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继绳的《我看“中国模式”》一文（以下简称《杨文》），该文表面上是对“中国模式”发表看法，实际上表现了强烈要求西化的鲜明立场。他不但对国外学者中凡是对“中国模式”持肯定态度的，如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现在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等等，都一概斥为“不了解中国”；而对国内学者潘维教授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更是指责有加。据我所知，潘维教授主编的这本书，是为促使国际上正确了解新中国，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有益尝试，但正因为该书对我国经济政治体制，对新中国60年的发展等持肯定的看法，就受到《杨文》的大肆鞭挞，并把它作为一种典型，是所谓“再一次弹起反西化的高调”，罪在“极力维护现存的政治体制”。这位竟然因此失态，把它斥之为“荒唐”，这真是立场、感情之不同，导致了是非颠倒，难以理喻。现就《杨文》为其西化要求而提出的一系列荒谬论点，作一点分析，供你参考。
（一）否定新中国头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声称“既然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30年的改革也就多此一举”，为其西化要求提供历史依据。我们并不否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同样不能否认错误与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这是这个时期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杨文》别有用心地利用新时期经济体制的转换，提出所谓“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政府更有权威，为什么经济没有出现奇迹？”这对于没有经历过新旧对比的青年颇有迷惑作用，但历史的真实毕竟是抹煞不了的。请问这位：新中国是在什么基础上起步的，头30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叹说：“我们不能不服气啊，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都造不出来。”我们正是在连一辆像样的自行车都造不出基础上起步的，新中国成立这一年，人均国民收入仅有66元，全国钢产量仅有15．8万吨，仅为印度的八分之一。正是经过这个时期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家的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到1978年，我国新增固定资产达到6440亿元，比起1949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固定资产112.4亿元，增加了57．3倍。其中，钢、煤、石油、水泥、发电量、机床的产量，分别是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34．4倍、10倍、325倍、29倍、42．8倍、33.9倍；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以及电子、石油化工等新兴工业部门，也都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彻底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高新科技和国防工业在这个时期取得重大进展。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取得成效。农田基本建设初具规模，效果明显，加上农业技术改造的积极开展，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综合地看，从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当时所有发展中国家，也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研究，他不但从中国取得的成就上，也从其中所体现的中国人的精神力量上，发出这样的感叹：毛泽东时期的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很显然，没有新中国头30年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后30年的飞快发展。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他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当然，我们这样说，绝不是否认我们在这个时期犯过的错误，包括在体制上还存在着种种弊端，正因为这样，党在新时期才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方针。但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决不是另起炉灶。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前后30年，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两个发展阶段，把二者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一些人正是通过制造这种对立，通过否定前30年的成就，来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再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的改革方向。今天，《杨文》又故伎重演，不过是为他们更加强烈的西化要求制造历史根据。
（二）否定新时期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声称“中国的现状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国模式“已经蜕变为‘权力市场经济’”。并断定它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为其西化要求制造现实依据。改革开放30年来，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我们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还需要通过改革使它进一步完善起来，这是符合实际的。但在《杨文》那里所谓的“不完善”，则是在完全否定的语义上说的，即中国模式“已经蜕变为‘权力市场经济’”。而这种“权力市场经济”，是直指社会主义公有制。用这位的话来说，就是“垄断是权力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当今的垄断主体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他利用当前在某些国企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层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把它完全归结于国有大型企业的所谓垄断造成的。我们知道，以国有大型企业为骨干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它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物质保证，而且也是形成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造福人民，避免两极分化，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看到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在他的民生主义主张中就有节制资本的基本政策，要求国家掌握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而不得为私人所独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怎么能够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握同资本主义的垄断制相提并论呢？至于当前在某些国企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解决。应该看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存在管理上的、国家宏观调控还不到位等问题，也存在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误导而造成的弊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鼓吹者不但以所谓明晰产权为借口，否定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要求把产权明晰到个人，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时间私有化成为潮流；而且鼓吹市场万能论，否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使一些企业管理失衡，出现了社会主义企业中不应有的两极分化现象。所有这些，都应该通过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从而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应有的管理制度。而现在《杨文》却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公有制本身，这就越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范围，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是这篇文章立论的一个要害。
至于此人所指责的“威权政治”，从他的全文立论来看，就是指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他力图加以否定，以实现他的“宪政民主”的政治主张。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讨论到。
（三）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马列主义说成是“一种西方文化”，并等同于“苏联式西化”，以苏联解体来说明这种“西化”的失败，为其货真价实的西化要求制造思想依据。在这方面，这位确实表现了无知而无畏的低下的品格。小学生的常识告诉我们，人们所讲的西化，就是指效法西方而使之资本主义化，《杨文》本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再强调其西化要求的，但它为了混淆视听，却违背基本常识，制造出所谓“苏联式西化”和“欧美式西化”两个概念，用来贬低和排斥马克思主义。诚然，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因为那时的欧洲是资本主义最早成熟的区域，是工人运动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正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一切成果，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很朴素的真理，它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原理，是从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出发，是从客观世界中，特别是从革命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反映普遍真理的科学体系。它用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使它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为摧毁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行动指南。这是历史上仟何思想体系所无法比拟的科学理论。这样的思想理论难道可以说仅仅是同“欧美式的西化”并列的一种西方文化吗？《杨文》用所谓西方文化来包装马克思主义，无非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外来文化，而这种所谓“苏联式西化”也由于苏联的解体而宣告失败了，要不得了。它正是这样毫不隐晦地亮出了时下某些人的阴暗心理。
把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归结于苏联模式或所谓斯大林体制的失败，是国内外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主流观点。应当肯定，苏联模式既包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端，把它作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便无法解释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在这个体制兴盛的时期，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强国，建立了足以战胜法西斯的强大物质基础，而恰恰在戈尔巴乔夫否定这个体制，推行他的新思维、多元化的时候，苏联解体了。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反思，包括俄罗斯一些有识之士在内，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苏联解体同赫鲁晓夫的历史渊源，有了一定深度的认识和思考；对这场历史演变给俄罗斯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说：“1991年强加给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改革使整个国家陷入最严重的动荡之中，由此俄罗斯这艘巨轮所遭受的危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都要深重。近20年来，俄罗斯沦为照搬18世纪野蛮资本主义的试验场，被排挤出世界发展进程之外。这就是俄罗斯近来各种灾难的主要导因”。这是符合苏联演变进程的正确分析，是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推行资本主义的改革所导致的一场历史性灾难，是一条背离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指导路线造成的恶果。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杨文》极力回避和否认这一历史事实，不仅在于歪曲历史，更在于它的现实用意。它露骨地说：“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上已经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还坚持苏联模式，从而使中国陷入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俄国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中国模式论者，还珍惜人家已经抛弃的‘敝帚’（很遗憾，这位学者在文中误为“弊帚”），再一次弹起反‘西化’的高调，极力维护现存的政治体制，真是有点荒唐。”这真是“满纸荒唐言”，但却是不加掩饰地要求我们仿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叛卖社会主义的行为，抛弃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每当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挫折或处于危机的时候，一些人往往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危机，以为天下未可乐观。还在20世纪初，列宁就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谬误，把这两者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反映到革命运动内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列宁选集》第2卷第281页）第二国际后期，由于资产阶级策略的变化，出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列宁就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一次危机。但如果把这种运动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那就像列宁所斥责的，这“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列宁选集》第l卷第266页）重温列宁的这些话，再来看今日之伯恩施坦们的嘴脸，令人感慨系之。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危机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对理论的背离或僵化，因而要克服这种危机，决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说成是“学习西方和反对西化的争论持续不断”，只因为“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西化’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一种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打倒了，另一种西方文化（欧美式）被推到了对立面。”《杨文》认为这种延续至今的“排斥现代民主制度，否定普世价值”，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当今之道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这完全歪曲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但却明白无误地、完整地表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西化”中国的政治诉求。在这里，《杨文》用一句“苏联式西化”，就轻轻抹煞了中华民族在历经炼狱般的苦难中，为追求民族独立和振兴所作的种种努力和奋斗，终于找到了通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现国家辉煌的历史；用一句所谓“普世价值”，掩盖西方民主、自由的虚伪本质，掩盖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罪恶历史。这种数典忘祖，觍颜事“西”，真可谓失去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良知和尊严。
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一些先进分子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主要取向，虽然历史已经证明西方的一套经济政治制度已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是不能照搬和套用的，所以才有近代中国历史的新取向。即使这样，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这同“西化”即要求照搬西方的一套经济政治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知道，民主、自由、博爱一类的口号，作为社会价值取向，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们曾经起了号召人民、推翻封建制度的进步作用；而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他们很快就抛弃了最初的诺言，所谓民主、自由就成为他们谋取阶级私利的工具。但他们作为剥削阶级是不敢公开声明这一点的，仍然把它们罩上全民的、普世的光环，用以欺世盗名，并作为对外扩张的工具。出于资本追求利润、向外扩张掠夺的本性，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输出这种“普世价值”的名义下，征服了亚非拉广大地区，使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历史悲痛。事实上，中国人对这种“普世价值”并不陌生，1840年以来，它就是在鸦片为先导、船坚炮利为后盾的护航保驾下来到中国的，结果呢，中国人不但没有看到西方强盗许诺的民主自由之光，相反是国家主权沦丧，山河破碎，人民遭到杀戮，这样的历史悲痛难道不值得后世记取吗？难道还要我们对这种恩赐者加以顶礼膜拜吗？现代的西化论者总是借口时代变了，编织所谓全球化、天下一家的美丽神话，事情果真如此吗？且看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走向富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对华政策背后是隐藏着怎样的一种意图。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据外国媒体报道，中国2009年外汇储备余额突破20000亿美元，达到23990亿美元，占全球储备比重达到39．7％，而美元霸权迫使我国巨额的美元外汇购买了大量美国从不打算偿还的美国国债，然后，美国再运用向中国等国家发行的美国国债等筹集到的资金，不仅用来帮助美国渡过经济危机的难关，支持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支持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而且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肆收购我国企业并进而控制我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提供融资。据报道，在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已经达到21个，每个已经开放的前五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所控制。这种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美元霸权战略是要构筑一条使中国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因此，国际上一些公正舆论称美国是“新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严重警惕并加以有效应对，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从历史和现实上揭露西方这种“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要求国人对它欢呼雀跃，迎之犹恐不及，这样做，有何脸面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对待人民的福祉？用一句老百姓的话，就是良心被狗吃掉了。
《杨文》如此推崇西方的“普世价值”，其“合乎逻辑的（中国）出路就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便不奇怪了。他在这里所说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建立在私有化基础上的、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至于所谓“宪政民主政治”，就是以多党制、议会制为特征的西方政治制度。这是近年来一些人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提出的实质性的要求。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依据国情和历史的发展而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国体决定的。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应地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为根本制度的政体，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的。新中国60年历史证明，这是能够体现人民民主并具有很高效率的政治制度。当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不完善，还存在种种弊端，但这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和改革加以解决，而不需要照搬西方的一套。美国是两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的国家，它是通过金钱政治包装起来的、休现垄断财团利益的民主制度。它可以通过两党竞争来表现美式民主，但两党轮流执政都是换汤不换药，因为“美国两大党都忠于美国宪法和其民主共和原则。”（尼克松语）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如果两党轮流执政意味着根本原则的改变，那就太危险了”。他们也意识到这种“两党竞争，轮流执政”适合于美国的具休历史条件及其需要，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和“普适模式”。近代中国曾经不只一次地搬用过西方的多党竞争和议会民主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民国初年的多党竞争的闹剧，并不能阻止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军阀混战的局面；蒋介石政府表面上采取五权分立，也没有阻挡他的个人独裁，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的结局。苏联解体，俄国复辟资本主义后也搞多党制，结果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一个超级大国沦落为二流国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按照那些西化论者的要求，中国将导致什么样的灾难性的后果，将会给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带来什么样的杀伤力，这是可以想见的。
最后，我愿引一位青年学者对某些人用赞美资本主义来贬斥社会主义的论调所作的批评，他说：“如果资本主义真像其认同者描述的那么美好，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更不可能出现直接以摧毁资本主义为目的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根本不可能建立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社会主义真像其反对者描述的那么糟糕，社会主义发展不可能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社会主义也不可能令其反对者如此恐慌，社会主义运动也不可能如此持久。”我也愿以此劝告那些还挂着共产党员招牌而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能够少点浮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中华魂》 2011年第4期
| 
WYZXW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