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上海”！
今天，偶尔发现一篇文章：“上海下岗纺织工人访谈录：怀念金子般的上海纺织时代”，又勾起了我对毛泽东时代“上海货”产品质量的无比怀念！
是的，在毛泽东时代，上海的纺织工人辉煌过，上海的纺织产品那确实是“狗撵鸭子-呱呱叫”！
其实，上海的知名品牌何止是一个纺织产品，在任何上海产的商品中，在我的记忆里，那全是“冠军”级别的，没有什么地方的产品能够与之比肩！
那时，有亲戚朋友外出，或单位同事出差，只要是经由上海，人们都会托付代买很多上海货，人们都以拥有“上海货”而自豪！
随便举几个：“永远牌”自行车、“凤凰牌”缝纫机、“红旗牌”收音机、“上海牌”手表、“大白兔牌”奶糖、“中华牌”牙膏（不是今天的那个名不符实的“中华牌”）、“友谊牌”香脂（铁盒装），还有上海产的麦乳精（今天“高科技”生产的各种类似的产品质量和纯香口味至今还没有一种能够超越七十年代的上海产麦乳精）、上海产的皮鞋、衣服等等，那是个顶个的好哇！72年，我的一个上海老战友，退伍前送了我一双上海产尼龙袜子，我穿了三年，硬是一个破洞都没有！
改开以来，以上的高质量产品绝迹了，那些品牌企业都姓“私”了，大量企业工人下岗了。三百六十行，上海仅纺织行业下岗工人就达55万之众！
今天，我们只能怀念“上海货”了，我们再也见不到高质量的上海货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时刻担心被“三聚氢胺”，时刻担心被“转基因”。即使买到标有“上海产”的商品，那也不是真正的“上海货”了，即使真是在上海生产的，那“味”也早就变了。我所知道的，无论是仪器仪表、吃穿住行，大多是打着“上海”旗号，而没有真实的“上海”内涵了！
上海下岗纺织工人访谈录：怀念金子般的上海纺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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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时髦的城市”——上海顶着这只漂亮帽子横跨了两个世纪，眼下它仍然当之无愧，但对上一辈的、再上一辈的人而言，它总少了点滋味。
因为他们怀念的是金子一般的上海纺织时代。
沿着苏州河，今天我们仍然能注意到几处厚重宽大的老仓库，它们现在一般都是前卫且艺术感充足的创意园区，但那都曾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机器轰鸣的、上海滩上最古老的纺织厂。
外地人来上海，总是要买几件衣服带回去。凤凰旗袍、海螺衬衫，凡是“上海带来的衣服”就意味着时髦和高质量。上海有最好的裁缝师傅，那时候不时兴讲什么“设计”，但一件衣服挂起来，有讲究的人一眼就能指出，这是上海货。
纺织业在上海，从洋务运动一路高歌猛进，在那些不同的年代里，一直都是城市的支柱产业。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纺织业的光环开始慢慢被摘下了。
90年代初，上海纺织业进入了一个严重瓶颈期。曾经辉煌先进的机器、技术，已经变得陈旧、落后。资本投入无法收回，亏损——追加投资——再亏损，是当时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数目巨大的纺织工人、更多的退休工人的工资福利，全由工厂自行承担，工厂不堪重负。当时的情况是：纺织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工人们满足于计划经济下安逸的生活，变得有些“不思进取”。“铁饭碗”一词足以证明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资金的漏洞、人才的匮乏。这些改革滞后的国有企业，连年亏损，根本无法继续经营。
上海纺织业一度的辉煌让它占用了上海市区内大部分的地皮，纺织厂占地面积大，但单位地皮带来的价值又很小。纺织业生产带来的河流污染也十分严重。为保护环境，上海市政府规定，上海的内环线范围内不再建厂，并下令整改被严重污染的苏州河。曾经密集于苏州河畔的纺织厂必须退出，陆家嘴、肇嘉浜路等等如今繁华的商圈过去都是纺织工厂和仓库。
这个时侯，中国即将加入WTO，上海纺织业开始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在这种竞争中显然不具有优势。纺织业在最初一阵追加投资失败之后，纷纷开始减员、停产，然后就是卖地，最后关厂倒闭。
城市的改革需要穿上新衣，要有符合国际都市的美好环境。高楼大厦、繁华商圈都需要土地。 当时政府对纺织业也提出了“关、停、并、转”。
一个巨人缓慢倒下，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20世纪80年代，上海有大量从事纺织行业的人群，尤其以闸北区、闵行区为典型，几乎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纺织业工作。他们都是经历了社会动荡的一代，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其他的生存技能。他们突然被放逐了，“被迫”进入市场经济，他们恐惧、迷茫、不知所措。
55万的下岗职工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如何分配劳动力，又如何培养新劳动力？在保证市场经济顺利转轨的前提下，如何去落实“政策无情，操作有情”的口号？那些下岗的纺织女工如何再就业？一时间，“空嫂”、“巴嫂”、“房嫂”等等都涌现出来。
十几年间，在政府、纺织业老领导、媒体等各方的帮助下，55万下岗工人如今只剩下2万。
上海的阵痛也带来了纺织业别样的崛起。上海本就不是产棉地，原料造成竞争力弱。退出纺织业后，上海周边地区棉产地的纺织业开始兴隆。纺织业走向民营化，上海则担负起了培养设计人才的重任，创意产业园区在苏州河畔兴起。这是合理的分工合作，从经济角度来说，也是纺织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贝佳）
原上纺九厂厂长宋琴芳：开厂难，关厂更难
宋琴芳：上海纺织博物馆党支部书记 原上海纺织九厂厂长
想离开，又舍不得
上海纺织九厂是当时上海纺织业中名声最响亮的一个。
它的历史很久，建于1878年。洋务运动时期，由李鸿章批示建立的。它是上海第一个有“机械织布机”的纺织工厂。20世纪90年代初，厂里有7500名纺织工人，还有退休工人8000人；80年代，上纺九厂每年上缴的税都可以再造一个九厂，下线有周围几百个小的织布、印染厂。
当时上海的发展口号是“三年一变样”。是的，我们现在看到了城市每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的六大支柱产业的迅猛发展。这些都是纺织业退出上海支柱行业换来的。
从今天美丽的苏州河、各种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到上海的标志东方明珠、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过去都是纺织厂的领地。上海从劳动密集型向服务行业转变所付出的代价中，最惨烈牺牲的正是上海纺织业。
1979年，经过10年下乡后的宋琴芳，进入上海纺织九厂，在它无比辉煌的时候，从一名工人到组长，一步步做到厂长。她也是一年一年看着巨人的大起到大落。在工厂困难的时候，她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和其他人一样转岗、转业、转行。可她说，“我是真的舍不得啊。后来，我在领导岗位上了，想离开也离不开了。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要为大家、为工厂尽可能再做多一些，再多一些。”
上纺九厂破产后，宋琴芳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回顾过去。有一段时间，她一概不接受记者关于90年代的采访，因为那时对于她来说只有四个字——“不堪回首”。
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
“我进厂的时候，厂里有近10万纱锭、2万多线锭、1000多台布机、5200头的气流纺纱机。我们厂的工人都很自豪自己是九厂的工人。可到了后来，不是我们想倒闭，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
最初国家有补贴，投了些钱给我们。可我们投入一块钱，在生产线转一圈，价值就只剩8毛钱了。若再追加投资，就只有两条路：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员工集资。员工在开始的时候都非常愿意出钱，她们对厂子有很深的感情。我接手厂长位子的时候，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偿还2000万的职工集资款。
那时，许多印染厂、织布厂的流水线已经提前关闭，上海南部的徐家汇、肇嘉浜路的织布厂也早就关闭了。他们也欠我们的钱，许多三角债无从讨起。长时间下来，已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债务像雪球越滚越大。到最后关厂的时候，我们已经欠了原来的公司近1个亿。
除了生产压力，还有员工的成本。7500名员工和8000名退休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像山一样压在工厂身上。因为当时不像如今有较为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当时这些全部都由工厂自己出。
领导班子整整开了两天会，分析利弊。我们在算，哪些产品肯定会亏，哪些还能盈利。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关厂，反复算，反复算。最后算下来，所有的产品都要亏本，再难过，我们只能选择关厂。”
开厂难，关厂更难
对于工厂领导们来说，工厂关闭，比工厂运行时的工作量要大了数倍。工厂运行时，有着积累下来已经成熟的流程安排，一切运行有条不紊。可关工厂，却整整花掉了十年时间。从1996年中，上海纺织九厂停止生产，一直到2005年12月正式宣告破产。工厂的废旧物资更是直到2006年才全部清理完。
“工厂关停后，有大量的纺织存货，还有清理资产——从固定资产机械设备到工厂食堂的锅碗瓢盆，这些物资能变现的我们都变现掉。工厂那么大，清理工作量很大。做了厂长才知道，那是真没办法。厂一关，各条线方方面面都来讨债了，而我们自己也有专门的两个人去讨债。”
“没有钱了，我们就卖地。上海当年占地面积最大的就是纺织行业。我们一块一块地卖地，卖一块地养一段时间。现在纺织博物馆旁边的月星家居也是我们曾经的九厂，东方明珠有两只脚都站在曾经的纺织仓库上。谁又能料到，如今房地产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即使想到了，也没有办法。不卖地，就撑不下去。”
这些，还不是最麻烦的工作。最为复杂的，是当时宋琴芳负责的帮助下岗工人转岗。
“当时的政策，调整无情，我们有情操作。我们设立了专门的‘安置办公室’，帮助下岗工人介绍工作、为她们做心理咨询。当时纺织工人真是很可怜的，她们刚上完夜班，就全部坐在弄堂由值班长组织开会，会开完就去更衣室收拾，下岗。值班长自己也下岗，却还要去安抚劝导工人。她们都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偏低。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计划经济下度过，年纪大了却要去社会闯荡。”
生是纺织厂的人，死是纺织厂的鬼
有个工人，厂子关了，仍然每天去工厂报到。她只说，我生是申九（上海第九纺织厂）的人，死也是申九的鬼。工厂关停，她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厂门口。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最后机器拆掉、厂房也拆掉。宋琴芳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和别的企业谈，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九厂工人的动力。每到年底，她都要挨个去找企业领导。恳请他们“裁员的时候不要裁我们纺织女工”，希望博取他们的同情，对她们多宽容一些。
“那时候也没有职介所，没有现在多种多样的找工作的办法。她们只会来找领导。我们要为那些纺织女工做培训，教她们如何面试，教她们基本的礼仪，教她们化妆。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但要改变习惯和观念，对她们来说很不容易。比如纺织工厂出来的女工因为常年在机器旁，说话都很大声，我们要她们改变习惯。有工人被推荐去做了公交售票员，按报站按钮还以为那就是操作电脑，她说那‘太难了’；还有去梅龙镇广场保洁的，认为下过雨地面就不需要再冲刷，结果挨批要被开除……”
这些例子，宋琴芳能说上许多许多，但也有一些很不错的转岗，比如“空嫂”、“房嫂”。
“我们有个纺织女工，组织了一个‘永昌女子管弦乐队’。在此之前，他们连五线谱都不识。40来岁了却开始学吹打，每天都练到嘴吹肿，头吹晕。演出服装买不起，就去拉赞助。她们当时还管这个叫”化缘“。后来她们成功了，经常被各企业和市里请去表演。现在她们都退休了，也还会聚在一起偶尔参加老年活动表演一下。吹奏只是娱乐了。”
“我现在在纺织博物馆工作，也是希望能在纺织行业再出点力。其实当时有55万下岗工人，如今剩下不到2万。我们只能说，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 （贝佳）
纺织女工变空嫂：15年来痛并快乐着
吴尔愉：上航劳模 原纺织印染机械厂档案设计工人
主动要求下岗做空嫂
吴尔愉出生在一个纺织世家。她的祖父母、父母都在纺织行业工作，哥哥原来也是上海纺织大学的老师，从小耳闻目染的都是纺织业。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吴尔愉也进入了纺织业。在当时，能够进入纺织业可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
那时的纺织厂，工资虽然不高，但福利非常好。生病了，只要拿着医疗单去医院划账就行，自己完全不用付费；过年了，厂里分发的年货，多到自己都不需要再买；家里盖的鸭绒被、穿的鸭绒滑雪衫、用的锅碗瓢盆、甚至是住的房子，都是厂里发的。整个厂里大家彼此之间没有攀比性，没有竞争性，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生活：安逸。
当大家开始下岗时，一下都慌了。
吴尔愉是幸运的。
当时上航的副总范宏喜先生表示希望可以放宽空乘的年龄政策，能够帮助到部分下岗纺织女工。本来空乘的招聘年龄限制应当是18-24岁的范围，在妇联、媒体和上航等多方促动下，1994年底上航开始招“空嫂”。几项主要的招聘条件：年龄在28-36周岁，必须已婚已育，同时对体型和视力等其他的要求比现在的要高。
其实，当时下岗这件事还没有落到吴尔愉的头上。当年32岁的她在科室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按惯例也是干活最多的一个。而一般每个科室会有一个名额留下，通常都会是最年轻能干活的。但吴尔愉说，一来当时觉得上航的机会不错，自己可以去试试；二来，看看科室里其他人，她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的了下岗。她们都是老三届，初中、高中生，顶替回沪的，农场过来的……下岗对于她们来说，就是没有饭吃。吴尔愉想，更应该把位置留给别人。
吴尔愉很清楚，早走晚走都是一条路：走。起初，厂里领导找吴尔愉谈话，希望能够挽留。但当时在旁的一位纺织系统领导说：“算了，还是放她走吧。你现在不放她走，她会恨你一辈子。”这句话，吴尔愉一直记得。
在等待结果的三个月里，她拿着下岗工资，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天才去了上航。
3个多月的等待是煎熬的，但显然对吴尔愉来说是值得的。
此次招聘，最终一共18位纺织工人转行成为了“空嫂”。她们于1995年的3月8号。一个特殊的日子，正式进入上航工作。
纺织工作经验助其顺利转型
“其实，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每次被人问到，你是空嫂吧？我的心都是被刺痛的。”吴尔愉说，当时的压力除了来自社会，也来自行业内部，更不要提家庭了。
那时候社会上对纺织女工的理解，普遍认为她们都是说话声音很大、没有知识、没有素养、没有技能。所以每当被人问及，对方的那种口气和眼神，都让吴尔愉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要为这个行业的人争口气，要证明给所有人看，其实纺织厂出来的人，只要给她空间，一样是可以做好事情的。吴尔愉说：“不仅仅是空嫂，当时很多转岗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态，把痛变为努力。”
吴尔愉刚进上航的时候，她的女儿才6岁。第一次飞行也是她的女儿第一年读书。可当时吴尔愉在外地做培训，半年都没有回家。别的学员有探亲假，可吴尔愉觉得自己基础差，一次探亲假也没有用过。丈夫也在那年自主选择下岗自谋生计，女儿没有人照料，便送去了寄宿制学校。“每次送她走，她都哭得厉害。对我们说，她会自己做饭，会自己回家。等她走了，我和我丈夫回到家里都觉得胃疼。那是累的，身体累，心更累。”
吴尔愉反复提到，纺织厂给她们一辈子留下的印记，叫做吃苦耐劳。她们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通俗点说就是“做好了规矩”。以这样的品质，空嫂们为自己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从1995到今天，当年的18个姐妹除了有人退休之外，没有人转变行业，都在继续飞行。她们中间一些人发生事故，有人发生了车祸脾脏被切除，有人甲状腺瘤被切除，有人胆囊被切除。但到现在，她们都在第一线，都坚持在飞行。她们没有人会多请一天假。
当时上航与她们签订的第一份合同期是5年，合同约定5年后让她们重回到纺织业。但18位空嫂花了三年的时间，通过在各方面的努力，让上航所有人信服了。他们说，上航不能没有空嫂。于是，第二次上航再她们签的便是无年限的合同，她们会在上航一直工作到退休，并且和上航最老资格员工享受同等待遇。
以前民航业空嫂到45岁退休。但公司员工集体给老板发信息：SOS，空嫂不能走。她们是上航的财富。为此，上航第一次把45岁的条例变成50岁。然后，民航业也陆陆续续转变。吴尔愉这时显得十分自豪：“这就与社会上其他行业女性退休年龄相同了。我们改变了社会的就业观，也改变了民航的就业观。”
15年来，痛并快乐着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这样的努力。
“一部分人和我一样是幸运的，成功地走了出来。但在当时每个人仍然是面对了巨大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那些安于现状的人，他们‘牺牲’了。他们是被动的，他们现在就很惨。”
吴尔愉说了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在马路上碰到曾经一起进厂的小姐妹。我很开心，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但她看见我的时候，她的脸色很复杂。她用上海话说着，‘你现在不要太好哦，日子过的开心来，现在我么也就等着到退休年龄拿拿退休工资了。’但实际上她还不到退休年龄，拿的是社会低保。她的话语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痛。后来我还一直在想她的话，倒过来想这十几年自己在干什么——不断的面临着挑战和考试，面临工作的压力。因为我是半路出家，必须很努力才能赶上别人。每年公司都有大量的鉴定考；没有文凭，还要补文凭，回到大学和可以做你孩子的同学一起上课……我们当年就是这样，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学习，丝毫不敢松懈。”
是的。转岗给每个人带来的是阵痛，而这种阵痛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当说起原来的纺织厂，每个人对吴尔愉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兴奋的说：“我原来是某某单位的！”
这是一种心酸的共鸣。国家有阵痛，老百姓也有阵痛。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下岗转岗，它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习惯了安逸生活的工人们，不知道前面等待你们的是什么，而后面的路已经断了。恐惧和忐忑、愤怒和茫然充满了他们的心。他们从来没有自己走出门找工作，那是真真切切的、有着对于工作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发自内心的、最原始的，是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家里夫妻若同时下岗，那是真的要揭不开锅了。不像现在，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
吴尔愉把那15年，称作“痛并快乐着”。
“从我需要工作到爱上工作，再到享受工作，我明白了工作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渠道。工作带来的是经济、经历和经验。在民航60周年的活动上，我和他们说，前15年我还着忐忑和恐惧，但现在是从容。我知道了我可以去做。在当时，下岗工人们不知道除了做这个自己还能做什么。但现在不会了。我还有3年的飞行期，我知道我退休后还可以为社会还能做什么。”（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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