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视角看中国改革成败及其突围方向
本文所谓大历史视角，是借鉴了黄仁宇先生的概念，主要是指古今中外一切改革，限于西方古代史的可信程度及本人的研究不深入，对于中国以外的改革研究，仅限于工业革命以后的改革。中国之改革，则从秦至现代，一一分析。所谓大历史，也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本文分三个小段，一是古今中外的改革成败简析；二是中国改革的成败分析;三是中国改革的突围方向。
一、关于古今中外的改革成败简析
纵观中外改革史，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我们先从国外说起，因为工业革命前西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可信度不够，所以古代的改革限于资料真实性问题及本人研究不够，不作评述，我们主要从工业革命后，重点评价以下典型“改革事件”：
（一）成功的改革
关于英国资本主义改革，我们知道先有英国内战，然后是独裁政权，最终是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体制。英国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不在于工业革命，而是英国自十三世纪起国王为发动战争需要为征税被迫向城市让渡了一部分权利，以及此后起形成的议会制度。这些是英国革命成功的历史文化基础，即其合法性基础。从英国历史上看，拒绝改革导致战争，战争破坏带来秩序重建形成改革，这是一种激进性改良式改革。
德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是以强势的掌握国家军队机器的国王为主导的改革。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是如此。日本的改革是幕府和倒幕派战争之后，以天皇的世袭权威加诸藩军事优势形成合力基础上的改革，土耳其改革则是民族独立战争后完全建立在军事优势及救亡合法性基础上的改革，与日本类似。现代以来台湾、韩国的改革，都是建立在军事强人权威政治体制下的改革，而且有儒家传统整合意识形态，与日本改革相类似，不足为训。
综合世界成功改革历史，可以得出如下要素：一是必须要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有合法性象征如皇权或军事强人主导下的改革。二是改革必须顺应时代新兴生产力代表阶层的利益，进而大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不断满足社会多数成员的利益需求。三是如不发生革命，能够在确保社会秩序前提下的改革，必须要适度向历史文化传统妥协--更具有改良主义色彩---改革才能成功，才能在最短时期内能使国家强大。
用这个经验反观中国古代以来的改革。商鞅变法，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是成功的，但从商君本身来讲，是比较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强力的军事或权威保障，支持其改革的秦孝公一死，商君的改革就面临失败。幸运的是后任秦王坚持了改革措施。其他重大改革，如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隋代的科举、清代的摊丁入亩改革等，都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君王权威基础上的改革，否则不可能成功。这些改革多数都有很强的改良性色彩，不是革命性的剧变。
（二）失败类改革
西方失败类改革，政治方面可举的例子不多，主要集中在宗教改革领域。说它们失败的理由是宗教改革无不带来激烈的国际国内冲突，引发了长达三十年甚至更久的宗教战争或国家内乱，延缓了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法国最早开始宗教改革，试图取代教皇权威，结果导致法国长期的宗教迫害及内乱。德国宗教改革后有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损失了四分之一人口，并分裂为无数成城邦小国，英国宗教改革则导致了宗教迫害及部分人口的出走，导致了取代自己的异己力量--美国的出现。
中国汉代以来，王莽改制导致国家动荡；；此后的永贞革新、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戊戌变法，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不仅改革失败，而且由此导致国家政治更加僵化保守，最终丧失政权。如永贞革新失败强化了宦官专政导致了唐的灭亡;王安石变法失败导致了宋人放弃富国强兵政策开始了投降主义最终亡国;张居正改革失败后，形成了万历时代的自由化思潮，使士人集团完全沦落为利益的俘虏最终背叛国家;清末改革的失败则完全使皇权失去最后一点威信，直接地激发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产生。
总结失败类改革，我们发现三个规律，一是虽然它们代表了最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历史的前进方向，但是长期的合理性目标选择，并不能带来近期的合法性依据及各方面的拥护和支持，除非有强大的军事及皇权的支持，否则激进式改革必然失败。二是这些改革都直接剥夺了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利益受损，利用国家权力阻碍改革（或放纵、发动农民起义破坏国家权威），导致改革失败。三是这些改革虽然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是失败的，但从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看，他们的改革理念无不得到贯彻（王莽改制其实是一种抑制豪强的进步改革）。这说明，改革既要有合理性的有利于长远的目标体系设计，更需要有能够与现实适当妥协的渐进式的推进手段，否则就容易失败。
（三）另类改革
美国的经验是一种另类改革，改革的对象不是美国现有体制本身，而是其母国英国。美国的一部建国史，就是否定英国传统建立新传统的不断改良的进程，是一种在全无传统基础上新建制度规范的历史。美国的改革损害的利益集团英国贵族由于大洋相隔，干预能力不强被美国打败，而改革本身是有利于生活在美国本土的每一个白人居民的，同时对于其他利益受损者如印地安人，白人集团拥有强大的武力及组织优势，所以美国改革能够成功，但这一经验不能复制。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败简析
中国改革开放，主要是指邓小平同志主导的改革。同时顺及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改革。
（一）毛泽东时代改革的分析
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是一种革命性历史性的划时代变革，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末有之变革，最终目标是“以下驭上”，建立最彻底最全面最制度化的人民民主体制。这一改革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也还是前面的分析，过于激进，极大地侵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革命新贵利益集团。之二是毛泽东同志去世后，改革力量缺乏军事或国家强力机器的支持，继承者在没有完全理解毛泽东改革深远历史意义的前提下，缺乏统治能力，过早打破权力平衡，因此被迫以民主开明方式向既得利益集团妥协，最终丧失权利，导致毛泽东改革的失败。
但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改革与历史上失败的其他改革一样，都是从长远内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符合最多数人民群众的需要的，但短期内对既得利益触动过大，这种触动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反弹，“四五”运动就是一种表现。
但是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我们又不能说毛泽东改革短期失败，就代表长期失败。中国最终还是会走毛泽东道路。原因还是因为这一改革的“合理性”。现实基础上中国人民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传统媒体及网络媒体刻意回避毛泽东这一话题，但每年清明、九月九及十二月二十四日特殊日期形成的群众性纪念热潮，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谁认识不到这个蕴藏于民众之中的伟大力量，他将是愚蠢的，将会做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举措，最终将被人民所唾弃。
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惜牺牲身后威名，试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为公平最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改革思想的大旗上写着五句话：
第一，坚持人人平等原则。平等的基础是每个人都享受充分的完全的民主权利，而这一权利的基础是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因此必须要建立彻底的公有制体制。
第二，高度警惕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官僚特权主义。中国秦代以后的历史，就是官僚特权阶层为自身私利，不断破坏国家公义和法制，带来王朝政治总崩溃的一部轮回史。要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要严厉打击官僚特权主义，防止其形成既得的特殊利益集团。
第三，坚持国家完全独立自主的原则。改革的目的是充分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的政治主权、经济主权的独立，彻底摆脱西方强势集团的控制，为此必须要防范颜色革命。因此当毛泽东同志从理论研究和逻辑分析中得出正确规律，并因此精准预见苏联解体全过程的前提下，毛泽东主导的改革，是全面否定苏联体制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资本主义走向官僚资本主义最终变质，退回封建极权资本主义的改革----俄国现代的政治格局，实际上有某种强烈的封建资本主义的极权特征----是俄国历史上空前的倒退，损失的不仅是领土，更是俄国国家进入更民主更现代的机遇。
第四，改革不仅仅一种政治制度或一种应急的工作措施，而是全体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只有培养了大批的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群众，改革才有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并坚持下去。因此毛泽东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其后的文革，目的都是为了教育群众，改造国民性。
第五，转变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必须要改革中国传统士人集团利用知识特权窃取国家权力及财富的历史传统，使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工农化。为此必须要彻底建立新型的服务于工农的教育体制，为此毛泽东于六十年代发动了教育改革，建立干部学校，目的就是使教育完全地生产化、平民化、基础化，成为人民群众的基本福利而不是沉重负担;使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完全地工农化，成为人民群众的真正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二）邓小平改革的分析
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为适应新的历史发展趋势，对特权权贵的限制，对基层民众权利的扩张，目的都是为防止不劳而获，使社会运转更加公平公正。这才是改革的正义性所在。
作为长期统帅全党的领袖，毛泽东视野更开阔，思考问题更深入，同时以理论家哲学家的思维主导改革，其谋国也深远，其改革措施某些方面过于超前，虽然短期挫折，但为后来人指明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因为他的一切改革，都贯穿了一个原则----人民利益至上，人的现代化。这也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一切国家的必经之路，区别只在于经济基础的不同。
相比于毛泽东，作为党的一个部门或一个方面军的领导，无论工作出发点还是对目标的设定，邓小平同志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追求短期目标的实现。邓小平改革是“成功”的，似乎是破解了中国传统的“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魔咒。但是从长期的发展的观点看，从历史的潮流与趋势看，这一改革需要全面地分析。
这一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建立在毛泽东改革的基础上，全国基本上所有既得利益集团均被消除，改革基本上没有物质利益上集团性的对立面，因此邓氏改革从一开始起就能以减利让权为特点，顺利推进，得到社会多数群体的拥护。然而这种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也好，黑猫白猫也好，从一开始就是缺乏明确的长远制度设计与先进理念指导的，改革自身发展形成的内在动力或逻辑推演，完全是利益驱动型。
同时大重建政治秩序问题上，完全地恢复了八大时的苏联体制，严重地使党内民主发育迟缓，尤其是那场风波后，党内民主基本上发育停滞，对毛泽东无产阶级接班人思想的修正，使组织路线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逐步地变成了官员自已选自己的官僚集团内大范围的变相委任制，加速并强化了官僚主义复活和实权官员的特殊利益集团化，使之成为一个完全趋利的群体---如同明末的士人集团。
这种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纵容利益集团的产生，短期内使人民群众获得眼前小利，长远利益却受到严重损害。改革开放刚进行了十年不到，就带来了严重的腐败，形成了利用政治权利获得巨额经济利益的官倒利益集团，结果改革危机全民利益时，即物价撞关，立刻引发了全民的反弹，引发了社会的一系列不稳定，最终邓小平必须依赖于传统改革者的法宝，依靠国家强制力量维持了秩序。
从两年后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看，当年邓小平的强力手段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果断举措，虽然破坏了毛泽东同志一再坚持的原则----党是群众运动的支持者而不镇压者，否则就是背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一边倒地或黑或白地简单肯定或否定，要辩证地一分为二地评价当年的举措。
重新确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后，到南巡讲话前的近三年时间，中国改革面临方向性选择。要么承认毛泽东改革的预见性、正确性，完全恢复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的四大民主权利，部分地恢复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陈云同志所谓的鸟笼经济体制;要么继续被动地遵循业以形成的改革内在动力，继续以利益为驱动，走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导向。
由于文革的教训，同时大量新兴权贵的形成，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只能意味着通过国家权力获得巨额财富的人被清算。而这些人全都是各级有腐败倾向党政官员也即私心较重改革者的亲友，历史的悲剧就在于此。因此中国改革走上了一条名与实严重背离的道路，打左灯向右转，口头上高呼坚持公有制，实际上却大开私有化之门，一边强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股份制为名的私有化，一边却大媒体上批判着私有化，否定自己改革的私有化方向。这种言行不一的方式，也是导致当前中国社会严重缺乏公信力的根源，毕竟人民群众是不可能一再被欺骗的。
此后的改革，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名义下，却实际上剥夺着最多数人的利益，改革不断向既得利益集团妥协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如此，教育改革如此，卫生体制改革如此，住房制度改革也是如此。国家不断把应当承担的义务甩了出来，把负担向人民群众转嫁，使上学、看病、住房成为中国人民新的三座大山。
同时强势利益集团又不断巩固和强化自身的既得利益，2000年以来，中国工人农民名义上的工资和收入在增长，实际上是完全地被不断高企的物价所抵消，中国国民收入中财富的分配，工人农民获得的份额是累退的而不是累进的。这个结果就不能实现改革最初的目标设计，使国家现代化，而只能导致国家的封建权贵化，最终使国家崩溃。
国家的现代化，是国民能够通过自身财富的不断积累，改善一下代的受教育和发展条件，从而最终实现全民整体生活质量、科学文化素质的大提升，开启民智之后，形成完善的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不是以钢为纲，不是以GDP为纲，而是以人的现代化或人民每天都在不断改善的现实利益为纲----所谓为长远利益牺牲当前的短期的利益的说法，纯粹是欺骗。
日本韩国台湾的改革，都具有这个特征，都把本国本地区绝大多数家庭收入的增长列为最重要的目标，终于经过三十年左右努力，造成整整一代享受较高教育水平的国民，在全民素质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进而推进开明政治，保持了国家的稳定。
俄国普京的改革将是不成功的，为讨好人民群众出卖资源维持的高福利换来的国家稳定不可持续，俄国还将出现大的动荡----这也是我们收复历史被占领土的一个机遇。这个就不再多讲。
中国当前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都是源于利益驱动型改革，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利益集团彻底把持国家一切政治经济权利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一切工作围绕特权行动，一切行动都为特权服务，而无视于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天理良心、礼仪廉耻，最终将彻底地丧失人民的信任，带来国家的剧烈动荡。无论是李刚门，还是药家鑫案件，精英集团，以南方系为代表的无耻媒体的拙劣表现，都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说利益驱动型的改革，表面上看中国获得了三十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不是人民群众普遍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受教育程序的提升，这种增长不是发展，现在已经正在日益强烈地发挥出它的反作用或负面影响，即大量的普通群众已经上不起大学、看不起大病、住不起好房，更不要说人民整体道德文化素质的提升。
为什么我们现在提所谓拉美化现象、中等收入陷阱？无论是巴西阿根延，还是韩国台湾，都在收入达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政治动荡。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国家就会动荡的“普世规律”，而是私有化主导的政策取向，必然带来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必然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动荡。这种利用自然资源出卖或低技术产业替代而不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短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三四十年的短期经济增长并不能证明政策取向的合理性或历史正确性，因为它只能延缓矛盾的发生而不能根除。
韩国台湾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统治阶层为维持统治被迫向人民让利，明智的被迫让渡一部分政治权利，最终把改革的目标设计指向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儒家传统文化重视教育有利于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不明智地强化极权统治的，如部分拉美国家，最终导致国家发生政权更迭导致国家现代化进程失败或大十到二十年内被延缓。
所以说三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不能证明改革措施的正确性，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及其带来的政治生活有序化，才是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以此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能证明它的成功吗？
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前后，都面临着历史性抉择。头一个抉择以南巡讲话为标志，事实证明是已经走偏了，我们现在面临第二个抉择，中国该怎么办？
三、中国改革的突围方向
无论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好，还是以构建和谐的社会管理创新也好，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对中国现在存在问题的认识也是极其准确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付出高昂的成本---维稳经费超过军费，社会去依然给人以强烈的不稳定感？
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让渡既得利益，要么全家移民国外，自私到底，做最后的疯狂;要么僵化保守，不再做正向改革。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思路得不到实现，完全是利益原因使政策扭曲。
人民群众的耐心已经大部分地丧失了。进入二十世纪人民群众还认为是“中梗阻”，歪嘴和尚念坏了中央的好经。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前后，大量的无理性的泄愤式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说明群众性的普遍性的集体性的希望破灭。这种大面积的全社会的集体理性丧失，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容易导致激进式选择，反而会延缓国家正常现代化的进程。因为一旦一种社会思潮形成后，必然带来社会风暴引发革命。晚清就是如此，所以辛亥革命意外成功也并不意外，因为他有强大的社会思想基础。全民民心思变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冒险行动都可能成功，即使是再专制再野蛮的满清极权专制也阻碍不了。
时代发展给中国深化改革的时间不是很多。普通群众要么是麻木的一群，满足于现有生活状态不思进取，而这一部分群众也恰恰是社会变革中被动的跟进力量而不是主导力量，他们的作用在剧烈变革中是破坏而不是建设。普遍群众中的另一群，是不满足现状追求改变的那一类，他们的表达方式要么是通过极端手段报复社会，要么是通过网络手段讽刺谩骂。这一类最为危险。更多的群众是寄希望于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所以改革的时间与时机，就在今后五到六年。
我们必须要改革，不能再拖。而改革措施的选择，必须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必须要用和缓的手段步步为营地向既得利益集团开战。在这个方面，苏联教训仍然有借鉴意义。赫鲁晓夫式的改革，没有依靠群众，而是单纯依靠掌握的政治权力向官僚集团开战，结果被官僚集团认为是背叛而丧失权力导致改革失败，这是不可取的，其教训就是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割尔巴”的自宫式改革，则又是另一个极端，放弃党的领导的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其教训就是正义性的改革也不能放弃权威或强力的支持。
因此中国的改革，必须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性作用为动力，有序地进行。这是改革的两大原则，即党的坚强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结合点在什么地方？
第一，以社会的重新组织化确保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新型人民团体。改造传统工会组织，完全自下而上地由产业工人选举基层工会领导人、选举省一级工会领导人。最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由省级工会提出候选人，由全体工会会员选举产生。
重建农民协会，由协会组织农民选举农村基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传统的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以及各类行业协会，都要在党组织的组织领导、思想领导下，由会员自由地联名推荐候选人，自由选举产生各级领导机构，而不是采取现在的委任制方式组织领导班子。经过改造的新型人民团体，可以作为选举单位或推荐界别，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
第二，让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并能够真正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改革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方式，必须要规定来自生产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要占到一半左右，兵、学、商、官四个阶层占另外一半。
省级及以下地区的党代表的产生，特别是工农代表，只能由基层党员从普遍收入的党员中，联名提出候选人，通过一定范围内的竞选产生。全国党代表，由各省级单位党代会提名差额候选人，经中央批准后，通过竞选产生。
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政治局级及以上的领导人的任免，不能由中央委员会而必须要经过每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党员需要从行动上与全国代表大会保持一致。
必须要通过强有力的全国性的党组织系统，替代儒学的社会稳定器和价值观念整合功能，否则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国家还会因为民主化而走向分裂。
第三，充分创造条件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主体作用。有限制地放开媒体，不允许其抹黑历史，诽谤党的领袖，但允许它们批评现任的领导人。不允许它们对党的路线方针的置疑，但允许对具体的政策措施的讨论。应当通过领导班子调整，新闻工的大规模培训，把这一思路彻底地贯彻下去。否则一边倒地不加限制地放开媒体，只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搞化，重复苏联悲剧。
互联网在确保国内居民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全面推行实名制上网，防范敌对势力雇佣网络水军扰乱。
第四，经济领域的改革，重走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四面八方”政策。农村在农协的领导下，逐步重新合作化，并逐渐形成股份制为基础的新型人民公社。城市通过强制提高工人工资、工会组织工人有序斗争的方式，节制小型私有资本，以保持社会的发展活力。
全国实行差别税率，加大遗产税征缴力度，通过税收和缓地剥夺既得利益集团窃取的国家财富。对规模以上企业，逐步地国有化并推行鞍钢经验民主化管理。国有企业最高最低工资不得超过三倍的差距。
第五，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打击腐败运动。这一点重庆已经开创了成功模式，不需要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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