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红山口会议”确定中国足球引进西方职业俱乐部体制，本意是想兼具“邓肯的美丽和肖伯纳智慧”，但最后却不幸落入“肖伯纳预言”，不亦悲乎？
“你记得吗？在上世纪80年代，现在在南非纵横球场的日本队与韩国队，都是中国队‘脚下败将’！”在与我一位沈姓师兄交流世界杯观感时，沈师兄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这样提醒我。
是啊。尽管本届世界杯“没中国队鸟事”，但哪个球迷不是一边为“看别人球事”过瘾，一边在骂那自家那帮不争气的“大爷”？
中国队到底怎么了？在我看来很简单：“瞎改革改的！”——必须声明，这句话仅限于说球，也希望好事者不要瞎引申。我向来认为，如果中国足球维持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状态，而不是着急引进西方所谓的商业联赛制度，中国足球即使在技术上长进不大，但至少可维持纪律与血性，至少不亚于今日的东亚诸队。
还是从经济思想说起吧。1992年中央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吴敬琏老师发表了一篇不长的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文章大意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具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大制度的优势。而社会主义代表“公平”，市场经济代表“效率”。所以，吴老师在文章中给出了这样一个“公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效率。这篇文章曾让初入经济学大门的我很是激动。因为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人类所向往的制度不就是既公平又富裕吗？看来，我们真找到了一种体制，能同时满足人类社会最美好的两种愿望。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足球当初的改革也是想找到一种兼具东西方足球优势的体制。不久前我在供职的“红山口”校园里，遇到1992年6月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的一位与会者――那次会议因确定中国足球引进西方职业俱乐部体制而闻名，史称“红山口会议”。老人对我说，他当时的思路非常简单：引入职业俱乐部体制后，中国足球不仅会保持一贯的纪律性与血性，同时还将兼具西方俱乐部体制对球员的激励而带来的活力与技术上进步。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经济体制改革倒真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三十年中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即使是作为当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倡导者之一的吴敬琏老师本人，都在整日价担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其中，“社会主义”不再代表“公平”，反而代表了“官僚权贵无所不在的权力”，“市场经济”不是代表“效率”，反而代表了“资本的强势与放纵”。真是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再是两种制度的优势结合，而是两种制度的“弊端”结合在一起！好在这仅仅是一种“担心”，而且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
但“足球改革”却毫不留情地受到几乎所有球迷的“啐”了！引进俱乐部体制后，中国足球不仅丧失了原有的纪律与血性，反而把“俱乐部体制”下的阴暗面――假球、黑哨、赌博、腐败――放大到了极端！那帮“大爷”们待遇与水平与国际接了轨，技术却几乎没有长进；金钱没有激活他们的战斗力，反而激活了他们泡妞、斗殴、耍大牌、赌球的劲头。这样的球队当然无缘于世界杯了。
当初一个很美好的愿景――通过改革彰显两种制度的优势――为何走到了其反面？这也恰是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晚年在其《理解经济变迁》（Douglass C.North,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2005）一书中回答的问题。在他看来，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生长与存在的环境，因而不同的制度对其生长的环境具有“适应性效率”。如果不顾环境的要求，盲目地嫁接进一种全新的制度，就可能出现“桔逾淮而北为枳”。中国足球改革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过早在走上了商业化道路！
最后讲一个老笑话吧。美丽的舞蹈演员邓肯向大文豪肖伯纳示爱：“我们如果能够结合，将来的孩子既有我的美丽又有你的智慧，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肖伯纳反驳道：“就怕将来的孩子继承了我的丑陋和你的愚蠢，那将多么可怕啊。”“中国足球”当年引入俱乐部体制就是想兼具“邓肯的美丽和肖伯纳智慧”，但最后却不幸落入“肖伯纳预言”，不亦悲乎？
（系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多家媒体财经专栏作家。本文是其“足球经济学”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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