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共干，力量大如天
昨日看一篇文章，阐述“共产是否共懒”，一个老掉了牙的问题。我说，“共产共懒”的地方当然是有的，比如小岗村。那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朱洪武皇帝的遗风尚在，人们唯求利己，不求利人，宁可饿肚，不愿出力，实在是令人同情可怜和摇头叹息的事情。但小岗的现象在我们这儿却找不出一个来，人民公社的社员们都在田里地里干得好好的，即便有个别人想懒也懒不了，树要皮人要脸，对吧。浙江宁绍平原的自然条件的确比有些省份的农村好不少，但自然条件好的地方的人应该自私落后才对呀，穷则思变，富则变懒么。这倒好，弄反了，把贫穷的原因归结在“共产”模式上面，那么，自古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饥寒交迫的情状又该归结在什么的头上呢？小岗成为中国农村的“榜样”后至今，富裕得让全中国的农民眼红了吗？没有，恐怕没有，虽经一再地“输血”、帮困，大概还不及死抱“共产”模式的南街村的十分之一。不是说“一包就灵”吗？怎么到了那里就不灵验了呢？倒为“单干好比独木桥”提供了现成的证据，狠狠地煽了走资派的耳光。
我家就在农村住，出门满目是农民，西邻的杨姓农哥曾是生产队长，他有一手种棉花的绝技，带领着全生产队的兄弟姐妹苦干巧干，年年粮棉丰收，位居全公社第一，年终分配时全队上下乐乐呵呵，他也成为经常出入于县政府大门的农村最基层干部，这一点是有档案可查的。可叹的是，“共产”终止以后，他并没有继续种植棉花，而是种起了蔬菜，县政府里当然也用不着去了。如果说，小岗能代表当时的中国农村，那杨队长所在的生产队和周围的相差并不悬殊的“共产”集体，不是同样也能代表么？
“共产共懒”的地方确实有，如小岗村；而“共产共干，力量大如天”的地方，却是占绝对压倒多数的，其中大寨生产大队就是最好最典型的榜样，陈永贵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事实，已经记入了新中国的历史，有人想擦也擦不去了。
梦想着“共产共干”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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