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批处在生产一线的工人、农民、干部直接参与学术著作的编写，这恐怕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要知道，在阶级社会里，知识是剥削阶级及其后备力量独享的一种特权。而被剥削阶级当中精英分子也希冀通过掌握大量的知识成为剥削阶级当中的一员（此学而优则仕也），因此有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至理名言”，虽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知识与直接的生产力代表——劳动者之间的结合虽然较自然经济阶段有所提高，但仅限于对具体技术的应用，加之资产阶级专利权的严重约束，在自然科学领域，剥削阶级控制知识形成的学术霸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则几乎依旧完全是由资产阶级垄断（若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产阶级出身，恐怕马克思主义理论到现在也难登大雅之堂）。对知识的垄断，造成了两个结果，首先是掌握知识的剥削阶级可以借自己对知识的垄断权对被剥削阶级进行经济上（最典型的如专利权）、政治上（如袁腾飞骂农民是贼王八，是工农受歧视的表现）压迫，对知识的垄断成为体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身份差别的重要表现，知识成为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资本和理由，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知识所赋予的合法性而难以翻身；另一方面，由于处于生产一线的劳动人民对知识掌握不足，导致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对知识掌握的有限仅仅是劳动人民精神领域受到压迫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这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当然，在那个“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很多人这么说）的年代，连剥削阶级对知识垄断这样的“金科玉律”也要被翻个个，这就是“工人理论组”的出现，翻翻那个年代的书籍，几乎没有哪部书的上少得了“工人理论组”的大号，从日常的生活常识，到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甚至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都少不了“工人理论组”这样的由一线劳动者组成的团队的身影，你可能不太相信，在那个年代，《三国志。武帝纪》译注这样的学术著作居然也可以出自北京齿轮厂几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组成的理论组的手中。而既然一线劳动者参与到了以前他们被视为禁地的学术领域，就不可能在听凭剥削阶级或者具有剥削阶级思想的知识精英们的摆布，而是自然而然地把代表劳动人民诉求的东西融入到相关的领域当中，因此，自然科学上的专利垄断消失了，社会科学也不再是剥削阶级传声筒似的说教，如在《商君书。更法》评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的编写中，首都钢铁厂修理车间的工人向工人理论组提出了三十多条修改意见，破除了一些剥削阶级传统的偏见。而更多的书是大学相关专业的积极分子和工人理论组合编的。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和工厂，学生和工人相结合，在一种平等的地位至上共同合作，知识精英、天之骄子们高高在上的地位被劳动群众毫不客气地拽了下来，他们俯下身子，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讲给劳动者（比如华罗庚），自己也再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他们当中很多人对这种让自己地位“下降”的事情是深为不满的，这可能成为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痛斥这个“黑暗的年代”的原因吧。
我翻了翻那个时候的书，里面的文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并且对劳动人民饱含了很深厚的感情（因为笔者学文，社会科学类的书籍主观因素比较多），当然了，现在很多人说，这些东西怎么能叫学问呢？全是垃圾！更有人说，观点“简单”普通人读懂的怎么可以算得上学术著作？难道从西方介绍来的，一句话要琢磨好半天的书，才能配得上“学术著作”这个称号吗？还有的人认为（特别是现在史学界）认为劳动人民被“过度美化”了（可以认为是“工人理论组”出现的结果），不过你们所谓的“正史”也不过是为二十四个姓氏做家谱而已。
要说让劳动人民再学术文化上翻身这个事情做得好不好，可以去看看这个（点击链接），现在很多人张口闭口“科学的春天”，可是，不知道现在有哪些成果可以拿得出手？或许歼十、神舟什么的可以算得上，但这些已经是耽误了好多年之后的东西了。
现在嘛，大家都下岗、失业、卖身、进黑砖窑了，工人已经被剥削得没有时间和物质条件去做学术和搞研究了。“工人理论组”也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甚至成为重新踩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乃至身为被剥削阶级却仍然幻想成为剥削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们嘲笑的对象（什么观点幼稚啦、水平低啦，不一而足）。但是毫不客气地说，现在书店里的很多书，才真正是配得上“垃圾”的称号的，而那段热火朝天的历史，无论你们如何嘲笑、歪曲、咒骂，也不能抹掉她那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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