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精英”跳出来问，“万恶的旧社会怎么万恶了？”精英的意思是：旧社会根本不万恶，我就是要倒退回去，只有这样做，你们才能把公有资产送给我。精英的逻辑是：蒋介石时代的杜月笙、黄金荣、刘文彩、宋美龄家族都很富有，那能说万恶吗？那时候精英可以三妻四妾、骑在人民头上，能说万恶？精英想：尽管时候90%的人是文盲，但我们精英能在少数的大学里学习，绝对不能说万恶！现在我就通过一些资料告诉精英，旧社会怎么万恶！精英看到自己的祖先被揭穿，可能会气急败坏的说：愤青，你竟敢反普世价值，等民主了我杀你全家。
精英认为旧社会不万恶的证据很可笑。精英们随便编造一个什么人，说他生活的不错，以此证明旧社会不万恶，这不是很可笑？你们怎么证明存在那个人呢？那我说一个人认为旧社会很烂，你能认同这种推理吗？精英拿蒋介石时代出版的美化蒋介石的资料证明旧社会好。这能可信吗？你拿蒋介石出版的东西证明旧社会好？精英要不就拿共产党改革以后学者的东西证明国民党好。请问精英，既然你们认为共产党不可信，那你咋引用共产党的学者写的东西呢？
既然想通过资料看是不是万恶，那起码不能拿国共双方的资料，而是要拿比较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的资料。比如精英很喜欢西方，那我们就拿一些美国人写的东西来看看旧社会是不是万恶。如果精英不服气，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些谁的资料可信。精英主要是用蒋介石出版的资料、改革以后共产党学者的说法、精英自己随口说一个人过得不错、说自己亲戚过得不错来证明旧社会好；而我主要用美国、台湾党外人士、第三方人士的资料证明民国不好。这样对比起来，精英没有可信度了！
精英会说：“共产党为啥要美化国民党？”一个工人的后代做了资本家，那他当然会美化以前的资本家，而不能为了工人的利益了；婊子为了合法卖淫，自然要美化以前的婊子。现在的权贵只有美化蒋介石，才能通过私有制把公有资产侵吞，合法的变为自己的。
看万恶的旧社会
先从大的方面看旧社会。中国清朝末年人口就是4亿多，可到了共产党建国时候人口就没怎么增加，人口还是4亿五千万左右，而建国以后20多年人口增加了4亿。所以旧社会非正常死亡最起码有一亿以上。蒋介石时代，中国不计划生育，人们生孩子不少，人口却不增加，这说明非正常死亡最少也有一亿。打仗死了就算6000万（基本不可能有这么多，其实很多地方并没有战争），那还是最少有一亿非正常死亡。如果精确的估算，应该有2亿左右。你搞得国家到处打仗，你能不负责吗？毛泽东如果搞得国内打仗，你们就能不算他的责任？
蒋介石时代人均寿命35岁；旧社会蒋介石统治时期钢产量不如印度，也不如北洋军阀时期；4万日军就占领东北（新中国，苏联100万军队在中蒙边境也不敢打进来）90%左右的人是文盲；百姓没有任何福利，传染病流行；上海妓女数量世界第一。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不少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更愿意强调天灾而不是人祸的一面。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PassagetoChina”，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7608）
从195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印度只有44分。（1997年8月10日《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
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 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 1943年春，大约有5 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福建有4000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411页
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已预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英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以来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说明许多别的省份也有同样的情形。
西行漫记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被评出版的《民主》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摘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西行漫记》
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李宗仁回忆录》
……許多國民政府的軍隊因沒有薪水而被迫乞討，但是，美國外交官員們發現，從美國送去中國的軍事補給，有時在一抵達中國就出現在黑市上。
? Many Nationalist soldiers were reduced to begging for food because they went unpaid, yet American diplomats discovered that military supplies s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sometimes appeared on the black market soon after arrival. 《纽约时报》
美國作家默爾?米勒採訪杜魯門總統時，杜魯門氣得大罵：“他們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38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
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西行漫记》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灾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国家里出现一群贪婪者。他们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几个铜板的方式、从饥饿的农民手里收购了成千上万亩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时再租给佃户。”
“1939年的水灾 ”
个旧矿共有近50000名矿工，其中60%以上是奴隶。40%的矿工干活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干上几个月，他们的皮肤差不多变成青色，因为砷毒迅速的进入了体内。他们的平均工资每年约20美元。每名童工死亡，如果有抚恤金给予他的父母，数目也只有二、三美元。 ”
……
“我向自己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对他们的消极态度迷惑不解。有一个时期，我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促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
《西行漫记》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摘自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
几年间上涨了一百多倍的物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孔博士这次没有打哈哈，他咆哮着说。“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他们发神经，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 一个王朝的丧钟那时候就已经敲响了。
美国记者白修德《来自中国的惊雷》
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斯诺的中国》
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儿得知，河南320万农民正濒临饿死。这位外交官私下里让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写这场大灾难情形的信件。中国记者都不敢前去采访，因为指责政府即使不让他们丢掉脑袋，也会让他们丢掉饭碗。”1943年2月，白修德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两位记者坐着手摇巡道车自潼关来到洛阳。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乔伊斯·霍夫曼著
Mar. 22, 1943 How ageless are China‘s problems and how bitterly Chinese history repeats itself in cycles of wars, floods and famines, TIME Correspondent Teddy White could tell last week from firsthand knowledge. He was just back from a two-week trip through starving Honan Province. His report: My notes tell me that I am reporting only what I saw or verified; yet even to me it seems unreal: dogs eating human bodies by the roads, peasants seeking dead human flesh under the cover of darkness, endless deserted villages, beggars swarming at every city gate, babies abandoned to cry and die on every highway....
------白修德关于中国饥荒的报道（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796097,00.html
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8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小孩先死。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呆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
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白修德：《来自中国的惊雷》
司徒雷登说，“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黄河河套以南的黄土高原上。斯诺当时二十四岁，是来调查关于饥荒并进行报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诺结识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轻人，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一起在中国目睹了人民饿死的惨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摘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据天津国民党警察局档案统计，自1945年10月1日到1947年9月，驻扎天津的美国军人共实施重大车祸、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捣毁财物等犯罪案件365起，导致中国民众死亡、重伤达2000余人。美军没有任何责任人受到刑罚。
据北平国民党警察局档案1946年1月美军汽车肇事案统计数据：
日期 地点 伤亡人数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 外五吉祥路东口外 伤男一人
七日 内四阜内大街三十二号门前 伤女一人
十四日 内二六部口北口外 伤男一人
十王日 内四中毛家湾西口外 伤男一人
十七日 内一履中牌楼 伤男一人
十九日 内一南小街南口 伤男一人
十九日 内四南草场 伤男二人
二十三日 内四西四北大街 伤男一人
二十五日 外二观音寺 伤男一人
二十六日 外五三益里口外 伤男一人
二十七日 内四西四北大街 亡男一人
一月之内，伤12人，亡1人。“美军汽车肇事后，任便驶去”，“即或当场查获”，“只酌付被害者少数赔偿费而已，至对肇事司机人，并无若何处分”，此时中国堪称美军大爷们为所欲为的乐土。（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北京市警察局长汤永咸与北平行辕代电）
这只是美军在北京和天津的事情！说明蒋介石统治时期外国军队在中国横行霸道！有些人还美化吗？
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
1943 年10月1日，经蒋介石签字而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规定：“对于美军人员在中国境内所犯之刑事案件，归美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空头支票的泡沫正式破灭。
抗战后，美海军陆战队5-6万人驻扎我国。1946年 9月20日，蒋介石致电司法行政部氏谢冠生，提议将治外法权有效期延长“至在华美军全部撤离后为止”。司法部颁布《防止美军人员刑事案件发生及确保受害人获致公允裁判注意事项》，要求“各地治安机关，应随时告诫当地人民，勿于美军驻扎处所，及附近地带，逗留窥探，藉免误会。如遇美军酗酒，或藉端滋事时，并应劝导在场民众疏散，不得围观”。国防部更规定，在华美军顾问团官员眷属犯法，“甲：肇事人员，请免逮捕；乙：如车辆肇事，请免充公；丙：请协助肇事人员以电话立即报告美军宪警，以便到场调查该案”。
多年的僵持局面，已使中国军队成为软弱的、军心不振的、没有组织的一大批人，被敌人鄙视，被它自己的人民视为外人，被它的政府忽视，被它的盟军嘲笑。谁也不会怀疑中国士兵的勇敢，但中国军队本身却并没有运动力，并没有实力，并没有领导。
简明地列一些数字，要比写几本大书，更能说明中国军队的状况。一九三八年，当日军初步攻势结束之际，华军共有四百万人。这之后的六年间，中国政府每年征兵一百五十万人；至一九四四年，军队的名单上至少应有一千二百万人，但当时只剩四百万人了，就是四百万人，也还是客气的说法。其余八百万人哪里去了呢？谁也无法确知。这其间僵持的数年中，战死和受伤的也许有一百万人。其余七百万人就干脆无影无踪了。他们失踪了，因为有些人由于疾病和饥饿而死亡，有些人个别的开小差回了家，或大批的投降了敌人。
白修德：《来自中国的惊雷》
宋美齡在1938年辭退她在空軍中的職位﹐給出的理由是她坐車從上海到南京途中遇到車禍受傷了。但真正的原因和飛機及航空設備的採購涉及的貪污有關。這牽涉一個叫帕特森(A.L. Patterson) 的中介人﹑一個中方的將軍﹐和宋美齡的姐姐宋藹齡。根據美國大使約翰遜和他的助手的一項談話備忘錄中透露﹐情況是這樣﹕「(美國)空軍指揮官馬利(Garnet Malley)有足夠證據認為帕特森以兩倍﹐甚而三倍﹐美國的公開價錢售賣飛機給中國政府。此舉是讓中國處理這些訂單的官員得到更多的回扣。帕特森甚而另外印出更改了價錢的目錄﹐以冒充是美國的原目錄。馬利說蔣夫人問他有什麼方法制止這些詐騙。」這裡﹐有一個例子是﹐帕特森「賣給中國航空委員會一百部(或是二百部)收音機。這些收音機不只價錢被叫高四倍﹐而且不適合中國戰機用﹐因為它們不能夠調校波段。
《最后的女皇—宋美龄传》
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汉阳钢铁厂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统治十多年竟然没有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 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更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挖出的铁沙,炼出的生铁居然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武器,用在中国人的身上. 1935年以后，日本在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旧中国 “名义上”的钢产量 （因为大部分掌握在日本手里）才逐渐提高。
1947年农历七月至八月，国民党匪军进占平度后，白埠、蓼兰、吴庄、门村、田庄等地的地主还乡团盘踞在马家沟，一个多月的时间，杀害革命干部和翻身农民4百余人（“烟台沟”1百人左右，西大湾3百余人）。其残暴手段：水淹、活埋、矛枪穿、铡刀铡、火烧、香触、枪杀，惨不忍睹。当时尸体遍野，“烟台沟”内充满尸体，堵住水流。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德国人叫Hartmann（哈施曼）他是德国方面派来在华采购铬矿官员，他记载了杀共产党人；关于受刑过程，Hartmann先生记述有相当的篇幅，他写道：脱衣后将其按趴下打臀部（可能就是打屁股），是因为她还是学生，在受刑前先要接受体罚。女孩被打得哭号不已，之后再绑在刑柱上，也是用让其极为耻辱的方式（全身裸体呈“大字型）
我(吴国桢)经常到上海码头去。那时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北，我看到一箱箱运往东北给部队发饷的中央银行钞票。但一两周后，当我再到码头时，同样的箱子又从东北运回来了，显然指挥官们并未给部队发饷，而是将其运回以购买商品进行囤积，此后将其在黑市抛出，获得巨利，只用所赚的一部分给部队发饷。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但他未作任何处理。
《吴国桢回忆》
各地的接收过程发展成了不成体统的你争我夺。任何东西都成了攫取的对象：工业机械、公共建筑、房屋、交通工具，甚至家具和办公设备——任何能最早对这些东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强有力要求的人，都可把它们征来使用或获利。这些来自重庆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员，成了这一时期的象征。根据流行的说法，这种人所关心的是五子，即条子（指黄金）、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是，收复区的经济很快恶化，以致拆、卖工厂机器比让它们运转常常更为有利可图，许多人都这样干。日本投降后一年多，经济部承认，从日伪手中接收的2411个工业企业，估计只有852 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到1946年末，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导致工业萧条。但是，它是从分裂开始的，这种分裂是由政府官员对日本人留下的财产展开接收竞赛的不同寻常的行为造成的。
《剑桥中华民国史》
而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绵纺等轻工业及其它倒买倒卖行业，因为来钱快，再来灯红酒绿，GDP增长极快。但GDP的背后却是绝大多数人的白骨。
但中国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化时，与日本走上了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地大物博，当时还很有钱，据说当时的GDP占世界的1/3。与其自己去造军舰还不如去买军舰，即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洋务运动开办的工厂，也只是造简单枪械的小脚色，如汉阳兵工厂。因为投资少，见效快。而基干产业，钢铁、机械、化学等，由于投资大，见效慢，不符合比较效益，反正可以从外国采购，就放弃了。另外，中国地大物博，可以种棉花。发展棉纺等轻工业也符合比较效益原则。于是轻工业迅速成长起来，比如从日本采购纺织机械，纺织品再销回日本。当然轻工业来钱很快，于是生产规模迅速增长，需要种更多的棉花，纺更多的布，当然这些棉花还是布最终到了日本。中国的资本家，也就是中国的右派也诞生了。轻工业挣来的钱除了扩大再生产外，还用于消费，灯红酒绿，创造了巨大的GDP，2、30年代是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
但这繁华背后却掩盖着森森白骨，中国大量的资源和农作物实际被轻工业象抽血机一样抽到外国。虽然创造了巨大的GDP。但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非常贫困，他们没有能力消费灯红酒绿的GDP，但日常生活所需的农产品和其他资源却被抽走了，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虽然人均GDP在高速增长。由于底层人民非常贫困，产生了左派，想要拯救民族，高扬爱国主义旗帜。
《刷盘子还是读书》
这笔黄金的来源并不光彩，因为其中大部分是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从老百姓手里收回来的。发行金圆券的本意是为了挽救财政经济危机。但结果却是大量黄金被收归国有，老百姓手中的金圆券却一路狂贬。我做了一个粗略计算：政府当初兑换这150多万两黄金，花费了10亿金圆券，而到了1949年7月，这10亿金圆券竟然连1美元都换不来。老百姓被掠夺成这个样子，这个政府又如何能不倒台呢？
我曾经看到一份资料说：当年蒋介石携700万两黄金跑到台湾。根据我的研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是350万两的黄金，其他是价值350万两黄金的白银和外汇。抗战爆发前，中国的黄金储量也从未到达700万两；抗战胜利后，据公开的数字，黄金储量已不到600万两——当然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也有待于日后进一步挖掘。
吴兴镛（蒋介石黄金运台负责人之子）
因为征兵的军官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遍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种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指定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八年战争期间，这类似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
《桥中华民国史》下册652~653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看到这些，“精英”们自己说说，到底是不是万恶的旧社会？可能你们觉得死了很多百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无所谓，只要你们能作威作福就行！精英们看了这些可别气坏了，毕竟你们很稀缺！
美化国民党的就是共产党！现在很多共产党权贵美化国民党，说旧社会好，这是为啥呢？
改革以来，高官、权贵打着红宪法的牌子，通过极右政策抢劫了庞大的公有资产，但权贵的抢劫成果在红宪法牌子下无法合法，所以他们就要通过推翻共产党的红色宪法牌子，使自己抢劫的公有资产合法归自己所有；蒋介石搞私有制，美化蒋介石，就能美化私有制，同时也丑化了毛泽东的公有制革命，这样容易推翻公有制红宪法牌子，使权贵的抢劫公有财富合法的归他们私有。所以某些共产党权贵通过美化蒋介石合法化自己侵吞的公有资产。
共产党革命之后收回的那部分蒋介石们通过剥削得到的土地和少量工厂，加上全国人民30年奋斗建立的公有制企业，这是被权贵抢劫的公有资产的构成。既然被抢劫的公有资产中有一部分原先属于蒋介石们，现在某些共产党权贵美化蒋介石又是为了把抢劫的公有资产合法的归自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权贵美化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把蒋介石们的财富归自己私有。（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来自于为多数人、把剥削的财富归大家，这是对的。你把公有的变成私有，那你就等于私有了别人的东西）
辛资灵、杨奎松、杨天石、谢涛等人都是共产党培养的，并且他们现在也能得到利益，他们跟蒋介石没有任何渊源，他们美化蒋介石能是为蒋介石们的后代？他们美化蒋介石、污蔑革命，能是为了损害现在权贵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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