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赵作海“被杀人”案
最近又发现的一期河南赵作海“被杀人”冤案在网络上闹的沸沸扬扬，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屈打成招的“杀人”案件，多年后被杀的人又活过来的事中国什么时候才是个了”。这种给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卫士、法制的国家抹黑的死而复活的人什么时候不再让我们这个爱人民都爱到骨头缝的政府,不在蒙羞，不在难堪呢？前有佘祥林，现有赵作海下一个是谁不得而知。这期间经过网上搜索各种“被杀人”冤案不下几十起，各种稀奇古怪、形形色色的冤案象百货公司的商品不但品种齐全切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如果要问这些洋洋大观的冤假错案是什么东西制造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为什么会冤假错案遍地丛生？有人说这是因为纵警为恶的结果。为什么要纵警为恶？有人说这是因为极权社会只体现强权者的个人意志，不彰显法律的作用，就是过去人常说的皇帝好，人民少受罪，皇帝恶，人民必然遭殃。当然中国现今的情况远比封建皇帝社会复杂的多，今天我在朋友老张家大家对此展开了讨论，大家的意见彼此有分歧但对中国权力混乱，监督虚无化还是认识一至的。
老赵某国企的一位副厂长，单位改制易帜，提前内退，现闲居在家。他的谈话就像讲故事，他说：
“我过去是厂里的政工干部，负责过厂里的保卫工作，经常协助公安工作，凭良心说，我下放后不久就当了兵比你们回城早几年，到工厂就干保卫工作，以前警察办案还真是按章办事，我们厂有些小偷小摸的被送到派出所，大多是批语教育，我再到派出所领回来，在车间开个批斗会，威协他说：你的事得给个处分，如果再犯就得劳教了。批斗过后我们当领导的也要单独找他安抚安抚，说点鼓励的话，事情就这样过去了。79年以后，尤其开展严打以后，我们的工作就少了一大块，出了小偷小摸只要往派出所一报，他们立马来抓人，过去是我们硬往里送，现在是他们主动来要，说是要完成任务，过去即使送进去了，大多数都是当天就放出来，后来倒好再小的事没个三五天别想出来，以前进派出所问明案情，数额小的不够治安处理的批评教育后滚蛋，就是有些偷盗数额以经够刑事拘留的，也本着可抓，可不抓的，不抓的原则，只要认罪态度好还是批评教育，让我们领回厂处分。我经办的和我协助警察办的几个小偷、流氓打架的案子，在严打前关进派出所的没有挨打的，对那些态度不好的，强硬的最多是用铐子铐起来厉声的呵斥，有推搡地，打人的事是极少的，当然推搡也可以有轻重。因为那时上级对警察审案要求很严，在审讯记录上都要写上有没有打人，记录还要主管签字，每天都要开学习会，并对第天的工作作出评议，并记录。应该说那时警察纪律还是很严的，警察做好人好事的也非常多，在老百姓的眼里，做警察是很光荣的事，人们对警察也非常尊重。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严打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只要被关进了派出所，没有几个不被打的哭爹叫娘，他们打人还很有技巧，一般的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折磨人的手法非常高超，除了棍打皮带抽，还把人用铐子铐在门框上，让你脚后跟翘着边打边审，直到审的对方胡扯了，给自己胡编罪行了，觉得没什么油水可榨了，再根据自己的心情好坏决定是放下来还是继续铐着。再硬的汉子，再能承事的人真没有几个能过这虎狼关的，往往一个案子他们能审出一大串来，这样一来审案的工作越来越多，虽然警察队伍一再的扩大，可是人手还是不够用的，那时各个单位都抽调人员由公安组建联防队，我也到联防队工作过一段时间，如果说你没见过什么是地狱，在派出所那可以说是准地狱了，我们厂抽调的大都是在工厂表现差的，到了联防队他们可有了用武之地了，本来我们厂的书记对这些人就不放心，也知道警察打人打的利害，叫我去就是要多看着点让这些人少作点恶。在派出所我和指导员关系不错，他虽然对打人破案的方法也不满，不过他也无可奈何，我们厂的那群小浑浑根本不把我这个领导放在眼里，对打人的事特别上劲，对我的规劝不但不听，我反而成了他们嘲笑的对像，气的我把几个特别坏的家伙调回了厂。原因是这样的，一次他们抓了一个盗劫犯，当然现在的叫法是犯罪嫌疑人，那时可不这样叫，只要抓进来甭管你是谁，都是罪犯，对罪犯当然没什么好讲的。开始那人一再的分辨说自己没犯罪，你想他们哪能听这一套，他们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犯罪的没有一个会主动承认自己罪犯的，不说实话当然是打了，开始这人还强硬，打的狠了，就变的不再强硬了，但就是不承认自己犯罪，警察打累了就让联防队的上，这群小浑浑兴奋地上去一阵暴打，这人抱着头屈捲成一团任凭他们打，不一会这些小浑浑也打累了，那人还是不承认，于是他们就把那人用手铐掉起来，这时一个警察抽着烟走过来说你还真够有种的，事实摆在面前你都不认账，看你还能死硬多久，说着随手把烟头在那人肋下按灭，那人本来是有气无力地被掉着，烟头一烫那人浑身一阵痉挛，大声的唉呀，这时马上有人把破手套塞进这人嘴里，也许是我们厂的几个联防队的受到了启发，也学着用烟头烫，那人受不了说承认自己犯了罪，可对具体犯案过程说的驴头不对马嘴，审案警察大声说这人太不老实了，太狡猾，指着联防队的人说你们好好看着他，这些混蛋当然明白这话的意思，当警察一走，这几个家伙想着法儿的把那人摆弄着玩，有人继续用烟头烫，并问他犯罪过程，这人也不知怎么了，每次说的都和前次说的不一样，这一下问题大了，有人提议说这小子不老实，糊弄咱，得用大刑侍候，看着这人腋下毛多，有人竟用火柴燎，也许是恐惧，也许是折磨的太久，这人一下昏了过去。这太过份了，事后我向厂书记汇报了此事，书记从厂里另选了几个人把那几个特别恶的换了回来。事后我和指导员闲聊，我指着警务室墙上贴着的标语对他说：满屋写的都是文明执法、不准打人、建设文明执法环境、争做文明执法的榜样，你怎么也不过问他们一下？他楞楞地看了我一眼，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把眼瞟向另一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执法必严，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墙上还有一幅宣传画，人民警察的铁拳正砸向犯罪分子。他接着说：你们把那几个思想觉悟差的换走做的好，希望你们派几个思想觉悟高的最好是先进的来，我会支持你的工作的。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人怎么能变成这样呢？我们厂那帮小浑浑，平时调皮捣蛋，也没见怎么特别的坏，可是怎么有这么强的虐待狂倾向？后来这个联防队越来越不象话，在警察的指使下可以说什么都敢做，比如说敲诈勒索，他们对那些被抓的人除了打以外就是充当警察要钱的说客，或中间人，跟着得钱财好处，很多人被抓进来有些确实不够治安处理的，也有很多根本就没犯什么事的，只是和一些事有些牵扯，那也的打，那也的榨，打人恐吓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叫人写检查交罚款，反正抓你就有理，决不错放你，你即使告他，你浑身都是理，如果你没有强硬的后台和关系你是告不了他的，他们的原则只要不出人命，不把人打残，什么事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当时警察打人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王伟国，原某国企党委办公室主任，和老赵同学，单位破产现等待退休，喜欢哲学和社会学，他的谈话很象老师，把许多问题讲的很透彻，条理性很强，他说：
“恒志（老赵的大名）讲的在改革开放前警察还是很守纪律地，那是因为不但上级监管强，而且犯罪指标定的低，警察很容易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改革开放后警察为什么把打人办案当作主要手段，那是因为上级把犯罪指标定的太高了。当然由于两代领导人的执政风格不同，毛主席倾向于维护底层民众的政治利益，当然把犯罪指标定的低，把教育挽救当作主要手段，并要求全社会参与，各个单位的主要领导都得把教育挽救青少年犯罪当大事抓，在文革前，我隔壁的张大爷，拄着拐棍就把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偷从大老远的地方揪着衣领就象提了个小鸡似的送到了派出所，那时不但犯罪率低，连小偷也文明，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小伙一路上哭哭啼啼就是不敢瞅个空子跑了。毛泽东去逝后他的执政风格也随之而去了。毛主席曾说某人是开钢铁公司的，做事以强硬著称，在反右时他是反右直接负责人，曾把阳谋论发挥到了极致，当年毛泽东说中国的右派有五六千人吧，可他却搞出了百万之多，后来觉得还不满足，又搞了一次补课运动，可以说中国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个个在劫难逃。虽然这场反右运动是毛主席发动的，但此人的功劳最大，就是到了胡耀邦为右派平反时，此人为了说明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还做出了对五个人不予平反的决定。和毛泽东相比在对待刑事犯罪的问题上他可没有这么好的耐性，他一向是雷厉风行决不手软，在只要效果不计手段的工作作风下，也就是只要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工作方针指导下全国迅速开展“严打”运动，把犯罪人数定的之高，（也就是给下面定的任务，就像给工厂下达生产任务一样）比毛泽东时期十几年的总和还高，一时间抓犯罪分子，找犯罪分子，挖犯罪分子，成了警察的主要工作，为了完成任务指标当然得给他们放权，原来的所有规章制度虽在，由于放权这时只能是个摆设了，对警察放权其实就是纵警，纵警的结果和纵兵的结果一样，纵兵必然抢劫；纵警必然为凶。一时间监狱人满为患，我们都是当年的知青，咱们班的同学多数都是下放到建设兵团，过去的建设兵团都是劳改农场改的，我们回城后又都成了监狱，这样还不够用的，又在大西北建了很多监狱，有人说只在八三年那一次严打时就抓了好几百万，也有的说是上千万。毛泽东当年给司法工作下的规定是：可抓，可不抓的，不抓；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到了这位钢铁公司老板时，这些规定全都翻过来用了，比他当年给各个单位下硬性指标抓右派还厉害，警察办案也就不择手段了。我经常上网，看一些文章评论，只要有警察方面的文章，评论最多的是警匪一家，警匪勾结，恶警等，几乎警察成了恶棍的代名词了，我虽然不这样看，由于警察打人、敲诈、涉黑事太多，很多人的不满就在网上发泄起来，其实这不能全怪警察，警察也是人，只是他们的工作性质是由上级政策主导的，只要有人故意放纵他们，他们当中只要有几个坏蛋，足可以把这个群体搞的乌烟瘴气，一个好人可能只能带好一两个人，可是一个坏蛋能带坏一群人，中国目前最大的涉黑警察高官文强被判死刑时无不冤屈地说：我以前也是人民的好警察，立过功，受到过表彰，我只所以会走到这一步，是这个制度害的我，不论谁在我这个位置上也不会比我强。这话显然是为自己的作恶犯罪开脱，但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中国的司法监督长期虚无化已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当然对政府官员和其它领域的官员的监督也是如此，否则你无法解释中国遍地贪官丛生的现象。”
梁新成中学政治课老师，老张校友，当知青时下放在一个产生队，回城前被推荐上了大学，现仍在教书。他的谈话和王伟国一样，只是学究气足了些。他说：
“伟国讲的很好，把问题说到了要害，中国只所以文革前社会治安好，社会风气好，警察文明，而文革后社会治安恶化，社会风气败坏，警察为恶，这主要是中国自解放发以来从来不是一个以法治国的国家，而是人治国家，在人治国家里如果统治者在哪一方面讲道德，哪一方面就好，哪一方面不讲道德，哪一方面就恶。在人治国家，统治者个人的好恶、性格和道德感就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法律在人治国家里是不起到什么作用的，只要统制者自以为是，所有的法律必然形同虚设。毛泽东去逝后，由于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人们迫切需要发展生产，改革开放应运而生， 在如何发展产生和如何解放产生力的问题上，虽然党内争论十分激烈，最终以符合大多数人的投机心理即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者在党内成为了主流，即然是能逮老鼠，别的也就顾不得了，由此轰轰烈烈地严打运动就势展开，本来严打老百姓也是很拥护的，可是人们没想到的是中国刚刚开始的法制化进程被中断了，不但法制化进程被中断，原有约束权力的规章制度也遭到彻底的破坏，警察办案成随心所欲，所有的司法程序都变成了走过场，打人办案这个只在封建王朝才用的方法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既然警察能逮老鼠可以不记手段，其它行业当然跟进，一时间各种能人翻江跃海，无所不用其在极，很快整个国家被卷入了彰显权力的漩涡，只要批一个条子一夜就成万元户，投机分子在权力的驱使下和权力的庇护下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最后终于酿成……。即所谓权力下放，本来是由中央管的事，下放到地方去管；本来只能由中央管的事也下放到地方去管；本来必须由中央管的事，有些也下放到地方去管了，比如死刑犯，这个权力只能由中央来核准和审批，这个权力却下放了，前几年中央才收回了死刑权，收回死刑权的当年，死刑人数就锐减了几十倍，如果中央不把死刑权下放，中国至少少杀几万人，很多冤案也可以避免。得到更大权力的地方诸候，为了用好手中的权力，纷纷找退下来又具有影响力的过去的高官作后台和靠山，一时间官权泛滥，人伦道德法制纲纪也随之崩溃。过去就有条铁律，就是纵兵必然抢劫，纵警必然为凶，纵官必然为恶，中国官权泛滥的直接后果是中央权威不被理睬，权力监督成了儿戏，各种腐败势力和行为承爆炸式的增长。由于中国执政方式是命令式的和指令式的，本来十分严肃的政府工作在官权泛滥的情况下更是成了各级官员欺上瞒下的交差游戏，赵作海案就是典型追求破案率的杀良冒功，所以赵作海这样的冤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发生一点也不稀奇，我敢说这样的冤案绝不是孤立的几个个案，而是普遍地，因为这是官权泛滥和社会道德败坏的直接后果。
老张的妻子，一个天性善良，贤淑的家庭主妇，听着他们的发言笑着说：
“你们只要在一起就是谈这些让人不愉快的所谓国家大事，谈了又有什么用？你们过去在单位大小也都是个小头头，过去谈没有用，当官的该贪的还贪，你们现在都把自己都谈回家了，贪官没减少，比以前更多了，反正你们现在都退休了，把自己活的愉快些多好，比如谈谈文学艺术什么的。唉，咱是老百性，管不了这么多，咱就在家好好地过日子不就得了吗”。
老张不无幽怨地说：“羊就想好好地吃自己的草，可狼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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