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大学工作组
——摘自《非主流文革视野》一书
试图比较准确的描绘北京大学工作组案是非常困难，或者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以孤立个案的眼光来看待它。它本身仅仅是是同时期发生的一大批类似案件中相对突出的一例，它的缘起与当时的社会大状况和之前中央的一系列方针决策和执行情况息息相关，而它又对之后的一系列的事件产生了影响。
比如：我们把什么时候算作这件案子的起点呢？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正式开始文化大革命吗？还是从北京大学大饭厅里贴出了那张尖锐指责宋硕、陆平和彭佩云的大字报？抑或从当时以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的反应，派出大批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甚至中等学校搞“夺权”，大打“右派”“游鱼”“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来“坚持党的领导”开始算起？
我们又把什么时候算作这件案子的终结呢？是到从一九五九年起就已退居二线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毛泽东被彻底激怒，中断在南方调研的行程返回北京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议撤回工作组并要求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作检查为止呢？还是到刘少奇屡屡反击失败终于被彻底打倒为之呢？如果更向后推延，那么从此而崛起的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日渐落伍最终被工人农民为主的“造反派”所取代，蒯大富等人黯然谢幕是否可算作此案的最终结局？似乎不可，因为十余年后又有新的大翻案；那么这次大翻案和它所产生的“决议”能算作最终结局么？似乎也不可，至少我们现在就正在回顾这件几十年前的案子。
或许，把它称为“案件”本身就是不合适的。
它应该是一次“事件”，是一次运动，是一次矛盾的爆发，而它的影响也将是潺潺绵绵千丝万缕的，比任何相对孤立的法律个案都要深远的多广泛的多。
要了解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学工作组案，必须先对当时的具体社会状况有所了解，而这，又必然涉及之前的许多事情。
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九年初把权力很大的国家主席这职务让给刘少奇，自己退居二线的。当然，这个“退居二线”和后来那种“养起来作顾问”、手握军权“垂帘听政”或席卷贪污来得赃款跑到国外作寓公的“退居二线”都是截然不同的。他仍然是党的主席，仍然是中央常委，但在具体分工上已经不在涉入具体的中央事务，只致力于确保国家体制和关系到国家走向的大的政策方针。而且这时的“国家主席”也和后来似乎可有可无的“国家主席”不同，仅从法定权限上来说确实是最具实权的头号权力人物，称这时的王光美为“第一夫人”是不错的。毛泽东这种做法是否有和斯大林比较的心态不得而知（因为斯大林是至死都掌握权力的），但也足证后来一些人的关于毛泽东“专制”、“权力狂”的说法非常荒诞，因为后来的事实说明“接班”的刘少奇绝非他的傀儡。
但是决非傀儡是一回事，刘少奇借助手握的重权对毛泽东留下的体制肆意作根本性的改动甚至搞到足以使政权“变色”的地步则是另一回事。
还在三年自然灾害尚未结束的一九六一年，刘少奇已经急不可耐要砍农村合作化推行他的“三自一包”了。“三自一包”和“人民公社”的分歧本来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二人最根本也很长久的政见分歧之一，两者之间究竟孰高孰下阶级倾向如何当然在今天农村大面积破败的今天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了，不过就当时也可以认为还比较模糊有所争论，“坚持意见”的刘少奇掌权之后希望试一试自己的招数倒也不能算什么大错。不过在一九六一年那样仍然处在灾害和饥荒年月的时候，砍农村合作化砍公共食堂则是无论如何太过火了--砍农村合作化必然直接冲击抗灾自救能力，砍公共食堂则无疑会使集约消费成为不可能，在灾荒年月这样搞，那无疑是急于推行自己的一套顾不得老百姓的肚皮和性命了。
这种做法当然要招致毛泽东的不满，而推行自己的政策时遭遇到重重阻力的刘少奇也肯定会认为威望崇高的毛泽东已经成为限制自己权力的一条锁链--即便毛泽东再怎么克制，但他的威望本身已经使这种状况成为难免。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起来。到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已经公开批评毛泽东支持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他的讲话中，他采用了明显有所选择和人为干预的“调查”结果，作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两人的路线之争不可能不由此而升级。
这之后两人之间的较力就变得很明显。之后的一些实例似乎可以说明两人斗争的一个基本模式，即：在毛泽东的支持和推动下通过大的方针政策，而刘少奇在执行过程中把它转向和毛泽东的企图大相径庭的自己的方向。“四清”的“前十条”和“后十条”是明显的实例。
这样的斗争在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之后变得拥有更多的权力斗争色彩。因为刘少奇仅仅比毛泽东小五岁，以毛泽东主动让出国家主席退居二线时的年龄（恰好略高于要求一般干部退休的六十五岁上限，属“适当放宽”范畴）画线，则刘少奇根本不应该寻求连任，而应当象毛泽东那样让出实权极大的国家主席位置，转而担任党的职务，之后主要依赖个人威望和人格魅力等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并维护国家体制的稳定。
如果在平常时期，那么刘少奇留恋权力的做法充其量是“风格”问题，只会引发不少微辞损害自己的形象而已。不过考虑到刘少奇属于共和国建国第一代领导者的特殊身份和当时的实际状况，则刘的做法损害就相当严重而且深远。
因为刘少奇既然恋栈不退，那么和他同龄、在国家权力方面唯一能对他起制衡作用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也就只能留任。而这两位最高的领导者既然大大突破了六十五岁的界限，那么“适当放宽”也就变得非常空洞了。以此为先例，不仅建国第一代领导群体逐步隐退的过程被大大阻碍了，后来颇遭诟病的“老人政治”是否以此为发端也大大值得怀疑。具体到毛泽东来说，那么他是否会因这样的事实而对刘少奇从单纯的政见分歧发展到对刘的人格和目的也深抱怀疑，恐怕也值得探讨。
如果说刘少奇仅仅有个人恋栈和争权的行为那么毛泽东还可以仅止于怀疑，一些怎么看都太过火的打击异己行为（如庐山会议毛泽东、彭德怀分歧时刘对付彭的一些做法）也还可以视作政治家的斗争本性不见得不可容忍的话，那么在刘少奇竭力突破权力限制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则肯定已经大大超越曾亲手打倒国民党的毛泽东的容忍极限。
从后来的一些资料来看，这些现象至少包括“官僚作风”（最典型的是一九六零年一千余名最小只有八岁的上海青少年被“错发”到了山西的一家少年犯管教所，而最晚在一九六一年就发现“确实有错误”的这件案子在官官相护之下直至文革开始之后才被揭破并于一九六七年元月对有关人员作出了处理。这时这一千多名青少年基本已经“劳教期满”了）、“干部特权”（如高干俱乐部等问题）、“权贵子弟学校”（“学生打老师”的集中地带，“血统论”和权贵子弟红卫兵等的最重要源头）、“脱离群众和贵族化”（很有意思也很让人恼火的一件事是某驻外总领事的夫人嫌一个招待员长得丑，请客时让他上了菜之后回避一下，以免“影响外宾食欲”--这种夫人，我都想打倒她）等等。而且有些已经根本说不上是“资产阶级作风”或工作失误了，比如上海铁锅厂一名杂务工在三伏天工作因为既没有降温设备也缺乏必要防护，结果跌入开水池全身烫伤百份之七十五。然而工厂的主管人员却借口她是外包工和没有执行“操作规程”等，既不给医药费又不给工资和生活补贴，一脚把她踢出工厂。最终还是靠工友们凑了三千多块钱才得以活命。
应该承认，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都有而且普遍比当时严重很多。不过，毛泽东显然也并非我们现在这帮官僚和“精英”的同路人，所以，他当然不能如某些人所倡导的那么“宽容”那么“阶级合作”。
肯定的说，毛泽东决意发动文革，的的确确是要打倒一大批“老革命”、“老干部”、“资产阶级当权派”的说法决非空穴来风。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毛泽东首倡，刘少奇主持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不过，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刘之争中惯常的那种模式便又发挥起作用来了。
肯定的说，毛泽东在下定决心发动文革的时候是有他的思维盲区，或者说始料未及之处的。
那就是，直至决定发动文革，他始终对刘少奇的党性和自己的威望，甚至对刘少奇的政治智慧都做了太高的估计。
刘少奇敢于作出那样激烈而不择手段的对抗，肯定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若非如此，则完全无法解释毛泽东怎么竟然敢于在文革之初那样关键性的时刻反倒离开了斗争中心的北京赴南方调研去了。而依据后来汪东兴的回忆，就在这次调研的途中，毛泽东甚至在途径韶山故里的时候很得意的指给他看几所小房子，说这是他私下托人修的，退休之后要住在这里。这说明毛泽东其实是大有可能把文革当作了自己国家制度建设的最后一笔，期待把这次“南巡”当作自己彻底隐退之前对自己亲手建立的新中国所作的一次最后的巡礼的。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和革命家，同时又是号称“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的卓越文人，无论是出自民主革命家的平民本色还是中国古典文人的隐士情怀，他有这种功成身退的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理解。
甚至就当时具体的政治格局来说，也并不能说毛泽东选择此时来隐退是包含有什么严重的错误判断。
刘少奇当然不能说很让人放心，不过他的权位虽重“权威”却不足，无论是威望、资历还是功绩，在党内军中不次于他的大有人在。何况他本就是出了名的搞“圈圈”的人，虽然也确实收罗了一帮自己“圈内”的高级干部，但相对的也就自然有很多“圈外”的人对他持反对态度。尤其是军中的将帅们，大多对军功不彰的刘少奇很不感冒。
这种状况下，哪怕从政治实用的角度来看，刘少奇也确实不应该有铤而走险的实力和胆量，充其量如以前那样干一些不许读毛选只许读“修养”的小动作罢了。以毛泽东的功勋和胸襟，那些小动作恐怕根本就还放不在他的眼里。很多迹象可以表明：直至刘少奇终于搞出了“白色恐怖五十天”，使得毛泽东终于和他最后决裂为止，毛泽东始终还是把他当作“接班人”来看待，仍然信赖着他的党性。决非有些网上臆测那样“处心积虑”要打倒刘少奇什么的。事实上，后来的事实足以说明，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何须“处心积虑”？更加用不着发动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
但刘少奇这一次却的的确确搞出了大动作，而且打了毛泽东一个措手不及。
当然，他铤而走险的结果也的的确确的说明了他确实没有这样做的实力和资格--虽然他证明了自己确有这样的胆量。
对此，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的承认了自己的失误：“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么是太过于信任别人了”。
不过，从毛泽东的同一篇谈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直至此时此刻仍是对刘少奇抱有期待的，比如“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
北京大学工作组案以及和它同时期的一大批类似案件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五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发出不到十天之后，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中贴出了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尖锐指责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大字报的七位署名者中，聂元梓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当时任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赵正义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其余五人也都是中共党员，其中除杨克明刚刚调出该系之外，都是哲学系教员。
这份大字报后来被指称为是在康生和他的夫人曹轶欧“指使”下写出来的。这种说法的根据似乎应该是康生曾经讲过“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促动”和“指使”显然有着巨大的区别。后来聂元梓本人的回忆也提到，她问曹轶欧：“能不能给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贴大字报”？曹轶欧说“能”。又说，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纲领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学习“五一六通知”。
仅此而已--这才合乎道理，康生确是大才子。康生、陈伯达都是名列建国之初七大书法家中的人物，学问是极好的。不假，不过若说他当时就看出了这份大字报会因起那么巨大的反响所以事先“指使”和他并不那么熟悉的聂元梓来写这篇大字报则不免太未卜先知，过分高看康生了。何况根据后来的一些资料，那份大字报甚至不是聂元梓本人执笔的，而是别人写好之后才征求她的意见请她署名。她之所以会名列第一位是因为在七个人中以她的职位最高资历最老。
这份大字报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全校议论纷纷的同时被批判的党总支也迅速组织力量对聂元梓等七人发起围攻--“在大字报贴出的短短半天时间内，全校自发地贴出了一千五百余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对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加以驳斥和揭露。当时还有千余人围着聂元梓辩论”。呵呵，好厉害的“自发”。而且还不止于此：当天深夜，当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邓小平派人匆匆忙忙到北大给这份大字报拍了照；新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雪峰和高教部长蒋南翔随即亲赴北大，先开校党委会听取陆平、彭佩云等人的汇报，在开完校党委会后的晚上十点多钟又立即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作“稳定局势”的报告。
李雪峰的这篇报告有些地方是很诡异的。老实说，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比如“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贴大字报要经过批准”、“文化大革命……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有步骤的进行”充其量算是套话空话和官僚观念，当然偏袒是很明显的；相比之下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明确说到了“北大出现了几份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要内外有别”。
以李雪峰北京市一把手之尊，在北大党员大会上竟给“几份……大字报”定下了“故意泄密”的性，那无疑是要对付人了。而“故意泄密”这四个字也很耐人寻味。
一种可能是并无特指--这可能性实在太小了。这四个字是为“几份……大字报”“定性”的。李雪峰好歹是北京一把手，相当过去的京兆尹的人物，在著名学府的北京大学紧急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上怎么也不可能完全说空话无的放矢。后来聂元梓等人受到的围攻批判迅速变本加厉也说明这“故意泄密”的“几份……大字报”里至少包括这份《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第二种可能则是李雪峰纯粹是在搞冤案，“故意泄密”纯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这份大字报完全是针对当时的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紧急指示”和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佩云的具体工作部署的，实在扯不到什么“国家机密”上去（我会把这份大字报贴出来，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看分析分析）。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区区一个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和几个年轻教员的大字报何以竟至于引起校党委那么强烈的反击，甚至“上达天听”惊动了国家主席级别的人物，还要北京一把手亲自到北大“稳定局势”则无从解释。
第三种可能就是宋硕的这份“紧急指示”和陆平、彭佩云等人的工作部署的确是瞒着很多人，是要“内外有别”的。那么也就说明，在党政系统等权力机构的内部，的确有一种与公开的“五一六通知”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工作部署”。只有这样，身为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接触到了这些“机密”并公开了宋硕“紧急指示”的聂元梓才真的属于“泄密”，大字报贴出之后引发的上上下下的剧烈反应也才有合理的解释。
后来发生的事实似乎可以说明，“第三种可能”才是一切这样那样的宣传背后的真相。
李雪峰的讲话刘少奇看到之后给予了很高评价，尤其点明了“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文化大革命不能偏离这两个轨道，偏离一点都是错！”。聂元梓的大字报似乎由此可以定案了。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总的说来是不错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份大字报究竟触犯的是哪条“党纪”、“国法”呢？如果说真的是“泄密”，宋硕的“紧急指示”和陆平、彭佩云等人的工作部署的确属于“党的机密”、“国家机密”的话，那么后来的事实足以说明这些“机密”是连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中仍然排名第一位的毛泽东也毫不知情的。
这是哪家的“党纪”、哪家的“国法”、哪家的“机密”，不免令人疑窦丛生。
但无论真相究竟如何，至少从这一刻起，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思路已经初露端倪了。
毛泽东要“发动人民群众揭露我们的阴暗面”；刘少奇则坚持“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后来更演变成为“反工作组就是反党”。
毛泽东要自下而上的“开门整风”；刘少奇则坚持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步骤的进行”、“贴大字报要经过批准才行”。
仅从言辞上，两个人的各说各话充其量反映出的是不同的气度胸襟精神风貌，然而具体到执行过程中，那就成了一个要“治吏”一个则加强“吏治”；一个矛头向上指向干部一个矛头向下指向基层，完全不可能兼容了。
在刘少奇拍板之后，本来就已遭到“一千多师生”围着“辩论”的聂元梓等人遭际如何可想而知；而从之后陆平等人所面对的广泛怒火来看，斗争聂元梓的“扩大化”恐怕也是存在甚至很严重的。
刘少奇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毛泽东还远在南方，获取北京信息的主要渠道还是各种信件和刘少奇等人每周一次的汇报，说他很了结这一时期的具体情况当然是不合乎事实的。
但是当时中央常委中的另一位人物，同时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对刘少奇的做法感到极为担忧。他无力阻止位高权重的刘少奇，于是他给南方的毛泽东去了一封信并随信附上聂元梓的大字报。
这份被刘少奇认为有违“党纪国法”、“泄密”的大字报却得到了毛泽东毫无保留的赞赏和支持。他迅速给康生回了电话，将这份大字报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并决定立即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
确实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聂元梓的大字报先是得到了新华社的全文广播，而后的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并配发评论。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五月三十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曾和还在南方的毛泽东商谈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的问题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五月卅一日，以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了人民日报。这件事情是否会对《人民日报》六月二日转载聂元梓的大字报有影响，在获得更多的资料前不好判断。
但对北大党委来说，单只新华社的广播和人民日报的刊载已经很可怕了。几乎是转瞬之间，成千上万的师生包围了校党委，要和陆平等人“算总帐”；最激烈的行为是包围了陆平等人的住宅，跳了窗夺了门。这可算是文革期间的“抄家”之始--如果在早期“一千多人”围攻聂元梓的时期并未出现抄家现象的话（之所以用时期，是因为文化革命最初闹起来的文教系统中，同一时期中类似聂元梓所遇到的情况不仅于北大，也不仅于北京）。而初期围攻聂元梓的“一千多”师生变得灰溜溜。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状况，我的分析是：其一，如前所述，在围攻聂元梓的时期恐怕北大“扩大化”的问题很严重，有不少人陪着聂元梓挨了斗，如今当然怒火满腔；其二，北大党委在日常的工作中官僚习气压制群众意见乃至官僚特权打击迫害等等问题只怕多少也是存在的，所以会有很多人--从《人民日报》转载聂元梓大字报后北大的情况看甚至可能占到师生们的大多数，平时敢怒不敢言，现在爆发出来了（我认为这应该是主流，因为围攻聂元梓的时间不过一个多星期，即便扩大化很多人受了株连受了委屈也充其量就是围攻聂元梓的一千多人的同一级别；后来校党委的对立面则若干倍于一千多人，数量上来说只怕北大大半师生都在其中）；其三，这种情况下社会上的人和北大本来的流氓学生等等也肯定会随风闹事。这就属于“浑水摸鱼”一派了。围攻聂元梓等人的时候他们不会寂寞，如今风向一转他们就也随风转了。不过这一类人怎么都属于极少数（原因：一则我对北大当时的学风还是有期待的，觉得那时的北大学生中流氓应该还不多；二则北大毕竟是师生上万的大学校，北大的运动社会上的人除非另有组织，否则混入参与的无论如何不可能多过北大自己的师生）。
这种情况下：
“北大党委已经烂掉了！我们要求中央给我们派工作组，领导我们搞好文化革命”！
建议一出口，立刻得到了北大师生们的广泛响应。
这应该算是整件事中的一个“路标”，说明直到此时此刻，北大师生们的怒火仍然是对着校党委，对党中央依旧是充分信赖。
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再加陈伯达、李雪峰等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个会议味道很怪。一个是作出了针对北大的三条决议：一、派原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二、撤销陆平、彭佩云等的职务，改组北大党委；三、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这还很正常。但是同一会议又作出了八条规定：一、大字报“原则”上可以贴，但内容要内外有别；二、大字报无论如何不要上街；三、各种批判会只能在校内开，不能开大规模的声讨会，更不能出校；四、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五、学校之间不要串联；六、不要保卫黑帮住宅；七、要防止坏人破坏；八、这条最让人啼笑皆非，居然又是“不要泄密”？？？！！！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一群学生，一不是军事院校的军人，二不是特务，究竟有什么密好泄的？
还是在同一会议上，刘少奇拍板决定--这个决定我认为是超级怪味豆--本来确实是北大提出的派工作组取代校党委的要求，然而决定是：不但要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而且要向中等学校派工作组。
会议上陈伯达递了条子提出了反对意见，建议先不要搞工作组。于是他被严厉的批评了。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则提出：这八条规定在正式行文之前，应该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最好能请毛泽东回来亲自领导这场运动。
两个人显然都对在刘少奇主持下这次会议的决定有担忧，然而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这体现的是个性的区别，也是政治智慧的高下。
也就是这次会议之后，大批工作组被派入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究竟派出了多少工作队员，我手头有了两个不同的数据：一个是约七千四百人；一个是一万二千多人。我怀疑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数字，也就是大专院校派驻的工作队员是约七千四百，而整个北京市文教系统派驻了一万二千多人。但究竟是否如此则待考。
另外一些侧面的资料则提及当时派驻北京市大专院校的工作队达到四百二十多个，入驻各中学的工作队也有数百个；同时因为本身干部不够，还向总政借了三千多名本来要派到农村搞四清的军队干部来充实工作队。由这些数字来看，七千四百和一万二千两个数据还是有一定可靠性的。
另外一件要提及的是就是当时并非仅仅北京文教系统派驻了大批工作队，而是全国各大区都是如此，区别仅仅在于北京的工作队是中央派的，而其他地区的工作队由各大区和各省委领导而已。上行下效之下，很多地区甚至搞的比北京更加--实在想不出什么词来评价这种搞法。
六月三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八条规定”令身在杭州的毛泽东火冒三丈，这八条规定也因此而没有正式行文。但即便如此，大批的工作队却仍然派了下去，而他们执行的正是这“八条规定”。
发生在文革之初的这次工作组狂潮开启了激烈的社会抗争之门。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头脑中反复回响的是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文革是被后来的一些人称为“荒唐岁月”的，但至少同样荒唐的是文革之中真正荒唐之最的三大祸害：特务工作队、衙内红卫兵和官派造反派，却从来被那些反反复复叹息着文革之中他们如何受害的人避而不谈。
要了解“特务工作队”先得回头说说“四清”运动。
“四清”本来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依照“前十条”开始的“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起初是比较单纯的清经济活动；但仅仅三个月后的九月份“后十条”出笼，特别是在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亲自指挥四清运动之后，“四清”就迅速演变成了“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理阶级队伍划清阶级阵线”，打击面迅速扩大。毛泽东就曾对“后十条”表示过相当程度的怀疑：“三个月……哪有那么多经验”？“四清”之所以在后来被评价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就源乎于此。
不过“四清”更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它的一整套工作方法以及总结出来的所谓“桃园经验”。
细究毛泽东所赞许的“前十条”和基本体现刘少奇风格的“后十条”，很明显可以看出：刘少奇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比毛泽东估计的严重得多--当然，另一种可能是有意识的要汰换掉毛泽东留下的一套基层干部班子。这导致“后十条”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而这些工作队的工作方法有着极鲜明的刘少奇特色，我的个人看法是：刘少奇很可能是把他革命时期主持白区工作的那一套经验混合自己的一些想当然滥用在这里了。
这使刘少奇的“四清”工作队处处体现出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特务运动”风格。尤其在大吹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之后，这种“特务工作队”的干法更是登峰造极，而且居然演变成了一套“标准程序”。
简单来说也就是：
第一步：秘密扎根串连，“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工作布置不要漏出去”。工作组进村一不表明身份，二不交代政策而是秘密的“扎根串连”、“找正根子”寻找“可以依靠的对象”（这闹出过很多笑话比如：新城县有一个老贫农，因为成分实在太好了结果同时被五名工作队员当作“根子”，而这五名工作队员又互相保密，结果“扎根”了二十多天后，五个人此来彼往各讲自己的一套话，闹得老头莫名其妙头昏脑涨）；
第二步：“发动群众”，大搞“干部下楼”。具体到执行中也就是先把干部统统赶上“楼”然后大搞人人过关检查。比如被当作“经验”的桃园大队，总共四十六名干部，被“赶上楼”过关检查的四十三名，被批斗的卅九名。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处分的时候开除党籍、带“坏分子”帽子、就地劳动改造甚至武斗体罚都不在少数。北京郊区通县，去了两万人的工作队，有一百一十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七十多起，死了五十多人。“四清”中凡是王光美过问过的地方，“四清”后几乎都有干部大换班；
第三步：“运动群众”。以刘少奇的理论，“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所以工作组在“发动群众”的阶段是宁左勿右，群众发动之后就宁右勿左。说来似乎有理，但细一琢磨便可明白这只能是由城市官僚来包办代替群众运动和农村基层工作的同意语而已。
事实也正是如此，刘少奇“四清”中搞的是“大兵团作战”，如河北省只是“四清”了十个县却派出了整整十万工作队员；新城县一共二十八万人口，工作队员达到一万四千余人。分析起来，既然讲究“秘密”那也就不能说“大兵团”是出自对声势浩大的偏好，只能说为了“掌握火候”包办代替群众运动，庞大的工作队自有其不得已的一面。
这种包办代替，很多时候是相当极端的。常常是大会小会均由工作组包办，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修改，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甚至表情也都由工作队指点。例如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这个例子出自文革中的调查资料，不过我认为这比有些宣传可信的多。因为我不认为当时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会很熟悉“垂帘听政”的故事，他们要编这样的谎话未免难度过高）。
整个“桃园经验”最后的总结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后来的文革期间“第三桃园：定兴调查纪实”对这四条经验评价为：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
我承认这样的结果未必是刘少奇、王光美的初衷，然而却不能没有他们的责任，而他们从未站出来承认过错误和纠正这些做法。
这样的“特务工作组”在“四清”中效果就大大的值得怀疑。最终还是毛泽东迫不得已站出来搞了“二十三条”，事实上否定了“四清”中的许多做法和“桃园经验”，局势方告缓和。但也由此而导致了毛、刘之间矛盾的深化，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甚至不得不手持宪法和党章来保护自己的发言权。
而到了文革开始之后，刘少奇却又把这样的“特务工作组”大面积派驻到了大专院校和高初中。
局势也就只能因此而剧烈的恶化起来。
“四清”式依然执行着“桃园经验”的工作组进入学校之后，立刻“严格执行”了“八条规定”。诸如封闭校门、禁止校内外串连、大字报分别保密师生们只能“内外有别”区别性的观看以及“枪打出头鸟”，“教育”大批“闹事”、“乱贴大字报”的师生，“卡”外出串连者，等等的做法，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非仅北大也非仅北京为然。
而在北大，陆平、彭佩云、翦伯赞等人则被“封闭学习”了，无论是的确如后来所宣传的那样是“保护”的措施，还是“四清”中干部“上楼”的机械套用（我坚决认为这种可能性大的多。），但肯定是无论反对陆平等的人还是支持陆平等人的，都不会对这样的做法感到满意。
事实也很快证明了把这种在相对封闭和忍耐性较高的农村农民那里都难以奏效的“四清”经验搬到信息流动相当通畅的中学甚至大专院校，来对付忍耐性要低的多同时党团员和复员军人转业干部等也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是多么的愚蠢。
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迅速出现了。
而这时的“特务工作组”们，居然仍然是在照搬“四清”的一套。
事实上在这一段时期派驻工作组的全国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中，北大远非反工作组最激烈的。
例如北京邮电学院在六月四日，愤怒的师生们就赶走了进校不到四天的工作组，学生们把工作组的行李扔出了校门，连脸盆都砸扁了；而在由叶林任工作组组长，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任副组长的“刘主席的点”、与北大比邻的清华大学，由于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停职反省，连包括北大在内的许多外校师生都纷纷赴清华声援。
分析其原因，恐怕依然只能归结于这种“特务工作队”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各个学校具体情况常常大相径庭，不同的校党委校领导能力、作风、威信等差别极大，有积怨极深者也有威望素著者，无法一概而论。工作组成员基本出自官僚系统和部队，绝大多数对学校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同时又迷信本来就问题多多的“四清”经验，不肯去深入了结听取师生们的意见，大搞一刀切和包办代替。大批干部统统“赶上楼”人人封闭“学习”过关检查；与此同时却把师生们和这些人完全隔绝。要批判的固然找不到人，要支持要保护这些人的也同样愤恨于工作组对这些人的打击迫害。
如此作风的“特务工作组”和学校师生们之间矛盾日益激化实在是必然的。
与此同期，许多其他单位其他地方也纷纷动荡起来。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有人贴出了批判李雪峰五月廿五日在北大讲话的大字报，这些人迅速被打成了“右派”。李雪峰还提出“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至六月五日，市委机关继续围攻给李雪峰贴大字报的人，收回他们的大字报底稿。共有二百余人重点挨整，其中八成以上被迫检查。
而在外地文教系统，类似聂元梓的事件纷纷出现。上海复旦、同济、交大、科大等院校仿效聂元梓给校党委和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人竟然仍如聂元梓一般纷纷挨整，武斗事件层出不穷。
如前所述，比起这些学校来，北大远非对抗最严重的，然而校门也已经被工作组封掉了，工作组长张承先亲自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出北大，校内大字报正在“整理”暂停开放。北大变成了事实上的一所大监狱。
六月九日，张承先大概是仿效李雪峰的关系，又说向工作组提意见的行为就是“给工作组抹黑，不相信党中央”；六月十二日，清华蒋南翔被停职反省，北大师生前往声援时，张承先又驱车前往，要将师生们赶回学校并以“记过”威胁。
在此期间的六月九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陶铸等人飞赴杭州，和毛泽东一起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并未作出很明确的决定，但是分歧已经非常明显。毛泽东提出“派不派工作组不是主要的”、“乱就乱一下子嘛”！“不要急于派工作组”；而刘少奇则坚持“还是不要乱”，更有某位善能画圈的伟人将问题加码为“他们不是要斗黑帮的问题，而是要斗垮我们整个的党”；毛泽东委婉的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整垮我们的党……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我们的党制已经烂掉”。
杭州会议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回到北京继续大派工作组，至六月中旬北京各学校已经基本都进驻工作组，取代了原来的校党委。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在文化革命汇报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北京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搞夺权……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学校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主要靠我们抓工作组的领导，没有工作组，我们的领导就断线了，学生中、教师中那帮右派分子就会翻天”。而当李雪峰问他“学生中的右派要定多少”的时候，刘少奇明确回答：“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就定多少”。
两天之后，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和意见的报告“和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两份文件时，明确强调反右的范围应该包括学生。
“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把他们揪出来”、“今年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带帽”。……此类批语，至今读来仍令人毛骨悚然。
工作组和学校师生们之间本来就已极其紧张的关系从此之后更趋激化。
六月十八日，北大出现了大批不经工作组“安排”“批准”的揪斗现象，是为“六一八事件”。刘少奇为此而专发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将“六一八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从此开始了“反干扰”运动；
六月二十日北师大学生谭厚兰（女）等十七人贴出了反对工作组组长孙有渔的大字报“孙有渔把运动引向何方”？又有人贴出“郭影秋你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揭发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间进驻人民大学。孙有渔迅速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师生们斗争这些学生，并提出了著名的“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然而到了中午，却又有人贴出了“孙有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继续质问工作组。是为北师大“六二零事件”。当天晚上北京市委派人“接见”了师生“代表”，并指示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然后谭厚兰等人便遭到围攻、打击和批斗；
同在六月二十日，地质学院一名党委常委组织起一批干部教师直接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激烈指责工作组“起了黑帮们起不到的作用，强烈要求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至此，反对工作组的声浪已经超出了一半师生和基层干部的范畴；
仍然是六月二十日，在刘少奇的女儿刘萍萍就读的北师大第一附中的两名学生陈永康、何芳芳也贴出了一篇“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直接质问工作组：“工作组的老爷们，你们有什么资格代表党的领导？你们对学校情况一无所知，凭什么下车伊始，指手画脚，大发议论？……”文中甚至质疑到了工作组是否真的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地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反工作组的浪潮已经不仅限于大专院校，而是已经蔓延到了中学，连相对单纯幼稚的中学生也开始对工作组的干法感到难以忍受了。刘少奇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将这两名中学生定性成为“小右派”，指示：“蛇出洞了”、“要发动群众斗争他们”；
六月廿一日，“刘主席的点”、清华大学的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的大字报“大家想一想”中提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份大字报措词未必算得上很激烈，然而一则清华是王光美坐镇的“刘主席的点”，二则这份大字报的说法事实上已经意味着对工作组根本立场的质疑，于是当晚王光美就在工化系部分同学座谈会上将蒯大富的大字报定性成：“大家要注意，人家要向你们夺权了，这是一场阶级斗争”。随即掀起了一场全校性的“反蒯斗争”。更加参照了“四清经验”，将蒯大富开除团籍，作为“典型”、“活靶子”狠斗狠批“一定要彻底的把他斗倒斗垮斗臭斗彻底”！同时更“既要在理论上把蒯大富同学批深批透，还要把他的组织活动查清” ，大力追查“蒯式人物”，捉“右派游鱼”。清华园内，从此“反革命”、“反党分子”大批涌现。大批的学生被批、被斗、被带帽。批判又批判，斗争又斗争之下，“右派学生”昏死在批斗场上已经不算新闻，多名被斗学生自杀。
面对全国性的反工作组狂潮，刘少奇的对策是继续施加高压来“控制局势”、“不能乱”、“党有党纪、国有国法”。
六月二十日，陶鲁茄、何长工出马指使工作组“要顶住”，并且公开到地质学院讲话，批评反工作组的人是“闹事”、“右派翻天”。
六月廿二日，薄一波致北京地质学院公开信发表，在文中，薄一波以领导人的身份表示：“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他是代表组织工作的。如果校党委有问题，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是夺回了党的领导权，（我手头的资料在这里出现中断，前后的两句肯定不能直接联系起来，怀疑中间应为所以夺工作组的权。如是，则这番话可能就是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的一个加强版本）……亦即夺党的权。那么谁来掌权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之类的罪名……” 。
一边是大批学生老师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游鱼”，一边是“领导指示”：“不可以随便给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之类的罪名”，这样的做法无疑决不可能“稳定局势”。
工作组和学校师生之间的对抗更趋激烈。
二十余天里，在北京廿四所大专院校中，被打成“右派”的学生便数以万计，同时还有数千教师成了“反革命”，详细的致死人数则不祥。其中清华、北大的被捉被斗的“右派”学生均过千人。
学生们的反抗也变得日益激烈。尤其在在“刘主席的点”清华大学，王光美亲自抓的“典型”、“活靶子”蒯大富无论是被批斗关押还是开除团籍，就是死不屈服，甚至在辩论会上还把工作组成员驳的哑口无言，连薄一波和他辩论一样无功而返。同时更连续贴出《致叶林（清华工作组组长）》的大字报，要求工作组认错，否则将开始绝食。
大学如此，中学的局势也迅速恶化。
除了北师大一附中的两名“小右派”之外，清华附中一些学生成立于五月廿九日的“红卫兵”组织，和受此影响，于六月初在地质学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大附中、北京二十五中等等中学所成立的“红卫兵”、“红旗”、“东风”等中学生组织也因为发宣言、贴大字报和印制小报等行为，被定性为“非法组织”、“公然鼓动造反”、“一定有后台”，刘少奇指示“对一切反动骨干都要抓”、“工作组先审查，把他们隔离，然后由公安机关出面侦察。关键是要证据”。
而“证据”是什么呢？成立组织、贴大字报、印制小报、发宣言等等的“证据”当然是确凿的，只是说这些“非法”不免牵强；而“公然鼓吹造反”的“证据”则是一篇名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
毛泽东在韶山故居得知此事之后气的破口大骂：“结社自由是上了宪法的，凭什么说人家非法？我回北京后也参加红卫兵，看他们哪个敢镇压”！文革期间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的支持和公开佩戴“红卫兵”袖箍的行为，就源乎于此。
而北京的刘少奇仍在大专院校和中学中继续大打“要搞反革命组织”的“在野右派”，而且从一些文件中看似乎中学还日益被“重视”了。七月六日，刘少奇指示团中央和教育部门：“中学文化革命要在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那样”。--刘少奇直至此时居然仍然念念不忘自己夫妻档的四清经验。
而在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时，他又一次提出：“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当前要加强工作组的领导，逐步恢复党支部领导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受迫害者”数十年唧唧歪歪如一日的文革“罪行”也就是“学生打老师”就源起在这一时期；后来在“衙内红卫兵”时期，“老师”们又一次大批被打，除此之外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不会比现在的学生打老师情况更多。而且情况很复杂，确有“学生打老师”，尤其是所谓的“高干子弟中学”之中，因为学生大多有个不好惹的爸爸，所以老师被斗被打的尤其多；但是同时在整个北京乃至全国则有更多的“老师打学生”。学生之中被打被斗被批甚至自杀的人数远远多于老师。
当然，在我们的一些整天价委屈兮兮的“园丁”心中，“学生打老师”自然是大逆不道而必须严加批判必须“忏悔”的；而“老师打学生”……还是“宽容”了罢，至不济也“都是文革的错”。
他们永远不敢面对事实。
刘少奇的蛮干令许多中央级领导人也感到极其担忧。周恩来的办公室在最高峰时曾一天冈收到来自北大、清华、地质、北师大等大专院校的二十多份措词激烈的报告，纷纷要求驱逐工作组。
在中央，要求撤工作组和坚持不撤工作组的两种意见明显对立。
面对濒临完全失控的局面，周恩来找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商量的结果，是周恩来到清华劝说蒯大富停止绝食；而陈伯达立即和毛泽东通话，恳求毛泽东迅速回来亲自主持工作。
这时，毛泽东在武汉。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击水于长江。
此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毛泽东的心中，所意识到的是比已经表现出的民怨沸腾更加深重的危机。
就在文化大革命甫开始的五月十八日，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中武勋最著的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后来被称作“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
表面上是批判彭、罗、陆、杨的这篇讲话，却用了大量篇幅罗列古今中外“政变”、“夺权”的事例。其中不少语句明白白的别有所指。
例如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岁”、“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等等等等。
林彪是一员智将，但在政治场上，却往往显露出极不成熟和鲁莽的一面。很典型的一件事是：“彭罗陆杨”中的陆定一的太太严慰冰私下里写了大量的匿名信，还画了漫画丑化林彪和叶群，尤其是匿名信连篇都是涉及夫妻隐私的污言秽语。本来陆定一是副总理级的人物，严慰冰好歹有头有脸，居然作出这种事也实在是不象话的过分。别说开国元帅的林彪，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也都是受不了的。所以林彪在事情揭穿后大骂陆定一--“你个王八蛋”！“恨不得撕烂你的嘴”！“你和你老婆天天在一个炕上日吊，你会不知道”？“想起来就恨不得一枪毙了你”（注：这句话在“一举”之后居然成了林彪迫害老革命的罪状……这只能说我们的御用文人实在让人佩服了。林彪虽有他的错误，但在这件事上林彪实在是无辜得很）！等等等等，虽说风度不佳场合也实在不对（他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开骂的），不过也的确有情可原。
然而在处理严慰冰和陆定一的问题的时候，因为严慰冰的匿名信已经搞的谣言纷纷，实在气不过的林彪居然坚持要发一份“辟谣”的文件来挽回影响。文件之中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林彪亲自出面：
“我证明：
一、叶群在和我结婚时是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坚持要下发传达这一份“辟谣文件”，当很多人纷纷劝他不要下发这份“文件”的时候，他怒不可遏：“……我的老婆是处女还是破鞋，只有我知道。我不出来证明谁证明”？而且宣称如果不发这份文件他就要站到中南海门口自己去发。
这算是共和国有史以来最牛气的一份文件了。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战场上用兵阴狠老辣的林彪，在政治斗争甚至日常的人情世故方面却显得相当欠缺。也正因为此，这位个性上有着极可爱一面，堪称天使与魔鬼混合物的元帅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脱开讲稿讲的这篇“政变经”在有意无意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信息。
彭、罗、陆、杨已经被打倒了，然而元帅仍然在讲“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出身军旅的元帅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怎么会无的放矢？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的，要搞“反革命政变”的，自然不是已经被打倒了的彭罗陆杨。“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的，是否便是着力推广“三自一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些“要杀人，要篡夺政权……”的人物若上了台，元帅又会作何反应？“火药的味道”？元帅的这篇公开的讲话里，又何尝不是充满“火药的味道”？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岁”。--毛主席已然七十三岁高龄，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活到一百岁”的说法是善祝善祷，然而任谁也知道可能性实在太小。毛泽东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泽东若是不在了，元帅又会作些什么？联想到毛泽东从一九五九年主动退居二线到后来索性在故乡修建房子等等一系列的举动，那么毛泽东隐退的打算在高层恐怕已不是秘密。在“后毛泽东”的时代，没有了遮荫大树的时代，元帅是否想要将“想冒险”、“待机而动”的“一批王八蛋”，“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了？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而元帅，是精通“反政变”，同样也精通“政变”的。
而在批罗瑞卿、彭真一段话的末尾，元帅更有一句极其耐人寻味的话：“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这里列出了党主席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唯独没有列出国家主席刘少奇。
一篇不算长的讲话里，元帅别有所指、指桑骂槐甚至杀气腾腾之处，比比皆是。
共和国是战火中崛起的政权，本来依据古典中国论功行赏的传统，由军方背景的人来出任毛泽东之后的国家领导人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毛泽东却选择了出身党政体系，军功不彰的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并自一九四五年始对他作着力培养。
于毛泽东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多重考虑之后无奈的选择。军人执政的种种弊端不言而喻，是必须避免的；然而与刘少奇同龄，在威望、资历、能力等方面都远优于刘的周恩来却又太缺乏野心--周恩来为人公正而坦荡，从未象刘少奇那样结成自己的派系搞自己的“圈圈”。作为政治家这是难得的优点，但作为权术家这却是致命的弱点。假若真的以周恩来作为自己之后的国家领袖的话，那么一旦有事，单只“少数服从多数”一条就足以令周恩来成为中国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政治劲敌。在两人政治决战的前夕，赫鲁晓夫用飞机连夜把支持自己的中央委员弄来，在全会上轻而易举的以“少数服从多数”制服了马林科夫）。
而一九五九年后，周恩来、刘少奇分任国务院总理和国家主席几年里的事实也说明周恩来的确难以独力对抗刘少奇的这庞大“圈圈”。
然而这样的选择也一定会使军方感到不快。
事实上，建国后高岗、彭德怀两次“路线斗争”，认真分析起来其实都是有着极深厚军方背景和军功作为后盾的人物，针对刘少奇这个“接班人”发起的权力挑战。即便是后来被“精英”们吹得神乎其神的“彭大将军万言书”，只消稍加分析也足以看出：其实是要刘少奇等作公开检讨，针对的决非毛泽东。
高岗、彭德怀，恰好是共和国立威之战的朝鲜战争中掌握后勤的“萧何”和冲锋陷阵的“韩信”。两人非仅是莫逆之交，同时更都是有着顶尖的军功，在军方拥有强大影响力的人物。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所称的彭德怀与高岗是同谋固然是落井下石打倒政治对手的龌龊之举，倒也并非全然的空穴来风。
林彪的这份“政变经”、“五一八”讲话，一方面是在文革前夕毛泽东的确已有完全隐退打算的旁证。因为若非如此，则林彪未必会急于发表这样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讲话；而讲话中“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可以活到一百岁”。等等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向“后毛泽东”时代的话语也会无从解释。
而另一方面，元帅的这篇讲话也是极清晰的信号。--并非是说元帅此时已经决心要顺应“风气”搞政变，因为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哪怕为了“不要泄密”，元帅也决不会有这样的讲话。
元帅的讲话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在敲打某些人。
高岗、彭德怀之后，解放军最强悍军团的四野系将领之首、解放战争中功勋最大、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海南岛打赢了三大战役中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一代名将林彪，也打算有所动作了。
刘少奇是否注意到了林彪的这份讲话，他顶着沸腾的民怨坚持不撤工作组，是否有冒险“闯关”抢在军人们有行动之前全面掌握行政体系的意图，如今已成历史的疑问。
而--如果说我们这些后人在数十年后对着这份“政变经”在字里行间寻觅蛛丝马迹还多少有“文字狱”之嫌的话，那么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上旬，元帅旗下第一流的大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写给毛泽东的告状信里，已经明明白白的将刘少奇和邓小平称为“两个搞修正主义的危险人物”了。
同期，在未经刘少奇同意的情况下，派驻北京文教系统的工作组中，凡属空军系统的全部撤出。
从毛泽东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给他的夫人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这位老人的头脑异常清醒。
他反复提到了令他“总觉得不安”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更有“颇有点近乎黑话”的“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等等词语。
甚至，如果以我们在几十年后所拥有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位七十三岁的老人是否在当日的长江侧畔，已经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的历史风云看的清清楚楚？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楣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候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尽是些“颇有些近乎黑话”的词语，然而抚今追昔，时不时的竟仍有透不过气的感觉。冥冥中仿佛见到那位老人巨大的魂灵，正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向着我们微笑。
这位老人的洞察力，这位老人的智慧，竟至于斯乎？
当此时，新生的共和国风雨飘摇。
当此时，“特务工作组”横飞的漫天铁帽之下，正是民怨沸腾。
当此时，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若干人等正磨刀霍霍只要杀人。
当此时，面对掌握政权、位高权重的刘少奇，掌握军权、兵强马壮的林彪，以及无拳无勇无权无势只有供人带帽或者斩劈的头颅，然而又实实在在的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础的--人民，毛泽东必须有所选择。
当此时，毛泽东击水于长江。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七十三岁的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长江击浪。
自武昌大堤口顺流而下，一小时另五分游程近三十华里。对于七十三岁的老人而言，这样的游程、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运动强度，怎么都是用个人爱好和锻炼身体难以解释的。
很长时间里我曾以为这不过是封建君王式的与民同乐或者资产政客招徕选票式的“作秀”。然而当我编排文革的资料，当我发现正是在这次畅游之后，毛泽东立即返回北京展开与刘少奇的政治决战；正是这次畅游为中国以后数十年政治风云拉开了大幕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品味这次畅游，我的感觉变得完全不同。
遥想武汉江桥之畔，万里不歇的滚滚波涛，我嗅到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味。
这，是春秋以降，中国历史上最富英雄气概的一幕。
我的心灵，将永远因这一幕而震颤。
我曾经想过要将这本书写成绝对理性绝对冷静的分析文字，我曾想过要竭力的避免自己的情感介入笔下的文字，但在品味这一幕的时候，我知道这些意图已经变成永远的不可能。
因为这一幕，我已彻底折服于毛泽东的人格。
毛泽东不是神，他是人民的领袖，他是--英雄。
没有什么证据，但我确定无疑的认为：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终于放弃了自己归田园兮的最后梦想。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正以这次畅游在检验着自己，检验自己已然老迈的身躯之中，还有多少仅存的生命。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已然“上了梁山”。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已然破釜沉舟。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已经作出了自己的抉择。
在他步入长江，开始自己一生之中最后一次的长江畅游之前，面对长江两岸千千万万的民众，他高呼：
“人民万岁”！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已然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他将把他仅存的一切，名声地位、死后身名以及七十三岁的自己最后仅余的生命，全部的、彻彻底底绝无反顾的奉献给他的--人民。
没有什么证据，但我确定无疑的，相信着这一点。
畅游已毕的毛泽东，旋即登上了共和国一号专列。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返回北京，与刘少奇的政治决战正式展开。
北大工作组案并未至此完结，但我们在此节中对北大工作组案的记述将到此为止。因为自此之后，决定一切的核心舞台已经移入了中南海的红墙和人民大会堂洁白的殿宇之中；而北大工作组案的一切余波也不再仅限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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