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以合理的经济代价换取可靠的国防安全，是当代最高决策机构竭力奉行的根本国策。国际战略家们认为，任何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宏图规划，如果不是用强大国防作为后盾，那就很难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上长期稳定地推行下去。
但是，一个国家的防务安全，愈来愈取决于能否在其国家的大政方针指导下，依据全球军事与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一种创新求是、深谋远虑而又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防发展战略。我国国防建设本应在国防现代化和国民经济活动中，象其它发达国家那样，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发展战略与国防体制的影响，长期被束缚在封闭的军事小天地，无法跃入国民经济大疆场，更谈不上迈向全球社会大舞台，经风雨见世面。当前，随着全国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国防发展战略的重点转变，为了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防建设的新路子，有必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全球战略高度，对我国现代化国防发展战略与体制改革进行战略构思。本文主要就全球军事与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变动和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可能采取的宏观对策，加以探计。
二、当代世界国防发展战略趋势
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战略环境发生新变化，特别是世界军事与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新动向，它标志全球社会正在步入一个战略时代，这是一个同过去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崭新时代。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共处、挑战与机遇、竞争与合作、动荡与稳定……这些矛盾和斗争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发展势头，向世界各地迅猛袭去。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顺应新潮流，竞相制定发展战略、变革防务体制、采取应急对策，其宏观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领域：
（一）军事安全格局在从威慑型的两极对抗转变到防御型的多极竞争。
从二次大战至今，世界军事形势是以东西方集团安全保障体制的战略对峙为基本格局而变化的。这种东西方集团安全保障分别是以政治、经济及其文化都各不同的美、苏为中心的。这种对峙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基础之上，它始终避免了发生核战争和全面常规战争。但七十年代前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世界战略格局发生很大变化，这就是：第三世界的崛起，核武器扩散，西欧的离心倾向导致美、苏争霸型的两极世界发展到春秋战国型的多极并存；核威慑力下降、地区冲突加剧、恐怖主义盛行，促使传统型的全面战争转向现代型的有限战争；日本上升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经济大国，亚、太经济高速发展，各大国竞相涉足这一区域、造成地缘战略重心从欧洲和大西洋转到亚洲和太平洋；地球资源日趋稀缺，世界生态失去平衡，安全环境面临险情，迫使竞争焦点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从地球表面转向外层空间。世界军事安全格局就是在这些战略环境下从威慑型的两极对抗进入到防御型的多极竞争。为适应新格局，有关国家相继制订新战略。如苏联已确立“加速战略”，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乃至思想等方面提出一整套改革措施并以法律和党章形式固定下来。美国为对付苏联的军事战略攻势和日本与西欧的经济战略攻势则提出以“星球大战”计划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指望利用高技术优势、重建军威、国威。日本最近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要综合运用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来确保国家安全，认为“武力战”，“思想战”、“外交战”三位一体的“综合战”时代已经到来，并把国防目标集中在军事安全保障和经济安全保障上。在他们看来，能否把握住变化了的时局，根据敌我的当前实力与长远潜力的科学估量，制定行之有效的国防安全战略，是衡量一个国家在未来国际安全格局中能不能掌握主动权的主要标志之一。
（二）国防战略目标在从内向型的军力较量转变到外向型的国力竞争。
实践证明，内向型的战略目标层次低、视野窄、跨度小，攻势弱、满足于祖传秘方和传统经验，自喜于一时进取与急功近利，仅仅追求作战手段的需要，无视增强防务的其它要素（政治、外交、心理等）。而外向型的战略目标则把眼光放在高层次的国家长远利益，强调综合运用各种力量（军事的和经济的），能够根据国内外动态环境需要及时调整布局、并不断把竞争机制引向对方的簿弱环节，因而它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辐射力。美、苏与西欧等国所以能在当代世界舞台上发挥巨大作用、很大程度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外向型的国防发展战略，就连日本也在最近推出集政、经、军、技于一体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尽管这些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各自国情不同、安全战略侧重点也不同，但却在以下方面有共同之处：由国家决策当局明确提出战略假想敌；据以制订反映国家安全利益的防务政策，把加强军力视为国防战略要素之一，把发展目标指向世界最新战略座标参照系；利用经济、技术乃至精神要素谋求综合国力效能。如美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处境：经济增长放慢、日益依靠进口能源、失去军事优势、民族士气低落，为扭转不利局面，里根政府83年推出战略防御计划，通过建立太空高技术成果综合体筑成太空盾牌，使核威慑战争失灵，以期在下一世纪取得对苏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军事与政治领先权和对日本与西欧的经济技术支配权，同时取得对国内人民的信念与意志控制权。美国在与苏联和谈中，对这一计划不作任何让步、显然把它看作是实现美国霸主宏愿的大战略，是一种比“物质原子弹”还要历害的“精神原子弹”。
（三）国防经济发展在从封闭型的一国安全经济转变到开放型的国际合作途径。
现代社会呈现出大经济、大科学、大系统的发展趋势，促使国防经济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国内外迅速变化的动态需求。传统的民族经济模式已经过时，现代的全球经济战略变为主流。其主要表面在，“国产化”装备开始减少，“万国牌”系统日益增多；自行发展道路愈来愈行不通，国际联合研制日益盛行起来；一国生产让位于全球定点，本地加工则为异国配套所取代。纵观各国防务，重大装备发展计划，大多采取多国合作战略，国防工业大都向跨国公司方向发展。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先后网罗西欧、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参与研究开发活动，西欧各国共同研制九十年代战斗机、发展中国家纷纷建立国防工业并竞相涉足国际合作领域，它们瞄准国际市场，采取合作方针、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使本国高技术防务工业获得迅速发展，如巴西和波兰航空工业，由于倡导开放型的经济模式，其飞机出口率高达90%以上。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民族国防经济已与国际安全经济紧密联在一起了。国防经济商品化正在构成一股时代潮流，冲出国界，奔向全球。那些继续奉行锁国经济模式的国家，将会无情地被抛在世界军事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领域之外。
（四）国防体制改革在从临战型的军人主导体制过渡到和平型的文官支配体制。
国防安全一直当作军人的独占职业，军事领域视为军人的一统天下、防务战略由军人规划乃是天经地义，武器发展受军人控制变成千年贯例。但所有这些思想与实践却在新条件下过时了，无效了。战争作为一种选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和平是今后唯一的出路。其原因主要在于，核武器本身蕴藏着能将人类从地球上扫除的龙卷风。现代武器对全球生物体的毁灭性质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只靠军事手段就能保卫自己。国防安全已成为首要政治任务，而不是军事任务，安全目标愈来愈依赖于政治、经济、治国艺术之类非军事手段方能达成。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其新著“现实的和平”一书中明确指出，“如今，对于超级大国来说，利用战争或战争威胁这最后一着就等于自取灭亡。在核战争的时代里，如果用战争来继续我们之间的政治争执，那就意味着我们现有文明的中断”。这就是当代世界的国防管理体制出现“和平型”文官支配体制的改革背景。值得指出，一向采取临战型军人主导体制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承认，“在目前情况下，当人类本身处在灭亡的威胁之下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只能以和平竞赛和竞争的形式来进行”。
（五）国防管理观念在从效率型的微观战术思想转变到效益型的宏观战略意识。
随着微电子、信息、航天以及系统工程技术的推广应用，导致人类由传统的工业社会步入现代的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使“时间在超强度地缩短，空间在奇迹地扩大”。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时空观要求我们树立“信息就是金钱，决策就是生命”的全新观念，以取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传统信条。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战略管理时代，过去那种一味追求单项、局部、眼前的数量型管理将让位于极力谋求复合、全局、长远的质量型管理，前都在于缅怀过去，应付眼前、牺牲未来，后者则是反思过去，立足当前、走向未来，前者是把低层次的微观效率当作国防管理的中心工作，后者乃将高层次的宏观效益视为国防建设的战略目标，前者把竞争胜负寄托在军力的物质手段上，后者则把成败关键放在军力的精神领域，即决策阶层统帅能力，治军才干和管理艺术的较量上。从美国强化防务管理，开展着眼于二十一世纪的“星球大战”计划到苏联推行改革新政，制定旨在寻求宏观优势的加速战略就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在管理专家们看来，有没有能力进行“宏观思维”，有没有魄力开展“战略管理”也许是今后各国在国防管理水平上的最大差距所在。
三、我国宏观改革思路
世界军事与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向我国提出了巨大挑战，为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利益，需要从宏观战略高度，探讨防务对策。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一）研究制定国家安全战略。
该战略要从变化了的国内外战略环境出发。瞄准二十一世纪，综合考虑政、经、军、技等要素。目前所确立的国防发展战略要与国家经济战略吻合起来，建议成立官民结合型的战略研究制定班子（吸收军内外人员参加）。
（二）军力发展要走少而精的路子。
应把竞争方向由争夺数量优势变为质量优势，至于数量建设由中央转向地方，由民兵或预备队提供。小型、机动、快速、多功能、全方位是未来现代化部队建设的重要特点。
（三）改革微、宏不分的防务体制。
引进文官管理机制、健全决策保障制度，强化国防管理职能，实行军、政相对分工。途径是建立国家安全政策（审查）委员会、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为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创造条件。国防部作为国务院的职能机构要履行一切与国防有关的宏面管理责任。一些负责装备采购与后勤的部门主管在条件成熟时，可搞文官任命试点工作。
（四）国防经济管理要按世界防务经济管理的普遍规律和我国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当前应着手开展的工作是：根据国防经济集中化、联合化和跨国化需求、组建跨部、跨行业、跨地区的军工企业集团，同时根据系统工程管理原则，成立大型，综合、由主体院、所牵头的科研发展中心。至于各军工部可在职能转变的基础上，本着宏观集中、微观分权、精减机构的原则，向行业管理和间接控制的综合协调方向发展。
（本文系1986年北京《首届国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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