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解放思想”，人们必然会想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拨乱反正”。所谓“解放思想”，本质上也就是挣脱原有的思想束缚而奉行另一种新的思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基本是并行的同一事物。或者说，不“拨乱反正”，就无法挣脱和否定原有的传统思想，也就无法树立另一个新的思想，即，无法进行“解放思想”。因此，“拨乱反正”成了“解放思想”的一个必要手段。
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有一个时期，变成了“拨正反邪”。所谓“拨正反邪”，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这种“拨正反邪”几乎成了“拨乱反正”的主流。“拨正反邪”的直接结果，导致了1989年的可怕的动乱。
在中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的改变，必然使得许多人从“主义”的角度给予思考，而这种思考不但客观的存在，而且，也是不可阻挡的——除非直接取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类概念。
因此，邓小平在整个过程中，虽然强调“不争论”，但却给出了一个“统一思考”的范畴，即，“三个有利于”的“社会主义标准”。就是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是在新的思想明确确立的情况下进行的，至少，有一个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是“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下确立的“新的思想”。
然而，即使如此，也仍然出现了惊心动魄的动乱。动乱的出现，主要来自于否定社会主义思潮的鼓噪和煽动。一直以来，把否定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称做“右派”。在“主要是防左”的思维指导下，给了“右派”孳生的肥厚土壤，并且终至于酿成了不可估量的灾难。
“左派”或者“极左”，基本是来自于中共内部的不同政见者，即，坚持原有社会主义教义的人们。他们把公有制当作唯一正统的社会主义，反对发展私有制经济的经济体制。但是，“左派”们既是中共坚定的拥护这和追随者，又是执政者的最大“威胁”。因为，一旦“左派”占了上风，就意味着党内将由“左派”掌权。“党外”的“左派”，则主要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希望中共从上到下的干部回归到“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左派”的最大特征，就是没有“市场”：在国内，是主要的打击对象；在国外，则成了主要被消灭的对象。他们主要依靠对当代政策造成的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和对“为人民服务”这个谁都不敢直接否定的中共执政灵魂、也即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来反对当代的某些政策。其活动，只在国内。活动方式，则是以纪念已故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利用已故领袖的巨大威望，来感召生活艰难的底层社会民众和反对某些政策。
“右派”，则是中共政权的直接反对者和党内蜕化变质的人员。他们似乎“拥护”现行的执政者，但却从根本上否定中共执政的基础。他们对现行执政者的“拥护”，有着一个显著的特征，即，谁上台就“拥护”谁，一旦下台，则立即遗弃。他们跟“左派”截然不同，如果说“左派”跟中共现行执政者还有着基本共同的观点，而只是对社会主义涵义的理解不同的话，那么，“右派”则除了表面上对现行执政者的“拥护”外，则与现行执政者根本不存在丝毫的共同点。“右派”的目的，就是彻底否定中共专政，也即彻底推翻中共政权。“右派”的活动遍布全球，在国内找不到市场，或者某些权力者碍于原则不便出面支持的话，“右派”就会在香港和海外寻找宣扬的土壤和机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每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右派”们绝对都要利用，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左右”之争，导致社会意识的严重混乱。更为严重的，“右派”总是在寻找机会，煽动起社会动乱，企图利用民众对一些现实问题的不满来推翻中共政权。三十年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动乱，无一不是“右派”所煽动起来的。
对“右派”的纵容和对“左派”的严厉打击，除了“右派”表面上“拥护”现执政者而“左派”直接攻击现执政者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右派”利用“宠信”，直接用近乎流氓的手段对“左派”进行诽谤和歪曲。毋庸讳言，这个焦点就是“文化大革命”。“左派”始终认定“文革”的“大方向”的正确性，即认定给人民以直接监督干部的权力这个“民主”方式的正确性，而对“打砸抢”等“武斗”，不但也是“左派”否定的，也是毛泽东早已给予批判和否定的。“右派”则把“左派”直接诬陷为要进行“打砸抢”的“武斗”，并且，用“迫害干部”的恐吓，来刺激对“左派”的打击。
三十年来，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不断扩大、干部贪污腐败现象的不可遏制、各种邪教的孳生、疆独藏独的出现，无一不是“右派”的功劳和期望达到的。只有在社会矛盾不断扩大以至于尾大不掉时，才有可能推翻中共政权，或者逼迫中共改变信仰实行资本主义。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已经客观证明了谁是政权和人民的真正“敌人”。
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号角”已经吹响，首先必须引起注意的事情，有两个方面。
第一，“解放思想”是否需要有个明确的目标？即，那些“思想”需要挣脱或否定，而树立的“新思想”又是怎样的内涵？
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部分，基本已经被彻底否定，而“继续革命”理论，则已经被打倒。建国前的毛泽东思想，则基本对当代社会不存在什么妨碍，而且，不管毛泽东思想的那个时期，其灵魂只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为人民服务”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大概无论怎样解放思想，也是没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予否定的。
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的基础理论。有人对邓理论总结为“富论、猫论、摸论”，即“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在此，对这些人的归纳不敢苟同，但是，能够指出来的是，邓小平关于中共执政理论的核心，也必然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实质上，不管是毛泽东思想亦或邓小平理论，除了人们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某些话语来对照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并藉此提出批评外，对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并没有多少的妨碍。
因此，“解放思想”的关键，是一种“新思想”的确立。“新思想”的确立，本质上就是对“旧思想”的一个扬弃。那么，我们需要确立的“新思想”是什么？或者说，是否有个被确立的“新思想”？如果有的话，直接贯彻和树立“新思想”，比否定什么而引起根本不可能调和的争论，有着更好的效果。同时，树立“新思想”本身，也就是对想要否定的给予否定。如果没有，那么，如何“解放思想”，要把“思想”“解放”到那里去？
第二，严格防止“右派”再次利用“解放思想”贩卖其“拨正反邪”煽动社会动乱。
为什么不说严格防止“左派”煽动动乱？原因有二：一，“左派”是拥护中共的，除了响应党的号召“造反”外，不会煽动民众反对中共政权。所谓“造反有理”，不是“武装暴动”或者“暴力起义”，而是对腐化变质和群众不满的干部的批判。二是三十年来，所有的动乱跟“左派”基本没有关系，动乱（包括疆独和藏独）都是“右派”直接煽动起来的，或者根源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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