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者有其屋”是所有蜗居和无居者的梦想。然而一路飙升的房价令普通百姓只能望楼兴叹。在中国楼市十年高歌猛进中，扮演第一助推者角色的，不是市场，而是政府。房价飙升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部门GDP挂帅的政绩观以及官银企“铁三角”的集体腐败。近年来一批又一批高官先后落马，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和注解。
在房地产巨额暴利这块蛋糕面前，手握实权的各路官员，成了无良的“西门大官人”。而坐拥亿万财富的开发商，则成了向“西门大官人”不惜一切手段求欢的“潘金莲”。为了摆平这些手握实权的官员，房地产开发商无所不用其极，往往金钱、美色双管齐下，投其所好，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权力和资本在楼市勾搭成奸，疯涨的房价成为权力腐败的市场映射。腐败的官员和暴利的开发商，像“奸夫淫妇”一样形影不离。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中国房产腐败案件层出不穷，并愈演愈烈。房地产开发各个审批和监管环节中，腐败的魅影无处不在。开发商要投资建设一个楼盘，各主管部门菩萨都要朝拜和进贡，行贿少则几万多则几千万不等。权力和资本在此拧成一个坚实的利益钢索，不愿让高得离谱的房价降下来，甚至默许和纵容房地产商搞强行拆迁，以致各地血案频发，难以追究，罪恶根源即在于此。中国城市化进程踩着弱势群体的痛苦前进，百姓幸福指数随着高企房价而急剧直落。含辛茹苦的普通百姓，常常沦为被权力欺凌、被资本藐视的“武大郎”。
郎咸平 教授曾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房价的疯狂高涨都是腐败惹的祸。房地产是中国社会中隐含权力行使秘诀最丰富、能够展现权钱交换关系最典型的领域。悉数近几年落马的高官，刘志华、杜世成等无一不染指房地产领域。当前房地产开发的诸多环节大量充斥着权钱交易，包括获取房地产项目、征地拆迁、项目变更、工程建设等诸多流程。虽然中央反腐败雷霆霹雳，但是房地产领域腐败犹如割不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出一茬。开发商因行贿官员而产生的腐败成本，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最终导致房价畸高。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能降低10％左右。
由于中国体制尚存许多的黑幕和暗箱，开发商们信奉“世道难行钱做马”的封建社会处世哲学。中国实行土地国有制度，但其使用支配权事实上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中，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权力寻租空间广阔。许多房地产开发商正是通过贿赂官员，轻松击败竞争对手，或者低价获得项目，求得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房地产腐败就是巨大的利益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模式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而在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作模式中，“领导批示”、“领导打招呼”，有时甚至是暗示，都是其重要法门。
在房地产腐败中，最霸道的西门大官人，当属某些利益集团。这些特权阶层凭借强硬靠山，在京城乃至全国各地，或明或暗，以极低地价甚至零地价大肆攻城略地。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大量海岸线地块，就被这些背景深不可测的特权集团几千亩乃至十几平方公里地瓜分圈走。博鳌经济特区也曾因为某特权集团介入开发，一次拿地十几平方公里，捂地搁置，待价而沽，严重影响了原先规划的有序完善实施。我在前几天考察长三角某岛屿，想帮助当地政府引荐开发一个海洋休闲旅游项目。陪同考察的当地旅游局长告诉我，这个地方已被中央很大来头的人看中了，是中央某某领导的姐姐。因为这是国家级风景区，对方提出开发条件很苛刻，地方政府无法接受，无法操作，一拖就快十年了。一个皇亲国戚巧取豪夺般的开发企图，竟使一个岛屿最好的开发旅游地块闲置十年，当地政府不敢轻举妄动。
在国土资源部门，每年因为房地产腐败而坐牢乃至掉脑袋的土地爷，不胜枚举。开发商看好了原本是农业用地或工业用地的地皮，他们通过行贿来“搞定”国土资源部门的官员，让政府收回土地，将土地的性质转变为房地产开发用地。土地出让也是寻租的沃土——不论是招标、拍卖还是协议出让，“一块地定价多少，有些时候就是领导手中的一支笔。”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违规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要超过100亿元。其中多少被开发商以灰色成本方式返还给手握签字大权的人，不得而知。
在规划部门，由于城市规划的整体需要以及相关法规规定，已经通过审批的规划项目是不能轻易变更的，确需变更的也必须严格执行相应程序。但是部分房地产商以金钱“武器”打通关节，偷梁换柱，随意变更开发项目。用地性质的“狸猫换太子”和“容积率”扩容，成为规划部门权钱交易的最大猫腻。土地经过招拍挂法定手续到手后，接下来的是规划设计。开发商希望在容积率上做文章。容积率的高低直接决定可建房屋的大小，对开发商而言，哪怕是百分之几的误差，影响的收益将是以数百万甚至千万上亿计。而更改容积率的大权掌握在规划部门手中。某房地产公司老总说：“我的一块地上是可以建10万平方米房子还是12万平方米房子，都由规划部门手中的容积率确定，如果一平方米是一万块，多1万平方，便是现实的1亿收入，我花多大公关代价也愿意。”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案由中纪委督办，其中牵涉了杭州多家房地产企业，其受贿金额之巨，令人咋舌。其中有萧山房产开发商在杭州开发建设一个小产权房小区，由于用地性质问题致使大批业主上访维权。开发商找分管副市长许迈永出面打通规划局关节。第一次开发商行贿500万，许迈永不收。第二次开发商心一横，干脆出手5000万，终于把许迈永搞定，小产权立马变成商品房。
在房管局，销售许可证什么时候发给开发商，既要看工程进度，也要看行贿力度。许多高档住宅，为什么在房管局的档案里就能登记成“经济适用房”，而且还以超低的价格全部被政府机关垄断买走。是房管局未尽审核之责，还是被打通了关节呢？零智商也能猜到。
除了国土、规划部门外，一个项目还需经过人防、消防、环保、园林、卫生防疫、交通、市政等部门的审批或备案。有公章之处，就有滋生灰色成本的可能。从审批到验收，开发商行贿费用往往要重复支出。因为每个部门里，审批时是一个人，验收时是另一个人，疏通关系的原则是“一个都不能少”。官们口中反复出现的“协调”一词，其实就是索贿的信号。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开发商往往面临建设资金的稀缺，因此房地产业也是一个金融腐败案件的高发区。金融腐败案件多与房地产业相染。房地产项目东窗事发，一个地方的土地爷和财神爷双双进监狱，也就不足为怪。
专家分析，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价快速飚升，其土地及住房交易标的越来越大，由此导致钱权交易的空间与机会就越来越大。因此，在完全政府主导下的房地产市场，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政府权力不能够得到约束，其钱权交易就不可避免。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很多拆迁冲突事件。事件背后，人们都隐约感受到了公权力与和开发商之间的某种默契。诚如易宪容所说，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钱权交易广泛性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毒瘤，它不仅成为国内房价快速飚升的根源，引发整个中国的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的泡沫，及通货膨胀率快速上升，而且严重败坏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破坏了市场经济核心。我想，房地产成为权力和资本随意揉捏的泥丸，同时也捏碎了中国社会文明和传统道德。
经济学家魏杰认为，解决房地产领域钱权交易和暗箱操作问题，必须“五个公开”：房地产交易全过程必须公开、房地产商信用必须公开、房地产交易资金来源必须公开、资金结构必须公开、付款方式必须公开。
但我认为，魏杰倡议的“五公开”不如“一公开”来得彻底有效，那就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只有推进真正的民主和法治，让权力受到孔武有力的监督和制约，反腐风暴才能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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