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学者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

八零后学者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　　

——访《中国大形势》高连奎　　

最近一本名为《中国大形势》的财经时政类图书，忽然火爆了起来，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本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学者著作，也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而又透彻的全面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财经书籍，看过这本书的人评价到：这本书仅就涉及的问题和内容就足够震撼，特别是出自一个80后，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就远超同龄的群体。更有读者希望这本书能够触及更多人的思考，改良中国的社会，惠及更多的百姓。这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会引起如此之多人的兴趣，笔者就此采访了本书高连奎。　　

我喜欢前瞻性的研究　　

问：你的书名定为《中国大形势》。作为一名80后，为什么要写一本如此宏大叙事的著作？驾驭这么大的选题，在知识和阅历方面有没有感觉吃力的时候？　　

答：其实我平时就比较喜欢研究一些历史性，或者是具有前瞻性的课题，我平时也很少写时评，我不是说时评不好，而是认为将时间与精力研究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会更有意义。　　

其次，因为我是80后，我们这代人对社会转型之痛感受最深，我们赶上了大学收费，赶上了大学生贬值，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结婚前父母为儿女准备好生活的一切，包含房子、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但是到了现在，这些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他们在儿女结婚前连一套婚房都不能为子女提供。当然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转型造成的。我们这代人对社会感受比较深，我们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我本书的目的之一。　　

我书的主题看似主题宏大，实际上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现在很多学者被人批评只管提出问题，而不管解决问题，我写本书的目的很非常明确，那就是解决问题，解决中国最紧迫、最现实问题，我在书中，讲历史是为了更好的说明现实问题，讲外国的经济败局，是为了更好的说明中国的问题，如果就问题而谈问题，往往会解决不好，而只有跳出问题看问题，往往会得到非常满意的答案。　　

古人云，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我是从经济学研究转向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我在写作本书时也舍弃了不少的内容，因为那些只适合发表论文，而不适合写在书里面，从经济学研究转向现实经济问题研究，不会感觉到难，反而会觉得会很容易，另外我们这代人赶上了互联网时代，学习什么东西都非常的方便，文章叙事虽然宏大，但我所写的都是与我阅历有关的，有把握的我写，没有把握的我不写，在知识方面也是，我学过的我写，没有学过的我不写，可以保证我的不会出错或是少出错。　　

我这是一本中国问题专著　　

问：有人评价你的书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你认为这是不是此书与其他经济著作最明显的区别？（可谈谈你的学习经历）　　

答：是的，现在学科越分越细，这也导致了人们在看问题时可能越来越片面，但现实中的问题往往都是综合性的，如果只是从某一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只能是盲人摸象，我读书喜欢读史书，比如西方经济思想史，我读了至少几十遍，西方政治史我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因此在知识方面我的积累是足够的。　　

我这本书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方面，当然经济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我认为准确的说，我这是一本中国问题专著，而非经济学专著，这是根本上的不同。另外我用经济学的思想来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本书的特色，现在我们的经济学者几乎从来不谈民生问题，这并不说明经济学家就不应该关注民生，不关心民生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大师级人物。关注民生也是经济学家不可逃避的责任。而中国学者，对民生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忽视甚至是漠视，则是对全社会最大的亏欠。　　

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普通民众“养家糊口”却越来越不易，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用经济手段加以解决，因此要谈清楚中国问题，经济学是最重要的。　　

我与那些专家不同，我有工科背景，大学时学习的是自动化专业，自动化专业很特殊，当你学完这个专业后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工业革命的进程，另外我在备考研究生期间还系统了学习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企业与行业商会工作，这些都为我写作本书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比如书中关于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内容则与我在政治学方面的学习有关，而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则与我的经济学研究及我的工科学习背景有关，我书中提出的加强行业组织的行业管理职能，这与我在企业和商会的工作经历有关系。　　

我这本书乍一看可能会觉得内容很散，但如果通读下来，就会感觉到内容相互联系，浑然一体。　　

我是好的民族主义　　

问：你在书中指出，“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的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则是历史的回流”，是不是有点民族主义倾向？（之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争论的《中国不高兴》等书，受到的批评也主要源于此）　　

我不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倾向，因为我书中谈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世界学术界得到认可的研究结论，国外的教科书上也是这样写，只是这些研究散见于各个学科，而我只是首次将他们系统起来而已，我不能算是提出者，只能算是个集大成者。　　

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是中国的儒家和中国的社会制度， 经济史家总是把斯密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但是斯密的背后是魁奈，而魁奈的背后是中国，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由放任也是老子无为一词的翻译，西方的文官制度来自中国更是毫无争议，西方人从来毫不讳言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又遮遮掩掩，羞于承认呢。　　

我们总喜欢将中国古代看作黑暗的，但西方的古代史更黑暗，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歌颂祖国经济繁荣景象的时候，西方的古罗马帝国还没有建立；一千多年前我们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开始印刷纸钞的时候，西方人还在那里数着贝壳，但我们享受自由平等的时候，西方人还处于农奴制社会，这些都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没有灿烂文明的民族是“悲哀”的，而有着辉灿烂的文明却不敢承认的民族也是悲哀的。　　

我们中国人只知道鸦片战争及晚清的百年屈辱，谁又知道中学西渐和中国潮时期的百年荣耀呢，摩罗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双星”之一，他去年写了一本《中国站起来》，书中他敢于承认自己对国际文明史的无知，但中国其他知识分子又有几个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呢。流行于西方的百年中国潮这段历史也应该写入我们的教科书，这也正好可以与晚清的百年屈辱史平衡一下。　　

正如我书中所言，我主张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但我又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我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创新，如果这样都被称为民族主义的话，那我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是好的民族主义，是健康的民族主义，也是必要的民族主义。　　

经济学急需回归常识　　

问：学过基础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你在书中反复重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并建议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国家战略，为什么要强调这样的常识问题呢？　　

提高劳动生产率确实是常识，但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偏离了这个常识，也是事实，这要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大历史来看，才可以说清楚，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统称为古典经济学，第二阶段统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三个阶段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也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马克思经济学言必称生产力，其实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是一回事，劳动生产率是量化了的生产力。　　

凯恩斯经济学属于宏观经济学，基本上是从宏观上看问题，比如GDP的概念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杰作，GDP公式集中浓缩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精华，我们看看媒体上的专家一谈经济就是三驾马车，就是探讨投资、消费、出口问题，再比如房地产拉动中国经济等，说这些话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说不出这样的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屑于说这样的话，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典型分析范式。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最新阶段，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产权、改制、私有化、自由化等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典型分析思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不关心三驾马车的问题，但是他们特别关心经济制度的问题，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开放市场，实行贸易、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必将带来经济增长，而更大的开放带来经济更大的增长。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不仅在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甚至在中国也影响渐大，当然现在的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和道德上已经破产。　　

现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部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从来不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分析经济，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大的缺陷就是忘本，忘了经济发展之本，经济发展之本是发展生产力，也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由于受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太深，现在的学者几乎不再谈劳动生产率。　　

说到常识，按照通常的标准，常识一般是那些经常挂在口头上和自觉落实到行动上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这两点来看，可以首先看看媒体上的那些专家学者，哪个人还在用劳动生产率这个词，你看央视财经频道或是各大主流财经报纸，它们也许一年都提不到一次劳动生产率这次词，我们在百度里输入劳动生产率这个词，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新闻少的可怜，而且很多都是美国新闻，而其他常识性的东西，只要百度一下就会出现海量的文章。　　

我们再看具体到行动上看看，中国从来就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用我多说。从以上两方面我们都能明确的看出，中国并没有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当成常识，甚至劳动生产率这个词都已经被尘封了起来，我们这代人学习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知道有劳动生产率这个词，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以后的小朋友们听没听过这个词都是问题。我们现在急需回归常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吃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吃完了，经济也就完了，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凯恩斯主义发展经济学就是“做加法”，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经济是“做乘法”，这才是最快的经济增长方式。　　

要藏富于民，而不是藏富于精英　　

问：你所指的创富于民、均富于民与之前流行的“藏富于民”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在语言学上有个现象叫做词语异化，例子我们就不举了，大家都能理解，但你发现没有，被异化的词大部分都是比较美好的字眼，我认为“藏富于民”这个词也存在被异化的趋势，因为“藏富于民”这个词太漂亮了，谁用都能获得掌声，以至于很多推销极端主张的人也开始打起了“藏富于民”的幌子。　　

在书中我一共对分国企股票、分外汇储备、分国有土地、用民营企业藏富于民、用股市藏富于民、减税藏富于民六大常见的藏富于民主张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些主张不是在藏富于民，实际上是在藏富于精英，藏富于民的前提条件是“民穷”，但是我们放眼望望，现在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中国黄金市场火爆、中国收藏品市场屡创天价，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的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藏富于民是主张将国家的财富分给好百姓，比如把国企分掉，把外汇分掉，把土地私有化、减税等，但这些一次性的分财产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要解决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就必须“均富于民”。　　

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让民众从根本上富起来，最关键的还是要“创富于民”，在书中，我提出了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以创富于民，因为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以让民众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只有民众创造财富的能力提高了，民众的收入才会增长，比如一个工人一年创造10万美元的财富，另一个工人一年创造1万美元的财富，那么在同等条件下，这个每年创造10万美元财富工人的工资就是这个每年创造1万美元财富工人的工资的十倍，比如按照世界劳工组织的数据，中国工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即使准确也被高估，因为中国的工人加班情况非常，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要远远大于美国工人，如果按照小时劳动生产率那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还要更低，因此只有提供劳动生产率，才可以从根本上创富于民。　　

制定反投机法也是历史的进步　　

问题：新“五蠹”的提法是你的原创吗？对于打击新“五蠹”，你提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具备可行性？（比如改革税制遇到强大阻力该如何应对？指望投机客乖乖听政府的话遵循政策会不会是一厢情愿？）　　

“新五蠹”这个词不是我的原创，但是将这五种人或行为列为新五蠹是我的原创，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新五蠹的提法或是有关新五蠹评选的帖子，但这些都是网友的戏谑之作，正儿八经的写篇文章的只有我，并将其上升到社会层面进行探讨的我也是头一个，至少公开资料显示的是这样。　　

对于打击新五蠹的建议，我认为还是有可行性的，比如有些行为本来就属于违法行为，我们直接依法打击就可以了，在其他方面我提出了加强商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商业管理职能，我提出这样的主张也是与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企业从事过策划及管理工作，也在商会有过工作经历，我认为真正的好企业，在乎名誉的企业是不愿意进行恶性竞争的，也是不愿意伤害消费者利益的，但行业中偏偏有些人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这些情况在没有闹大之前，政府是不方便出面进行管理的，而这些完全可以通过行业自律来搞定，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企业根本就不加入行业组织，而行业组织对企业也没有强制权，如果行业组织作为行业的自律性组织可以具备一定的公权力的话，很多坏事情在行业组织这一层面就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根本就不可能再造成行业灾难甚至是社会灾难，以后行业内出了事，我们最先问责的就是行业组织，其次是才是政府，如果行业组织具备了对行业进行管理的公共权力，那么像三鹿奶粉事件，华尔街金融危机事件，房地产质量等事件都可以非常好的得到解决。　　

笔者认为小政府主义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政府在退出其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应该以社会自治的加强为基础，如果政府放弃了进行社会管理的职能，而社会自治又跟不上，那么就会演变成社会失控，甚至演变成社会灾难，比如美国的金融行业，中国的奶粉行业，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等，现在世界上都面临着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也可以说，现在不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与社会脱钩的问题。为了弥补小政府造成的公共权力真空，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行业组织在行业治理方面的作用，赋予行业协会一定的公共权力。

我不认为改革税制会存在很大的阻力，现在加强对富人的有效征税是民心所向，是民意所归，就连茅于轼这样的人也是主张加强对富人征税的，这些问题在西方都解决的很好，我认为现在的阻力都是思想阻力，这种思想阻力来自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的减税风潮，第二是，中国税重的假象，对于世界上的减税风潮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西方国家的减税直接导致了贫富分化的加大及中产阶级社会的解体，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才对，二是中国税重主要是企业税重，我们现在需要一种税收理念的转型，我们不再加大对企业的征税，而是加强对中国富人的有效征税，我不认为这样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针对投机的问我提出制定《反投机法》的建议，即使不制定《反投机法》，最起码也要以立法的形式禁止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我认为是有可行性的，其实就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都表示，如果政府规定不可以投机，那他也不会进行投机，如果我们的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不允许在住房和食品领域进行投机，我想中国的投机者也不会违抗法律进行投机，至少大部分人都会放弃投机行为，就算剩下一小部分投机者，他们也不会对市场掀起太大的风浪，因为很多泡沫都是群众性投机造成的，比如股市泡沫和房市泡沫都是这种情况，小部分投机者造不出大泡沫。　　

当年我国取消《反投机倒把条例》被看做是社会的进步，我们现在重新制定《反投机法》同样也应该被看做是社会的进步，两者都是改革，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属于帕累托改进　　

问：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难点在哪里？　　

在谈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难点前，我更愿意谈谈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有利条件：　　

首先，我提出的这种社会保障模式，大家接受起来还是非常容易的。我本人有个习惯，就是每当写完一篇文章一般喜欢到网上看看转载率，当我将《论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一文发表在光明网刊发后，我认为转载这篇文章的网站应该不会多，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这篇文章是我所写文章中大网站转载率最高的，很多以前没有转载过我文章的网站，都转载了我这篇文章，这说明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接受。我认为人们以前只知道福利社会，但看到我的文章后，他们可能会认为，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人们就会感兴趣，人们的兴趣是我推动这个主张的最有力因素。　　

其次，在理论上也没什么阻碍，比如大家所知的是福利社会有两大弊端就是养懒人，这是因为福利社会都是采用直接补贴的方法进行的，也就是按人头分配的，但我的主张则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原则，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打五折后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养懒汉的嫌疑。因此不会存在“养懒人”之嫌。而且福利社会税重，限制了企业的活力和国家的竞争力，但是我的主张则更加的优化，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主要是从消费角度征收，但注意是消费角度，而非消费环节，　　

大部分改革都会伤害到某个群体的利益，会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但是我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不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利益重新分配，而是在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间进行利益分配，比如我们将食品、住房、医疗等生存性消费领域的产品价格搞的非常低，让人们可以用最少的钱满足生存问题，在汽车、家电、家具建材等领域的享受型产品的价格可以搞的稍微高些，而奢侈品比如各种首饰、收藏品等我们将价格定的非常高，这些可以通过税收手段进行调节，也就是提高后享受型消费品和奢侈型消费品的税收，来补贴到生存性消费领域。　　

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了，住房、医疗这些关系到生存的消费反而贵的不得了，而那些享受型消费及奢侈型消费反而不贵，因此我们必须把这种局面扭转过来，人们幸福感才会增强。　　

我认为推动这一主张，我有一个有力力因素，那就是我的主张没有风险，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使遇到一些技术性问题，但也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损失，基本上属于帕累托改进。 　　

至于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难点，我认为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这需要政府的推动，这需要税收制度的改革，需要先期进行社会实践，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时间与精力，但是我相信只要我的主张有政府、学术界和民众的一致认可，那推动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因此我对此持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