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流氓无产阶级的复活
当今中国的三大差别已经严重扩大而不是缩小，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比如，仅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专家称：“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现在仍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经突破合理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尽管已经着手“改变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拥有了大量钱财的富人也正在致力于寻找政治上的靠山，发展社会上 的“打手”，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从富士康“13跳”和许多黑煤窑、黑社会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恶霸富豪背后都有一批流氓在行凶，一批文化流氓在充当说客。我断定，流氓无产阶级不仅是万恶的旧社会能不断万恶的社会基础，也是当今中国各种犯罪现象的社会基础。对此，希望全党全中国人民予以高度重视。
早在1992年，本人就曾写过一篇专门研究流氓无产阶级的文章，对这个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的特征作过一些粗浅的探讨。现附上《罪犯的泉源》一文，请大家批评指正。我想，它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罪 犯 的 泉 源
------论流氓无产阶级
盗窃、赌博、贿赂、贩毒、淫乱、以权谋私、篡党夺权、卖国求荣，这类犯罪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普遍存在，经常发生。为什么罪恶的东西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使社会的一部分人始终迷恋不舍？人们原以为罪犯仅是私有制的伴生物,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仍旧屡见不鲜？罪犯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根源究竟在哪里？看来都值得好好研究。这里，我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解剖刀---阶级分析法，从流氓无产阶级的角度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以更好地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精神。
（一）
什么叫流氓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的说法，“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流氓无产阶级是“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组成的。“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有，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游民。”在其他文章中，马克思也多次提到过流氓无产阶级，指出：“工人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他们做打手。凡是在两个雇主阶级各自坚持对立的利益的地方，被他们雇用的工人之间也就进行着同样的斗争。”《共产党宣言》中也曾专门强调过这个问题：“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断，是我们认识流氓无产阶级的有力武器。在旧中国，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三重剥削和压迫，封建经济逐渐崩溃，商品经济畸形发展，一方面迫使大批贫困的农民、工人更加贫困，另一方面也导致小土地者、小私营业主、为封建皇朝服务的遗老遗少以及各种军阀走卒，纷纷沦落成为无产者，从而使流氓无产阶级队伍在旧中国大地上空前地膨胀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军阀能混战数十年，蒋介石政权能维持那么久，除了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支持，相当程度上也是靠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支撑。在黑暗社会，流氓无产阶级中除少数人参加革命外，主要都卖身投靠在军阀和土豪劣绅门下，他们不是充当买办走狗，便是充当密探打手，成为反动统治赖以生存的一种社会基础。电视剧《火种》中描写的柳文盛、邱德奎，可以说正是那个时代流氓无产阶级的两个典型人物。柳文盛在做生意中学会了欺诈和盘剥，不久沦为洋奴买办，转化成骑在工友头上的剥削者。邱德奎从政，依附于大流氓蒋介石，凶残奸刁，无恶不作，蜕变成“四.一二”反革命事件中的刽子手。
总之，流氓无产阶级既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产物，又是旧社会能够万恶下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阶级基础。
（二）
新中国建立后，流氓无产阶级失去了昔日的主要靠山，在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威力下，原来的流氓无产阶级象各种剥削阶级一样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除一些最大恶极者被镇压外，大多数人接受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教育挽救，逐渐改变思想和恶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然而，十年内乱为流氓无产阶级死灰复燃，恶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作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林彪、“四人帮”，可以说是集政治流氓和文化流氓之大成者，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总代表（顺带指出，根据言论和行动，把他们说成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够妥当。这些人缺乏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起码的资格）。林彪、“四人帮”凭籍党和人民赋予的一定权力，施展了流氓史上曾经施展过的各种卑鄙伎俩，他们随意接过革命口号，却用这些口号作掩护肆意残害革命志士；明里以共产党领导的面貌出现，暗中组织流氓队伍，妄图依靠流氓无产阶级的力量，一口吞下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个江山。对此，一部《历史在这里沉思》，确实让人沉思再三！
“文革”期间大量的惊心动魄的政治迫害事件证明，流氓需要动乱，动乱产生流氓。社会大动乱是流氓无产阶级生存发展的最佳状态，也是流氓“英雄”大显身手的最佳时机。但是，无论流氓无产阶级多么猖狂，多么得势，历史终究会给予严厉的惩罚，林彪、“四人帮”的覆灭即是佐证。马克思说得好：流氓无产阶级“虽能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鄙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流氓无产阶级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不可避免的可耻的命运。
经过拨乱反正，由林彪、“四人帮”精心培植的政治流氓队伍倾刻瓦解。不过，这批人还在，他们所产生的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还在，“文盲加流氓”的社会效应不可能短时间内消失干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惯于窥测风向并善于披上时髦新装的流氓无产阶级，很快就适应了新时期的新环境，并开始导演出一场具有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内外勾结、腐化堕落等新特点的无耻闹剧。这方面事例，近年报刊中俯拾即是。1990年7月张国同志撰写的《步履艰难的中国》一书，也许可以作为它的简明事典。
改革开放中大量的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证明：我国尚处于社会化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小农经济还大量存在的发展阶段。在这种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流氓无产阶级仍能一批又一批地繁殖出来，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
必须指出，流氓无产阶级人数不多，隐身有术，社会活动的能量较大。况且，这个阶级一向具有变色龙的特异功能，危害尤烈。鉴于今日中国的政权、军权、财权、物权主要集中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手里，流氓无产阶级便往往凭藉“无产阶级”的身份和各种特有的“才能”，千方百计钻入党内，窃取权力，牟取个人名誉、地位、金钱等种种私利。实践证明：共产党内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是危害党、危害社会主义的大敌，是造成党风不正、民风不正的罪魁祸首，也是破坏改革开放，破坏经济建设，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股重要势力。
看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忽视同无产阶级内部的流氓无产阶级进行必要的斗争，是导致我国革命和建设一再蒙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导致今天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四分五裂，社会动乱禁而不止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应予高度重视。
（三）
我们要与流氓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便不能不研究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流氓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基本特征。
从经济上看，无论新旧社会，流氓无产阶级表面上都是普通的穷人，与一般无产者同样地无产，甚至比一般工人更加一无所有。实质上，流氓无产阶级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所孵化出来的畸形儿，是一种既一无所有又好逸恶劳的特殊的剥削阶级。因为一无所有，属于无产阶级范畴；因为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追求过寄生生活，并且确实不靠本人劳动报酬而活命，又应归属于剥削阶级一类。流氓无产阶级既赤手空拳又肆意挥霍，必然要靠歪门邪道觅取钱财。由于向一般无产者和农民乞取有限，他们主要麋集到有权势的剥削阶级周围，通过为剥削阶级卖命来苟延残喘。
进入社会主义后，原来的剥削阶级失去了剥削的资本，流氓无产阶级继续依附他们也就失去了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流氓无产阶级除了偷盗抢劫、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走私贩毒等明显的违法犯罪活动外，主要已不再以游民、地痞、打手等面貌出现，而是借“充分劳动就业”的机会，混进了企事业单位里，混进了党政机关中。他们的经济来源也不再采用替剥削阶级玩命和四处求乞、强抢恶讨等方式，更多的是在“共同富裕”和“按劳分配”的名义领取工资和奖金。不过，他们表面上八小时上班，实际上七小时怠工，经常在劳动岗位上开展“偷懒的竞争”（马克思语）。一旦到了加工资发奖金的关键时刻，一个个又如饿狼，似虎豹，劲头之大足以将别人的劳动成果蚕食干净。他们不学无术，非要爭个“相应职称”；一无奉献，什么都得沾上一份。倘若抓到一丁点权力，“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便成了他们的座右铭。于是，凭三分人情搞官倒，靠七分权利做交易，没有资本照样获取超额利润。
这一切表明：流氓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了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当然，不管怎么变，企图不付出必要的社会劳动而达到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可耻目的，则是流氓无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不可改变的本质特征。
（四）
流氓无产阶级惯于变化，标新立异，但实际上毫无主见。透过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现象，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归根结底是步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后尘，走历史的老路，并必然实行专制独裁、黑暗腐败的法西斯统治。流氓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主要特征是：
1、变色性 流氓无产阶级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原则，只会跟着政治风向不停地旋转。今天喊“高举”，明天叫“打倒”；刚刚三呼“万岁”，转身大骂“万罪”。他们居心叵测，出尔反尔，简直像一颗颗“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周万匝无已时”的滑溜弹子。当需要“四项基本原则”做档箭牌和敲门砖时，他们常常比一般人举得更高，敲得更响。一旦乌云飘来，立即翻手覆雨，能够把社会主义描绘的漆黑一团。如同自然界的某些昆虫一样，政治流氓大都善于根据当时当地的政治气温和特定环境变换颜色。
2、虚伪性 流氓无产阶级不懂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深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若不披上马克思主义外套，混入党内窃取权力，往往一筹莫展。因此，尽管他们对“自由”、“平等”、“人道”、“人权”之类的辩证法几乎一窍不通，有时倒也伪装得十分巧妙，很能迷惑一些人。实际上，在流氓无产阶级心中，什么民主啦、人权啦、统统不过是随意使唤的奴婢。一切法律都是任其践踏的破布，一切民主都是任其专横的工具。在他们眼里，只要拥有了实权，谬误可以变成真理，罪恶可以变成法律。因此，对他们来说“搞政治就是搞诈骗”，小流氓耍无赖，大流氓玩阴谋，可谓司空见惯。
3、贪做官、做贪官 流氓无产阶级要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填饱私囊，往往比一般剥削阶级的贪婪更贪婪。他们认为：中国历来是“有权就有一切”，“官场左右市场”，“做官可发财，发财能做官”。在社会主义现阶段，这种状况短时期内还不可能根除，因此流氓无产阶级利用这类顽疾，总是先贪做官，后做贪官。
4、施虐----受虐性（或者叫野蛮性与奴才性的有机结合）
流氓无产阶级渴望占有一切，支配一切，又心甘情愿地做权力的奴隶，受更有权力者的支配。按《逃避自由》弗罗姆的说法：“看到权威情不自禁的谄媚，看到无权者不由自主地逞强”的“施虐----受虐狂品质”，是希特勒、戈培尔式政治流氓的典型品质。对流氓无产阶级来说，革命是工具，人命是玩具；强者面前当羊羔，弱者面前充豺狼；见到上司点头哈腰恰是叭儿狗，遇见下属横眉竖目活似鬼阎王；有权时一副蛮横嘴脸，失势后到处摇尾乞怜……，可以说，兽性和奴性在流氓无产阶级身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5、腐朽性 流氓无产阶级作为“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注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破坏力量。准确地说，一般的剥削阶级起初还属于先进生产力的标志，垂死前也总想维护既得的财产。流氓无产阶级却从来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也没有任何值得维护的资本，“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晚不妨睡大街”。他们像一堆蝗虫，飞到哪里哪里一片荒芜；象一批蛀虫，钻进哪里哪里一堆废墟。因此，如果说剥削阶级会因富得淌油而糜烂，流氓无产阶级则因穷得潦倒而腐朽。这里，富得过度和穷得过分奇迹般地殊途同归，最终是一样地没落。
（五）
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日趋繁荣的今天，有一种现象令人迷惑不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靠了什么力量还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蔓延？现代西方文明中丑恶的一面靠了什么力量可以在社会主义中国恶性膨胀？是资产阶级吗？据说，这个阶级已经在中国消灭了，即使存在，也很弱小，成不了那么大气候。是工人阶级吗？革命的工人阶级作为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导阶级，正在大公无私地公开地清算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是农民阶级吗？小农中确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化得太慢，原始粗野的文化和封建落后的文化在他们当中还有一定市场，但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在共产党教育下，正向工人阶级靠拢，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新农民。结论：唯有流氓无产阶级才既是中国古代糟粕文化的主要继承人，又是现代西方腐朽思想的主要吸纳者。
由于流氓无产阶级经济地位的低下和不稳定，他们的灵魂也往往处于贫困和骚乱不定的境地。流氓无产阶级没有自成一体的哲学理论，但几千年间剥削阶级腐朽意识已深深植根于社会的深层次中，最容易被“跟着感觉走”的流氓无产阶级所接受，使一些支离破碎的陈腐的哲学观念顽固地盘踞在他们心灵的深处。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火不烧山山不肥，人不害人人不贵”；“不能流芳传百世，也要遗臭留万年”，如此等等。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现代剥削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剥削阶级已越愈披上迷人的外衣,趋向表面的华丽和“高尚”化，流氓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则显得更加粗野，更加赤裸，更加下流无耻，更加醉生梦死。
必须清醒地看到，流氓无产阶级文化虽然是一种唯我主义的不堪一驳的罪恶的文化，但中国的现实清楚地表明：这种文化还在疯狂的蔓延，罪恶的意识一旦抓住千百万人的灵魂，还能形成一股及其可怕的社会势力。如果任凭这股势力肆虐，仍足以毁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此，作为代表人类进步势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进步人士，决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六）
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反过来说，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腐朽没落的阶级。今天，我们真想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力，就不能唯经济而经济，而应着重考虑怎样增强经济实力。我认为，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的精神，坚决依靠和发展现代知识劳动者阶级，坚决打击流氓无产阶级和一切非法剥削行为，不仅是增强综合国力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一种解放，一种促进。舍此，增强综合国力就可能落空，增强了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看来，这里有必要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直接动力，而不是阻力，不是破坏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观点没有过时。当然，动力与阻力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是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我们应正确地全面地认识阶级斗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每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既积极审慎地发挥民族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在发展商品经济中的巨大历史作用，又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剥削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地进行下去。
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在社会化商品生产力尚未充分涌流的条件下，流氓无产阶级和各种剥削行为还会不断滋生，长期存在。只要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剥削的关系还能被相当多的人所接受，还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潜能，它就必然会存在。只要懒惰成性、挥霍无度的流氓无产阶级还在继续繁殖后代，勤劳的人们便不可能与之“共同富裕”，代代相伴。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必须正视，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
马克思一贯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尽快发展生产力，包括发展人本身，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消灭无产阶级自己。他指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既有钱又有教养，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社会主义的建立，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变成“既有钱又有教养”的知识劳动者阶级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而整个工人阶级也只有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使自己发展成为知识劳动者阶级（或现代中产阶级），才能达到彻底消灭一切阶级的目标，包括从根本上挖去罪犯的泉源----流氓无产阶级。否则，罪犯的泉眼里将不断地流出又臭又脏的东西。
注:本文曾简要刊登在 1992年11月12日 四川成都的《经济学消息》周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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