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终身教授、国际知名学者陆谷孙在其博客中撰文,题为《阴阳人》,讽刺“政治海龟”孙哲在美国高唱民主、自由高调,回国又口口声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孙哲在台湾以半个毛泽东主席像和半个斯大林像为封面,出版《独裁政治学》一书,攻击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后又将该书改名为《权威政治》,在复旦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孙哲是在现任复旦党委书记秦绍德在2000年从美国引进的“人才”。笔者认为,孙哲主攻政治学,以几十万字的专著,攻击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其危害和影响远远超乎袁腾飞之流,特此希望广大网友重视。下面转载陆谷孙教授的文章。
据说清华大学给美国“高官”开了个培训班。培训的总负责人,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原来是复旦的“产品”,而且是本科时代就跳过级的“优质产品”。后来去美国读了个博士,又下海开过小超市,据说生活无虞之后,“饱暖思报国”,虽被母校婉拒过,锲而不舍,终于成为海归引进人才。从此“中国妈妈”(指母校)与他的“美国妈妈”(美国母校)打交道,搞交流,好像就非他居中做掮客不可了。收不收回扣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没在这儿当上什么中心的主人,移师北上,在清华找到了伯乐。此公在台湾出版过一本题为《独裁政治学》的专著,封面蛮吓人的:半张斯大林的脸,小半张毛的脸,再加上他那位解放初被这儿驱逐的美国导师的序言,强调中美政治学者的合作,由此也不难猜测内容的大概了。后来根据这部作品,删去一些自称“不合时宜”的部分,近例援引只限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流,改了个书题(封面当然换去),出了个大陆版。
美国人喜欢并鼓励两国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合作,应运而生的中国此类专家不少。这些人在外可以按着美国人的调门高唱民主、自由,回到国内又可以对来访美国人大谈“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左右逢源。据说为了国家安全,管意识形态和舆论的奈何不了他们,甚至连外交部门明确表示不受欢迎的美方议员,他们可以请来当座上宾。好像也是清华吧,有位什么院长,在外被奉为中国“新闻自由”的带头人,在国内却是最早力主实名上网的主儿。这些人大都自称是“芒鞋踏遍岭头云”的严肃又客观的学者,可我怎么看来看去像个阴阳人呢?
转载复旦教授在陆谷孙先生博文《阴阳人》后面的跟贴《阴阳人”VS“阴阳人》
发表博文《阴阳人》的博主 陆谷孙 先生说的是现今中国社会的一种阴阳人中之一。我们暂且将其称为“阴阳人A”。这里还存在着另一种“阴阳人”。他们凭着各种手腕,钻进党内,拾级而上,最后,沐猴而冠,居然当上了所谓“局级”、“副部级”干部,满口马列、“保鲜”、“为人民服务”、“坚持社会主义”,经常在台上装腔作势,摇唇鼓舌,洋洋洒洒,长篇大论,一本正经地“教育”着别人。(这当然费不了他多大的气力,反正有秘书代劳起草,由他去宣读而已。)而在台下,则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大庭广众中装模作样所表现的“光辉”形象、所宣扬的东西全然不见,显露的是他们贪婪、无耻、“实用”和“讲江湖义气”的真实自我。真所谓“台上是人,台下是鬼”。陈良宇、陈同海、郑筱萸、郑少东以及重庆的文强等无不如此。
博主文中所述的那位“阴阳人A”饱暖思“报国”,决心回国搵食,走“引进”途径进复旦的过程开始并不顺利。但他“锲而不舍”,终于“功德圆满”。据知情人透露,他不知通过什么路子,与某个虽然组织上入党,但思想上没有入党, 却担任了要职的另一类“阴阳人”典型之一(我们暂将其称为“阴阳人B”)搭上了关系。既然都是“阴阳人”,双方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可谓“投桃报李”,实现了 “双赢”。“阴阳人A”在美国开超市,赚了些银子,加上拥有一些美国人脉(在中国叫“关系”),想回国发展,要实现他人生更大的“价值”。而“阴阳人B”觉得自己的后代光接受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无法实现飞黄腾达,黄金万两的目的,有去西天取经的需要,正在寻找门路。“阴阳人A”急的是“报国”无门;“阴阳人B”愁的是“出国无路”,双方“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于是,“阴阳人B”的后代就在“阴阳人A”的大力帮助下顺利去了西方取经。至于“阴阳人A”在为“阴阳人B”之女安排在美就读的过程中是否拿出一些开超市、甚至其它来路的银两加以“赞助”?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从“阴阳人A”的各种表现来判断,他对这点“投资”是不会吝啬的,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回报将会是极为丰厚的。果不其然,首先,进复旦后该评什么职称呢?参与评议的人一致认为“阴阳人A”被聘为副教授是合适的。“阴阳人A”对此极为不满,立即找了一般人通过秘书都很难获得“接见”的“阴阳人B”。(他是不用通报和“安排的”。)“阴阳人B”马上下令将其“评”为“正教授”,导致评议组形同虚设,大家敢怒不敢言。很快,“阴阳人B”又像无耻地封自己为“博导”一样封“阴阳人A”为“博导”。这种事在复旦是尽人皆知,所有的职称均在他的口袋中,随时可以予取予夺。不久,就出现了博主提到的那本书的出笼。要说复旦出版社负责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自行决定出版该书,打死也不信。若无那个权势一手遮天,独断专行,胆大妄为的“阴阳人B”的指令,要在复旦出版此书,那是不可能的。过一阵子,“阴阳人B”又竭尽全力,试图将其推上XX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以兑现承诺。由于连“阴阳人B”都无法掌控的原因,这一企图未能如愿。于是,“阴阳人A”误以为“阴阳人B”“失信”,不想兑现承诺,决定“挂冠而去”,另辟蹊径,以实现自己的雄伟“抱负”,并在盛怒之下扬言,要将“阴阳人B”在他陪同下访问美国期间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当然,他后来并没有这样做,也不想这样做,因为,他明白,这样做是把“双刃剑”,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受到反弹。于是,他就带着满腔的“哀怨”和“愤懑”北上了,给复旦师生留下了众多的疑惑及“阴阳人B”的满腹被“误解”的“委屈”,因为,他自认并非没有尽全力,只是“力有不逮”耳。他对“阴阳人A”的“一片苦心”“惟天可表。”“阴阳人A”怎么就不理解?凭心而论,“阴阳人A”之所以今天能在京师“出人头地”,成为炙手可热的美国问题“权威”,频频在中央电视台抛头露面,除了得益于那边不了解他的底细外,还得归功于“阴阳人B”此前为他提供的台阶,且不说给他提供的各种优厚待遇了。他在“阴阳人B”身上的投资确实物有所值。博主提到,“阴阳人A”正在首都“培训”美国官员。实际上,许多西方人已开始深谙中国的情况。不知“阴阳人A”将传授给他们什么样的知识?莫非是教他们如何利用我们体制的缺失,也学会如何“投桃报李”?
到这里,话又说回来了,“阴阳人B”在“阴阳人A”的陪同下,究竟在美国干过些什么呢?我们不应胡乱猜测。但稍加分析,无非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 违规胡乱花钱。据说“阴阳人B”,在“阴阳人A”陪同下首次出访前从复旦有关部门处拿到一张可以随便透支的“金卡”。
二、 违反领导干部出国纪律,会见了一些按他的身份不应见的人,而且事先没有请示,事后没有汇报。
三、去了一些不该去的地方,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猜测。美国是个“自由世界”,一般不会“罚款5千,让单位或家属领人的”。
从“阴阳人A”的口气分析,以上“三”的可能性很大,但我们也不排斥其他两条,也许都有,不想给他做结论。我们没有调查取证的义务。这是“阴阳人B”自己必须向有关部门老实交代的。
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阴阳人B”的下场与本文开始所述的那些人将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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