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随连队在江苏丰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当时的情况是，全连各班分散在七、八个公社执行任务。当年6月份连队进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初评，我们就都回到连部驻地—县武装部对面的一个很大的院子（县农村干部学校）集中住宿、学习。
在我们大院的隔壁、也就是县武装部的斜对门，是一家私营杂货店。像许多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县城临街铺面房一样，这个杂货店是座两层的建筑：一层是带砖雕门脸和匾额的营业店面和库房，二层是店主的住房。此外，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后院，院里有一棵很高的老槐树，从街上就可以看到它的树冠。在槐树的树冠中还露出一支收音机的天线。由于这座杂货铺就在隔壁，所以我们经常到那里去买烟卷、糖果之类的东西，也顺便和店老板扯点儿闲篇。
老板是个50多岁的老头儿，听口音、看面相是浙江一带的人。他肯定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因为在举止谈吐间，流露出一副儒商的气度。不知为何，他没有家眷，只身一人经营着小店。老头儿是个典型的乐天派，没事的时候总是用鸡毛掸子撣着本来就很干净的柜台，或者戴着自己装配的矿石收音机的耳机听广播，嘴里还不时跟着哼点儿京剧什么的。碰到我们这帮兵去转悠，他总是满面春风地打招呼，不是递上一支烟卷，就是塞给几颗糖果。他店里东西的价钱十分公道,同样的商品比国营商店总要低个2分三分的。所以，兵们都乐意来这里买东西。
我也是经常光顾这家小店的“常客”。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喜欢并敬佩他。事情的起因在于一次争论：第一次去小店的时候，正好与文书同行。在等候购物时，我俩谈论起雨果的《九三年》里革命军司令郭文放走保皇党首领德朗纳克侯爵的问题，争论的很激烈。我认为郭文做得对，体现了人的本性，文书则认为郭文是“妇人之仁”、革命的叛徒……就在我俩争论不休的时候，老头儿笑着说，你们俩说的都对。
我对他这种“骑墙派”的做法非常不以为然。老头儿还是笑着说：你们一个站在军人的角度、一个站在纯粹人的角度（请大家注意纯粹这个词）讨论这个问题，自然不会谈拢。老头儿的说法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便问他怎么看这个问题。老头儿沉默了一会儿，面色变得十分凝重，他挺直腰板，庄重地注视着我们，说出了一番铿锵有力的话：
“如果我是郭文，绝不会放走侯爵。一个人穿上了军装，就必须服从军队的纪律！”
在这一瞬间，老头儿在我眼中的形象突然变得十分高大、魁伟！事后和文书谈起此事，他也有深有同感地说，老头当时的样子，真像军人、像个将军！
时间过得很快，初评结束了。我带着从老头儿那里2块钱（少花3毛钱）买的一条徐海牌香烟，离开县城回了赵庄。
又过了2个月，我们再次到县城集中学习九大党章，又住进了那熟悉的县农村干部学校。撂下背包，我就直奔老头的小店而去，好久没见了，还真有点想呢。嘿，真是邪了门了！白天从来不上板的杂货店居然上了板，叫俺吃了个闭门羹！
回到驻地，正好看到指导员往外走。我认为他也是去小店，就提醒了一句：指导员，小店上板了！指导员愣了一下回答：我到办公室（支左办公室简称）开会。就匆匆离去。
第二天，全连集中在会议室开会。指导员严肃郑重地说出一番令大家目瞪口呆的话：
“同志们！阶级斗争真是复杂得很呀！大家知道隔壁的小店为什么关门吗？那个老头自首了！他是国民党特务少将站长！”
全连百十号人先是鸦雀无声，接着人声鼎沸起来！老天爷呀！老头儿是国民党特务？还是少将？简直不可思议！！！
待大家安静下来，指导员绘声绘色地传达了昨天在支左办公室听到的有关老头的事情。
也就是在一个星期前的一个上午刚上班的时候，杂货店老板提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提包走进了支左办公室的值班室。
值班的师政治部干事见到老头来，感到很奇怪。一面拉了张椅子请他坐下，一面不解地询问老头的来意。
老头儿很严肃地站着没坐，郑重其事地要说，有重要公务要与县临时党委书记、副师长面谈。
值班干事听罢差点笑出声：一个杂货店老板有重要公务要面见副师长？老头儿吃错药了吧？
老头儿见状眼睛一瞪，严肃地说道：“我是国民党特务，要向副师长自首！”说着打开提包，取出了一支手枪和一纸委任状。值班干事见此差点晕过去！
在和副师长长谈了几个小时后，老头儿在副师长为首的一干人等陪同下去了他的小店，从小店里取走了电台等若干物品。当天晚上，老头儿就被专车送往南京……
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满脑子都是那个老头儿的形象：一会儿是穿着对襟兰布褂子、带着套袖、拿着鸡毛掸子的小店老板；一会儿是戴着耳机在灯下发报的特务；一会儿是身着军服的国军少将……
关于老头儿的其他一些具体情况，是在以后陆续从支左办公室传出来的：老头儿年轻时上过大学，抗战期间加入军统。在1948年底接受指令，到丰县开了个小店长期潜伏。为了工作，他一直没有结婚，只是每年回浙江老家看望父母。他在文革时利用与县武装部斜对门的条件，拍摄了造反派冲击武装部、并在武装部门楣挂起日本膏药旗的图片（此图片在港台报刊均有刊载，但谁也没有想到是他的“得意之作”）；他利用众所周知的矿石收音机，巧妙地掩护了老槐树上的电台天线，始终不间断地与台湾联络；他利用小店的地理和人文因素，结识了许多来买东西的共产党党政军人员，从侧面搜集了不少情报；他从不偷税漏税、还经常主动向民政部门捐资助贫；总之，他就这样在丰县潜伏下来，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而安然无恙。他的军衔也从1948年的上尉逐级晋升到少将，并成为站长一级的高级特务……
隐蔽的如此成功的他，为何要向政府自首呢？用副师长后来的话说：他虽然努力和共产党作对几十年，但最终感到：虽然共产党犯了许多错误也遇到过挫折，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没有被摧垮；广大老百姓是拥护共产党的！所以，他决定不再做毫无胜利希望的对抗，想要回到浙江老家陪伴依然健在的父母过安稳的生活……
副师长也告诉我们：做为一个少将级别的特务头目，他向政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帮助政府破获了许多潜藏的特务组织……
从那时起到现在，38年过去了。如果这位老头儿还在，也得有90岁了；我也从一个17岁的新兵蛋子，变成55岁、接近退休年龄的小老头了。
人到了岁数喜欢忆旧。最近，我经常想起那座两层的带砖雕门脸的小杂货铺，想起那棵立着天线的老槐树，想起那个穿着对襟兰布褂子、带着套袖、拿着鸡毛掸子、和我们谈论军人与纪律的杂货店老板……
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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