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之二》
四 我们是要建设一个独立自强、团结友爱的社会
我们是从中国社会的历史中走来的。我们在先辈们怀揣着强国梦想而去争取民主与自由的不懈努力中，从一个快要被西方列强瓜分完了的贫弱的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旧中国，经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历程走来，如今已经是一个能够在世界上独立自主地去追求自身幸福与尊严的新中国了。然而，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人们“其兴也勃焉”地建立了来之不易的新中国以来，我们在共产党带领下经历了“人民公社”和“共同富裕”这前后相继但又有所不同的两次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与道路的探索与努力之后，仅仅短短的六十年，一个团结向上的新中国就在人们感到无力控制中，因为社会合力的丧失而走到了分崩裂让人感受到所谓“全面溃败”的境地，并潜伏下再一次被强势者们所瓜分的危险。这是为什么？这是应当引起人们深思的。
我们可以说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便决定了我们对于未来中国的不同选择，也由此决定着新中国今后的命运。
对于新中国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人们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四种看法：
一、我们后来所选择的走“共同富裕”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问题只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共产党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制约了人们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所以我们只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善一下“民主”的问题，就完美无缺了。我相信持这种看法的人，数人头，可能不少。他们的正确性只在于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而错误则是意识不到自己所存在的“示民以利”的问题，自恋式地执着于什么“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维持着共和国的性质及其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由此，不仅在“失信于民”中让社会问题越积越深，而且也在鼓励人们自由竞争而“先富起来”中，陷入了要施行“民主”不能保证“共同富裕”，要“共同富裕”，就不能“完全民主”的死胡同。
二、造成中国目前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加深，是人们后来否定公有制而鼓励私有化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去，民主的问题要缓行。这是极左派。只能看作是有着恋旧的情绪。起到让人们不要忘记过去那段历史的作用。因为过去的那段历史，有我们需要继承的东西和学习的经验，但它已经证明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去总结教训而奋然前行的。我们不可能回到老路。
三、中国共产党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当，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既不要提走什么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能让共产党一党独大，我们就象台湾那样，按照西方发展的道路走就是了，天是塌不下来的。这便是因为自己知道西方有一个“宪政民主”，就认为自己看到了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的普世派。这样去看问题的人，在去想了一点问题的人中，是占了大多数的，是左右目前中国命运的一支强势力量。他们认为天塌不下来的原因，可能就是如袁腾飞所表现的那样，认为可以把中国社会在共产党带领下所走过的那段路程，不当一回事，人们虽然有着跟自己不同的看法，但今后一定会进化得跟他们一样的。这纯粹是一种掩耳盗铃的作法。因为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不是实行一个“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就能解决的。这是明眼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他们在走极端中，否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这段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会象袁腾飞那样，去得出中华民族是猪一样的民族的结论，而且，他们极力地去推行来源西方的普世价值，从而让新中国去革掉中国几千年历史文脉的命，如果得逞，日后的外国人，也会认为中华民族，包括这些去推广了他们的价值观念的人，就是因为是猪一样的民族，才会俯首称臣，而葬送自己的文明。
四、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目前这种状况，是因为人们在追求“新文化”的运动中，否定了自身的文化传统的优秀部分而丧失了传统人文精神或者说自身文化的主体地位的结果。这是认识到我们要有所“文化保守”的所谓新儒家们的看法。他们希望人们要有所“文化自觉”，回到自己传统的“王道”的思路上来。可惜的是，我们究竟应如何面对现实的民主问题，他们是提不出答案的。只是有人想着去搞一搞什么孔教。算是能为普世派补一个救吧。就象如今的中医，可以在西医们对人们的病患无能为力时，让人们再去找他们调养调养。
中国人本来是很圆融，很有灵气的，可人们在一知半解中受到西方非真即假的形式逻辑的影响之后，不仅把中国人的那点灵气叫做了“朴素的辩证法”，而且在学到的东西中，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走极端了。
我跟普世派的人们一样，也是认为如今改革派无论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怎么有中国特色，其安邦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存在问题的；也是认为中国的未来相对于目前的党天下而言，是要实行宪政民主的。但我不会将共产党领导中国人的奋斗历程一棍子打死，也不会抛弃自身所拥有的古老文明而跪拜在西方人的创造中。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再有错，其也是领着中国社会处在走向文明进步的进程之中，也还在坚持着协调发展的理念，只是对其还没有一个清醒的把握而已；西方的“三权分立”再好，也改变不了其在自由竞争中自私自利的价值追求，改变不了马克思对自由竞争的批判，我相信世间还有比“三权分立”式的宪政民主更加文明进步的宪政民主。
我们的社会已经在人们为追求民族自强而寻求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经由“威权”的过渡，迎来了如今能够把胡锦涛叫做胡哥的可称为“常人政治”的今天了。如果说中国的未来是事关我们大家的事，胡哥说，我们要“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国人面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时，对自己的同胞所说的一句十分中肯的话。如果我们要“民主”，要共同担负起有关国家前途与命运的责任，就应当在思想认识上去努力地去做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这件事。
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只是人们因为自身的认识水平问题而去把它们弄复杂了；所谓的真理也是很简单的，只是人们那么努力地寻找真理，如果太简单了，便认为不可想象。
我们在受到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革命的影响，知道了一个可能比现代西方社会更文明的，能够在公有制中通过实行计划经济来协调发展社会经济的社会之后，便开始了自身的百折不挠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与探索。我们通过毛泽东时代的实践，发现了公有制是“见物不见人”的僵化之物，发现了那人为的“计划经济”从根本上就背离了社会经济状况是按照自身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地发展着这一实际，是无法去做到有力地保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所以，进入邓小平时代之后，为了这个“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我们加进了“商品经济”，加进了“市场经济”；我们不受苏联垮台的影响，在“共同奔小康”的路上“走自己的路”，在将“物质”与“精神”分成了“两手”的情形下，不仅非要把自己的东西去贴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而且在不停地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终究是思而不得，用而不当。人们已经失去耐性了。因为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
如果我们不是要总想着去帖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而是要努力设法走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什么样似有似无的“社会主义”呢？我认为，如果我们从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个角度去看，可以说在我们原有的有着“朝议”这一传统的“集议制”的专制制度中，将原来帝制中的那个皇位，换成“公众”，就是“社会主义的”了；如果我们从执政党要带领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角度去看，可以说把中国社会建设成一个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共奔前程的大家庭，就是“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从宪政民主派需要干预公共事务而限制特权势力膨大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我们在安邦治国中大家都拥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权利，以及能够做到遇事讲理，对话协商，没有大牌，不看脸色，就是“社会主义”。即这样的社会主义，用中国的思想观念讲，就已经不是一个“王道”的问题，而是一个“公道”与“大道”的问题了。
在我看来，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让社会一致地向着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这个方向努力，就是一个进步的文明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性质，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但我们不一定非要去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我们只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经济需要协调发展的启发罢了。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公有制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在西方社会出现的。马克思所看到的社会经济需要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西方只是发展出了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这些东西而已。
我们可以说，保证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的所谓“社会主义”，是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施行的。因为中国是处在一个与西方异质的文明中。如果我们从茅于轼先生“要养成讲理的风气”这一觉悟来看，中国人是讲理的；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强调的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以人们的道德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这一条件来看，中国人是可以做到以天下为已任的。我们可以在讲公道和行大道的制度构建中，经由人们共同地去促成每一个的自由发展的努力，而在正确地去做正确的事这一原则下和人们自己去教育自己的过程中，去满足社会经济需要协调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
西方人不能办到的事，中国人有可能办到。这对于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容易四分五离的问题而言，我们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而对于马克思所展望的文明来讲，我们则又可以说“只有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它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社会主义了，而是依赖于东方文明而得以发展的一种社会主义。对此，我们自然是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也正是因为只有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才有充分的自信而认为中国人民一定会为世界人民作出更大更新的贡献。
但是，如果我们用自身对于“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解，来反观我们目前的中国，可以说，我们是离“社会主义”是还差一大步的。就如同西方受马克思的影响，只是发展出了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这些东西一样，我们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也只是在追求强国的梦想中，经由“公有制”这个东西，而在有意无意间走上了一条国家主义的道路而已。即我们新中国所呈现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失误，都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因为在自身原有的家国结构的观念中，没有分清“个人”、“社会”、“政府”、“国家”这四者的关系，而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一条国家主义而非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由其内在衍化的必然性所决定的。比如，现今所谓的“和谐社会”这个观念，其在“以人为本”中，就并没有能够座落在有关“人”的生存状态如何这个上面，而只是体现出了国家主义的一种视角。只是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我们目前带着强烈执政者意志的国家主义，虽然与我们心中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些距离，但相对于军阀割据的旧中国而言，我们是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了。这一大步的迈进，是得益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懂得和掌握了“团结就是力量”这一思想武器之后才换得的。
对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原来只是因为受俄国的影响而在强国的道路中去谈论它的话，我们现在去言说它，则应当是放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这个大背景下来考虑了。它不仅是我们去建设自身美好社会的一种手段与策略，而且也是人类未来的一种文明形式。对于这种文明形式，我们可以说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让我们知道了市场经济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才能得到健康发展的道理，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则让我们知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谓“公有制”的虚幻和中国人所表现的“人心齐，泰山移”的真实。
一些人认识不到这种文明形式与他们所知道的“普世价值”的差异，认为蒋介石的失败就是中国的失败。而实事上，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较量，不是性格的较量，而“同志们跟我上”与“弟兄们跟我上”的较量；是人要有一点精神与人只知道求利益之间的较量。毛泽东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反分裂主义的胜利，更是中华文化能够获得新生的胜利。
我们是必须“以人为本”的。从经世济用的角度讲，我们在未来社会中所要追求的，并非只是GDP的高速增长，更实质的，是要给予我们安定、繁荣、幸福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东西。因为发展生产力，并非是我们自身的目的，而只是我们能够得以幸存的手段。面对着我们目前社会所存在的两极分化以及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凄惨处境，我们共和国的温家宝总理，发出了“公平正义比阳光还灿烂”的声音，尽管这些用词，有着义务推销了“普世价值”之嫌，不如“公道正气比阳光还灿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气息，但也不失为给我们的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泽东曾告诫人们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我们对所谓的修正主义也有了一些认识，所以面对着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也可以讲：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国家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让问题透明，不要搞遮遮掩掩。总之，从我们要在中国的未来中所作的价值选择来看，我认为，我们是要建设一个独立自强、团结友爱的社会。对于这个社会，我们可以用“有良心，有公道，有尊严”去表述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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