处理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而超越了她的思维所及的时候，就放弃了革命，认为革命变质，转而走向了反革命、走向革命最反面的基督教信仰。加之前面提到的思想短视的缺点，她就必然的成为“思想的奴隶”，讽刺性的是，她所要反抗的，竟是“被奴役”！
当她简单的头脑无法理清楚现实问题的时候，当现实中复杂多变的各种问题超越了之前她对于革命能一蹴而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幻想的时候，她选择的不是去改进自己的知识结构、强化自己的思维能力，而是归咎于这复杂的社会，归咎于毛泽东的“专制”。她如同许多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在面对无能为力的窘境的时候，选择了将自己以外的整个社会，看作一个与自己相敌对的整体，于是自己行为的价值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被无限扩大，她的每一举一动，似乎都是为了“告人类”、“反对奴役”、“保持圣洁”的崇高目的！克尔恺廓尔有句话很适用于她：
每个孤独的个体通过强调他自身或然的个别性来对抗必然的发展时，他总会带有喜剧性。某一或然的个体，如果他产生了希望成为救世主的普遍观念，他就无疑是最富于喜剧性的。
林昭后期在严酷的威逼下仍然坚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不是林昭宗教信仰的坚定，而恰恰是她没有宗教信仰，不过是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思想作为自己去反对革命的依据，而且既然钻进了基督教这个牛角尖，那就钻到底吧，除非有一天让她看到真正的基督教并非她想象中的那个理想的基督教，再站到反基督教的一面去。
如果林昭仅仅因一时冲动而极端选择了基督教，真的如当下一些吹捧者们所认定的是“圣女”；那么，毛泽东在忍耐、斟酌了良久才决议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就被仅仅解释为“宫闱”之内的权力争夺呢？
（3）自私
爱走极端与思想短见这两个缺陷的统一体，似乎应该是意识形态最中意的洗脑对象。当它们糅合在一个弱女子的身上，自然迸发出一股难当的非理智的力量，它可以令她轻松潇洒地抛下一切——理智、生命、亲情、责任——只有一种抛却了它们的盲动。
前文材料显示，革命胜利在即，她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其父是国民政府里县长的缘故。
被打成“右派”后，她不光担负着自己这一己之躯，而且关系着自己的整个家庭；被捕后她还是有多次机会，只要表示悔过，就可以免遭之后的苦难，也可以保护全家。但她一次又一次的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放弃了这些机会，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家人。如果她如同当年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烈士一般，舍小家、为大家，到也壮烈；可惜，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她的“理想”不过是建立在她不成熟的思想所映射出来的不切实际的“海市蜃楼”上。她的行动自然也随着价值的缺失而失去了意义。
2010-4-30
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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